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論壇】卡尼vs川普：從達沃斯看西方的認同危機

卡尼與川普演講，各自表達了什麼？兩人對國際秩序甚至西方身份的認同顯然迥異。在表面的斷裂之下，一種基於現實主義的新共識或許正在建立。

卡尼與川普的兩場演講在達沃斯會場迴響，卻彷彿來自兩個平行世界。

兩人演講可能是最近十年關於國際秩序最值得關注的演講，2026年達沃斯論壇的官方主題是“對話的精神”（A Spirit of Dialogue），然而如今看來，即便在西方世界，斷裂也已無可避免。不過，在表面的斷裂之下，一種基於現實主義的新共識或許正在建立。

一場演講來自加拿大新任總理馬克•卡尼。這位曾經的英格蘭銀行行長，以一貫的專業精神與職業氣度，發表了被譽為“數十年來最重要的國際關係演講”的講話。他的開場白擲地有聲：“讓我直言不諱。我們正處在一場斷裂之中，而非一個過渡期。”卡尼的演講並未直接點名川普，但川普的影響無處不在。甚至可以說，這次演講代表了西方世界對“川普主義”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再認知。

另一場演講來自美國總統川普。英國《衛報》形容他“帶著一門侮辱大炮”走進會場。繫著鮮明的紅色領帶，以一如既往的修辭風格，他宣稱美國經濟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增長奇蹟”，批判“華盛頓和歐洲各首都形成的傳統觀念”，並對盟友發出最後通牒式的選擇：“你可以說是，我們將非常感激；或者你可以說不，我們會記住。”

有意思的是，卡尼和川普都不是西方的左翼代表。一個是職業官僚的代表，深諳盎格魯-撒克遜的審慎傳統，將財政審慎與社會自由相結合——學界與媒體普遍將他與傳統左翼自由派區分，視其為自由黨內偏右的務實派；另一個則被視為美國民粹主義的旗手，高舉“美國優先”的大旗，也有人認為他其實是回歸保守主義傳統。然而，他們對同一個世界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診斷，開出了完全對立的藥方。

這讓人不禁想起一個古老的問題：這個世界還會好嗎？

川普強調，國際秩序從來不是平等的，也不應該是平等的，因為美國在現實中為歐洲等國家乃至全球提供了安全保護。對於自由主義之下的國際規則與國際機構，他的態度是懷疑：北約“對美國不公平”，世貿組織的規則“不對稱”。他的方案是關稅、雙邊談判與“美國優先”。格陵蘭島被他定義為美國的“核心國家安全利益”，他要求“立即就收購格陵蘭島事宜展開談判”，並指責丹麥“忘恩負義”——“如果沒有我們，他們或許會說德語”。加拿大也不例外，“加拿大因為美國而存在，對方需要記住這一點。”

相比之下，卡尼的世界觀自然帶有自由主義的色彩。不同的是，他承認現實中的不平等，也承認美國提供的公共產品不完全是虛構的：“數十年來，加拿大等國家在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下繁榮發展。我們清楚，這一敘事部分是虛假的：最強者在需要時會豁免自身。然而，這種虛構是有用的，尤其是美國霸權提供了公共產品。但這一交易已不再奏效。”他援引捷克異議人士哈維爾的話，強調規則的重要性——不能因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從來不完美，就放棄對規則本身的追求。

他們兩位，一個呼籲“集體韌性投資”，一個宣揚“交易性雙邊主義”。這場分裂已不僅是政策層面的分歧，而是關於“西方是什麼”的根本性危機。

本質上，兩人對於西方的想像不同，即美國為主的西方與美國之外的西方。這場分裂的深層，是一場關於“西方是什麼”的身份認同危機。在川普的敘事中，西方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是那些“因為美國才存在”的盟友。他反覆強調自己的歐洲血統——“母親100%蘇格蘭，父親100%德國”——建構了一種文明親近性的敘事。但這種親近性是有條件的：當代歐洲必須記住，它的安全、它的繁榮，都來自美國的保護。

在卡尼的敘事中，西方首先是一個價值概念，這其實是歐洲在戰後流行的敘事，強調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原則，地理邊界是次要的，價值認同才是核心。也正因此，他呼籲中等強國的聯合。卡尼說：“在大國競爭的世界中，夾在中間的國家可以選擇相互爭寵；或聯合起來，開闢一條具有影響力的第三條道路。”

“第三條道路”的說法在歐洲一直很有市場，這也是一種試圖在左右之間突圍的策略。如果運行得當，這種策略可以左右兼顧；如果運行不當，則可能左右失據。不過，卡尼能夠在當下提出這種口號，其實已包含對歐洲過去過於左翼的思想的反思。

要理解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回到保守主義的源頭。1790年，當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浪潮席捲歐洲時，愛爾蘭裔政治家埃德蒙•柏克寫下了《法國革命論》。這本書被視為現代保守主義的奠基之作。柏克並非反對一切變革，他反對的是那種試圖推倒一切的激進主義。從柏克開始，保守主義給出了三重承諾：對秩序的承諾、對傳統的承諾、對審慎的承諾。

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在西方譜系中一直是亦敵亦友的關係。回顧自由主義誕生後的成功，多數情況是在保守主義的認同之下完成，二戰後的歲月最為典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攜手，其實是在捍衛自由，也是二戰之後繁榮與和平得以實現的前提。

當然，這一前提的存在源於他們擁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敵人：蘇聯。1991年冷戰結束後，這個體系失去了對立面，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如今世界的紛爭，除了來自新興國家的挑戰，也源於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衝突。

這一問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變得更加尖銳，而新冠危機更是加速了這一處理程序。新自由主義許諾的全球化遭遇本地化抗爭，以川普為首的政治勢力，既是美國民眾的呼聲，也是保守主義的另一種回潮。

西方起源於歐洲，美國作為核心大國，北約的存在為歐洲長期提供了集體安全，而歐洲則在左翼的道路上充當道德導師。隨著美國自由主義走過周期頂點，權力與責任的長期不對等，使雙方產生齟齬，格陵蘭之爭不過是其中一例。

從某種意義上說，卡尼與川普的演講也存在共振，雙方都強調對過去的改變以及對現實的認可。作家亞當•圖茲一直呼籲“進步現實主義”（progressive realism），他認同卡尼的演講，甚至追溯了卡尼在2019年的演講，當時他還只是英格蘭銀行行長。在那次演講中，卡尼提到一個值得銘記的歷史教訓：1920年代的金匯兌本位制。這是現代經濟史上僅發生過一次的全球貨幣體制轉變。當時情況如何？某種意義上，1920年代的混亂比起今天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舊的國際秩序已經崩潰，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英國的霸權地位已經動搖，美國的霸權地位尚未確立。正是在這個過渡期，各國試圖建立一個以英鎊和美元為雙重錨定的貨幣體系。結果是糟糕的，甚至是災難性的，甚至間接引發了大蕭條。

在卡尼看來，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的最優解仍是建立多極體系。不過，對於川普等人而言，這段歷史顯然有不同解讀。與二十世紀多數災難一樣，1920年代的問題不在於單極體系的崩潰，恰恰在於美國沒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如果美國當時更加堅決地行使霸權，如果歐洲更加順從地接受美國的領導，那麼或許就不會有大蕭條，甚至也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

兩種歷史觀，兩種對未來的想像，背後是兩種對保守秩序的不同理解。卡尼的答案是保守秩序本身，即使這個秩序不完美，即使它需要改革，如果霸權威脅到這一秩序，應該稀釋霸權，尋找第三條道路。對川普而言，真正值得保守的是美國的強大，因此當某些規則威脅到美國的利益時，保守主義者應該選擇打破規則，而不是維護規則。

如果從保守主義濾鏡審視，如何再度審視兩人衝突？卡尼選擇保守規則，即一個更加均衡的多極體系，雖然會削弱美國的特權，但會增強整個西方秩序的韌性。川普選擇保守霸權，即使這意味著規則會被打破，因為美國的強大才是西方秩序的真正基礎。

本質上，這是西方陣營內部對於國際秩序的兩種想像的衝突，但並非不可調和。川普重申現實，而卡尼則主張在現實基礎上遵從規則。當“規則”與“霸權”之間存在差距，並非非黑即白，仍有大量的談判與博弈空間。

在達沃斯的那個下午，當卡尼引用哈維爾，當川普揮舞關稅大棒，我們見證的不僅是兩位政治家的分歧，更是西方文明的一次自我拷問。卡尼與川普的對立，不是個人的對立，他們都自詡捍衛西方文明，但他們對於“西方文明”的定義，可能已經南轅北轍。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美國之外的西方世界的認同危機。他們曾經以為依賴道德感召力可以引領新世界，最終卻發現新世界與舊世界的實力對比實在太過懸殊——在絕對的實力面前，道德顯得蒼白無力，甚至無法拒絕搭便車者與投機者。

過去這些年，“歷史的終結”“全球化的必然性”“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等定義，或多或少迴避了這些根本性的追問。我們到底是誰？我們到底在保守什麼？保守主義註定無法回到過去，也不在於拒絕變化，而是在於如何面對變化。

問題的答案，或許能保守主義的傳統中找到根源。保守主義本身的特點，註定它更為經驗主義，相對缺乏系統理念，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在一個進步主義主導的現代社會，保守主義的努力註定不斷遭受挫折。更重要的是，它需要解決自身的現代性問題：當傳統與現代性發生衝突時，我們該保守那一個傳統？

或許，這場危機本身就是答案。歷史衝突的張力，本就是理念的交鋒。在不同的歷史時刻，這些張力會以不同的方式爆發。以往蘇聯是共同的敵人，後來這一敵人則面目模糊，甚至不少人認為敵人可能就是美國的霸權，乃至對“西方是什麼”有著根本性的分歧。

對中國人而言，這種認同危機在最近兩百年不斷髮生。外部衝突不斷刺激中國作出回應，最終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研究中西互動時，提出了“衝擊-反應”模式，他甚至認為中國的每一次進步、每一次變革，都離不開對西方衝擊的回應。“中國的龐大傳統結構被砸得粉碎…… 經過三代人的更替，舊秩序已經改變模樣。西方的衝擊不僅帶來了技術與制度的變革，更重塑了中國對‘現代’的認知。”

如今，這種認同危機來到了美國之外的西方世界。川普等人的出現只是開始，一場身份認同危機的序幕。這場危機會如何收場？沒有人知道。但有一點是確定的：無論結果如何，那個我們曾經熟悉的“西方”，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不過，這場斷裂，也許也是延續的開始。畢竟，歷史自有其鐘擺，如今不過是走過自由主義的高光周期而已。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