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之間，變化何其大也。
去年1月，唐納德·川普重返白宮，一門心思只想挑起貿易戰，而且得到一幫老資格對華鷹派的支援。當時一個相當保險的判斷似乎是，他的回歸意味著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大國競爭將升級，也就是外交政策領域專家長期以來不那麼嚴謹的習慣稱呼——“新冷戰”。
到了2026年，美國在地緣政治方面處於截然不同的境地。中國或許在遠處若隱若現，但眼前我們看到的卻是在委內瑞拉發起的一場非法軍事行動，接管格陵蘭島和霸凌歐洲的公然表演，以及對古巴和伊朗等敵對政府發出的威脅。對加拿大一年來的敵意已經將加拿大推到中國的懷中。
這些行動中，有一些可能是出於大國競爭的動機。而在其他一些行動中，我們看到的可能純粹是外交無能和目光短淺的虛張聲勢所帶來的後果。但另一種可能性也同樣存在：我們正步入新冷戰的一個新階段，在與世界另一大國長達十餘年的對抗持續升級後，其他全球優先事項已取代美國兩黨對這一對抗的執念。
川普政府先是在關稅問題上咄咄逼人，隨後便迅速從貿易戰中退縮，退縮到了現在美國對中國徵收的關稅比其對印度徵收的關稅還要低的程度。川普政府還放寬了以國家安全為由實施的人工智慧晶片出口限制。那份催生了諸多關於“唐羅主義”討論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的優先順序降至次要位置，而把更多精力放在國內、邊境以及與西歐的文化戰爭上。
這算是緩和嗎？答案留待時間驗證，但至少眼下的局勢確實降溫了。而這一轉變的背後，遠不止我們這位反覆無常的總統，以及他總想用這種搶劫式的出位表演博取關注的執念。過去一年來，即便是在川普陣營之外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中，也出現了中國問題評論員傑裡米·戈德科恩等人所言的“風向轉變”：昔日對另一個世界大國那種本能的對抗心理，正讓位於一種由純粹敬畏維繫的複雜糾結態度。
長期以來，美國的對華認知一直由鷹派主導。這些人堅稱，無論要怎樣定義“擊敗”，都必須將這個競爭對手擊敗。如今這種觀點依然普遍。但曾經的那種廣泛共識已分崩離析，越來越多的政策專家開始自問：我們究竟能否追趕上對方？他們也在思索一種可能性——儘管未來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但答案或許就是追不上。
你或許已經掌握綠色科技行業的大致情況：如今，中國每年新增的風能和太陽能裝機容量約佔全球的三分之二。中國對綠色轉型所需的製造投入規模如此之大，且相關元件成本下降如此之快，使得開發中國家正以驚人速度爭相採購。中國生產的風力渦輪機佔全球的60%，2024年中國的風電裝機容量幾乎是全球第二大裝機國的20倍；中國在全球電動汽車產量中佔比超過70%；中國在全球電池市場的產量佔比也達約90%。倘若以發電量來衡量文明的進步程度，那麼中國正遙遙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
中國生產的商用無人機約佔全球的70%。機器人技術的差距是另一個痛點，2024年中國安裝的機器人數量幾乎是美國的9倍。
每位中國觀察家都有自己青睞的話題。一年前，你還能聽到經濟愛國者們強調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優勢，但中國似乎毫不費力地將這一差距幾乎抹除了：去年秋天，美國晶片巨頭輝達的首席執行長黃仁勳表示，中國有望在人工智慧競賽中取勝。2024年，中國藥企開展的臨床試驗數量幾乎佔全球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十年前這一比例僅為5%。過去五年間，中國授權全球使用的藥品總價值增長了15倍。
還有一類硬體愛好者喜歡強調中國在造船業的優勢：按噸位計算，2024年中國國有造船企業建造的商用船舶比美國自二戰結束後的80年裡建造的總和還要多。
此外，中國的城市化速度驚人。自2000年以來，中國城鎮人口數量增加了一倍多，從4.5億增長到9億多。如果你為美國的住房危機感到焦慮，尤其將其歸咎於美國建築業發展放緩，那麼聽到下面的資料或許會深感震驚：中國超過三分之二的住房都是2000年之後建成的，且中國的住房自有率超過90%。
或許，已經建設好的環境提供了最為顯著的對比：那些高鐵線路、綿延數公里的橋樑，以及穿梭於城市摩天大樓間的高架道路。而某種不易察覺的羨慕中國的情緒推動了名為“豐裕派”的自由派改革運動。法學教授戴維·施萊克爾是這場思潮的學術陣營核心人物。當被問及什麼樣的基礎設施項目能夠激發美國民眾足夠的熱情，從而讓聯邦政府有理由去突破嚴苛的監管與官僚文化限制時，他回答道：“想想中國正在做的事情，然後想像一下在美國的尺度上去做：龐大的新地鐵系統、新的大型高速公路、大型輸電系統、大型管道。”
經濟史學家亞當·圖澤經常談及第二次中國衝擊的到來。與第一次相反，這次是西方人求著融入中國供應鏈。但我們或許已經身處另一種長達十年的衝擊之中。在此期間，美國的專家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幾乎不知該如何理解一個如此突然崛起的競爭對手。 (東西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