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如何開創太平年（立制篇）

今天來講立制篇，即趙匡胤如何建立宋王朝的制度。

今人講述宋太祖的事蹟，幾乎必講他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以顯示其政治野心與手腕；也必講他平定西川、荊湖、江南、嶺南，消滅軍閥割據之舉，以展示其雄才大略；更是必講他“杯酒釋兵權”的傳聞軼事，以說明宋王朝強化中央集權與皇權專制的趨勢。

不過，我們不打算講這些眾所周知的故事，只來說說太祖得國之初的三件容易為史家忽略的小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趙匡胤從一名軍閥到一國之君的角色意識轉換，也可以看到宋初制度建構過程的一些投影。

第一個故事：拜相

我們要講的第一個故事，跟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有關。

趙宋立國，制度構架仍沿襲唐舊，執政團隊也沿用後周舊人。後周顯德七年，大宋建隆元年（960）正月，邊關報告契丹入侵，周帝命殿前都點檢趙匡胤“領宿衛諸將御之”，不想趙匡胤行軍至陳橋驛，卻被眾將擁立為帝，黃袍加身。消息傳入汴京，宰相“范質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 。

很快趙匡胤率兵回京，王溥“降階先拜”，范質“不得已從之，遂稱萬歲”。一次驚心動魄的改朝換代，遂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

宋太祖受禪之後，仍拜范質、王溥、魏仁浦為相，禮待有加。留用後周舊臣執政，有利於將政變產生的政治動盪降到最低限度：“太祖既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宰相其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官其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 諸藩鎮得悉一切沿用舊人，才接受宋太祖受禪的事實。

但對於范質等人來說，作為後周舊臣，繼續當大宋的宰相，於心不安，所以一再上表請辭。話說乾德二年（964），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太祖批准了辭呈。此後數日，大宋的行政中樞出現形式上的“權力真空”，“內殿起居無宰相”。三日之後，宋太祖才拜趙普為相。

這時候，趙匡胤才發現，他對宰相趙普的任命，面臨一個程序上的大問題。原來，按照從唐代傳下來的慣例，皇帝發佈的正式詔令，包括任命宰相的制書，都需要宰相副署，方得生效。

對於宰相副署制度的理解，我們不妨來溫習一遍錢穆先生的解釋：“凡屬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須加蓋‘中書門下之印’，即須政事堂會議正式通過，然後再送尚書省執行。若未加蓋‘中書門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在當時是認為違法的，不能為下面各級機關所承認。故說‘不經鳳閣鸞台，何得為敕’（中書省武則天改稱鳳閣，門下省武則天改稱鸞台），這仍是說一切皇帝詔命，必經中書門下兩省”。

唐中宗時，發生過“不經兩省而逕自封拜官職”的事情，“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覺得難為情，故他裝置詔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發，而改用斜封。所書‘敕’字，也不敢用硃筆，而改用墨筆。當時稱為‘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項命令未經中書門下兩省，而要請下行機關馬虎承認之意。在當時便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之事，因此在歷史上傳下。當時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時人稱之為‘斜封官’，因其未經正式敕封手續而為一般人所看不起。據此一例，便知中國傳統政治，本不全由皇帝專制，也不能說中國人絕無法制觀念”。

宋太祖先批准了范質等三位宰相辭職，三日後才拜趙普為相，那麼誰來副署趙普的拜相制書呢？找不到人了。沒有宰相副署，制書便無法生效。怎麼辦？

宋太祖軍旅出身，絕不是拘泥於禮法之人，他對趙普說：“朕為卿署之，可乎？”不就是署名嗎？朕是皇帝，宰相是朕所任命，朕來署名，還不行嗎？

根據制度與慣例，這還真不行。假如宋太祖不經宰相副署而逕自署名任命趙普為相，往重裡說，無異是對制度的破壞；往輕裡說，則是對趙普的不尊重，堂堂宰相，難道也要成了受人鄙視的“斜封官”？

所以趙普拒絕了皇帝署名：“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申明副署乃是宰相之權，非帝王可以越俎代庖。

宋太祖只好“使問翰林學士講求故實”，讓翰林學士檢索典故、先例，看看能不能從先例中找到變通的辦法。

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谷通過檢索史書，提出一個建議：“自古輔相未嘗虛位，惟唐太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敕。”

陶谷說的是唐朝太和九年（835）的舊例。當時宰相李訓謀劃誅殺掌權的宦官，不料事情敗露，反被宦官所殺，史稱“甘露之變”。事變之後唐朝數日無宰相，唐文宗以尚書左僕射令狐楚代行相權，副署制書。其實，說起來，尚書僕射在唐初也是宰相，與中書令、侍中同掌相權，但李治即位後確立了一個慣例：尚書僕射須兼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銜，方得為宰相。唐玄宗以後，尚書僕射不再加領“同平章事”，自此被排除在宰相行列之外。現在陶谷提議，遵照唐朝太和年間舊例，由南省長官——尚書僕射來副署趙普的拜相制書。

但是，另一位翰林學士竇儀反對陶谷的意見：“（陶）谷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據。”唐朝“甘露之變”是衰世徵兆，尚書僕射“奉行制書”只是亂時變通權宜之法，引此為據確實令人不舒服。但不讓尚書僕射副署制書，又該由誰署敕呢？

竇儀提了另一個建議：“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按唐朝制度，同平章事就是宰相，不過自晚唐至宋初，不少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也兼領同平章事之銜，稱為“使相”，是名義上的宰相，並不行使相權。但不管怎麼說，同平章事在名義上確實是宰相，親王、開封府尹趙匡義既然領有同平章事銜，就是名義上的宰相，由他來副署趙普的拜相制書，倒也符合名分。

宋太祖說：“儀言是也。”即命趙匡義以同平章事的名義副署制書，總算合乎程序地完成了對宰相趙普的任命。

宋太祖在任命趙普為相事情上頗費周折，顯示了趙匡胤初任皇帝的經驗不足，因為經驗足夠的君主不大可能先批准全部宰相的辭呈，然後再任命新宰相；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也說明趙匡胤還是尊重宰相署敕的慣例與制度，尋求通過先例解決拜相的程序問題，而不是運用開國皇帝的權威挑戰慣例、破壞制度。

太祖之後，宋朝歷任君臣都曾多次申明宰相副署之權，如仁宗朝謝絳說，“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神宗朝蔡承禧說，“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南宋高宗說，“凡批降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高宗朝朱勝非說，“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度宗朝劉黻說，“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為什麼要強調宰相的副署之權？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說，宋朝士大夫認為，天下為公，君主雖為國家的主權代表，但天下卻非一家私有，“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因此，“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宋人認為，君主繞過宰相徑下手詔，是乾綱獨斷的表現，而君主即便天縱英明，也難保不會出差錯，一旦出錯，卻無法承擔政治責任，因而，不如由宰相副署詔敕，以明確責任，萬一施政有誤，“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 。

有宋一代，君主繞過宰相，私自下發手詔、內降、御筆的情況，當然也時有發生，但在制度運轉正常的時期，比如說宋仁宗朝，這類“斜封墨敕”通常會被宰相駁回，如高若訥任樞密使時，“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杜衍為宰相時，“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 。

宋神宗時，出現君主攬權獨裁的苗頭，內降也開始呈現氾濫之勢：“神宗作興，凡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 。但神宗皇帝親裁細故的行為，卻受到老臣富弼的抗議：“內外事多陛下親批，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

至宋徽宗朝，御筆指揮最為盛行。“崇寧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台諫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自此，“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置以不恭之罪。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複者，不敢執奏”。宋太祖確立的分權制衡之制遂受到嚴重破壞，宋人對此有深切反省：“於是，違紀綱為無罪，違御筆為有刑，台諫不得言，給捨不得繳，監司不得問，而紀綱壞矣。”

熱衷於御筆指揮、事事逞強的宋徽宗，最終招致亡國之禍，自己也被俘虜到金國。元人修《宋史》，評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真是不刊之論。

第二個故事：熏籠

我們要說的第二個故事，跟宋朝的宮廷制度有關。故事發生在趙普任相之後，但具體時間未詳。

話說內廷需要一批熏籠（熏籠者，指放在炭盆之上的竹罩籠，可用於取暖或烘烤，亦可用來熏香、熏衣），宋太祖便吩咐後苑趕快去採購幾個。過了幾天，熏籠還未送來，太祖有些生氣，便將辦事之人叫來責問。

採辦熏籠的人回話：按照條貫，內廷採辦日用等物，需要先給尚書省打報告，尚書省將報告下發本部，本部下發本曹，本曹下放本局，本曹做好預算，再復奏，層層審批，最後經宰相批准，才可以撥款採購、進呈大內使用。因為報告要“經歷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最快也得好幾天。

宋太祖一聽，大怒：“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

左右說：“可問宰相。”宋太祖當即交待左右：“呼趙學究來。”趙學究即趙普。其實趙普可不是學究，並無什麼高深的學問，他“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 。趙匡胤故意稱他為“趙學究”，是不滿他設計了那一套複雜得令人生厭的條貫來約束內廷用度，因而語帶譏諷。

趙普趕來見太祖。宋太祖質問他：“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熏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趙皇帝有些想不通啊，為什麼他在民間時，用幾十文錢便可以馬上買到一個熏籠，當了皇帝后，採辦幾個熏籠卻要這麼麻煩。

趙普說：“沒辦法，條貫是這麼規定的。”

宋太祖說：“這是什麼狗屁條貫？”

趙普不緊不慢地說：“此條貫，蓋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台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

我們看趙普設計的皇室採辦熏籠程序：“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製造（或採購）”，說好聽點，是手續繁瑣；說不好聽點，就是典型的官僚作風嘛。所以也難怪趙匡胤受不了。

然而，經由趙普一解釋，我們馬上便發現，如此繁瑣的程序是非常必要的。畢竟，皇室不同於民間，皇帝更不是一般老百姓。平民百姓需要多少個熏籠，馬上就可掏錢買下來，想買多少個就多少，只要他有錢，就完全不存在問題。但皇帝不可以這麼做。因為人主無私財，皇帝的財產實際上都取自民間脂膏；同時人主又掌握著俗世間至高無上的權力，如果沒有一套繁複的程序與制度來約束其預算與花銷，又如何防止今後有敗家皇室子孫“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

趙匡胤顯然被趙普說服了，大喜說：“此條貫極妙！若無熏籠是甚小事也。”

在這裡，太祖與宰相共同確立了一項宮廷制度：內廷添置日用雜物、增加生活預算，須經外朝的政府與台諫稽核、批准。這是對古時“惟王不會”傳統的修正。

“惟王不會”是《周禮·膳夫》記錄的一項宮廷財政制度，意思是說，天子的用度不必會計、審計。這也是古代成立天子私庫的法理基礎，即天子私庫有多少財富，都歸天子揮霍，花完拉倒。但宋人對“惟王不會”的古老原則提出了質疑，南宋士大夫韓元吉申明：“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則不會，其餘則太宰未嘗不受其會，而有均式。”另一位南宋士大夫汪應辰也稱：“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 式，即制度。天子的用度，必須接受制度的約束。

從實踐方面看，宋朝內廷的用度確實是受到宰相與台諫節制的。我們來看三個小故事：宋仁宗時，有嬪妃“請降御筆進官者（類似於評職稱，進一級可增加月錢），上取彩箋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眾喜謝而退。至給俸日，各出御筆乞增祿，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諸嬪群訴，且對上毀所得御筆，曰：‘原來使不得！’上但笑而遣之” 。可見內廷嬪妃要“加薪”，例由政府審批，不是皇帝一人可定。

還是仁宗朝，有一次宋仁宗用內廷物品賞賜做法事的僧人：“眾僧各賜紫羅一疋。”卻因為擔心被台諫抓住不放，只好交待獲賞的僧人，將紫羅藏在懷裡，悄悄地出去，不要被人撞見：“來日出東華門，以羅置懷內，勿令人見，恐台諫有文字論列。” 弄得像做賊似的。可見皇帝用內廷物品賞賜他人，台諫也有權干預。

南宋初，宋徽宗死於金國，高宗在為父皇服喪期間，將御椅換成了尚未上漆的白木椅。有一回，錢塘錢氏公主入覲，見到這張龍椅，好奇問道：“此檀香倚子耶？”一名姓張的妃子掩口笑道：“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 相公指當時的宰相趙鼎、張浚。內廷的胭脂、皂莢用得多了，宰相都會過問。

宰相過問內廷日用，只是宋代宮廷制度的一部分。宋朝整個宮廷制度的特點，如果用宋人的話來說，就是“以外統內”、“以內屬外”，內廷受外朝制約。宰相既是外朝領袖，也是內廷主管，“事無內外，無不當預” 。

這樣一套“以外統內”的宮廷制度，其法理基礎乃是“天子無私事”的理念。宋朝士大夫反對“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之類的說辭，認為“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因為，“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可預之人” 。既然貴為天子，化家為國，那就應該放棄他的私人權利，家裡（內廷）的一切事務，都應該由政府統轄，“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

但宋徽宗朝時，祖制敗壞，“蔡京當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為詞，遂至取民無藝” 。宋太祖與趙普擔心的敗家子孫“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的情況出現了。有一個細節可以顯示宋徽宗私生活之奢靡無度：“宣（和）、政（和）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焰明而香郁，鈞天之所無也”。南渡之後，再無此盛況。

紹興年間，被擄的韋太后回到南宋杭州，宋高宗事母極孝，在韋太后壽辰之日，“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但韋太后視若無睹，高宗問母親：“燭頗愜聖意否？”韋太后說：“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閣分亦然。”意思是，就這幾支蠟燭，比你爹爹那時差遠了。宋高宗悄悄跟皇后說：“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第三個故事：祭禮

我們要講的第三個故事，跟宋朝的祭祀禮制有關。古人相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祭祀不但是祈求國家獲得天地、祖先庇祐的形式，更是關乎政治合法性的禮制安排。因此，歷代形成了一整套莊嚴而周密的宗廟祭祀、南郊祭天之禮，馬虎不得。

宋太祖受禪得位之後，“杯酒釋兵權”，又先後發兵平定後蜀南唐諸國，這是“戎”方面的建構。與此同時，又“令禮官檢詳《開寶禮》、《郊祀錄》及諸禮例”，修訂祠祭祝文，先後議定太廟祭祀、郊祀之禮，這是“祀”方面的建構。

話說趙匡胤初入太廟祭祖之時，見到太廟內所陳列的“籩豆簠簋”，都是一些自己從未見過的傢伙，便問左右：“此何等物也？”左右回答說，這些都是古時傳下來的用於祭祀的禮器。

趙匡胤說：“吾祖宗寧識此？”命人將這些“籩豆簠簋”撤走，“進常膳如平生”，用尋常食物作祭品。宋太祖出身於草莽，對於傳統禮制那一套繁文縟節，打心底是不以為然的。

但很快趙匡胤又覺得自己的做法不妥，說道：“古禮亦不可廢也。”又命人復設“籩豆簠簋”，遵照古禮完成了宗廟之祭。祭畢交待左右：“卻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行禮。”

此時，太常寺的禮官說：“案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 宋太祖也同意了。

其實，以“籩豆簠簋”作為太廟祭祀的禮器，或者在祭案上加設一個“牙盤”，究竟有著什麼深刻的意義，趙匡胤自然不會曉得，但既然前代已經使用了這樣的禮器，世代相沿；而禮官又提議復設“牙盤”，那就遵循先例吧。這並非刻意泥古，而是虛己從俗。

宋太祖這種對於禮制雖然不求甚解、卻選擇遵從先例的態度，得到北宋著名理學家邵康節的高度評價：“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邵康節是在拍趙家皇帝的馬屁嗎？不是。趙匡胤對待祭禮的心智確實體現了一種可貴的帝王品質：屈己從眾，捨己從俗。

不妨再來跟宋徽宗的表現做個比較。北宋立國一百多年之後，禮制已非常完備，遠非開國之初可比。但徽宗不滿意，認為“自秦漢以來，禮壞不制，……時君世主，亦莫能興”，以致“今薦天地、饗宗廟之器”與三代禮器“無一有合，去古既遠，禮失其傳矣”。因此，徽宗詔令將“鼎彝、簠簋、盤匜、爵豆”等三代禮器“具畫來上，朕將親覽，參酌其宜，以革千古之陋，成一代之典，庶幾先王垂法後世” 。又斥巨資、役萬夫建造傳說中的禮制建築——明堂；並且突破了宋仁宗朝已經形成的三年一親郊的祭天慣例，改為一年一親郊，勞眾而傷財。

從表面看，宋徽宗對於禮制顯然更為重視，對於祭祀更為虔誠，但實際上，這是權力者的狂妄、“理性自負”的膨脹，以為自己就是“議禮”、“考文”的哲人王，可以一舉而革千年禮制之陋。為此，不惜推翻成例，不恤人言，屈眾從己，任性而為，刻意泥古。

可以說，政治家最不應該有的品格，宋徽宗全都具有了。所以宋人對宋徽宗的復古制禮之舉評價極低：“人非復古之人，治非復古之治，徒以竊虛名、飾美觀耳。”

宋徽宗為人君的心智，跟宋太祖相比，可謂是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天上。太祖出身於行伍，本是亂世英雄，性情豪爽，即便陰差陽錯當上了皇帝，仍然是不拘小節，曾於大雨中與臣僚飲酒；曾於雪夜拜託趙普，以“嫂子”稱呼趙普夫人；又曾衣冠不整接見翰林學士竇儀，竇儀委婉地批評他：“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他才“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

我相信，對於趙匡胤來說，不管是禮法上的繁文縟節，還是制度上的繁瑣程序，都是他前半生非常陌生的事物。但是，既然當上了開國之君，就必須要完成角色意識的轉換，不可再像早年在民間時那般率性，而應當習慣於接受繁文縟節、繁瑣制度的束縛。

趙匡胤稱帝最初幾年，一直處於角色意識轉換的過程中。當他任命趙普為宰相，遇到副署程序的麻煩時，直想“朕為卿署之”；當他發現宮廷採購幾個熏籠，居然需要層層審批時，怒罵“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他入太廟祭祀，看到“籩豆簠簋”等禮器，笑稱“吾祖宗寧識此”，可以說都是豪傑性情的自然流露。但最後，他都意識到自己的身份是一國之君，自覺收斂了不拘小節的性情，轉而接受制度、先例、禮法的安排。

當年，趙匡胤在陳橋“黃袍加身”，從周恭帝手裡接過政權之時，也許誰也想不到他建立的趙宋王朝能夠享國三百餘年，是漢朝之後國運最長的一個朝代。因為在陳橋兵變之前，已經有五個短命王朝（後樑、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兵變登場，又被兵變推翻（嚴格來說，後晉為遼所滅），安知趙宋不會重蹈覆轍，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代？

但我們從前面講述三件小事，不難看出，趙匡胤這個人，還真的跟五代的其他軍閥不一樣。他能開創一個享國三百餘年的王朝，豈是偶然！ (我們都愛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