這些天，關於美國“斬殺線”的討論，越來越激烈。“斬殺線”的概念源自一個遊戲術語，當目標的血量降低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發起“斬殺”。這被用來形容某種現象：由於很多美國人缺乏儲蓄和應急資金，容易因為意外事件觸發“斬殺”淪為流浪漢，甚至早早死去。有人認為，這是美國社會最不堪的一道傷疤；也有人認為，情況倒也沒有那麼嚴重，美國流浪漢一般都有嚴重的個人問題，比如吸毒和精神異常。在北美流浪而成名的網紅“金牌講師”，認為吸毒是“斬殺線”最重要的原因：但凡他沒沾這些東西，就是沒吸毒啊，都活的好好的。川普發動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綁架了馬杜洛，也是以毒品的名義。然而，我們在上一篇文章《美國副總統，為何被逼 “每周賣兩次血”？北美斬殺線的刺骨真相》裡指出：吸毒在美國，可能並不是簡單的個人墮落問題。大多數吸毒者也不是一開始就吸的，根據美國藥物成癮學會的說法：每5個吸海洛因的美國人裡，就有4個最初是從吃止痛藥上癮開始的。而美國的止痛藥成癮氾濫，卻和一起藥品醜聞事件有關，在一家醫藥公司的操縱下，數百萬美國人在不知情中陷入了藥物成癮的泥潭。這種止痛藥，叫做奧施康定。奧施康定在國內是合法銷售的處方藥，但受到《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嚴格監管，從處方權、用量到管理流程都嚴格限制，防止濫用和流入非法管道。它一般只用於重度的癌痛和手術後疼痛，不允許用於普通的急性疼痛或中輕度慢性疼痛。然而在北美，卻一度被廣泛用於治療背痛、關節炎、牙痛等普通疼痛，甚至被用來尋求欣快感和緩解疲勞。過去十幾年，美國因藥物過量致死的人數超過了毒品。在鐵鏽帶一個個被時代拋棄的城市裡，止痛藥奧施康定成為地下“貨幣”。有人因它暴富，有人為它喪命，本該緩解人們病痛的藥物，卻成了地獄的引路石。01 薩克勒三兄弟1913年，亞瑟·薩克勒，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他的父母是猶太移民，以開雜貨鋪為生，在異國他鄉站穩腳跟後，亞瑟的兩個兄弟莫蒂默和雷蒙德先後降生。薩克勒三兄弟成年後，薩克勒三兄弟都選擇了醫學。亞瑟·薩克勒專攻精神病領域，醫學院畢業後，他在紐約做精神科醫生，任職期間寫了150多篇精神病學論文。亞瑟親歷了二戰後醫學突飛猛進的大發展期，各種改變生命處理程序的抗生素和疫苗都被研發出來。與之不相配的，是落後、乏味的醫藥廣告，亞瑟·薩克勒看到了其中巨大的機會。他在三十多歲的時候加入了一家叫“威廉·道格拉斯·麥克亞當斯”的名不見經傳的醫藥廣告公司。1951年，39歲的亞瑟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客戶——當時世界最大的維他命C生產商查爾斯·輝瑞公司。輝瑞公司1849年，查爾斯·費澤創立了查爾斯·輝瑞公司，主業是生產化工產品。南北戰爭時期，查爾斯·輝瑞向北軍提供了大量藥品，發了一筆“橫財”，從此把藥物也納進了經營範圍。1928年，人類發現青黴素，查爾斯·輝瑞開始生產抗生素，其後逐漸把經營重心轉移到抗生素領域，並借此在二戰時實現了企業擴張。1951年，查爾斯·輝瑞成功研發了廣譜抗生素土黴素，實驗證明，它對包括肺炎在內的50多種疾病都有效。亞瑟·薩克勒對輝瑞的銷售總監說，“只要給我足夠多的預算，我能讓查爾斯·輝瑞的名字無醫不知。”輝瑞動心了，他們給了亞瑟前所未有的預算，一場鋪天蓋地的廣告攻勢開始了。亞瑟的目的，是讓醫生隨處可見這種藥。他在醫學雜誌投放大幅彩色廣告，僱傭文案寫了幾千封明信片，寄給全美國的家庭醫生、兒科醫生甚至外科醫生。他還在發信地址上“動手腳”，讓其看起來是從世界各地寄來的，“土黴素治好了馬耳他的產乳熱”、“土黴素治好了澳州寇熱”。明信片寄出後，銷售人員踏破了醫院的門檻，亞瑟要確保每個開過藥物處方的醫生都收到宣傳材料，他還在醫生都會訂閱的《美國醫學會雜誌》裡塞進了8頁的小冊子《輝瑞藥譜》。一番現代行銷操作，加上藥物本身的療效，土黴素在1952年的銷售額達到了4500萬美元，查爾斯·輝瑞的名聲也跟著出了圈，把業務擴展到了13個國家，並正式更名為輝瑞。這次輝瑞的成功，也為它四十年後“萬艾可”（一種男人藥）的上市奠定了基礎——這款每秒鐘就有四粒被服用的藥物，使其成為美國最大的藥企。憑藉土黴素的一戰成名，亞瑟·薩克勒開創了現代醫藥廣告的先河，他買下了自己任職的威廉·道格拉斯·麥克亞當斯公司，當了老闆。後來三兄弟還買下了一家銷售防腐劑、通便劑和耳垢清除劑為主的藥品公司——普渡·弗雷德里克製藥公司。普渡製藥成立於1892年，經營上一直中規中矩，亞瑟·薩克勒想要點石成金，用自己的新模式造個巨頭。1963年，亞瑟獲得了銷售一種名為“安定”的新型鎮定劑的許可。他再次發揮他的行銷天才，讓銷售員帶著免費樣品跟醫生混個臉熟，然後在各大醫學會議設定展台，當然還有醫學期刊的全彩廣告。在對公眾的宣傳上，亞瑟首先選擇對廣大母親“下手”，因為安定的廣告是“緩解疼痛、舒緩壓力”，一旦孩子生病或是那裡不適，最緊張的肯定是母親。其實，對醫生來說更是如此，亞瑟知道，每個醫生都會遇到因各種原因焦慮不堪的病人，“醫生，我難以入睡”、“大夫辦《醫學論壇報》，籠絡醫生資源為己所用，一邊捐助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美術館，把自己的名字跟名畫、大師、學校綁在一起，但他最大的“作品”，還是用直銷和密集廣告催生了醫藥廣告業。亞瑟·薩克勒1987年5月，73歲的亞瑟·薩克勒因心臟病去世，可他的故事並沒有結束。九年後，他成為首批入選醫療廣告名人堂的5位候選人之一，普渡製藥則用他留下的現代醫藥廣告行銷策略，推出了一種新型阿片類止痛藥——奧施康定。02 “不上癮”在主角奧施康定出場前，我們先來聊聊阿片類藥物的起源。人類種植罌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河流域農業文明形成之時，生活在西亞的亞述人發明了把罌粟切開抽取鴉片汁液的方法，而蘇美爾人用來表示罌粟的象形文字，翻譯過來就是“歡樂草”。古埃及城市底比斯，曾是罌粟生產中心，那裡的人把鴉片製成藥物，後來經阿拉伯商人之手，這種藥傳遍世界，除了減輕痛苦和悲傷的療效外，人們也發現了它致命的毒性。19世紀初，德國藥劑師弗雷德里希·瑟圖納，從鴉片中分離出一種催眠成分，能直接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改變人體對疼痛的感覺，他以希臘神話裡夢境和睡眠之神摩耳甫斯將其命名為嗎啡，與吸食鴉片相比，嗎啡對疼痛的抑制更有效。整個19世紀，全世界爆發了300多場戰爭，光是在美國內戰中，就留下了數萬名受傷後嗎啡成癮的士兵，以及遍佈各州的罌粟種植園。1853年，蘇格蘭醫生亞歷山大·伍德發明了皮下注射器針頭，大幅提高了給藥劑量的精確度。包括伍德在內的很多醫生都認為，針頭會消除患者服藥的慾望，但伍德的妻子親身證明這個理論不成立，她自己成了有記錄以來，第一個注射阿片製劑過量致死的人。嗎啡出現後，抽鴉片的人少了，含有嗎啡的專利藥銷量開始大增，各地醫生也在尋找所謂“不會上癮”的嗎啡。1874年，英國醫生奧爾德·賴特把嗎啡與醋酸酐加熱，得到了二乙酰嗎啡。在試驗中注射到小白兔體內後，出現了驚恐、渴睡、瞳孔放大、流大量口水及欲吐的跡象，還伴有心跳減弱等症狀，賴特停止了研究。1897年，德國拜耳實驗室的化學家德雷澤，再次合成了二乙酰嗎啡，經過人體測試，拜耳的工作人員形容自己有“英雄般”的感覺，於是就以德語“英雄（heroic）”為其命名，音譯過來就是“海洛因”。是的，今天販賣50克就能判死刑的海洛因，最初被人們認為是不會上癮、當作治療咳嗽的藥片出售的。拜耳廣告那個年代，結核病日益流行，醫生手裡沒有啥特效藥，所以拜耳公司為海洛因設計的廣告語就是“不會上癮的口服止咳藥”。但是，上癮的病例日益增多，輿論沸騰下，政府立法對阿片類藥物加以管制，逮捕給癮君子開阿片類藥物的醫生，很快，沒人再敢以身試法了，海洛因成了黑手黨牟取暴利的“商品”，以及催生了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地的亡命毒梟。海洛因的醫用故事完結後，美國醫生度過了對止痛類藥物矯枉過正的幾十年，即使遇到深受疼痛折磨的患者，也不會輕易服用阿片類藥物，成癮者被社會文化塑造成了異類。03 疼痛或上癮1970年代，英國護士桑德斯，開辦了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在日常工作中，桑德斯接觸了大量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來的病人，她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不能為了不上癮而摧毀病人的人格，如果人之將死，讓其有尊嚴地離去不是比防止上癮更重要的事嗎？”在她的臨終關懷醫院裡，晚期癌症患者可以獲得阿片類藥物的治療，無論他們是否感到疼痛，桑德斯也因此被女王封爵。桑德斯的探索影響了醫學界對疼痛的看法，世界衛生組織出版了一本書，用超過20種語言解釋了疼痛治療的步驟，還宣稱擺脫疼痛是一項基本人權。1972年，普渡製藥下屬的NAPP製藥公司，開發出了一款定時緩釋的嗎啡藥片，並被用於治療臨終病。1984年，在NAPP的基礎上，普渡製藥發佈了嗎啡緩釋片美施康定，該藥主要用於癌症患者和術後患者。醫學的進步延長了癌症患者的生命，在這幾個月至數年的生存期中，患者要承受治療帶來的疼痛，而美施康定就是響應桑德斯和世衛組織號召的“新藥”。1989年的一天，鹽湖城聖十字醫院進行了一場肺部手術，患者名叫多蘿西。手術進行中，醫生在多蘿西的背部插入了硬膜外導管，並持續注射小劑量的阿片止痛藥，之前此類藥物一般用於孕婦分娩時。手術結束後，多蘿西的表現讓醫生們大為震驚，她完全不像典型的術後病人那樣虛弱無力，而是自己站起來舉手要了一杯咖啡，當時所有的醫生護士都在旁邊觀察她喝咖啡，“沒有噁心，意識也很清醒。”這個手術可以說是美國疼痛治療的里程碑事件，阿片類藥物不再被看作洪水猛獸，通過製藥公司的創新，定時釋放的藥物可以持續緩解疼痛。醫生們在面對晚期或術後患者時，也不必再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能提供的從安慰變成了真正的“希望”。此後，醫學界對阿片類藥物的觀點再次翻轉：“既然阿片類藥物能開給晚期癌症患者，那也可以治療深受慢性疼痛所累的患者。”八十年代末，醫學雜誌《疼痛》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被稱為“阿片類藥物治療慢性疼痛的獨立宣言”。該論文指出：“通過對使用阿片類止痛藥的38例癌症病人情況調研，只有兩人出現成癮問題，而且他們還都有吸毒經歷。因此，並不是每個服用阿片止痛藥的患者都會上癮。”這篇論文引發了部分醫生的憤怒，他們學醫時受到的教育是：“絕對不能過量用藥，要在最長療程內給患者開最小劑量的藥，不能讓患者對藥物上癮。”另一方面，論文作者也被一部分人看作為患者仗義執言的鬥士、打破禁毒教條的先鋒，他們用活生生的個案駁斥反對者：“面對患有關節炎、滴酒不沾的奶奶、面對抽過大麻的紋身大哥、面對上有老下有小養活一家人的建築工人——這些被慢性悲痛折磨的普通人需要阿片類藥物，你們怎麼辦？”1990年，美國疼痛管理護理學會成立，該協會的口號是，“疼痛是第五大生命體徵”，這一口號馬上獲得了美國退伍軍人健康管理局的響應，把疼痛定為脈搏、血壓、體溫、呼吸之後，第五個衡量患者健康狀況的指標。美國醫療機構認證聯合委員會也承認了這一認定，其中，加州藥學會向其會員保證：“研究標明，正確使用阿片類藥物的話，濫用的可能性極低。”04 成癮劑量歷經二十多年人們在疼痛和上癮之間的“博弈”，普渡製藥在1996年推出了鎮痛類藥物奧施康定 (OxyContin)。該藥只含有一種藥物成分：羥考酮，源自鴉片衍生物合成的蒂巴因，從分子結構上看，羥考酮與海洛因相似，並在劑量上超越了1984年發佈的美施康定。奧施康定包含大劑量羥考酮，一般為40和80毫克，配合緩釋配方，在幾小時內送入人體，對疼痛患者效果顯著。推廣奧施康定的公司，是普渡製藥老闆們的發跡之地——麥克亞當斯醫藥廣告公司。與其它需要盯著時鐘每兩小時服用的止痛藥不同，奧施康定的主要賣點是：“一天兩粒，助你恢復正常生活。”在前一年送審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就是FDA時，負責審查的FDA主管柯蒂斯博士給出了這樣的意見：“奧施康定很可能有成癮的副作用，但又有減少患者每日必須服用的藥片數量的好處，應當注意限制競爭的促銷行為。”離開FDA後，柯蒂斯博士入職了普渡製藥。1995年，FDA批准了奧施康定10、20、40毫克劑量的藥片，隨後連80、160毫克也獲得批准，FDA批准如此高劑量羥考酮藥物的理由是：“通過減少快感的急劇增加，奧施康定不那麼容易上癮。”縱觀全美範圍內的第二類管製藥品生產商，只有奧施康定的外包裝上允許附上這樣的標籤，“緩釋配方，延遲吸收，比其他羥考酮藥品濫用的可能性更低”。這一標籤成了奧施康定大肆行銷的底氣，更諷刺的是，這個帶有警示作用的標籤還向上癮者“透露”了濫用的方法，它在說明裡提示患者，“不要將藥片壓碎，否則會釋放出可能有毒的藥物。”而且，FDA在審查中也沒有意識到奧施康定在水中溶解進行注射的問題，這些都成了上癮者的“服用方法”。在普渡製藥舉辦的展會上，他們要求銷售人員突出宣傳奧施康定的安全性，一位普渡的前銷售經理說：“他們叫我說這藥幾乎沒有致癮性，還讓我們告訴醫生，這是有研究證明的，但不需要向他們出示。”如果非要描述藥物上癮的風險，“正確答案是不到1%”。就這樣，奧施康定成了美國三、四千萬背痛患者的“福音”。正常用途之外，它還成了地下交易的“藥物貨幣”，小診所的醫生用它“致富”，上癮的患者用它換錢，毒販則使它成為正常患者與毒癮者的橋樑，“先是奧施康定，上癮後轉為海洛因。”自1996年奧施康定上市以來，超過700萬美國人使用後上癮了，超過20萬人死於過度用藥，平均每天導致130人死亡。有人說，“每一粒奧施康定上都沾滿了患者的鮮血”。這款藥物的受害者們，向普渡製藥提起了訴訟，總計2600多起。普渡找到了肯幫忙的法官，還通過了45億美元的破產和解協議，企圖就此擺脫罪責。但在去年，這項協議被紐約南區聯邦法官推翻，“《破產法》不授權此類未經雙方同意的非債務人豁免”。普渡和薩克勒要面對的，將可能是2.2兆美元——佔美國去年GDP 9%的天價賠償。但是，再巨大的數字也無法讓逝去的生命復活，更無法阻止眾多藥物依賴者一步步的走向吸毒，甚至走上街頭去流浪。一位美國醫生對陷入藥物依賴的人們說：沒了“聰明藥”，我們上不了大學；沒了睾丸激素，我們無法健美；沒了偉哥，我們無法保持親密關係。現在，忘記這些吧，你就是自己的藥。 (藍鑽故事)

六七個打扮入時的年輕女孩圍成一圈，伸出手臂，對著鏡頭綻放笑容。在她們每個人的手掌和手臂上，都佈滿了鮮豔刺目的紅色斑疹——這是梅毒二期的典型症狀。照片的背景板上寫著：“梅毒擴散中，早檢查，早獲得治療。”這張在日本社交媒體上瘋傳的照片，與其說是在呼籲檢測，不如說是在宣告一種絕望的集體狂歡。當感染成為一種可以“分享”的群體經驗，當病毒成為融入圈子的“投名狀”，恥辱感便蕩然無存。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發佈的資料，日本梅毒感染人數已連續幾年突破萬例，2023年更以15,902例創下歷史新高。女性感染者中，20多歲的年輕女性佔據了絕對主力。這究竟是怎麼了？如果你以為這只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那就大錯特錯了。那些紅斑的背後，是一個國家正在“物理腐爛”的現實——而“梅毒”，不過是日本年輕一代在經濟絕望中集體“裸奔”後，留在皮膚上的屍斑。絞殺——“窮”是怎樣把人逼上絕路的日本陷入經濟衰退不是一天兩天，畢竟“日本經濟=衰落的三十年”。那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在2022年之後，日本的梅毒感染會像火山一樣集中噴發？答案藏在兩個時間點裡：20年前和最近3年。讓我們從頭說起，這一切悲劇的原因，始於1999年與2004年《勞動派遣法》的兩次惡性修改。曾經，日本依靠“終身僱傭制”建構了戰後最大的社會神話——“一億總中流”。企業不僅是僱主，更是家庭的保護傘，從搖籃管到墳墓。但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為了給在通縮中苟延殘喘的企業“鬆綁”，政府打開了製造業派遣的禁令閘門。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被拋入非正規僱傭（派遣、契約工）的深淵——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非正規僱傭者的收入僅為正社員的66.9%。他們幹著一模一樣的工作，卻拿不到至關重要的獎金（在日本，獎金往往佔年收入的30%以上），沒有任何福利，且隨時面臨一紙通知就被掃地出門。這道閘門的打開，為今天的危機埋下了一個結構性的火藥桶。它批次製造了一整代“窮忙族”。如果說《派遣法》只是讓年輕人“慢慢變窮”，那麼最近三年的經濟劇變則是一頓亂砍，直接把他們從懸崖邊踹了下去。·第一刀：實質工資的“大跳水”。據日本厚勞省統計，日本實質工資已連續25個月以上負增長（截至2024年4月，為史上最長紀錄），跌幅為40年來最慘。物價漲了，工資沒漲。·第二刀：五公五民的“隱形稅”。年輕人的重壓還來自隱形稅負：社會保險費（養老、醫療）持續上漲。據日本財務省資料，2024年度稅負加上社保的國民負擔率已達45.1%，若加上財政赤字（潛在負擔率）則高達50.9%。一個月薪25萬日元的年輕人，扣完到手可能只剩19萬。這直接擊穿了在東京生存的最低底線。·第三刀：日元貶值的輸入型貧困。日元匯率一度跌破160，進口食品和能源價格飛漲。據日本財務省的家計調查，2024年日本恩格爾係數已達28.3%，為1981年以來43年最高。而對於底層年輕人來說，這意味著連一日三餐都可能開始成為奢望。正是這三年裡的三刀，徹底壓斷了駱駝的脊樑。以前那些尚能咬牙掙扎的“窮忙族”，在這致命的三年裡，跌破了那條看不見的“斬殺線”。男人的“絕育”：當戀愛變成一道“不經濟”的數學題在這種窮到骨子裡的高壓下，平成與令和一代男性的生存策略也發生了“病變”。他們親身經歷著派遣工的朝不保夕，只能有一種病態的“理性計算”：戀愛和婚姻，“性價比”太低了。畢竟，他們或許連考慮的機會都沒有：東洋經濟分析顯示，過去10年間，年收入300萬—500萬日元階層的婚姻數急劇下降，甚至有些人一輩子連戀愛都沒談過。昂貴的約會成本、無法企及的房價、沉重的養家責任……這一切讓正常的親密關係變成了高風險、負收益的投資。於是，他們主動切除了自己的情感機能，把生理需求異化為了一種純粹的“排泄”行為……據東京大學醫學系研究科調查，日本男性生涯風俗店利用率高達48%，真正做到了有快一半的人都進過“窯子”。論文原題：Sexual Behaviors among individuals aged 20-49 in Japan: Initial Findings from a Quasi-Representative National Survey這是極致的消費主義異化。“與其花錢談一場沒結果的戀愛，不如花3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500元）買一個小時的溫柔。”——他們追求的是“低成本、高效率、無責任”，卻渾然不知，自己已經成了梅毒病毒最高效的“搬運工”——在不同的廉價風俗店之間穿梭，將病毒從一個女孩身上帶到另一個女孩身上。女人的墜落：從負債起跑到肉身抵債而對於女性，這更是一場系統性的圍獵。日本的女孩，從畢業開始就比男性更窮。由於非正規僱傭中女性佔比極高，加上根深蒂固的職場性別歧視，她們往往背負著沉重的助學金債務起跑。據kanetohonne調查，日本名為獎學金實為助學貸款的平均借入額約282萬—313萬日元，女性與男性借入額相當，但畢業後年收入卻比男性低24%，導致還款壓力極大。在巨大的生存焦慮和原子化的孤獨中，牛郎店這個精神鴉片販子也乘虛而入。他們精準地販賣虛幻的“愛”與陪伴，再通過賒帳消費制度，一步步將女孩們推入債務的地獄。據每日新聞報導，大久保公園周邊被捕的站街女性中，約3至4成背負著牛郎店的債務。為了償還滾成天文數字的帳單，為了活下去，她不得不從便利店的收銀台後走出來，走進風俗店，最終走向大久保公園的街頭。從“想要買個包”到“想要吃頓飯”——貧困改變了一切。於是，梅毒，這個令人窒息的“貧困閉環”就此形成：窮到絕望的男人，買不起愛情，只能買春。窮到絕望的女人，活不下去，只能賣春。男人在不同的廉價店面間穿梭，女人在不同的恩客間流轉。病毒，就這樣在兩個同樣絕望的群體之間反覆交換、變異、指數級擴散。梅毒紅斑，成了他們交換彼此貧困與絕望的唯一憑證。掠食——當“便宜的日本”向全世界敞開懷抱如果說內部的貧困閉環是一種慢性自殺，那麼日元貶值與外部勢力的介入，就是往這個垂死的身體裡注射了一管興奮劑，讓一切加速腐爛。前文的報導中提到的新宿歌舞伎町的大久保公園，正是上述一切悲劇的物理終點。夜幕降臨後，幾十上百名年輕女性像行尸走肉般站立在陰影裡。她們背負著牛郎店的債，等待著下一個嫖客。據TBS新聞報導，在這裡，甚至有十二三歲的初中生小女孩，問人要不要買春。這裡根本就不是公園，而是日本社會的一塊露天潰瘍。隨著日元匯率跌破150甚至160，一群新的掠食者嗅著血腥味，從大洋彼岸蜂擁而至。大久保公園周邊的站街女性已開始以外國遊客為主要目標客戶。這些在本國西裝革履、高喊各類高尚口號的歐美紳士們，驚喜地發現：用在紐約連一頓像樣晚餐都吃不起的錢（幾十美元），就能在亞洲最發達的國家，肆意購買年輕女性的身體。部分風俗店甚至推出了針對外國人的“Gaijin Tax”（外國人稅），收更高的價格——但即便如此，對持有美元和歐元的外國人來說，依然是“白菜價”。一些YouTuber和TikToker甚至拿著鏡頭在大久保公園直播“掃街”，對著等待接客的女孩評頭論足，彷彿在逛一個人肉市場。據Japan Today報導，自從2023年多段視訊火了之後，總有外國遊客來到此地“尋歡作樂”，2025年已經逮捕了多名20幾歲的年輕日本女性。這不僅僅是利用強勢貨幣對弱勢經濟體進行性剝削，這些將日本視為“法外之地”的遊客，往往是高風險性行為的擁躉。他們拒絕安全措施，將從歐美各地攜帶來的病毒株作為“伴手禮”留給了大久保公園的女孩們。而對此，日本無論如何都很難堵上漏掉，感染人數仍在漲，但主串流媒體並不會大肆報導。於是，日本的貧困女性，不僅要承受來自國內“風俗廢人”男性的剝削，還要承受來自全球“性旅遊客”的剝削。大久保公園，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無國界的病毒培養皿。結語：國家對年輕一代的集體謀殺日本梅毒的爆發，從來都不是單純的醫學問題，更不是什麼“年輕人不自愛”。它是日本戰後引以為傲的“一億總中流”神話徹底破產後的必然產物；是《勞動派遣法》這把20年前遞出的刀，終於捅穿了這一代年輕人的最後一層皮膚；是政府一邊高喊“少子化危機”，一邊用“五公五民”的稅負和“用完即棄”的僱傭制度，親手掐死了年輕人戀愛、結婚、生育的所有可能性。政府在那邊發避孕套、貼美少女戰士的海報，試圖用公共衛生手段去治療一個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絕症，註定是徒勞的。只要年輕女性依然無法通過正當勞動獲得體面的生存，只要年輕男性依然認為買春比戀愛更“划算”，那條看不見的“斬殺線”，就會繼續無聲地收割這個國家的未來。這不是日本年輕人的道德淪喪。而是當一個主權國家一個國家失去經濟主權後，淪落到連自己的國民都無法保護、任由外國嫖客在自家土地上肆意“採購”年輕女性，所付出的最慘烈代價。 (底線思維)

2026年的第一個重磅新聞，一定是傳奇調查員 @斯奎奇大王 和他的“美國斬殺線”。作為鍵政圈裡冉冉升起的一位精神領袖，牢A目前擁有無數信徒追隨。那些“san值清零”的美恐小故事，帶著一股濃烈的都市傳說味道撲面而來，讓美國這片克蘇魯大地充滿恐懼、邪典和血腥。真實的美國確實不是天堂，具體是第幾層地獄，我們還是要等後續通知。在傳奇人物牢A的講述中，所謂的“西大”美國，是阿鼻地獄，是屍橫遍野，是野狗啃食屍體，是真實物理意義上的“歲大飢，人相食”。余華見的世面還是太少了，《許三觀賣血記》放在美國算得上都市輕喜劇了。首先，是著名的“西雅圖萬聖節冷雨夜事件”aka“問政美利堅”。2025年萬聖節，西雅圖遭遇寒潮，凍死了許多流浪漢，餓殍遍野。牢A的家門被幾個孩子叩響，他們穿著廉價的服裝，冰雨淋得衣物都貼在身上。他們名義上是來要糖吃，但實際上盯著牢A桌上的漢堡兩眼發直。於是慈悲的牢A訂購了40個漢堡分發給社區吃不起飯的孩子們，戲劇性的是，送漢堡的外賣員也一整天沒吃飯了。冷雨夜只是入門作品。沉浸式收聽牢A直播切片，可以按照血腥程度循序漸進入門。牢A自述是西雅圖某大學生物醫學專業本科生，靠討好學閥東德導師（教授釣魚自己游到水下給魚鉤上掛魚），榮升為師門九千歲，拿到了教授推薦信以及一份助理法醫的賺外快工作。直播間裡的大部分獵奇故事，來自他作為傳奇收屍人的見聞。根據牢A口述，在美國，“從癮君子的骨灰裡提煉毒品”是一個成熟的產業鏈。上一個流浪漢吸毒過量死亡，其他人會把他的骨頭敲碎了提煉毒品，下一個人接著吸，下一個吸死了後來者接著敲骨灰，食骨吸髓，循環生產。對此，ChatGPT老師給出的答覆是：癮君子的骨灰裡不可能再提取出任何毒品。毒品會被肝臟分解、轉化，再通過尿液、糞便、呼吸等方式排出，火化溫度會徹底破壞毒品結構，在高溫下會完全分解、碳化或氣化。骨灰的成分不具備“可提煉性”，其成分為磷酸鈣、鈣鹽與少量無機礦物。關於“骨灰煉毒”的都市傳說一直存在，母題大概是“道德污染不可逆”敘事，靈感很有可能來自非洲小國塞拉利昂的一種叫做庫什（kush）的毒品。庫什在當地被稱作“香料”（spice）或“K2”，在本地化加工過程中，庫什加入經研磨的人骨。按當地醫生的說法，這是因為人體骨骼中含有硫，服用高濃度的硫化合物會讓人產生興奮感。牢A的“高達系列”也是相當下飯。高達指的是屍體碎片，由於牢A從事收屍工作，所以要處理大量人類零件。牢A將街區流浪漢的帳篷稱為“屍骨冢”。流浪漢通常會把食品券換成酒、毒品和藥物，然後在帳篷裡聚眾狂歡。一個吸死了，剩下的流浪漢就一起把屍體賣了，賣的錢接著換毒品。吸的東西越怪，屍體越有研究價值，也就賣得越貴，流浪漢甚至學會了坐地起價。根據黑暗叢林法則，有些流浪漢還會直接把道友弄死，沒有中間商賺差價。屍骨冢”這個比喻就很妙了。聚在一起吸毒的流浪漢屍體在帳篷裡堆成小山，器官零件四處散落，整面黑色的牆壁都在嗡嗡響，湊近一看才發現，牆上是黑雲般的蚊蠅。蛆蟲在屍體上跳躍的樣子，還有一個詼諧的外號叫迪斯科米（disco rice），意思是遠看像米粒在跳迪斯科。美國的變態還會在大庭廣眾之下，用小口徑槍支虐殺流浪漢，甚至還很有素質地裝上了消音器。為了多殺幾個，變態會請流浪漢喝點強化劑，然後把他們的身體打成篩子。牢A與同僚只能在大量金屬彈片裡找到小部分血肉，骨頭縫裡都是彈片。除此之外，還有“下水道史萊姆”這樣的詭奇都市傳說。酸洗劑清洗過的下水道，會排出將近40噸的松花蛋狀史萊姆，裡面夾雜著生活垃圾以及化成透明果凍狀的老鼠和人類屍體。儘管許多專業網友指出，形成下水道史萊姆的並非牢A提到的酸洗劑，而是強鹼。除此之外，牢A還創造了“領養小孩進入轉會期”“三年陳釀闌尾炎”“前店後廠自產自銷”等等美利堅地獄笑話。網友選擇無條件相信牢A的原因也很簡單：這麼克蘇魯的畫面，一般人編不出來，所以一定是真的。還有一個頂級案例，頗有漢尼拔遺風。牢A聲稱有一次遇到了一具被整齊切割的屍體，內臟被掏空，就像牛羊肉屠夫的攤子。根據他的判斷，器官沒有配型不會隨便拿去移植，大機率就是被人直接食用了。街區恐怖故事還有“動物園番外篇”。野狼野狗們吃了癮君子的屍體，也會間接磕嗨。動物的表現是口吐白沫，眼球發紅，甚至狗的牙縫間還有人肉的殘留，整體形象和《生化危機》的喪屍犬差不多。最經典的選段，是西雅圖海鷗吃人眼球。海鷗的明黃色的喙上，掛著人的眼球。屍體最軟的地方還包括嘴唇，人的嘴部被海鷗啄食之後，嘴角會形成一種詭異的微笑，裂到耳朵根。在牢A栩栩如生的描述下，一副地獄圖景徐徐展開：西雅圖晦暗的海邊，咸腥的海風混合著濃烈的咖啡豆香味，再混合著屍體血腥的味道。獅駝嶺和西雅圖相比，都算是世外桃源了。高達或許只能算是肢體恐怖（body horror），而頂級恐怖片的反派，一定是人類本身。著名的“何塞女兒晾衣架墮胎事件”，可以說是資本主義萬惡社會的殘酷寫照。建築工人何塞的15歲女兒身兼四項全能：懷孕、吸毒、性病、賭債。牢A說她懷孕了，但這位姑娘非常茫然，因為不戴套的客人太多了。牢A勸她別賣了，她表示自己一旦不掙錢，黑幫老大就會把頭皮和腦袋砍下來。這位可憐的女孩只有在來月經的當天可以請假半天，也僅僅是下面的生殖器休息。故事的最後，女孩用晾衣架給自己墮胎。晾衣架也是美國民間廣為流傳的自助墮胎術。ChatGPT給出的解釋是，“女子用晾衣架攪碎胎兒給自己墮胎”是一種高度類型化的都市傳說，屬於一種政治隱喻，一個圍繞著墮胎法案出發的立場表達敘事。這不算最恐怖的，畢竟3K黨接下來重磅登場。有一位勤懇工作攢錢的黑人老哥，只想老婆孩子熱炕頭，結果被其他黑人舉報給“3K黨”，被做成烤串活活燒死，他的未婚妻已經懷孕了。有一位勤懇工作攢錢的黑人老哥，只想老婆孩子熱炕頭，結果被其他黑人舉報給“3K黨”，被釘成烤串的樣子，淋上汽油燒死，眼皮也被切掉了。在當代美國社會進行如此血淋淋的種族仇殺，竟然沒有任何一家主流新聞媒體進行報導。牢A的故事還算溫和，直播間客座嘉賓“牢真”更是重量級。他被尊稱為“直視克蘇魯古神的唯一勇士”，也是目睹邪教現場吃人儀式的全球首席調查員。牢真自述是曾經的美籍華人。他曾經的房東相當於當地封建領主，“有一個天津市那麼大的私人領地以及5000人左右的戰力”甚至還擁有核武器。房東帶著牢真去觀摩了類似光明會的邪教“吃人儀式”，現點現殺，堪稱“舌尖上的美國”。牢真在圍觀邪教後，san值徹底清零，交了退籍費退了美籍回到中國，靠朗誦革命經典保持理智。除此之外，牢真還貢獻了“人彘氫氣球”“人肉碎片聖誕樹”等著名選段，據說把一眾網友嚇得半夜做噩夢。庫布裡克當年拍《大開眼戒》的時候，也要說一句“恩師牢真”。網傳牢真口述內容就在前兩天，牢A和另一位嘉賓的對談，再一次貢獻重磅消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其實是美國的“731黑太陽”，更是大熱美劇《怪奇物語》中明示的“實驗室”。美國藥物試驗殺害了成千上萬的孕婦兒童和老人。當地窮人被資本和政府逼到生存絕境，拒絕不了金錢的誘惑，只能自願去醫院成為人體實驗祭品，最終受折磨死去，電影《毒液》《死侍》對此亦有記載。其中，最優質的孕婦耗材就是女大學生，她們意外懷孕之後，只要一檢索墮胎資訊，就會收到藥物公司發來的廣告推送：我們免費幫你打胎，你的胎兒送給我們做實驗。牢A給出的說法是，越是脆弱的樣本，資料要求就越精準，所以作為試驗品的女人小孩老人的需求量就更大。兒童藥的試驗都是用活體嬰幼兒做的，而且劑量遠遠高於正常劑量——不然你們以為合適劑量是怎麼測出來的？霍普金斯所在的城市巴爾的摩是一座巨型生化監獄，上等人（長生種）享用下等人（短生種）的生命，尤其是巴爾的摩與臭名昭著的德特裡克堡生物實驗室直線距離僅100公里，網友們更是拍大腿直呼“全都對上了”。歪屁股的ChatGPT老師對此的狡辯是，兒童用藥當然只能用兒童來做實驗了，但劑量和過程都是有嚴格的法律限制的，試驗需由倫理委員會（IRB）稽核通過，且不能隨意讓兒童接受高風險或毫無益處的實驗藥。這一都市傳說的母題，大機率出自1932年-1972年的塔斯基吉梅毒實驗（Tuskegee Study），美國公共衛生部門長期隱瞞病情、不治療黑人男性梅毒患者，成為“美國醫學不可信”的原型故事。都市傳說經常把它升級為：“美國秘密給弱勢群體測試新藥”。還有一則震撼消息：美國底層孕婦為了省錢做剖腹產，而醫生在進行剖腹產時，會使用電鋸直接鋸開產婦的恥骨。ChatGPT對此的解釋是，電鋸鋸開恥骨的說法系經典謠傳，現代醫學中並不存在這種方式。唯一可考的資料是17世紀始，一種名為“恥骨聯合切開術” （Symphysiotomy）的手術方法，被廣泛用於孕婦難產的狀況當中，19世紀以後， “恥骨聯合切開術”慢慢被醫學界棄用了。被謠傳的原因可能是電凝刀和吸引器的聲音聽起來像電鋸。牢A說到霍普金斯的731實驗室也是非常動容。藥物試驗就像“觀察小白鼠一樣觀測你的同類，你要讓他們感受痛苦還要寫下來，和刑訊逼供沒有區別”。對此，牢A的感受更是文采斐然：“一個晚期智人以科學的名義觀測另一個晚期智人受刑受折磨，還要他記錄描述他的痛苦。中國醫學生不會接觸到藥物試驗這一步，不然很多中國孩子會瘋掉的。”如果你恰巧對都市傳說、民俗學、恐怖片、cult電影以及克蘇魯遊戲略有涉獵，相信你能看到許多古老故事的縮影。在《都市傳說百科全書》裡，就記載了“下水道鱷魚”“食人”“烘烤嬰兒”“富裕階級取用窮人的身體部件”等等母題。目前流行的說法叫做“靈視提升”，類似於“開天眼”，即一切遊戲設定和電影台詞都找到了真正的源頭。原來魔獸世界裡的軟泥怪裡面有人骨頭是真的，死侍作為退伍軍人被抓去做人體試驗是真的，奇異博士車禍之後就從精英醫生淪為流浪漢也是真的。甚至《鍛刀大賽》裡的凝膠假人也用的是真人高達碎片（雖然凝膠假人的價格比真人便宜）。《識骨尋蹤》《絕命毒師》《火線》《漢尼拔》《逃出絕命鎮》《生化危機》全都是紀錄片，主創團隊一定是目睹了可怕的現實之後，才獲得了創作靈感。美劇和電影還是美化太多了。真實情況是，破產姐妹在現實生活中早就窮得站街了，生活大爆炸裡的幾個技術宅男靠賣血才能還完學貸，芝加哥南區的Frank一家放在現實生活中，早就化作高達碎片與迪斯科米共舞了。牢A要是早生幾年，說不定可以成為當代流行文化的源頭。那麼問題來了：這些故事是真實的還是編造的？除了當事人之外，沒有任何人能證明。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討論就變得很尷尬。這些故事是真的嗎？當然有可能。這些故事絕對是真的嗎？不一定。美國存在這些問題嗎？當然存在。那些部分是真的，那些部分是假的？不重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如果一個人想證明故事是假的，就必須去實地探訪牢A收屍的街區。這對於普通人來說很難親自去考證，畢竟許多人連美國簽證都很難辦下來，更難進入所謂的克蘇魯領域。最後，一切討論其實都只關於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事實到底是什麼反而不那麼重要了。這些挑戰人類倫理極限的奇聞，可以讓大眾對美國的集體情緒發生轉變。如果你對這些故事有質疑，就是你想吃漢奸這碗飯，屁股歪了，洗白美爹。我們暫且做一個惡意揣測：許多故事的細節來自於真實事件或社會新聞，而藝術加工的成分來自都市傳說與遊戲電影。將真實故事的極端細節縫合在一起，便可以打造極強的戲劇張力。查驗牢A的身份才是最精彩的環節。甚至還間接導致幾位著名媒體人在新年之際進行了一場關於洗稿的論辯。作者 @碼頭青年 率先指出牢A的身份存在多重疑點：“中國留學生、美國醫學院學習（或生物醫學專業）、兼職替人收屍，這三點疊加在一起，基本可以給出結論，可能性極低。”作者指出，國際學生在美國醫學專業的錄取率極低，課業極為繁重。如果你也在TikTok上刷到過美國醫學專業本科生的vlog就會瞭解，他們的日常生活需要大量的功能飲料續命，趕作業做實驗做實習，睡眠時間嚴重不足。且“屍體轉運幾乎不可能被學校或移民局批准為合法兼職”，如果是學生簽證，這份工作的合法性便存在疑點（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牢A自述為人圓滑，日常給各類教堂和清真寺捐款，阿訇同意他在清真寺門口搭攤子免費送羊湯，他也被阿訇親自認證為本社區“有金子般的心的孩子”。他同時又是紅脖子的拜把兄弟。紅脖老哥發現牢A不碰毒品，對其頗為欣賞。後來疫情爆發，牢A用國內的特效藥救了紅脖老哥兒子的命，從此義結金蘭。甚至紅脖老哥還會請這位亞裔留學生做自己兒子的教父，牢A也頻頻在直播間分享自己和教子的溫馨互動小故事。總而言之，一個生物醫學專業的本科生，雖然英語能力不詳，但卻是導師門下的“學術九千歲”，在每天高強度學習的情況下完成大量收屍工作，同時保證5-6個小時高強度直播用來“回san”，閒暇之餘還要在社區做慈善，結交各路豪傑。“樹大根深”“黑白通吃”現在向你走來的是：紅脖子教父、穆斯林摯友、西雅圖吉米仔、白女約炮王、屍骨凝膠人、高達拼接者、骨頭煉毒師、傳奇收屍人、史萊姆殺手、冷雨夜漢堡王、骨灰製毒師、使用thanks god的native speaker。白宮都站不下這麼多人。多宗教穿插融合背景，宛若武俠小說，凡人修仙。金庸古龍看了也會為之讚歎，恨不得原地復活為牢A著書立傳。網傳“牢A在粉絲群內發言”截圖有網友指出，這段網傳的“牢A親筆回覆”一共有多處語法錯誤，其中包括“don't truth anything”少數網友對牢A身份提出質疑，這樣的聲音在簡中網際網路並不算主流，國內IP北美IP都有。關於獵奇故事的真偽也是眾說紛紜。知乎使用者 @貓咪咪 寫下過一段令人動容的文字：西雅圖街頭的流浪漢不停撿地上的東西往嘴裡塞，但其實地上什麼也沒有，霓虹燈的光斑彷彿一顆顆鮮豔的糖果。然而，Reddit上另一部分生活在西雅圖的華人對此持有保留態度。有人推測最獵奇的故事大概是由10%的事實進行藝術加工後形成的。由於大部分美國留學生生活條件不錯，所以很少有機會接觸到街頭流浪漢群體，牢A所述的故事也無法逐條驗證真偽。但另一方面，確實可以在媒體檢索到西雅圖寒潮凍死流浪漢的新聞。牢A也只是點了個火苗。後續傳播過程中，啥離譜的傳聞都出現了。美國幼兒園的晚餐是吃活人心臟；留學生不吸毒就會被霸凌；大街上的屍體就像廢紙殼，人人都搶；反墮胎是為了讓兒童做生化實驗。甚至還有謠傳說，《小鬼當家》的童星被做成了富豪的皮鞋。由於牢A現實身份被某些網友開盒，他的姓氏讓信徒們又亢奮了一次。目前網路上最廣為流傳的說法是，牢A乃曲阜孔姓後人，真正的衍聖公，族譜單開一頁。就連牢A沒說過的，狂熱粉絲也會替他把人設補全：學術能力強，八面玲瓏，黑白通吃，必定是隱藏的大佬。現在的進度條已經走到了牢A是當代魯迅，當代白居易，當代馬丁·路德·金。天不生牢A，萬古如長夜。牢A身上自帶“編真二象性”。有利於團結的話，就是真的；不利於團結的話，一概算編的。就像前段時間的吃瓜蒙主、芳華解讀和悼明派，每個人最終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精神領袖。只能說，獨立思考在網際網路時代確實是稀缺品。一邊說美國是人間終極煉獄，一邊說非法移民潤去美國是為了福利。左右腦互搏，好不熱鬧。即便牢A的人設存疑，但也絕對不影響“斬殺線”的事實。牢A之所以很難被打假，正是因為他確實精確描述了許多美國正在發生的事——美國社會從某種角度來看，就是一個高度社達的現代蓄奴制度標準樣本。美國是一台巨大的榨汁機，普通人的人生，就是被榨完之後殘餘在垃圾桶裡的甘蔗渣。那個NG曾寫過的一系列文章（《憤怒的美國窮人，想把明星送上“斷頭台”》《丁胖子金牌講師與美國底層殘酷物語》《吹牛老爹的1000瓶潤滑油如何影響美國大選》《JD·范斯：川普的最後一顆子彈》）都在反覆強調一件事——美國底層生活現狀很糟糕，毒品和流浪漢正在將美國這艘巨輪拽入泥潭，底層人民不滿情緒逐漸累積，基層治理幾乎處在停滯狀態。天堂地獄分割線也是真的，只不過有一個隱晦的名字叫做“社區隔離”。就像牢A所說，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裡，兩個階層的人可能永遠不會碰面，一個群體甚至不知道另一個群體的生活空間就在自己的幾十公里外。但話說回來，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天龍人和底層人，本就是互不相見的。只不過在美國，可能轉幾個街區就能看到分割線，也算是當代美國的奇觀之一。在B站up主@街頭小小小霸王的視訊裡，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客觀不帶濾鏡的美國底層：有癮君子，有流浪漢，有好街坊，也有極端種族歧視的白人。在Reddit上，美國人關於斬殺線的討論也分為兩派。一部分人認為，斬殺線絕對是存在的，大多數美國人與死亡的距離比離財富更近。沒有人兜底。政府福利欠缺，社會援助相當有限，更悲哀的是家庭支援系統也相當淡漠。稍有不慎，一個意外就會讓美國普通人跌落“ALICE Threshold”之下，很難再爬起來。（ALICE線指一個家庭在特定地區維持基本生活必需品所需的收入水平，它界定了經濟拮据者和能夠負擔基本生活必需品者之間的界限，按照美國的資料統計，不同地區約有20%到40%的人口處於ALICE線之下）“沒有其他發達國家會這樣對待自己的國民。”其中最醍醐灌頂的一種說法，叫做“訂閱制國家”。海外華人博主@艾森 Essen在YouTube上也分享過這種思路：“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在住房、醫療、信用等等一些關鍵的領域，美國更像是一個由合同評分與風控規則拼接起來的巨型的分層的付費會員制的平台。你活得像是一個公民，但其實在這個運作邏輯裡面，你更接近一個使用者。你所有的權利居住、看病、出行，來自於你在這個社會存在的一些合法性都變成了一種按月付費的訂閱服務。”就像Netflix續費一樣，一旦訂閱停止，服務也會停止，如果不續費，系統甚至會封掉你的帳號。當然，不讚成的聲音也有。他們給出的理由大約是這樣：1、斬殺線像是某種宣傳手段，說的好像美國人人都在吸毒流浪挨餓。2、人際關係網可以幫助人們度過失業或意外情況。3、相關公益組織幫助兜底。4、許多無家可歸的人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吸毒/精神疾病/酗酒）5、被斬殺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果你在失業的一瞬間就被迫流浪，說明你日常儲蓄或消費習慣本就不健康。6、這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被斬殺，只不過美國的福利更差，掉落速度更快。還有一位美國網友是這麼說的：美國本身就是一個風險高、利潤大、試錯成本低的國家，它對缺乏動力的人非常殘酷。這裡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但你當初選擇移民到這裡的原因，不也正因為如此嗎？我的朋友L是一位在美國生活了12年的華人，也就是牢A理論中“可以回血的亞空間惡魔”。他在費城、波士頓、亞特蘭大和邁阿密都生活過，目前定居在休斯頓。聽完牢A的獵奇故事，他的反應是啼笑皆非。首先亞裔做紅脖子小孩的教父，這件事本身從宗教角度出發就很荒誕。至於街頭的屍山血海，誰主張誰舉證，至少他本人沒有親眼看到過。大多數情況下，華人和homeless群體的接觸並不多，頂多是開車等紅燈的時候會遇到來討錢或賣水的流浪漢。他也開車路過過費城著名的肯辛頓大街，除非是自媒體拍攝需求，一般情況下普通人不會深入其中冒險。他唯一和流浪漢的近距離接觸，是在亞特蘭大的公寓遭遇黑人流浪漢入室搶劫。為了保證生命安全，他帶著流浪漢去銀行取錢，安撫了對方的情緒，暫時保住小命。兩年後他接到法院傳單，要求他出庭作證。那時候他才得知，這位流浪漢共有包括綁架在內的九項罪名，甚至還在獄中謀殺了一位獄友。在他看來，美國街頭大部分homeless人群，主要還是受毒品和精神問題的影響，L認為某些藍州的高福利政策會導致流浪漢問題更糟糕，“加州用12億美金解決homeless問題，最後的結果大家也看到了。”共同構成斬殺線的，是美國的醫保系統、信用體系、消費主義、藥物濫用、社區文化等等。“沒有固定住址-找不到工作-租不了房子-階層滑落甚至破產”的斬殺鏈路，在他看來理論上是成立的。信用分數（social credit）確實會影響一個人的租房和找工作，不少人都在努力“養分數”。37%的美國人拿不出400美元的應急儲蓄金的資料也是事實，“畢竟美國是一個消費主義社會，一切都由貸款構成，許多人在發薪日還完貸款就剩不下多少錢了。他們還是對大環境比較自信，希望把現金流留在市場上，但代價就是抗風險能力差。”而華人的儲蓄習慣和對待藥物的謹慎心態，可以躲過大部分所謂的“斬殺”風險。常年看美劇的朋友應該都有一個感受：國稅局IRS是一個普通人能遇到的最大反派。聯邦稅、州稅、房產稅，工資到手之後就被扣得七七八八，普通人連帳都很難算明白。就像《無恥之徒》雖然表面上是喜劇，但你仍然能感受到加拉格一家作為底層總是生活在一種不可名狀的緊張感之中。這種緊張感可能來自忘繳帳單導致逾期；社工家訪出紕漏導致孩子被寄養機構帶走；上了大學卻交不起學費和書費，只能每天睡三小時去打工，又怕掛科導致補考，等等。小紅書上，一位美國網友的形容是，生活就像你處在一個不會停止的跑步機上，而你的身後是一台絞肉機在等著你跑不動。但L的看法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其實都是這樣運轉的。對於中產也一樣。直到這次“斬殺線大對帳”之後，中國人民才得知，住在光鮮亮麗的大house裡，沒有按時修剪草坪是會被罰款的。L告訴我，房價越便宜的地方，房產稅越高，反之亦然。他目前的房產稅大約在1%左右，類似於國內的物業費。這個費用落到實處，是業主委員會（HOA）定期來修建草坪，聯絡垃圾處理公司等等。但是，住在一個社區裡，你就要遵守一個社區的規矩，不能隨意破壞社區氛圍。比如你不能把牆刷成綠的，不能天天在家門口燒烤蹦迪。畢竟誰都不想讓自己所在區域的房價受到影響。社區文化是一個非常美國式的產物，幾乎從大學擠破頭參加姐妹會兄弟會開始，美國人就在這種隱蔽的圈子文化中成長，而這種文化強調的就是“階層隔離”。從我個人的經歷來說，美國社會當然存在問題。2017年我在美國交換，在加州生活了三個月。期間因為骨折有幸在美國醫療系統進行了一輪深度體驗。整個流程耗時很長，但是規則非常透明。骨折並不能得到非常快速地救治，你必須一步步申請等待，專科醫生會按照他的時間安排手術。他沒空，你就等著。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藥物濫用。手術之後，醫生開了口服止痛藥讓我按照說明服用。當晚我就產生了高強度致幻反應。查詢說明書發現，藥品名稱是羥考酮，也就是著名的奧施康定。L告訴我，除了奧施康定外，現在的美國年輕人還會濫用治療ADHD的藥物Adderall（右旋苯丙胺/左旋苯丙胺混合物）。得益於學生醫保覆蓋，整個手術療程我只需要支付幾百美元。等到後續收到帳單我也是震了個跟頭：一場骨折手術的完整帳單高達2-3萬美元。當年美國的homeless問題遠沒有當下嚴重，但即便是一座人口密度不大的小城，學校附近的星巴克還是會固定刷新一個馱著巨大登山包的流浪漢。他每天固定來星巴克索要一杯冰水，然後坐在角落休息，店員並不會趕他走。雖然身上由於不洗澡能看出來並不衛生，但整個人卻詭異的很有生活秩序，總會把生活用品整齊鋪在地上。如果遐想一番，可以盡情推測他在被斬殺之前的中產生活。有時他會從登山包裡掏出一個巨大的手抄本，裡面夾著今天要抽的大麻。手抄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以及穿插的植物簡筆畫。他每天都處於亢奮狀態，有時說自己以前是律師，有時又改口說自己以前是老師，有時又說自己因為離婚導致破產流浪。從前對美國水深火熱的報導，中國網友的反應都是一笑而過。但這次很不一樣。有人得知美國人民過得不好，自己心裡好受多了。至少還能吃拼好飯喝蜜雪冰城，至少還活著，至少沒有被野狗掏肛。有人是發自內心感到痛苦，大喊“美國人民需要我們拯救”，感慨自己作為“社會主義巨嬰”的無知幼稚。在“牢A故事會”裡有一段彩蛋，是一對拉美姐妹，她們對中國男性極為仰慕，拿著體檢報告找牢A告白，表示願意為他生兒育女且不要任何名分。拉美姐妹深知自己身份卑微，不配與中國男人結婚，但又實在想為他延續香火。後續有一張網傳的截圖，一位男性網友言辭懇切，聲稱願意獻上宅基地，迎娶這對拉美姐妹花。美國從來都不是天堂。對於窮人來說，那裡都不可能是天堂。人類社會的真相就是，富人無國籍，窮人無國界。《紐約時報》去年有一篇深度報導，記者艾米莉·鮑姆加特納·納恩深度追蹤了洛杉磯菲格羅亞街Blade街區的童妓群體。那些女孩有的11歲，有的13歲，最大的剛成年，被迫穿著丁字褲和高跟鞋在街頭攬客。她們大多來自混亂的底層，從寄養家庭離家出走，被所謂的朋友介紹拉入深淵。一個皮條客只要控制十幾個女孩，一晚上就能輕鬆賺到12000美元。這就是當下版本的美國。東昇西落也好，殖民者的詛咒也罷，濃霧散開之後，人們才看清美國街邊流浪漢手裡握著的不是小白花。傳奇說書人的獵奇故事會，聽起來那麼悅耳，因為它至少印證了“我活得還不錯”。這何嘗不是另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安慰劑。 (虎嗅APP)

上個月還住在郊區洋房，下個月就被迫露宿街頭。這種極致的反差，很可能是美國中產的真實人生。根據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HUD）的官方報告，2024年美國約有77萬人處於無家可歸狀態，其中大量流浪漢曾有過體面工作。他們曾是程式設計師、軍人或者小企業主，可以說是典型的中產。但他們和破產的距離，只隔著一次裁員、生病或者房子斷供。在中國，我們習慣把這三者稱為中產破產三件套。在美國，它們有一個更殘酷的名字——斬殺線。斬殺線，原本是遊戲中的術語，意為一擊即殺。如今幾乎成為形容美國中產階級滑落的專有名詞，也成為刺痛全球中產神經的敏感詞彙。它意味著：體面工作、高額收入帶來的穩固生活，其實非常脆弱。想要持續擁有著一切，那麼你就不能失業、不能生病、不能投資失敗。否則，你所擁有的一切將全部歸零。01中產，全美國最「慘」的階層？人在美國，從擁有一切到一無所有，很可能只源於：一次輕微的飯後腹痛。一個光鮮的美國中產，午後在急診被確診為急性闌尾炎，只要進手術室，那麼他就有負債的風險。雖然保險可以報銷80%的費用，但自費5000美元（約合人民幣3.5萬元）的手術帳單，依然能讓一個中產一朝破產。根據美國財經媒體的統計，全美只有約21%的家庭或成年人擁有超5000美元的存款。換言之，近8成的美國人，只要一次手術就可能陷入財務危機。即便不做手術，急診的花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僅僅是一次醫療諮詢就需支付上百美元，做個B超初步診斷又要花費幾百美元，如果需要全面CT需要再花3000美元（約合人民幣2萬元）。醫保不能報銷嗎？能，如果你有醫保，醫療諮詢通常只需要支付20–60美元，B超也可能低至幾十美元。但美國的稅制與福利體系對中產並不友好。只要你的收入略高於福利門檻，就幾乎失去所有補貼。低收入者有專為低收入居民提供醫療保險的公共醫療保險計畫（Medicaid），高收入者可以自費或從企業獲得優質保險。中產只能依賴“性價比極低”的僱主醫保。〓 圖片來源:TikTok@ashbrokiwe可僱主醫保的最典型特徵就是免賠額高。多數僱主醫保的起賠線都在2000美元–6000美元之間，6000美元的上限本身已高於多數家庭的存款。而且免賠額每年都會“重新歸零”，員工自付部分卻在十多年裡持續上漲。擁有僱主醫保的中產在檢查出生病前，自己往往已經承擔了一大截現金支出，一次重病就可能擊穿多年積蓄。誇張地說：大額醫療帳單對中產而言，幾乎等於破產通知單。根據美國健康政策和醫療體系追蹤機構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KFF)的分析，大約41%的美國成年人有醫療或牙科帳單債務。為了減少負債，很多美國人身體不舒服能拖就拖、能不看就不看醫生。〓TikTok上甚至出現了中產流浪漢如何生活的視訊。圖片來源:TikTok@Woke AF醫療風險是美國中產最難避險的系統性風險，卻不是唯一一個。根據皮尤研究中心資料，2025年全美大城市家庭收入中位數約74225美元，對應中產收入是這個基準線上的1-2倍。把不同州的收入差異考慮在內，理論上說：年入10萬-20萬美元，就是收入層面的中產階級。但在美國生活，別人判斷你是否屬於中產並不取決於你的薪水。而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住在那裡。在美國語境中，“中產街區”通常同時滿足以下特徵：學區質量穩定或較好、犯罪率低、房屋以獨棟或聯排為主、交通便利、社區維護良好。但好學區意味著房價和高地產稅，好治安又代表著高租金和高物業費（HOA）。截至2025年，美國單戶住宅的全國中位售價約為46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21萬元）。 在加利福尼亞、紐約、馬薩諸塞等高成本地區，中位房價常遠高於全國水平，甚至逼近或超過7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89萬元）。普通街區一套獨棟住宅或許只需要40萬美元左右，但在中產街區獨棟住宅的售價很可能逼近60萬-120萬美元。即便不買房，中產街區的租金也是普通街區的2-3倍。一個美國家庭通常需要年收入約1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84萬元）才能負擔中位住房，住在中產街區則需要更多。年入2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40萬元）看似非常可觀，但想要維持體面的代價是：高昂的帳單。房貸加地稅等金額大機率要佔中產年收入的30%-40%不等。在某些高成本社區，這項花銷的佔比甚至高達60%-70%。即使房貸還清，中產街區每月的花銷依然很大，可以說是“站著不動就要交上千美元”。住在普通街區，一年的房屋保險通常在1000美元左右，但中產街區的房屋保險則需要2000-4000美元。就連中產街區的水電燃氣費價格都是普通街區的2倍還多。更糟糕的是，美國的地產稅、保險、維修費用還在不斷上漲。大多數美國中產看似擁有房產，實則早已被房產困住——一旦資金鏈斷裂，就會面臨供不起房或租不起房的慘痛現實。今天是美國中產，明天就是街頭流浪漢的反差，正是由此而來。而一個中產家庭，不可能只付房子的帳單。美國資產分析師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以美國富裕州紐澤西郊區作為樣本，計算食品、住房、交通、醫療和兒童教育等必要性支出發現：一個4口之家，一年的基礎生活成本為13.6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5萬元）。〓 圖源：TikTok@Norman Oates為了維持體面的基礎生活，美國中產不敢停工、不敢生病、不敢斷供。但留給中產們的工作機會，卻在急速萎縮。截至2025年10月，美國僱主2025年已累計宣佈裁員近117萬人，較上年同期增長54%。裁員最多的行業是那些呢？第一是政府，裁員30.8萬；第二是科技行業，裁員15.3萬。正是傳統意義上，盛產中產的行業。通常來說，美國中產失業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在沒有存款的前提下，失去收入來源。沒有收入就沒法還房貸，沒有房子就意味著信用崩塌，而一旦信用崩塌，就基本無法再找到工作。那怕能拿到所謂的“失業補助”，也是杯水車薪——完全無法覆蓋一個家庭每年14萬美元的基礎需求。重病、供房和就業 ，這三者構成了懸在中產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任何一個環節鬆動，都會讓看似穩固的中產生活，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極速倒塌。02美國中產，為什麼沒有存款？美國人缺乏儲蓄意識，崇尚超前消費。很長一段時間都被認為是美國中產斬殺線如此殘酷的原因之一。但追溯下美國中產的人生軌跡，就能發現：他們不是不想存錢，而是根本存不下錢。想觸及中產收入，獲得廣義上的高薪職業，比如成為公務員、醫生、律師或程式設計師，首先必須接受高等教育。這意味著在早進入職場之前，他們就已經背負了巨額的學生貸款。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2025的資料統計，美國人的平均月薪約為5183美元（折合人民幣約3.6萬元），平均學生貸款月還款額在200-600美元之間。聽起來或許不算多，但想要還完卻很難。學生貸款的利息按日累計，本金可能長期不降反升，一旦申請延期就會面臨利滾利的困境。因此很多人明明“按時還了十幾年”，但卻發現欠款總額幾乎沒怎麼動過。申請學生借款時，人的年齡多在18–25歲之間，正處於缺乏金融判斷能力的階段。但償還學生貸款的時間，卻和成家、購房、養育子女、職業波動期高度重合，這使得它高度侵蝕中產階級形成的關鍵窗口期。很少有人能在聯邦學生貸款官方宣稱的10年內還完，大多數人都會延期還款，也就是面臨我們上文說過的利滾利局面。資料顯示，本科借款人平均需還18–22年，研究生或者法、醫、MBA專業學位的學生通常需要還25年以上。甚至連歐巴馬，也是43歲才還完學生貸款。但帶著債務進入職場後，迎接他們的是一個並不景氣的就業市場。2025年1-11月，美國僅新增49.7萬個職位，同比暴跌74.4%。Google前高管莫·加瓦德不久前曾預言：2027年起，史上最大規模的失業潮將出現。生活沒法開源，也不能節流，大量中產家庭的具體生活開始接近一道很典型的小學數學題：一邊向蓄水池注水，另一邊加速排水。這種收支的極致擠壓導致了一個驚人的資料：約37%的美國人拿不出400美元（約合人民幣2800元）的應急現金 。這些在斬殺線邊緣的群體，甚至擁有了一個專門的社會學名詞：ALICE，即“資產受限、收入有限，但有工作的群體”。更殘酷的是，“斬殺線”其實只是對中產最後的致命一擊。在這之前，美國中產已經在“殘血狀態”下勉勵維持很久了。不同於影視劇對中產光鮮生活的描述，現實生活中的中產大機率都有自己的拮据時刻。中產家庭標配的兩台車，購車、保養加保險是僅次於房屋的大額費用。吃喝拉撒、衣服、洗護等看得見看不見的零散支出，也是付不完的帳單。如果育有小孩，光是學托班每月就要花2000美元（約合人民幣1.4萬元）。而且，中產在教育上的投入具有明顯的“被迫性”。公立教育質量高度依賴社區財力，私立教育費用極高，高等教育學費與學生貸款不斷攀升。一旦中產家庭決定不在教育上投資，子女階層大機率下滑；保持長期巨額投入，則會常年被現金流和債務鎖死。在物價、房租、利率全面上漲的時代，家庭年收入3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10萬元）的美國中產夫妻，理論上擁有中等的收入，但實際生活卻遠遠沒有下館子自由。〓 圖源：TikTok@jesiraeaviles那怕有一份帶社保的全職工作，想為家裡添件大件電器也不容易。2025年11月美國銀行研究所報告顯示，約1/4美國家庭將95%以上收入用於購買必需品。除必要支出外，已經沒有餘糧可以留給娛樂支出。例如節日和新年，這種物質上的非必要，情緒上的剛需，已經開始讓美國中產感嘆實在過不起聖誕節。用中國人的話來說，相當於沒錢過年。給家裡孩子買完萬聖節裝扮，自己只能本色出演帳單逾期·不知道下個月房貸在那·只能買最廉價糖果的絕望老爹。很多人感慨感恩節從裝飾、酒水到新衣服都在漲價......〓 圖源：TikTok@T.Murph美國銀行發佈的2025年假日消費調查報告顯示，62%的美國消費者會因為節假日消費承受額外的財務壓力，高達87%的人主要在折扣店等優惠管道完成節日購物。這一切都體現在美國經濟“K型分化”的現實情況——高收入群體像往常一樣消費，中低收入群體面對生活成本增高，只能不斷削減開支。〓 圖源：TikTok@Finbarrlapup03 全球中產，進入「大逃殺時代」？人們慣用的階級劃分大概為四種：富人、中產、小康、貧困。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中產處於社會的中間地帶。中產代表體面的工作，高收入精英，有錢有閒有品位。但中產斬殺線的出現，卻揭開了這層華美的旗袍，露出數不清的帳單。與其說中產身份由收入構成，不如說中產生活由支出堆砌。湊近觀察，美國中產的光鮮遠沒有想像中持久。他們面臨的「破產三件套」，是生病、斷供和裁員。任何一環出現問題，中產生活都將面臨坍塌的風險。這當然不是什麼美國特色，更像是一場正在全球範圍內蔓延的中產退潮。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早在2006年出版的《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裡，就提過“M型社會”的結構和變化趨勢——當社會財富向高收入和低收入兩端聚集，中產會因失去競爭力而階級下滑。這一預言如今正在全球得到驗證。在韓國，中產階級同樣被高額的家庭債務困住。為了在高強度競爭中不讓子女落後，教育支出和高房價成了韓國中產家庭的兩大“債務絞索”。根據韓國家庭金融福利調查，許多韓國中產家庭為了維持階層，被迫陷入長期高負債狀態，以至於他們自己不再將自己視為“中產階級”。不久前在網際網路被廣泛討論的“上海60萬年薪定律”，也道破了中國中產的困境——無論從事任何職業，只要年收入超過60萬，基本就要因為極高的工作強度放棄個人生活。只要是用時間和生活質量換取暫時的收入金額，就會帶來巨大的不安全感。“斬殺線”並不是孤例。全球中產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增長停滯、生活成本飆升、資產縮水和保障承壓構成的隱形潰敗。甚至具體到每個國家和城市，中產都有自己的“破產三件套”。可以說，我們正身處一場全球性的中產退潮之中。潮水尚未完全退去時，人們仍被表面的秩序所安撫。直到某一天浪花散盡，才忽然意識到——所謂中產生活，或許從一開始就只是建立在持續消費上的短暫幻覺。(鳳凰WEEKLY)

當“斬殺線”這個源自遊戲、形容角色脆弱狀態被連招斬殺的術語，被一則由美國投資經理Michael W. Green分析美國普通家庭貧困狀況的文章用來描述普通家庭在經濟風險前的無力感時，它所擊中的已不僅是網路情緒，更是蔓延於每個普通人對“從體面生活墜落”的真實焦慮。在香港的街頭，從拾荒長者到負資產中產，從困於劏房的在職青年到被污名化的貧困社區，一種普遍的生存不安全感正在衝擊著這座國際都會的繁華表象。本文穿透“貧困線”的統計表象，直指香港社會中一條隱形的“社會性斬殺線”。其核心並非單一的收入不足，而是在高昂生活成本、單一產業結構與尚不完善的社會保障網共同作用下，個體尊嚴、生活安全與發展機會所面臨的系統性風險。文章揭示，無論是老年貧困的固化、中產階層的滑落焦慮，還是青年群體向上的無力感，都共同指向了經濟增長成果如何更公平惠及每一位市民、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有效“托底”的核心命題。當“安居樂業”與“安享晚年”成為許多人的共同期盼而非現實保障時，這迫使我們追問：一個社會的韌性，究竟取決於它打造了多少閃亮的地標，還是取決於它為最脆弱的成員建起了安全港？在追求效率與競爭力的同時，如何構築一個免於“跌落恐懼”的包容性社會，或許是香港和更多的城市在下一個發展階段必須回答的核心考題。引言近期，“斬殺線”一詞火了。“斬殺線”被界定為一種隱喻性概念，旨在反映美國普通人尤其是中產階級在面對經濟和社會困境時的脆弱性。輿論中“斬殺線”是指一條看不見的閾值，當個體的收入或社會地位跌破此線時，就可能經歷一系列不可逆轉的負面後果，如失業、債務危機、住房被拍賣等，最終滑向無家可歸的境地。“斬殺線”一詞引發大眾對生活跌落和無家可歸的恐懼，體現了情緒化的輿情傳播特徵，可以作為洞察社會心態的切入點。從更為聚焦的概念分析，“斬殺線”不僅意味著要去分析貧困線，而且要去分析一個社會的保障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兜底”。從“斬殺線”看香港貧困問題如果遵循上述對“斬殺線”的綜合性理解，就會發現，分析香港的貧困問題會涉及到諸多面向。（一）老年貧窮：拾荒者與露宿者行走在香港的街頭，推著小車拾撿紙板的高齡老人，或在橋下、公園長椅上蜷縮的露宿者，成為城市中無法忽視的日常景象。這些身影，只是香港貧困現實的一個切面。據統計，香港的露宿者人數自疫情以來顯著上升，由2010年約400人激增至高峰時的逾1500人，當前仍維持在1400人左右。香港露宿者群體呈現顯著的高齡化特徵，有資料顯示，50歲及以上的露宿者已成為主體，其中51至70歲的人士約佔總數的60%以上。這背後是一個更為嚴峻的宏觀圖景：香港的貧富差距正急速擴大。據樂施會資料，2019年至2023年間，貧富差距從34.3倍驟增至57.7倍；同期，收入最低家庭的實際收入下降了34.3%，而最高收入家庭則增長了10.5%。全港有超過136萬人處於收入貧困狀態。在這一結構性困境中，老年群體尤為脆弱，65歲及以上非經濟活躍的貧困長者已超51萬人，較2019年增長逾三成。其中，獨居長者和雙老家庭的收入水平令人堪憂。街頭那些步履蹣跚、彎腰駝背的長者身影，正是這龐大數字背後，最具象而沉重的註腳。長者貧困與其他問題相關聯，包括飢餓、醫療延誤、養老院輪候時間長、心理問題、自殺率上升等。老年貧窮的成因，包括強積金覆蓋不全、高齡津貼與綜援金額不足，人口老齡化加速致勞動人口萎縮、撫養比變化，高齡就業歧視與通膨擠壓生活預算，以及獨居率上升、傳統家庭贍養模式瓦解等多重因素。香港沒有全民養老金，養老呈現高度個人化與市場化的特徵。香港強積金是以個人儲蓄為核心的職業退休計畫，僅覆蓋約三分之二就業人口，家庭主婦、殘疾病患等無正式工作的群體無法供款。資金存入個人投資帳戶，由私營基金管理公司運作，投資風險由個人承擔。強積金僅覆蓋養老部分，不包含醫療、失業、住房等其他社會福利。2015年，香港學者們曾聯合發起“全民養老金”倡議，但並未實現。為解決老年貧窮問題，香港為高齡長者提供了一定的社會福利保障。核心福利包括“長者生活津貼”（2025年起為4250港元）和“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1640港元）。這些並非覆蓋全民的養老金，需要符合收入和資產限額，並且需要主動申請。其保障意在扶貧、提供最基本生存。香港為無經濟收入能力的人群（覆蓋長者、身體殘疾或患有嚴重疾病的無經濟收入者）提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但與“長者生活津貼”和“高齡津貼”不可同時領取。這些福利在香港高物價、高租金環境下都難以覆蓋基本生活開支，僅靠政府補貼易陷入貧困。香港貧困研究學者黃洪指出，綜援補助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對於無房產、失業、單身老齡群體，難以同時支付租房費用、食品與醫療開支，有些人便選擇露宿街頭以節省開支。雖然許多老齡長者有工作意願（特別是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但市場提供的崗位多集中於低技術、高體力的服務業，如保安、清潔等，老齡勞工面臨體力下降、社會偏見等問題。一些失業老齡群體走向街頭拾荒，每日只賺得飯錢的微薄收入。流浪在香港街頭的老人（圖源：Getty Images）（二）中產脆弱性：階級滑落焦慮香港的中產階級在過去幾十年中曾被視為經濟增長的受益者，但近年來卻經歷了顯著的經濟壓力。香港長期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形成高度單一的服務業主導結構（達90%以上），服務業內部分化嚴重，高端服務業傾向於吸納高技能人才。大量勞動力轉向流通性、生活性服務業，薪資增長乏力。同時，階層固化加劇導致向上流動通道縮小，中產缺乏產業多元帶來的發展空間與收入保障。高槓桿買房成為階級跌落直接導火索，不少中產在樓市高位入場後遭遇房價持續下跌，房產淪為負資產，不僅要承擔高額月供，還可能面臨銀行要求補充首付的壓力，加上教育、醫療、外傭等剛性開支，現金流極易斷裂；經濟下行期行業收縮，薪資停滯甚至失業的情況頻發，侵蝕中產實際收入；部分中產盲目投資創業或陷入理財騙局，在零售低迷、市場波動的環境下遭遇巨額虧損，進一步加速資產縮水。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嘯、2019年社會事件與新冠疫情等，這些宏觀衝擊導致大規模裁員、資產（房產、股票）價格暴跌，使中產家庭成批陷入困境。中產階級的經濟困境不僅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品質，還對香港本地消費與整體社會心態造成衝擊。香港社會各界對“何謂中產”存在巨大分歧，政府官方也未提供明確定義。或許可以從財務與生活安全感的角度理解“何謂中產”，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用一個簡潔的“三問測試”來進行界定中產：你是否因房貸壓力巨大而不敢購房？是否因經濟顧慮而不敢結婚或生育？是否在為子女未來的教育費用深感焦慮？只要有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便意味著個人已告別了傳統意義上的中產安穩狀態。在經濟下行大環境下，“中產”標籤背後也隱含著“階層滑落”的焦慮，隨著房價、教育、醫療等核心支出不斷攀升，讓許多中產家庭的穩定性非常脆弱。當前“中產”也常與“高負債”、“高壓力”等標籤相連。香港學者呂大樂教授指出香港中產比重約為20%-30%之間，可一些收入達到一定金額的香港居民不認為自己是中產，反映中產未來安全感匱乏。即便收入較高的中產也存在多重顧慮，如擔憂退休保障不足。香港中產的不安全感蔓延到整個社會，有資料顯示，受經濟壓力、工作時長和住房等影響，香港生育意願持續下降。（三）被忽視的“在職貧窮”與“青年貧窮”自2021年以來，香港不再採用“貧困線”計算貧困人口，而推行“精準扶貧”政策，重點關注長者戶、劏房戶、單親戶三個類別，涉及約95萬人。單親貧窮多為女性照顧者為了方便育兒選擇了兼職等較低收入的工作，導致了貧困。目前政府只關注三類群體，該標準縮小了貧困人口範圍，並未考慮“無家者”、“在職貧窮”、“貧困青年”等群體。“在職貧窮家庭”指的是，家庭中至少有一名成員參與工作，但該家庭的總收入仍低於貧困線的現象。這個現象打破了“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脫貧”的觀念，通常與從事低工資、低技能工作有關。香港樂施會2024年統計顯示，香港在職貧困人口約為20萬人，半數為全職工作人士，近六成從事非技術性以及銷售和服務工作。在職貧窮中一部分群體為青年群體。2017年扶貧委員會調研發現，大部分貧窮青年為18-24歲的學生，在職青年的貧困率最低。香港青年受教育程度不斷上升，面對高物價、租金，部分高學歷青年卻依舊自感貧窮。2022年嶺南大學調查顯示，近四成受訪青年自認為貧窮，受訪青年多數擁有學士學位或已完成副學士課程，但收入普遍低於香港收入中位數。香港學者葉兆輝指出，香港不同行業工資漲幅存在較大分化，高級專業和管理崗位的收入增長最高，而非技術的勞動收入呈現負增長，在青年群體中，不同行業收入分化嚴重，青年向上流動機會大大減少。高昂生活成本中，住房成本成為核心負擔，面積較小私樓單位的樓價和租金則不成比例地增加，而高學歷畢業生收入增長遠不及樓價漲幅。不少香港青年希望獨立居住，因為租金高不得不與家人同住。（四）貧困羞辱與社會心態在香港，貧窮羞辱現象普遍存在，這種現象不僅體現在對低收入群體的偏見和歧視上，還體現在社會對經濟困境的無情評判與嘲諷。例如，曾經風光無限的香港藝人因負債而被迫露宿，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加深了公眾對貧困的刻板印象以及對貧困的恥辱感。這種貧窮羞辱不僅增加了經濟困難者的生存焦慮，還使得他們在尋求幫助時更加羞愧和猶豫，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孤立感。一些街區也因貧困聚集被污名化，如深水埗、元朗、天水圍等地區，常常被認為是貧困和低收入家庭集中居住的地方。許多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劏房等狹小、環境較差的居住空間，這種居住條件的惡劣常常被外界視為社會底層的象徵。有研究指出，香港自殺率較高的地區與貧困聚集區具有一定關聯性。香港地理空間有限，貧困與富裕或一街之隔，或處於同一空間，形成鮮明對比，看得見的貧富分化增強了香港社會整體的生存焦慮。位於香港深水埗的通州街公園是九龍區一個露宿者集中的聚居點（圖源：BBC）學者鄭永年指出，健康壯大的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社會穩定亦關乎健康的社會心態。中產焦慮、底層貧困導致的心理問題，在宏觀社會心態也有所反映。香港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況近年來呈現惡化趨勢，高壓生活環境與經濟負擔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團結香港基金2022年的資料顯示，近半數居民有抑鬱症狀，約每5個香港人中就有1個經歷心理健康問題，其中兒童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風險尤為突出。學業與前途所引發的焦慮和抑鬱情緒普遍存在，個別自殺案例通過口耳相傳，令人倍感痛心。結語貧困問題的討論空間很大，本文並不試圖進行面面俱到的分析。本文將“斬殺線”的討論具體落在了香港社會，聚焦經濟壓力與社會心態。作為中西文化影響下的東亞社會，香港社會經歷個體化處理程序，一向重視個體的養老責任，社會風氣崇尚奮鬥，文化觀念推崇“安享晚年”。在經濟結構、老齡化、分配製度和福利保障等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下，香港當下正面臨老年貧窮問題凸顯、中產群體滑落、青年在職貧窮等挑戰，指向了可預見的民生壓力與生存隱憂。香港貧困人口在社會保障制度下尚能溫飽，但無論是曾經的“貧困線”、還是現時的“精準扶貧”，都存在一定的侷限性。貧窮會導致身體健康問題、污名化與心理問題，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生活性斬殺”，導致焦慮與悲觀瀰漫的社會心態，不利於社會未來的長遠健康發展。“斬殺線”作為模糊的概念，觸發和表達了民眾的焦慮不安情緒，反映了社會對“安居樂業”、“安享晚年”的共同期盼。香港雖未出現如美國般大規模的“無家可歸”危機，但一條關乎尊嚴、安全與發展機會的“社會性斬殺線”已然浮現。就其原因，涉及其產業結構變遷、社會保障體系、財富分配模式等制度性問題。在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分化加劇的背景下，香港應構築更具韌性的社會安全網，以抵禦個體與家庭所面臨的“系統性斬殺”風險，從而守護社會發展的底線與未來。 (大灣區評論)

America’s affordability crisis is (mostly) a mirage但這並不削弱其政治威力諷刺幾乎令人痛心到讓人對川普總統心生憐憫。唐納德·川普在2024年大選中部分憑藉猛烈抨擊通膨而獲勝——他將通膨歸咎於民主黨，並承諾“非常、非常迅速地”壓低物價，讓“美國再次可負擔”。然而川普本人肯定清楚，這一承諾根本無法兌現：除深度衰退外，全經濟範圍內的價格普遍下跌從未發生過。更何況，自上任以來，川普在價格問題上最引人注目的政策反而是進一步推高物價——通過對美國進口商品加征懲罰性關稅。一年後，物價依然高企，角色卻已反轉。民主黨在嘗試了從“豐裕”到“反壟斷”等一系列乏善可陳的口號後，最終將“可負擔性”確立為凝聚選民的政治主題。該黨左翼人士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紐約市長競選中圍繞這一議題展開攻勢，承諾凍結房租、提供免費公車，並成功當選。紐澤西州當選州長米基·謝里爾（Mikie Sherrill）等溫和派也紛紛擁抱這一理念：她誓言上任首日即宣佈公用事業費用進入緊急狀態。選民似乎認同民主黨的判斷——美國正面臨一場可負擔性危機。這讓川普陷入被動。他大多時候否認存在可負擔性問題，稱相關說法是“騙局”和“欺詐”。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甚至表示：“美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日子有多好。”交通部長肖恩·達菲（Sean Duffy）在被問及機場食品昂貴時的回答，更是凸顯了本屆政府的束手無策：“選擇本來就不多，所以我沒有降低價格的計畫。”這種窘境實屬咎由自取：既然當初猛烈抨擊民主黨製造恐慌，如今民主黨以類似方式動員選民，川普自然難以抱怨。但在經濟層面，川普、貝森特和達菲其實說得沒錯。“美國人比過去更買不起東西”的觀念本質上是錯誤的。公眾對此深信不疑，更多反映的是通膨背後有毒的政治氛圍，而非經濟或家庭購買力的真實狀況——這兩者目前都相當健康。真正的危險並非政客無法壓低物價，而是他們試圖這麼做，從而讓價格管制等有害且早已被證偽的政策死灰復燃。真實情況衡量可負擔性的最清晰指標是實際工資：即剔除通膨後，一份薪水能買到多少東西。高通膨——尤其是由商品短缺引發的通膨——往往會侵蝕實際工資。例如，2022年俄烏戰爭引發能源衝擊後，歐洲工人的購買力就大幅下滑。然而在美國，過去十年實際工資穩步上升。新冠疫情後的通膨飆升主要源於過度刺激而非供給衝擊，因此並未打斷這一趨勢。（圖表：《經濟學人》）低收入群體表現尤為突出：在疫情時期極度緊張的勞動力市場中，他們的工資大幅躍升。即便考慮到貧富家庭支出結構的差異，各收入階層的實際工資都接近歷史高位（見圖1），其中最貧困群體漲幅最大。換句話說，對絕大多數美國人而言，生活從未像今天這樣可負擔——儘管這一點在競選集會上鮮有人提及。可負擔性危機論者會反駁：無論官方資料如何，食品雜貨、能源和住房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確實變得難以承受。但這一說法本身就值得懷疑，因為所有這些項目都已納入用於計算實際工資和調整福利的消費者物價籃子中。不過，我們仍不妨逐一審視這些類別。價格標籤的錯覺所謂可負擔性危機，在食品雜貨方面最站不住腳。眾所周知，由於為遏制禽流感而大規模撲殺母雞，過去幾年雞蛋價格翻了兩番。但一籃子典型食品雜貨的價格走勢大體與整體通膨一致（見圖2）。這並不意外：食品帳單的構成正是經濟的縮影，包括商品成本（食物本身）、人工成本（收銀員和倉庫工人薪資）以及租金（超市支付的房租）。（圖表：《經濟學人》）相比之下，電價漲幅確實超過了通膨——自2019年以來高出逾10個百分點。政客和評論員常將此歸咎於支撐新一代人工智慧模型的資料中心耗電量巨大。但這可能有失公允：《經濟學人》的一項分析發現，新建資料中心較多的州並未出現更高的電價。更合理的解釋是：為接入可再生能源而進行的電網現代化改造成本，以及液化天然氣出口增加導致美國原本較低的天然氣價格向歐洲較高水平靠攏。然而，談論電價不可負擔時，人們往往忽略了家庭消費的另一種主要能源：汽油。美國人花在汽油上的錢比電費多40%。過去幾年，受全球石油市場變動影響，加油站油價大幅下跌。事實上，自2019年以來，汽油價格的跌幅超過了電價的漲幅（見圖3）。但後者受到的關注遠高於前者。住房問題最嚴峻可負擔性危機論點最強有力的部分在於住房。在美國的“超級明星城市”，居住成本高得令人窒息。土地稀缺，加上數十年來限制性分區法規阻礙建房，導致房價居高不下。我們測算，在曼哈頓和布魯克林，一套普通房產的按揭、保險和稅費合計超過當地家庭稅前收入的90%。通常認為，住房支出佔收入30%以上即屬“不可負擔”。而在其他行政區購房或租房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圖表：《經濟學人》）但美國大部分地區並非紐約或舊金山。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之外，推高住房成本的主要因素並非房價本身，而是抵押貸款利率上升。2022年利率開始上調前，即使首付僅10%，大多數縣的普通住宅按30%規則仍屬可負擔。如今則不然（見圖4）。那些在利率上升前鎖定固定利率房貸的房主躲過了這一沖擊——目前所有未償還房貸的平均利率僅為4.3%，比新發放房貸的平均利率低近兩個百分點。儘管如此，購房者的壓力確實存在。而受房貸利率影響較小的租金則相對可負擔：大多數縣的平均租金仍低於30%門檻。身為房地產開發商出身的川普對住房問題十分敏感。他向聯準會施壓要求降息，部分動機顯然是希望降低房貸成本。“都是因為他，人們才貸不到房貸，”今年7月，川普在其社交媒體Truth Social上指責聯準會主席傑羅姆·鮑爾（Jerome Powell）。最近，他還考慮推出50年期房貸，以降低月供。（圖表：《經濟學人》）近期聯準會確實在降息，因為美國的通膨問題現已基本受控。聯準會偏好的通膨指標——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同比漲幅為2.8%。雖略高於2%的目標，但0.8個百分點的偏差通常只會困擾央行官員，而非普通選民。事實上，過去兩年通膨一直維持在2%-3%區間。那麼問題出在那裡？部分原因在於人們關注的是價格絕對水平——目前比疫情前高出約25%。即便漲幅已放緩，價格本身仍令人震驚。同期名義工資（未經通膨調整）上漲約30%的事實似乎未能安撫民眾。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斯特凡妮·斯坦切娃（Stefanie Stantcheva）的調查顯示，人們傾向於將價格上漲歸因於不可控因素，卻將工資增長歸功於自身職業能力。換言之，他們認為自己理應獲得名義工資的全部漲幅，而不僅是實際漲幅。另一個問題可能是價格波動性。在2022-23年通膨高峰期間，約五分之一的商品和服務年漲幅超過10%。過去五年中，幾乎每個時點都有某種常見家用商品價格突然飆升。加上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的悲觀論調不斷放大價格飛漲的故事，公眾誤以為成本漲幅遠超實際也情有可原。相對價格變化也可能起作用。幾十年來，美國商品相對於服務越來越便宜。托兒服務比平板電視或高檔洗衣機更容易壓垮家庭預算。這是經濟強勁的直接後果——生產率提升推高了工資。但一個人的工資就是另一個人的成本。低端服務業工資上漲的同時，這些服務也變得更貴。隨著美國家庭支出重心從商品轉向服務，相關成本很容易被解讀為可負擔性危機，而非繁榮和收入增長的體現。最後還有利率——這也是一種價格：資金的時間成本。疫情期間為對抗通膨，聯準會大幅加息，此後僅小幅回落。高額財政赤字加上川普慣於威脅干預聯準會，也可能推高長期利率。高利率通過各種管道傳導至家庭成本：從信用卡帳單到汽車貸款都變得更加沉重。哈佛大學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若將借貸成本直接納入通膨衡量，就能解釋為何當前全球消費者信心如此低迷——遠超失業率和傳統通膨指標所顯示的程度。（圖表：《經濟學人》）除利率上升確有合理抱怨外，美國的可負擔性危機多半是幻覺。這對可負擔性政治意味著什麼？川普及其團隊已發現，用經濟資料猛砸選民腦袋、堅稱他們實際狀況好於感受，並非有效的選舉策略。短期內也無明顯解決方案：通膨已然回落；工資漲幅已完全抵消物價上漲；大幅降息又會過度刺激經濟，引發新一輪通膨。一個結論是：高通膨時期對執政者而言註定艱難。川普在2024年利用了這點，卻在2025年深受其害。民眾的不滿情緒會持續多久？兩年前，史丹佛大學的尼爾·馬奧尼（Neale Mahoney）和瑞安·卡明斯（Ryan Cummings）利用消費者情緒與通膨的歷史資料計算出，人們對漲價的憤怒需一年“半衰期”才能隨價格預期調整而消散，約三年後基本平息。但自通膨峰值至今已近三年，價格政治卻依然激烈。這場通膨浪潮的規模和強度——發生在數十年近乎零通膨之後——確實不同尋常。無論如何，民主黨押注可負擔性議題將助其贏得11月中期選舉，看來完全合理。長遠來看，選民終將轉移注意力。若勞動力市場惡化，焦點可能迅速轉向失業問題。但在此之前，政客們正急於推出政策和口號，以滿足選民“必須採取措施讓生活更可負擔”的強烈要求——無論這種憤怒多麼錯位。一個誘人的選項是通過立法禁止漲價，實施價格管制。經濟學家（包括《經濟學人》）對價格管制持懷疑態度：這類措施往往扭曲市場，迫使採用非價格機制配給商品，且無助於解決價格上漲的根本原因。然而美國選民已顯露出興趣——早在“可負擔性”成為流行口號前，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2024年競選綱領中最受歡迎（儘管整體內容單薄）的提議就是禁止超市“價格欺詐”。近幾個月，尤其在馬姆達尼勝選後，這一想法勢頭更勁。民調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援對食品雜貨價格漲幅、租金和信用卡費用設上限。這種觀點背後是對市場和競爭機制的不信任——蓋洛普民調顯示，對大企業持負面看法的美國人佔比從疫情前的約一半升至三分之二。其實有更好的方式提升美國人的購買力。立即撤銷川普更具破壞性的政策就能見效：關稅抬高了商品價格；他對聯準會的攻擊和赤字驅動的減稅推高了長期利率和房貸成本；移民打擊減少了勞動力供給，擾亂建築和農業等行業，推高物價；歐巴馬醫改補貼即將到期，將使部分人醫療負擔急劇加重。但最有益的選項見效緩慢。放寬分區法規以促進住房建設可降低居住成本，但大型建設項目耗時漫長。可通過要求科技巨頭為電網升級付費，將資料中心熱潮轉化為消費者紅利，但效果顯現仍需時日。加快AI在自動駕駛、醫院等領域的監管審批也能帶來改變，但技術擴散需要時間。控制狂的誘惑馬奧尼與前總統拜登（川普前任）的助手巴拉特·拉馬穆爾蒂（Bharat Ramamurti）及左翼參議員伊麗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將選民訴求的緊迫性與供給側改革的緩慢節奏之間的矛盾稱為“可負擔性困境”：“選民想要即時成本緩解，但標準政策工具未必總能滿足。”他們建議，供給側改革可能需要搭配價格管制，以提供立竿見影的可見幫助。但這條道路充滿危險。即便是臨時性的價格管制也往往長期延續。若政客更廣泛、更積極地倡導價格管制，選民對這類措施的危險熱情恐怕只會愈演愈烈。鑑於選民抱怨的經驗依據本就存疑，任何政府干預——無論多麼迅速有效——都未必能真正消除他們的不滿。於是只剩下一條政治上令人沮喪的出路：時間。最終，美國人會適應更高名義價格的新常態。若經濟保持平穩、實際工資持續上漲，這將有所幫助。通膨緩和將允許降息，從而緩解房貸壓力。但從根本上說，要讓“可負擔性”議題退燒，唯一辦法是選民忘記它，或至少不再在意。只是，要把這個想法寫成振奮人心的競選標語，恐怕難上加難。■ (邸報)

“斬殺線”一詞，精準揭示了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殘酷現實：對普通民眾而言，一次失業、一場重病，都可能成為壓垮生活的最後一根稻草，使其陷入破產、淪為流浪漢的絕境，再無翻身之機。就在這一詞彙引發熱議之際，英國媒體注意到一個與之呼應的現象——美國民眾對本國醫療體系的悲觀情緒正攀升至歷史高點。據《衛報》12月31日報導，專注於美國醫療系統研究的非營利性機構West Health-Gallup Center on Healthcare近期開展的民調顯示，29%的受訪者將“醫療成本”列為美國當前“最亟待解決”的醫療難題。這一資料不僅創下2004年以來的新高，也是1987年該調查啟動以來的最高紀錄之一；相對的是，僅16%的受訪者對美國醫療成本表示滿意，這一比例同步跌至歷史最低。“醫療成本”已超過“醫療服務可及性”和“肥胖症”，成為美國民眾認為的首要健康問題。報告截圖與此同時，僅24%的美國民眾對全國醫療保障狀況持積極評價，這一數值同樣刷新了該機構二十年調查以來的最低紀錄。美國民眾對醫療成本的擔憂加劇，疊加對醫療保障體系的評價走低，進一步推高了對醫療體系的負面認知：認為本國醫療體系“已陷入危機”的民眾達到創紀錄的23%，另有47%的民眾認為其存在“重大問題”。對於這一調查結果，醫療保健研究機構凱澤家庭基金會（KFF）的高級政策分析師艾瑪·韋傑（Emma Wager）直言“完全合乎情理”。她解釋道，“醫療服務並非普通商品，多數情況下，人們既無法自主決定購買量，也沒有太多比價議價的空間。它是一項難以預測、卻又人人都無法迴避的剛性支出。”認為美國醫療體系“處於危機狀態”的受訪者比例高達23%，是自1994年來調查結果中的最高值。West Health的總裁蒂莫西·拉什（Timothy Lash）對《衛報》表示，政客們理應正視“當前民眾對醫療可負擔性的擔憂已達歷史峰值”這一事實。“我們總是把醫療效果和醫療成本割裂開來討論，” 他說，“但現實是，醫療成本上漲絕非抽象的保險問題或政策爭議，而是會直接掏空美國人的錢包、損害他們的健康。”他補充道，美國醫療成本攀升正在迫使更多人放棄必要治療。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於11月發佈的另一項覆蓋美國50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的州際醫療調查報告，更以具體資料印證了這一困境：大量美國人正因費用問題放棄必要治療和處方藥。其中，約20%的成年人表示家中有人因無力承擔藥費放棄購買處方藥，這一比例同樣刷新歷史峰值；家人因費用過高放棄接受醫療救治的比例更高達30%。該調查還對比了各州醫療服務的可負擔性、質量與可及性，結果顯示這類問題的嚴重程度存在顯著地域差異：位於倒數幾名的密西西比州，近半數受訪者（46%）表示家人因費用過高放棄救治，36%的受訪者家中有人因無力承擔藥費放棄購藥。此外，47%的美國成年人擔憂自己來年無力承擔必要的醫療服務，這一擔憂比例也創下2021年該項統計啟動以來的最高紀錄。拉什指出，本次分析充分說明醫療困境在美國的普遍性，即便是“情況最好的州”，也有四分之一的民眾曾因費用問題放棄醫生建議的醫療服務，超20%的民眾稱難以或極難獲得所需醫療服務。“如此多民眾被迫放棄治療的現狀，理應引起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高度警惕。”他感慨道。然而，美國《新聞周刊》12月26日一篇關於“斬殺線”的報導談到，隨著美國總統川普削減醫療資金，成千上萬生活在貧困邊緣的美國人可能將承受更大壓力。據悉，此次削減是美國歷史上幅度最大的聯邦醫療資金削減，醫療保健倡議團體警告，此舉或導致多達1000萬美國人失去醫療保險。報導同時坦言，在中國網際網路走紅的“斬殺線”一詞，精準戳中了美國的社會痛點，這一“紅線”不僅真實存在，還在持續抬高。美國住房成本高於中國，家庭抗風險能力更弱，這使得美國民眾面臨的經濟困境在對比之下更顯突出。 (觀察者網)

目錄一、“斬殺線”是個什麼話題？二、如何討論這個問題？人們真的關心這個問題？三、回顧一下對“斬殺線”的最初討論四、三條“貧困線”1. 三條線之一：14萬美元的“偽貧困線”2.三條線之二：ALICE閾值——最貼近“斬殺”的概念3.三條線之三：流浪漢線——真正的“斬殺”在此五、是社會問題，還是個人責任？——以亞裔為例六、美國人：不同的物種？那個“美國人”？七、一點小結八、美國“斬殺線”為何在中國成為熱度話題：觸動了那根神經九、2025年：中國對美國的祛魅之年一、“斬殺線”是個什麼話題？有朋友問我對時下網上流行的“斬殺線”討論的看法。我問討論什麼。是討論美國是否存在“斬殺線”麼？什麼是“斬殺線”？那條線才是“斬殺線”？何為“斬殺”？誰斬殺誰？我不是研究這個領域的專家（包括學者、調查記者），也沒有這樣的生活經歷。這個問題無從討論。而我發現大部分人就算關注這個問題，對上述情況也說不清，他們只是在傳遞一個朦朧的概念，即美國中低收入階層的一個生活狀態。實際上，我們不需要真的討論“斬殺線”，而是可以關注，這是2025年末出現在中國部網路絡上的一個現象。這個討論很快就會消失。但是“斬殺線”這個概念因為記憶點太強，很可能會因此留下來，進入公眾話語，成為用來描述美國社會或類似思想的一個雖然不太嚴謹，但是可以傳遞資訊的概念。而如果要先討論一下美國經濟社會問題的話，實際上，自2016年川普贏得大選以後，美國中低收入階層的境遇就已經成為一個“顯學”，國外出版了大量著作，中國也大量引進中文版。最有名的單一一本書，其實不是研究書籍，而是一本自傳——副總統JD·范斯《鄉下人的悲歌》。這本書於2016年在美國出版，2017年出版中文版。關注美國的人很多都早就讀過的，裡面講了大量對中國人來說駭人聽聞的“白屌絲”生活：毒品、酗酒、暴力、離異。這些內容不僅讓中國人感到吃驚，而且讓美國精英（本文所指美國“精英”，均指美國最富裕的20%左右人群，或稱“上層中產”及以上）也感到吃驚。他們看待這些白人藍領就和看待另一個世界的人一樣。《鄉下人的悲歌》也被精英用作瞭解川普現象的參考讀物。彼得·蒂爾在那個時候發現了JD·范斯，並助力他走向政壇，成就了他的今天。（目前，JD·范斯是最有機會贏得2028年大選的潛在候選人，並且已經顯現出連干兩屆的苗頭）。另一本直接相關的書是2016年在美國出版的《Evicted》——美國社會學家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跟蹤記錄了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八個貧困家庭作為租戶被業主驅逐的經歷。他用真實的案例向人們展示：房屋驅逐不只是貧困的結果，也是加劇貧困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因為一旦脫離了住所，個人和家庭就會跌落陷阱，很難再去翻身。這本書包含了大量真實的故事，展現了美國城市底層租戶的生存困境，幫助瞭解他們是如何跌落到這個狀態的，並且採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自救，並且得到了來自家庭、社區、政府的那些幫助。這本書所探討的住房不穩定對家庭、兒童和社區的毀滅性影響，實際上正是近期網上討論的所謂“斬殺”的效果。這本書獲得了2017年普利策非虛構文學獎等多項大獎，被譽為報導美國貧困問題的當代經典之作。早在2018年7月，就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譯本《掃地出門》。順便說一個，有一個視訊號推薦在外網的朋友有興趣可以關注。（中國也有搬運的）一個攝影師採訪美國各種貧困人群和邊緣人群，講述他們的真實生活。很多已經屬於所謂的“斬殺線”之下的人。精神不正常、採訪時處於嗑藥狀態的不在少數。過去十年，這類題材的東西出現了許多，這是伴隨川普和MAGA運動的崛起，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劇，可負擔性問題越來越突出，以及使得這些問題變成最重大的社會問題，並演變為最重要的政治主題——從2024年大選，到2026年中期選舉，都將是主題——所以相關研究可以稱之為“顯學”。住房當然是一個領域（《掃地出門》），但更大的一個垂直領域是和成癮藥品/毒品有關的。大多數出版物都是由學者和知識分子(主要是社會學家)和深度調查記者在大量田野調查和研究基礎上寫出來的——研究這樣的問題，你必須真正下到基層去做研究，用很長的時間追蹤一定數量的個案，否則就不可能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不可能瞭解他們所處的境遇，不可能瞭解他們面臨的選擇及做出的選擇。不要說對於坐在大洋彼岸家中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對於美國精英來說也很困難。他們也不瞭解底層的美國，不瞭解“未受教育”的美國、不瞭解生活貧困的美國。也是由於這種階層隔閡，他們很難瞭解川普現象及其背後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美國成了兩個美國，甚至更多的美國，不同人活在不同的“泡泡”裡，社會割裂，政治撕裂。也是這樣，人們有了閱讀瞭解的需求，所以學者才需要去做研究，把社會問題寫成書。當然，真正花工夫去研究這些問題的人還是極少數。實際上我們能看到，直到2024年大選，民主黨上層仍然是不親民的，其在大城市的上層中產基本盤是不親民的，因為他們是一個永久自循環的“泡泡”。由於他們仍然不瞭解貧困群體，也就仍然無法和他們建立心理聯絡和政治聯絡，所以他們註定丟掉大選。按照今天中國網路話語的通俗理解，不妨這麼認為：JD·范斯之所以能夠擁有這樣的政治基礎，就是因為他是從所謂的“斬殺線”以下爬上來的。二、如何討論這個問題？人們真的關心這個問題？聊到這裡，引發了幾點問題。第一，這個問題並不是我們可以討論的問題。所有的個人經歷都屬於軼事層面的“個案”（anecdote），這不是真正的社會調查，沒有意義。我們也不用看別人提供的個案和軼事。一個美國人如果通過若干在中國經歷的個案，想推論整個中國的情況，也會讓我們覺得不公。如果純粹只是為了獵奇，為了娛樂價值和情緒需要，看一看當然沒有關係的，但需要知道，這些都是軼事，不是嚴肅研究。事實是，我們坐在大洋彼岸的家中，不到一線去做田野研究，或者說不急於更加專業的研究，是無從討論這樣的問題的。不要說中國，就是美國的城市中產精英也不瞭解他們底層人民的生活。實際上，對於中國大城市中產精英來說，有多少人瞭解身邊的普通勞動者？他們的生活狀態，他們的生活境遇，他們面臨的選擇？恐怕是不瞭解的。實際上不瞭解也是正常的，並不是錯，但不瞭解就不要假裝瞭解。所以第一條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只要這個問題我們不夠瞭解。就不是我們能夠討論的問題。所以有人問我，你要不要聊兩句，我首先表示我對這個問題並不那麼瞭解。不知道要聊什麼，不認為我應該發表意見。我說，過去十年出了這麼多的書，都有中文的，一大堆講美國窮人的，你要不要看一本。然後這馬上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第二，中國人根本就不關心美國的貧困階層。當你建議別人去看研究美國貧困問題的出版物時（實際上都是一些很有閱讀價值，包含大量真實案例的田野研究類書籍），人們就一擺手離場了。是因為沒有時間麼？部分是——誰有時間看這些大部頭。是因為缺乏知識好奇麼？也不是，人們對這些資訊也不排斥，只不過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要花更多的時間獲取。所以歸根結底在於:這個事情，美國的這些人，他們的境遇，和我們沒有關係。一句話，我們真的操心他們的事麼？他們的生活境遇，他們買不起生活必需品，和咱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操心他們的事情幹什麼？如果你不是一個研究公共政策的，如果你不是一個有無窮知識好奇的知識分子，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從個人角度出發，確實沒有理由。實際上，對於中國大城市的中產及以上精英來說，咱們身邊的勞動者，每天經過路過，給你提供的勞動者，你們就真的關心麼？你真的瞭解麼？恐怕未必；你們為他們具體做了什麼？恐怕也沒有什麼。這實際上也是“正常”的，全世界都一樣。所以，不排除會有一點基於同理心的關注，但我們並不真正的關心美國貧困階層的生活境遇和福祉。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過去十年出版了這麼多關於美國貧困的書都沒有掀起一個水花，也解釋了為什麼大多人並不想真的去深究這些問題，在聽到更嚴肅的討論後就會擺手離場。所以，它更多隻是一個網路現象。真正的研究價值和啟示在於，為什麼中國網友（也不是全部網友，可能還是受過較好教育的偏精英人群）會在2025年12月的這個時候，突然如此熱衷地探討這個所謂“斬殺線”的問題。答案也不難猜測，這個話題在合適的時點，以合適的方式出現了。三、回顧一下對“斬殺線”的最初討論在此之前，我們先回頭再看一看“斬殺線”問題本身，從中就可以看出討論的混亂。我認為，討論混亂並不代表水平低，只說明人們並不真的關心這個事，只是“看看熱鬧”。事情的緣起是2025年12月B站UP主“斯奎奇大王”（“牢A”）的視訊系列，以法醫助理視角描述美國底層流浪漢現狀，借用了遊戲術語“斬殺線”比喻，指許多美國人（包括中產）財務脆弱，一旦遭遇失業、疾病、意外等事件，就會引發連鎖反應，比如債務爆棚、信用崩盤、失去住所和工作，迅速墜入貧困，無家可歸，甚至死亡，這是個“死亡螺旋”，難以翻身。裡面傳遞的核心概念是，第一是不可逆轉，一墜到底：只要一旦跌落，就永無翻身的可能。從個案角度看，當然是有這個情況的，但你在任何社會裡都可以找到這個情況。在現實生活裡，美國有信用修復機制、有個人破產保護可幫助豁免債務（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有慈善援助（民間自發的公益組織非常發達是美國的模式與優勢）,也有社區支援。許多人通過重新就業或家庭幫助恢復。無家可歸者確實平均壽命短（可能是3-5年），但最大的歸因是毒品，其次有暴力和疾病，但不是所有跌落者都如此，而且因族裔問題有極大差異——君不見很少見到亞裔無家可歸者？這個問題後面再探討。第二是說成是“系統故意斬殺”，把這種連鎖反應描述成“設計好的連招”，資本主義的“出清機制”。這種說法當然完全是陰謀論，好像這是精英謀劃的一個社會工程或陰謀。把問題歸因到資本主義和精英，隱約地和美國民粹右翼裡“大替代理論”有關聯，但大替代理論強調的是通過族裔、文化和政治上改造美國，而經濟——確實，民粹右翼也認為大企業和大資本在引入非法移民和技術移民以賺取利潤，結果會犧牲美國本土勞動者的利益，驅動或助長問題，但他們並不認為精英在密謀通過故意“淘汰人口”（“斬殺”）的方式去肉體出清底層階層以維護資本主義運轉。你可以想像，這樣的說法頂多會出現在一個帶有濃厚陰謀論和邪教色彩的民粹左翼小眾群體裡。視訊最大的問題是案例選擇性應用以及歸因。例如大量使用引用極端的例子，忽略多數中場有緩衝的現實。缺乏400美元先進去救急的資料是真實的，但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是一觸即崩的，而且這個問題的族群差異因素極大。中美的差異，部分因為制度，部分因為社會文化和價值觀（例如家庭價值）。這個回頭再說。四、三條“貧困線”在回來探討中國輿論現像之前，可以再看看和“斬殺”相關的美國的三條“線”1.三條線之一：14萬美元的“偽貧困線”第一條線：14萬美元線（四口之家年收入低於14萬美元屬於貧困，深陷“死亡谷”）我們稍微關注一下中國關於“斬殺線”的討論就會注意到，人們會援引11月以來美國的一個熱門話題：美國投資家和財經博主Michael Green在2025年11月發表了文章，提出了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觀點，引發了一些傳播和討論（但遠遠談不上是網路現象），尤其因為這個主題和時下最大政治主題——“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問題相關。Green說美國的貧困線是在1963年設計的，當時美國家庭大約把三分之一的收入花在食品雜貨上。當時的經濟學家把最低但夠用的食物預算乘以三，就大致劃出了一條貧困線——四口之家年收入31,200美元。這個數字當然是經通膨調整的，但貧困線的計算方法六十年沒有更新。Green認為如今食品雜貨價格佔美國家庭開支的比例大幅下跌（他認為只佔5-7%左右），主要開支是住房和醫療。所以要重新計算貧困線，就要根據食品雜貨佔收入比重的資料重新調整乘數。基於5-7%的數字（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的資料），他認為應該將食品雜貨開支乘以16， 最後得出了四口之家年收入14萬美元的數字。他認為這個四口之家14萬美元就是新的貧困線，收入水平低於14萬美元就可能被剔除中產，進入所謂的“死亡谷”。他又對這個貧困線的內容做了一些詮釋，認為14萬美元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參與的代價”即“門票”、“入場券”——你要維持一個有尊嚴的體面生活，就需要維持一定的開支。比如說人要衣裝。比如說孩子要上學。比如說你要有智慧型手機和上網費用。比如說你要社交。如果你不為門票付費，那就會被主流社會剔除。【Green文章的中文版在此（《美國人為何覺得自己貧窮？因為他們本來就是》https://t.zsxq.com/LA3Vp）。這裡是財經博主Noah Smith非常好的一篇反駁文章《“14萬美元的貧困線”之說十分荒唐》，從理論和方法論系統批判了Green的說法https://t.zsxq.com/uibZE）】這裡面最大的問題在於，四口之家年收入14萬美元已經超過了美國60-70%家庭的收入水平。按照這個標準，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陷於貧困。它的爭議點在於，這個14萬美元線和真正意義上的貧困，即難以滿足基本溫飽和庇護，是毫無關聯的——它只是反映了中產階級為維持體面生活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比如住房、教育、醫療、育兒等的高昂成本——其中甚至包括娛樂（Noah Smith拆解資料，證明Green的方法論裡假設了中產之家訂購Netflix的支出）。確實，“社會參與代價”、“門票”的說法得到了一些大城市中產的認可——他們並不真的“貧困”，甚至不真的瞭解貧困，但這不妨礙他們真的覺得生活壓力極大，無法滿足生活的日常開支與需求（“不可負擔”）。在真正貧困的人看來，這屬於典型的“第一世界煩惱”——第三世界的人因為疾病和戰亂而死亡，比如想一想加薩。第一世界的人則為朋友生日會穿什麼衣服出席，或者送什麼禮物而抑鬱。他們是不是都煩惱？是。但他們遇到的問題是否一樣？不一樣。一切都是相對的。因為你已經生活在這樣的圈層裡，所以你要維持生活，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其實全世界從古到今都是一樣。看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會給你描述已經家道中落的貴族維持巴黎社交場高昂開支的困難。如果不能維持，就會被剔除這個圈層。他煩惱麼？非常煩惱麼。勞動人民會同情他麼？不會。中國一線城市中產面對的房價、教育、醫療、育兒的焦慮其實是相似的。設想這樣的標題：在北上深，維持三口之家的中產生活每年要多少錢？有人告訴你要花到30萬；有人告訴你要花到50萬；有人告訴你要花到100萬。因為小孩上學，上各種課外班，請阿姨，養車（還有人會告訴得雇司機），社交、各種生活開支，都要花到這個錢。所有這樣的言論都會在特定的圈層裡得到共鳴，因為從相對的角度來說，它在特定圈層裡是真實的，但在收入水平更低的人群看來，這只是為了維持特定生活做出的一種主動選擇。三個字就是：自找的；兩個字就是：活該。善意表達就是，你得想開點，要有感恩之心。本來無一物，你只是為了自己的選擇而煩惱。更進一步的，這可以被上升到關於“貪嗔痴”的探討，進入心理撫慰產業。作為批駁，經濟學博主（也是Green的朋友）Noah Smith援引數字指出：——大多數美國人有足夠的食物吃(只有大約10%的已婚夫婦家庭報告存在某種程度的糧食不安全)；——大多數美國人擁有舒適的居住空間（四口之家的人均居住面積為524平方英呎。注意是人均；只有大約14%的美國兒童生活在“人均房間數超過一人”的家庭中，這些家庭被定義為“過度擁擠”）——大多數美國人有醫療保險（截至2023年，只有5.1%的美國兒童沒有醫療保險）——大多數美國人擁有足夠的交通工具（超過80%的美國四口之家擁有兩輛或更多汽車）。所以，如果要按照字面去理解“貧困”的話，美國就算有精神貧困和心理貧困，但並不存在廣泛的物質貧困問題。而且要看到以上指標遠遠超過大多數大型發達經濟體——美國畢竟已是資本主義的世界之巔，如果不是這樣，它從來也不可能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這就是Green這篇文章的問題。它最大的問題是借用“貧困”甚至死亡一詞去描述特定階層的生活壓力。這實際上是對“貧困”這個非常嚴肅的政治與經濟概念的挪用、濫用，只會帶來一個效果，就是淡化對真正貧困群體、邊緣群體處境的關注。我們為什麼要討論Michael Green這篇文章呢？和“斬殺線”有什麼關係？確實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中國在嚴肅討論“斬殺線”這個概念的時候，都會去附會這篇文章，好像說的是同一個問題，因為這是美國最近出現的唯一一個中文網上“斬殺線”有點關聯的概念。但美國輿論上討論的主要是生活壓力和中產階級預期落差的問題，不是什麼社會清理機制的問題。而關於美國流行的“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個問題，需要知道，買不起你認為的必需品就會出現可負擔性問題（30%的家庭認為買不起自己的必需品），但對於每個人和每個家庭來說，何為“必須”是完全主觀。這也是一些美國政客稱“可負擔性”為“偽問題”的原因。小結一下，建議中國關於所謂“斬殺線”的討論不要再援引Michael Green和“14萬美元”的文章。如果你真的有心去調研大城市中產生活，瞭解他們為了維持生活水平所付出的努力、承擔的壓力、以及心理狀況，那是可以的。2.三條線之二：ALICE閾值——貼近“斬殺”的概念第二條線：8萬美元的“ALICE閾值”(Alice Threshold）如果說“斬殺線”討論覆蓋了中產財務脆弱性（缺乏儲蓄、遇到一次意外就會破產）這個主題的話，更貼近的概念，實際上是所謂的“ALICE閾值”。“ALICE閾值”是由美國非營利組織United For ALICE開發的指標，所謂ALICE就是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的縮寫，指“有工作，但資產有限、收入有限”,難以覆蓋當地基本開銷“的經濟脆弱群體。ALICE閾值是一個具體的“基本生活成本線”,這個數值“不上不下”，比聯邦貧困線（家庭收入3萬美元）要高，但又不足以負擔當地“基本生活成本”。何為基本生活成本呢？ALICE指標的範疇較廣，包括了住房、兒童護理、食物、交通、醫療保健、手機費、稅費，以及10%的雜費和應急資金等所有基本開支。這裡面排除了娛樂費（剛剛Green的14萬美元裡是包括了的）、儲蓄，或所有的非必需消費（例如社交、觀光、兒童培訓班）。那麼ALICE閾值具體是多少呢？美國全國來看，四口之家大概8-10萬美元。那麼美國有多少家庭的年收入落在ALICE閾值以下呢？大概40%。如果剔除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大約10%），則“不上不下”的“純”ALICE家庭大概30%。在有的比較貧困的南部州，ALICE可能超過人口的50%。什麼樣的人群是典型的ALICE呢？基本都是所需工作技能較低的中低層的藍領、白領，譬如零售員、護理員、教師助理、送貨員等。年輕人和老年人比例更高；單親家庭、少數族裔（黑人和西班牙裔）受影響更大。ALICE家庭雖然有工作，但確實生活在所謂的“paycheck to paycheck”狀態。何謂paycheck to paycheck？網上有討論什麼“以貸還貸”的，是不精準的。paycheck to paycheck根本就不是一個新的概念，而是“月光族”，每個月把所有的收入都花掉，沒有任何儲蓄。至於是否通過信用卡來解決，這只是一個金融安排。核心是收入 = 支出，沒有任何的儲蓄。沒有儲蓄的結果是家庭缺乏緩衝能力——許多家庭儲蓄不足以應對400美元的突發支出，如果有一個小的意外，比如失業、得病、車子壞了，或者意外，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比如拖欠房租，信用下降，失去住所或工作等等。這些家庭在生活中要經常做艱難選擇，比如要犧牲必需品，要跳過醫療檢查、要吃廉價且不健康的食物、車子壞了沒錢修，讓孩子輟學打工等等。另外，個人生活安排的影響最大，比如毒品、酒精、妊娠等。ALICE都在艱難維持生活，維持健康、教育、住房的穩定。這些人是美國經濟的支柱，但卻最容易受到經濟波動影響。在疫情之後，美國高通膨，房價上漲，使得這些家庭面臨很大的困難，也就是所謂的“one emergency away from poverty”（離貧困只差一個緊急事件）。所以從財務風險角度看，這部分人口確實比較接近“斬殺”的概念——生活有點像走鋼絲，必須在每個環節都要把它經營好。為什麼我們要討論ALICE閾值？因為所有關於“斬殺線”的討論都希望給自己提供一點理論依據和支撐，所以人們發現了ALICE閾值，並對它進行附會，似乎就把討論變成了一個對美國公共政策、社會制度和底層政治經濟制度的討論——這只是為了讓討論看上去更專業，但實際上人們並不真的關心這些美國中產的生活境遇。而ALICE穿透來看並不是什麼新的概念，它只是用財務指標把“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給量化了。工作貧窮從來就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在所有經濟體都有。舉例，日本很多年前就已經普及“ワーキングプア”這個概念，有大量的著作和紀錄片探討此現象，我在二十年前就看過NHK的紀錄片，記錄工作貧窮的人起早貪黑打幾份工，中午就吃一個很小一碗的泡麵。它不是一個新現象，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老現象。再比如香港，也長期存在一個龐大的“工作貧窮”人群，在高昂物價下艱難維持生活。工作貧窮的最大問題在於相關人群基本都是有工作有收入的，不存在基本都溫飽和庇護問題，因此反而容易被忽略，成為社會保障與福利覆蓋的盲點，對於許多個體而言，遇到重病醫療債務、失業或意外事故，確實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財務破產甚至更嚴重的後果。這也是為了設計ALICE閾值的原因，起到一個警示作用。那現在我們討論一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第一，一部分人群“離貧困只差一個緊急事件”，這個問題是不是在不同社會普遍存在？我們可以具體定義一下，就是在不考慮外部援助的情況下，一個家庭因為一個突發事件（例如大病）就陷入財務困境乃至貧困——毫無疑問，答案是肯定的。每個社會都有類似ALICE的人群。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個偽問題，因為除了少數非常富裕的人群外，任何其他家庭都可能面臨這樣的風險，一切只取決於意外的嚴重程度。你的儲蓄可能可以解決涉及1萬元的意外，但不能解決涉及10萬元的意外，或者不能解決涉及100萬元的意外。所謂“一步之遙”只是一個相對概念。因為意外導致陷入貧困實際上既是一個“機率”問題，也是一個財務規劃和管理的問題。實際上，也正是因為有通過財務規劃去防止意外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需求，才有了一個金融行業——這個行業叫作保險。所以，探討意外出現的機率是沒有的意義。你沒有必要去假設30%的美國人口（或者其他任何一國的人口）遭遇車禍、大病、天災或者其他意外的機率。一切的核心都在於預防。所以：第二，核心的問題在於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緊急事件。意外是機率性問題，是相對問題，永遠有發生的可能性，因此其實是一種結構性問題。對於個人來說，如何應對才是真問題。那麼無非幾種應對方式：1）個人層面的應對。包括理性的財務規劃（例如購買必要的保險），包括量力而為的支出（不要吸毒，不要酗酒，不要衝動消費，不要接待消費，一定要儲蓄）2）家庭/家族層面的應對。一人有難，能不能多方相助。你的家庭、族人、朋友及更廣泛的社群能不能給你提供援手，幫助你渡過難關。3）政府層面的應對：政府能不能提供兜底的社會保障，最低限度，也應當滿足你的溫飽及基本庇護需求，讓你餓不死4）社會層面的應對。包括社區、公益組織、宗教組織，社會捐贈等。一方面，中國對“斬殺線”聚焦個案的，如果“以點帶面”就會出現問題，把個案看成系統，而否定美國社會存在的救助機制（從家庭、社區到政府提供的幫助）。這裡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美國社會和中國社會存在巨大的不同，這個不同還不只是制度的不同，而是族群文化與價值觀的不同。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先看看第三條“線”——流浪漢線。3.三條線之三：流浪漢線——真正的“斬殺”在此第三條線：幾千到1萬美元——“無家可歸”者。中文的“斬殺線”部分在討論中產階級財務脆弱性，但很大一部分是聚焦在無家可歸者。再強調一下：——部分文章援引的美國近期關於14萬美元收入的可負擔性討論和“斬殺”根本無關；——很多文章援引的美國關於ALICE閾值的討論也屬於附會，只是為了增加專業性。——很多人的興趣點和聚焦實際上是無家可歸者（流浪漢）。資料上看，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大概七、八十萬，這部分人群佔美國人口0.2%。對應的，60-70%的人口在14萬美元線以下；40%的人口在ALICE閾值以下；10%的人口在貧困線以下。而無家可歸者占人口的0.2%，所以是最小的一個群體。這部分人群的收入為幾千美元到1萬美元不等。（個人貧困線1.5萬美元；四口之家為3.1萬美元）。沒錯，你一旦流落街頭，可能就只有3-5年的預期壽命了。問題在於，通常而言你不會因為溫飽和庇護而死，而是因為嗑藥而死，包括因為嗑藥引發的問題，包括病重，包括意外，包括暴力犯罪。而嗑藥是你流落街頭的原因之一。它不是結果，而是原因。五、是社會問題，還是個人責任？——以亞裔為例這就到了本文最根本的問題，到底是社會的錯，還是個人的錯？正確的回答是，都有責任。比如說：——因為政府監管缺失，大型藥企無序擴張，並且讓所有醫生大規模推銷止疼藥，使得美國陷入了阿片類藥物危機及芬太尼危機，導致很多人因為吸毒家庭破裂，最終流離失所死在街頭。這是政府的問題。——川普政府第一任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會告訴你說，這是因為大企業和大資本把產業轉移外包到海外，導致製造業凋零，人們沒有了工作，社區崩壞，陷入抑鬱，結果伴隨而來的是吸毒問題。（順便抨擊一下中國）。還有文化類的責任。個人不能為自己的家庭觀、價值觀負責，因為它生在了這樣的一個組群裡。你生在一個穩定的華裔家庭，和生在一個阿帕拉契亞的白屌絲家庭，發現從小你的母親就帶著你改嫁和遷移，你全家都在吸毒和酗酒（JD·范斯）。這種生活體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政府有政府的問題，但是個人層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原來我看過美國一本書，講驗屍官的，對無家可歸者收屍，包括在家裡嗑藥死掉的人。第一件事是先找死者的近親屬，next of kin。你發現一個基本事實是，很多人聯絡不上親屬。他們沒有任何的家人。是真的沒有家人麼？不是。是他們已經和家人不再聯絡。父母不管他們，兄弟姐妹不管他們，子女不管他們。大家族就更沒有聯絡了。他們是社會上孤立、隔絕的人。這個情況在美國可是絕對不罕見。如果你在中國街頭看到一個流浪漢的話，你第一反應可能是，他們的家人去那裡了？怎麼沒人管他？接著我們看看美國的無家可歸者。美國70萬無家可歸者，三分之一黑人，三分之一拉丁裔，三分之一白人，但是基本沒有亞裔。亞裔包括東亞人，也包括南亞人。他們佔美國總人口的6-7%，但無家可歸者非常少，少到統計不上來。東亞人的家庭平均收入超過美國所有族群（平均8萬美元以上）。（美國整體中產階級家庭的收入中位數為79,000美元，而黑人家庭為70,000美元；拉丁裔或西班牙裔家庭為73,000美元；美洲原住民家庭為75,000美元；白人家庭為81,000美元；亞裔美國人家庭為81,200美元。布魯金斯學會文章《中產階級承受力困境席捲美國全境》。https://t.zsxq.com/E3LzO）那麼為什麼亞裔不會變成無家可歸者？很簡單——他們在財務規劃上更加審慎，更加注意儲蓄他們學習更努力，取得學位高於其他族群他們工作更努力，給自己規劃一個更加穩定的工作和職業軌道，失業佔比更低他們更陷入酗酒他們更少陷入毒品問題他們更少從事暴力犯罪他們更少未婚先孕、早孕，讓自己陷入不穩定的多段婚姻他們和父母的關係更加緊密，彼此支援；他們和大家庭、大家族的關係更加緊密，彼此支援他們和社區的關係更加緊密，彼此支援。並且他們可能從屬於某個支援群體或組織這就是問題的根源。這些東西和特定的族群有關。美國本來就是一個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他們認為，一個人首先要對自己負責。對你的吸毒負責，你對犯罪負責。對你的婚姻失敗負責。這是你的責任，不是社會的責任。而不同族群文化大相逕庭。JD·范斯在《鄉下人的悲歌》裡面寫道，他們是愛爾蘭天主教徒藍領的後代，與一家人從阿帕拉契山脈遷移到俄亥俄州。這裡主要是德國裔、荷蘭裔產業工人，包括少數的WASP（白人盎魯薩克遜新教徒）。俄亥俄州的白人對愛爾蘭的作風、做派和文化感到震驚，認為他們都不能算作白人。沒錯，一百多年前，愛爾蘭人、義大利人都不算白人。這就是族群之間的差異。也由於族群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不同族群的文化和行為完全不同，所以相對於中國，美國人更傾向於把問題歸因到個人，而不是簡單歸因到社會。確實，社會裡存在大量的問題人群，但也有表現很好的人群——比如亞裔。大家應該向亞裔學習呀。六、美國人：不同的物種？那個“美國人”？中國人容易忽略美國的這種文化特殊性。很多東西對我們來說是聞所未聞的。毒品問題。大規模的吸毒、社會化的吸毒。而且是白人中產階級吸毒，即便是社會頂層也很普遍。川普的密友、中東特使、紐約開發商斯蒂夫·威特科夫，大兒子在21歲時吸毒而死；拜登的二兒子，亨特·拜登，常年吸毒。兩周前知名電影製片人和演員Rob Reiner夫婦在自己家中被常年吸毒的兒子用刀刺死。這些在美國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川普當年來問中國，問我們的情況，“你們沒有毒品問題麼”？在聽說沒有後，他感到非常的震驚。這就是文化衝擊。那我們告訴你，在中文，這些東西都是毒品。在英文，沒有“毒品”的對應概念。只有drug（藥品,和藥店的藥一樣）、substance（物質）、dope（劑量），或者narcotic(精神品)。他們對廣義的“毒品”實際上有一個社會化的接受。這是建立在把各種精神問題都疾病化、用精神藥品應對的基礎上的。而毒品才是導致財務困境、意外死亡、流浪漢死亡的最重要因素“無家可歸”本身。“無家可歸”是美國的一個社會現象，它不僅僅是經濟現象，也不僅僅是社會管理問題，而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因為這些人被自己的家庭、家族和社區拋棄。少女未婚先孕。很多年前，我在英國地鐵上看免費報紙，就提到現在的青少年未婚先孕的嚴重問題。這就是14-16歲的女性未婚先孕。未婚先孕，且還把孩子生出來，放棄學業，永久影響工作。這是讓你進入貧困的最“安全”辦法。這種情況在英美國家都是社會問題，中國人聞所未聞Runaway kids（離家出走子女）。我們看國外電視和紀錄片，經常會看到一個說法是誰誰誰從家裡。在美國80%離家出走都是白人。亞裔幾乎聞所未聞——這是因為他們從小生活在一個和父母聯絡緊密的家庭文化裡。如果你覺得流浪漢沒有家人照顧很奇怪，那是因為他們父母和子女關係如此。高度發達的機構養老。白人老年人很多獨自居住，或者住在機構化的養老院裡，而不是和子女在一起（例如在同一個社區），子女探訪但不日常照顧，社會把這個看成是正常選擇，而不是“不孝”。中國人則會震驚“怎麼把父母送去養老院”。這其實也是美國白人的文化（實際上我們的近鄰日本也有類似的文化現象），父母和子女關係相對疏遠離婚率非常高。離婚率40-50%，許多人多次結婚，帶孩子重組家庭。對離婚的社會接受度高，不會視為恥辱。但實際上離婚會帶來嚴重的財務問題，因為離婚都需要對資產、財產和現金流進行重新分配，特別涉及在有子女的情況下。日本之前有一個研究就是講老年貧困問題的，中老年離婚是導致貧困的最重要原因性虐待或侵犯。這是美國非常常見的社會問題。主要也是在白人家庭，大多情況也不是親生父母對自己的子女施暴，而是繼父繼母，因為離婚率非常高，家庭經常重組，這種情況就很普遍青少年性早熟和開放。你要設想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裡，沒有任何的網路管制，孩子從小就可以上網看各種東西，包括各種成人內容槍擊，美國憲法保護持槍權，許多家庭都有槍，校園或公共場所不時就有槍擊事件。擁槍者也很容易自殺。死於非命是很“正常”的事情畸形的消費文化。很多美國人不僅是月光族，而且因為對經濟預期悲觀，反而會加速非理性消費，例如既然買房無望，那就把錢都花掉得了；既然收入這麼低，那第一個月領到支票就把錢全花光得了，至少讓自己開心一下。還有就是大量依賴消費金融，即先買再付（BNPL）。大企業和大資本無序擴張，在把美國人變成消費動物上也功不可沒。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有40%家庭連應付400美元緊急支出的即時可用應急儲蓄都沒有就很正常了：他們從來不存錢，活在當下。對於這些人來說，就算沒有就業，對前景看空，他們也照樣消費，而且消費得更激進。這些在中國人看來是無法理解的。但你如果拆開看美國不同的族群，就會發現，整個問題在美國的亞裔裡基本不存在，或者說不成為問題。以家庭能不能滿足400美元緊急支出這個問題為例。90%的亞裔家庭可以滿足。有80%的黑人家庭無法滿足，這不是財務問題，而是文化問題人格障礙問題。還有一條，我沒有任何證據，純粹只是表示懷疑。我認為他們的人確實精神障礙比較多。這個不是把精神病、心理病過度疾病化、醫療化的結果。而是在考慮到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對不同性格人群表示尊重的前提下，我懷疑他們有各種人格問題的人就更多。不僅包括性向，而且包括戀童；包括精神病態（psychopath），包括譜系和ADHD，包括雙向選擇、精神分裂，確實特別多。這些東西大多有遺傳因素。如果他們和精神/人格障礙產業化、疾病化、藥物治療化（背後有醫藥企業資本無序擴張）的話，就會導致整個人口裡相當多比例的人精神出問題。現在為這個趨勢做貢獻的是ADHD。七、一點小結到這裡我們可以做一個小結了。第一，實際問題比你看到的問題要更複雜。不能光看表面，還是要看實質第二，許多問題確實也是過去幾十年出現的，包括美國的去工業化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毒品問題等，不是老事物，而是新事物。這些因素也催生了川普和全球民粹右翼問題。你縱觀全球發達經濟體，會發現這樣的問題普遍存在第三，美國是一個個人主義導向的社會，傾向於認為個人要對自己負責。所以個別失敗不代表全體失敗。個別失敗甚至不會引發其他人的憐憫第四，美國是一個族群構成極度複雜的社會，可以涵蓋人類社會裡幾乎每個樣本，差異性遠超中國，甚至超出中國人的理解。因此要看到，不同族群之間可以有極大的差異，千萬不能一概而論。即使在美國中國，跨族群之間也會感到文化衝擊：華人家庭可能對白人家庭吸毒感到驚恐；對黑人家庭子女不學習，在街頭混，家裡沒有任何財務規劃也感到驚恐。第五，也是出於這種原因，使得在這個個人主義的、族群差異極大的社會裡推動大規模的社會保障和兜底比較難。設想一下，你是一個在美國兢兢業業的華人家庭，你為什麼要交這麼高的稅去補貼那些你認為游手好閒的黑人。你覺得你們根本不僅不應該屬於一個國家，而且不屬於一個星球。在族群和文化的隔閡下，美國勞動人民永遠無法聯合起來，就是這個道理第六，所以當你在分析個案時，非常容易以偏概全，犯“擴大化”的錯誤。你認為你看到了帶有共性的社會問題，其實看到的是美國社會內部的子群體的問題，而在一個群體裡出現的問題（例如某個南部州白人家庭），未必在另一個群體裡出現（例如某個華裔或印度裔家庭）。結果，你以為你在討論“美國”，其實你是指某個特定的人群。前面講了，如果我們不去做田野研究，不去閱讀大量已經做出來的專業文獻和報導的話，是沒有辦法探討這個話題的。由此更進一步的，我們發現美國社會非常的複雜和異質，使得我們在不考慮族群和文化的基礎上，更加無法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看到我們在認知上的侷限性：知道我們不知道什麼。因此，這個一會兒探討Green的14萬美元線，一會兒附會ALICE閾值，一會兒討論“流浪漢”的所謂“斬殺線”討論，這當然不是一個社會學討論，而只是一種獵奇，一種看熱鬧，因此自然也不需要那麼的嚴肅和嚴謹。如果較真，你就錯了。八、美國“斬殺線”為何在中國成為熱度話題：觸動了那根神經這就到了我們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斬殺線”在中國病毒傳播？為什麼大家會突然關心這個問題。它到底觸動了人們的那根神經？其實，無非是以下幾種情緒。“病毒”傳播的基礎：“斬殺線”的說法很形象很生動，頗能抓住人們的想像，形成記憶點。未來，這個遊戲術語可能由此進入公眾話語，往後不僅被用來描述美國，而且會引用到其他領域。例如，職場裡面的“斬殺線”。發自內心的好奇：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大比例的人口可以在這樣的狀態下生活。他們的境遇是什麼樣的，他們面臨什麼樣的選擇。他們的心態是怎麼樣的。為什麼沒有人出來兜底。為什麼不出來反抗。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態。不少人會認為美國人確實和中國人不一樣。獵奇與“看熱鬧”心態。人們並不真的關心美國的情況，但認為這個題材仍然很有趣，本著看熱鬧的心態進行關注，而且可能還有點幸災樂禍的心態對美國的祛魅。這些年來，伴隨中國的崛起，民眾一直在看到美國的相對衰落，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還是倫理。“斬殺線”討論只是給這個大趨勢做了一點添磚加瓦。而且對於很多人來說，諷刺在於，美國一直標榜自由和人權，但到最後，三四成的民眾連滿足幾百美元應急之需的存款都沒有，生活處在破產邊緣。這是對美國的一個巨大祛魅。也是對自由派與公知描繪出來的美國的一種幻滅。共鳴部分：中國工薪階層同樣擔心財務脆弱性、財務安全、社會的兜底保障問題，擔心個人和家庭因為突如其來的意外陷入貧困，並因為這些問題感到巨大的生活壓力和焦慮。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又是有共鳴，擔心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也希望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批判 + 慶幸。中國人對部分美國人的這種生活狀況表示震驚，對這種社會狀態持批判態度，慶幸自己活在中國，同時希望中國在未來不要伴隨發展出現同樣的問題陰謀論：“斬殺線”的一個要素是認為這是美國對社會底層的淘汰機制、出清機制，把人們長年以來對原教旨的市場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想像給具象化了。一些人相信並接受這樣的敘事。這就是這套說法在中國得到“病毒性”傳播的原因——一些從來不關注美國的人也覺得這個話題很有趣，因為它可以帶給人們話題、談資、趣味，娛樂價值、情緒價值、制度比較的素材。九、2025年：中國對美國的祛魅之年說到這裡，就不得不強調一下2025年這個時點的重要性了，即，這個事只可能發生在2025年末，不會發生在更早。為什麼？因為2025年是中美兩國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轉折性的一年。中國打贏了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對美國形成了強有力的經濟震懾，並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韌性和實力；美國對中國評估也發生了根本變化，本月初新發佈的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承認中國是實力相當的對手，不再追求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打壓，而是尋求和中國建立經濟互利關係，並務實地回撤到本土搞經濟。回想1979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剛開始搞改革開放時，人們發現，帝國主義似乎空前富庶與繁榮，美國人民並不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而是全方位的遙遙領先。相比之下，中國則遠遠落後。蘇聯解體後，這種想法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許多人認為美國在大國競爭中已經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並且這種勝利是制度優勢帶來的結果。中國只能奮起直追，迎頭趕上，並虛心向美國學習。在1980年代、1990年代把美國看作人類“燈塔”、“山巔之城”的人們是絕對不敢相信幾十年後美國會蛻變成今天的樣子的。確實，美國大規模地去工業化、離岸化及金融化，就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發生的（大概和中國加入世貿同期）。大約在同一時期，美國開始爆發止疼片即阿片類藥物危機。中間經歷了一次恐怖襲擊，兩次戰爭（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一次重大金融危機，經過二十年時間，經濟脫實向虛，貧富差距不斷加劇。經濟基礎和社會機理遭到破壞。這才有了民粹運動，才有了川普現象。但就在這些研究美國經濟社會問題的書籍（例如《鄉下人的哀歌》、《掃地出門》）在2017、2018年陸續引入中國的時候，也還很難引起國人的關注，因為2018年是美國川普政府對中國發動第一次貿易戰的時候。中國人感受到了被美國“卡脖子”和經濟、科技、金融打壓遏制帶來的巨大的壓力。因此，2018年的國人絕對沒有“心情”關注美國的“斬殺”，也不會輕易相信這樣的說法。2020年的新冠疫情對國人對美國的一個極大祛魅。人們看到美國防疫全面拉胯，人們自私與反智，將弱勢群體和老人置於不顧，導致上百萬人在短時間內死亡。美國不去正面防疫，而是依靠激進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當年被“美吹”（包括專家、財經人士、經濟學家、公知等）奉為圭臬，結果導致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及物價問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本已十分嚴重的民生問題，直接把拜登和哈里斯送出了白宮，讓川普和MAGA高調歸來，並拿到了全面改造美國的政治授權。然後就到了2025年的貿易戰。如果說蘇聯解體是二戰以來最大的國際地緣政治事件，那麼中國在貿易戰上成功反制美國可以說是二戰以來最大的國際地緣經濟事件——它不僅倒逼川普政府重設對華戰略，而且加速了美國由單極霸主退位，加速讓世界進入多極秩序。這個歷史意義如果在今天還看不清楚，則在往後幾年可以看得更清楚。人們終將認識到，2025年是改寫國際秩序、歷史分水嶺的一年。1980-1990年代的中國輿論，可以說是對美國的崇拜。2016-2018年，川普上台以及中美首輪貿易戰開打之時，美國已然衰敗，但中國還在應對貿易戰，妄自菲薄的人不在少數；民眾沒有準備好“接受”美國的衰落，也“胃口”消受美國的衰落。但到了2025年末，時代背景已經完全不同。中國民眾相信美國的衰落，認定美國的衰落，也看到了美國的衰落，對美國的“祛魅”及批判性審視已經成為更加主流的敘事，並獲得了越來越廣泛人群的接受。當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中重設對中國的關係時，中國民眾也在重設對美國的認知。因此，當“斬殺線”這樣的說法出現時，人們最初會有些吃驚，但可能很快就認為這並不奇怪，甚至有些“理所當然”——這就是美國，美國就是這樣。在今天的中國，人們仍然會對美國的科技領先、金融領先以及馬斯克這樣技術與創業奇才的情懷所吸引，是為中國競爭與追趕的動力，但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作為一個整體，在國人心中不說完全幻滅，也是完全祛魅。中國能夠越來越能夠客觀地看待美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學習美國的成功經驗，避免美國的錯誤經驗，走一條適合中國自己的道路，並最終超越美國。 (tuzhu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