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逆向創新是中國走到今天的重要火種,那麼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不被脫鉤寒風吹滅的前提下,讓這團火焰,最終點燃屬於自己的“0 到 1”時刻。
CES向來被視為全球科技“風向標”。在2026年的展會上,中國企業的回歸不再是邊緣性的存在,而是一種結構性的重返中心。中國企業在CES 2026的參展比例顯著上升,在AI和機器人類別中佔比約35%,較2020年的18%大幅增長。
智能汽車與自動駕駛領域的表現尤為亮眼。吉利汽車的Full-Domain AI 2.0全球首發,標誌著其全球AI技術體系的全面升級,並成為這一復興的象徵;長城汽車同時展示AI智能座艙與4.0升V8發動機的組合方案,追覓科技甚至帶來了名為Kosmera Nebula 1的電動概念超跑。
它們共同釋放出一個清晰訊號:中國企業在電動車(EV)和AI領域的出口勢頭強勁,尤其是在主動擺脫“低端製造”舊敘事的同時,正大步邁入全球技術與產品定義的核心地帶——儘管關稅風險如影隨形。
這並非簡單的“捲土重來”,而更像是一場對“技術脫鉤敘事”的現實回應。如果僅將這一切解讀為“中國製造升級”,仍然過於表層。真正值得關注的,是CES 2026所折射出的中美創新路徑的根本差異。
以吉利為例,其Full-Domain AI 2.0系統整合了World Action Model,支援端到端AI架構,並明確指向L3/L4級自動駕駛的規模化落地。吉利集團同時宣佈,計畫在2026年推出10款新車型,年度銷量目標345萬輛,並在2–3年內通過Polestar或Zeekr品牌嘗試進入美國市場——即便關稅與監管陰影仍然存在。
這類路徑,體現的是車企最擅長的能力:從“1 到 N”的快速複製、成本壓縮與營運規模化。
美國企業則更偏向“前向創新”。
以特斯拉為代表,其Full Self-Driving(FSD)系統堅持純視覺路線,通過端到端神經網路建構學習範式,在複雜“長尾場景”的處理能力上,依然處於全球領先位置。
而輝達(Nvidia)的入局,讓整個局面變得更加微妙與複雜。
在CES前後,黃仁勳(Jensen Huang)多次強調自動駕駛將進入Vision–Language–Action(VLA)模型時代。無論是Alpamayo模型,還是Thor晶片與Blackwell GPU的組合,輝達並不直接“造車”,而是試圖成為自動駕駛時代的作業系統級基礎設施。
New Street Research分析師Philippe Ferragu指出:“輝達(Nvidia)的Alpamayo代表了對Tesla FSD架構的完全驗證,但其成本是Tesla的2-3倍,且僅為工具包而非即用系統,競爭者落後一代。”
有趣的是,特斯拉CEO 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對此的回應頗具意味。
他在X上發帖調侃道:“這正是Tesla已經在做的事,他們會發現達到99%容易,但解決長尾分佈的難題超級難。”
Musk進一步表示,Nvidia的自主技術至少在5-6年內不會威脅Tesla的FSD系統,因為Tesla在真實世界資料積累上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並稱競爭者的努力“相對瑣碎”。同時,他強調“我並沒有為此失眠,並真誠希望他們成功”,展現出一種歡迎競爭的開放心態。這不僅體現了Musk一貫的自信與幽默,也折射出Nvidia與Tesla之間的高層“競合”關係:一方面,Tesla長期依賴Nvidia的GPU進行AI訓練,並與xAI等項目展開合作;另一方面,Tesla正大力投資自家Dojo超算,追求硬體獨立。
這種動態並非零和對抗,而是推動整個自動駕駛生態加速演進的催化劑。
Nvidia CEO Jensen Huang本人也多次讚譽Musk為“非凡工程師”,並看好Tesla在自主駕駛與Optimus機器人上的潛力。
這也體現了美國式創新的特點:從底層架構、算力範式和模型能力出發,定義行業邊界。代價則是成本高昂、落地緩慢,並高度依賴資本、監管與社會共識的長期支援。
如果說美國更擅長“前向創新”(從理論、演算法到產品),那麼車企正在形成一種典型的逆向創新路徑。
這種路徑並非從實驗室出發,而是從現實世界的高密度、複雜場景中反推技術解法。它強調從本土痛點逆向工程化解決方案,快速迭代成可規模化的產品,從而在全球新興市場中佔據先機。
中國城市的交通環境、使用者規模與資料密度,為演算法迭代提供了近乎獨一無二的土壤。吉利的G-ASD系統在高速與擁堵混合場景中的表現,正是基於億級真實路況資料持續訓練的結果;長城的AI座艙強調語音互動、方言識別與隱私控制,本質上源自對本土消費者行為的深度理解。
類似的邏輯,也體現在國產晶片企業身上。黑芝麻智能的華山A2000系列已完成tape out並通過美國審查,準備全球量產,目標並非“技術奇點”,而是全場景輔助駕駛的可交付能力。
德國汽車專家Ferdinand Dudenhöffer預言:“中國將在2026年繼續超越西歐和美國,因為其技術創新速度。”這凸顯了逆向創新在工程演化中的效率優勢。
這不是一場原創意義上的技術革命,而是一種高效率的工程演化。其優勢在於速度、成本與市場轉化能力;但其短板同樣清晰——在品牌、基礎理論與原始範式創新上,仍需時間沉澱。
全球戰略顧問Whitney Xiao一針見血:“中國公司面臨的戰略問題不再是能否製造西方設計的產品 - 他們顯然能。問題是能否建立新產品類別、建立品牌聲望,並在全球科技市場的優質端競爭。”
這提醒我們,逆向創新的真正考驗在於從“高效執行者”向“規則定義者”的躍遷。
CES 2026的另一重背景,是愈發清晰的地緣政治風險。
中國車企在算力層面仍不可避免地依賴美國晶片體系,即便是降級版本;而北美與歐洲市場在資料安全、合規與關稅上的不確定性,也正在迫使中企將更多研發與合規能力外移。
正如多位產業觀察者所言,中國企業面臨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能否製造西方設計的產品”,而是:能否創造新的產品類別,建立真正的全球品牌信任,並在高端市場完成價值閉環。
在我看來,“0 到 1”與“1 到 N”的分野,並非零和博弈。
自動駕駛、智能汽車、機器人等領域的終極目標,也從來不應只是國家競爭的籌碼,而是如何在真實世界中降低風險、提升效率、改善人類生活質量。
CES 2026不是一場勝負已分的競賽,而是一面鏡子。它照見了中國企業的野心與能力,也照見了全球科技體系正在經歷的結構性重組。
如果說逆向創新是中國走到今天的重要火種,那麼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不被寒風吹滅的前提下,讓這團火焰,最終點燃屬於自己的“0 到 1”時刻。而那一刻,或許也將決定,科技究竟是繼續被地緣政治撕裂,還是重新找到一種超越國界、服務人類的共同語言。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