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史為鑑：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始末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紐約。
天氣陰沉，人心更沉。
華爾街的交易大廳裡，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卻沒人接。經紀人們站在席位前，臉色發白，手心冒汗。
這不是危言聳聽。
就在過去幾個小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暴跌11%，這成為了市場恐慌的導火索。
恐慌像病毒一樣蔓延——不是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而是從一張張報紙傳到千家萬戶。
幾天後，“黑色星期二”到來。
10月29日，1600萬股股票被拋售，創下單日紀錄。
股價一瀉千里，連最堅挺的藍籌股也攔不住。
有人把股票撕碎，從摩天大樓窗口扔下。紙片飄在空中，像一場無聲的葬禮。
這場崩盤，是後來被稱為“大蕭條”的開端。
但它真正的根源，早在繁榮的表象之下悄然埋下。
一、繁榮之下，暗流湧動
1920年代的美國，看起來一切都好。
1921年至1929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累計增長近60%，製造業產出累計增長超90%。
工業產值常年佔全球的比例接近50%，遠超英國、德國等老牌工業強國，成為世界工業的領頭羊。
汽車普及了，收音機進屋了，工廠日夜轟鳴。
股市連年上漲，人人都覺得自己離財富自由只差一次買入。
銀行樂於放貸，券商鼓勵加槓桿，連普通工人也敢用工資炒股票。
但細看就會發現不對勁。
工業生產翻了一倍，工人工資卻幾乎沒漲；全國最富有的1%人群，拿走了近四成的國民收入。
大多數人靠借貸維持消費，而企業則把利潤投入股市，而非擴大生產或提高工資。
1920至1929年間，美國居民部門的分期消費貸款餘額增長了2.5倍，企業部門以不變價計算的年均資本開支也翻了一番。
居民與企業部門持續加槓桿，有力推動了總供給與總需求的擴張；與此同時，企業資本回報率上升，不僅推高了金融資產價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負債率的過快攀升。
由此，形成了美國在1920年代以加槓桿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
更危險的是，整個金融體系毫無防護。
銀行可以拿儲戶的存款去炒股，證券發行不需要披露資訊，監管形同虛設。
聯準會非但沒踩剎車，還在1928年為了“抑制投機”加息——這反而加大了債務人的償債負擔。
這種繁榮，像一座用紙牌搭的房子。
風不大，但只要吹一下，就塌了。
二、胡佛的堅持，百姓的苦難
崩盤之後，總統赫伯特·胡佛面臨抉擇。
他是個聰明人，工程師出身，相信理性與秩序。
更重要的是，他信奉當時主流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這一思想源自亞當·斯密，強調“看不見的手”能自動調節市場，政府只需維護法律、國防與基本公共設施即可，其餘盡可交給市場。
他堅信：市場會自我修復，政府不該越俎代庖。救濟應由地方和慈善組織承擔，聯邦直接發錢？那是“破壞自立精神”。
於是，他做了兩件事：
一是呼籲企業“自願不裁員”，二是推動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大幅提高進口關稅，以保護本國產業。
結果適得其反。
企業扛不住虧損，紛紛裁員；外國報復性加稅，全球貿易斷崖式下跌。
1929到1934年，世界貿易額縮水三分之二。
美國出口農產品爛在港口，中西部農民眼睜睜看著小麥價格從每蒲式耳1美元跌到30美分，氣得燒玉米取暖——不是不想賣，是賣了還不夠付運費。
銀行一家接一家倒閉。
因為沒有存款保險，老百姓排幾小時隊，只換來一句：“對不起，沒錢了。”
到1933年，全美近半數銀行關門，1500萬人失業，佔勞動力四分之一。
城市街頭，男人穿著破西裝排隊領面包；孩子腳上裹著報紙禦寒，人稱“胡佛毯”；公園長椅上刻滿“找工作”的字跡，成了那個時代的傷疤。
這種“自願”的自由放任主義，被歷史學家稱為“胡佛小屋”政策。
企業倒閉了，工人失業了，政府又不救濟，工人只能睡在廢墟上，用廢紙和木板搭起簡易的棚屋——這就是所謂的“胡佛小屋”。
胡佛不是壞人，但他信錯了東西。
在一個系統性崩潰面前，道德勸說和局部修補，無異於用紙巾堵洪水。
三、羅斯福來了
1933年3月，羅斯福就任總統。
他因小兒麻痺症雙腿癱瘓，但聲音洪亮，眼神堅定。
他在就職演說中說：“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這話不是雞湯，而是行動綱領。
上任第三天，他簽署《緊急銀行法》，授權財政部審查所有銀行——健康的重開，病入膏肓的關閉。
三天後，三千多家銀行恢復營業，民眾開始重新存錢。
接著，他推出“新政”（New Deal），核心就一條：當私人部門躺平，政府必須站起來幹活。
他成立民間資源保護隊（CCC），雇年輕人種樹、修路、建國家公園；
設立工程進展署（WPA），修建學校、橋樑、機場，八百萬人因此有飯吃；
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把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開，不准銀行拿老百姓的存款去賭；
1935年，又推動《社會保障法》，首次建立聯邦養老金和失業保險。
這些措施未必完美，有些甚至被最高法院判違憲。
但它們做對了一件事：讓人活下來，也讓社會穩下來。
有趣的是，羅斯福本人並非經濟學出身，他的新政，更多是實用主義的“摸著石頭過河”——那裡漏雨，就補那裡。
但遠在大西洋彼岸，一位英國經濟學家正默默注視著這一切，並在1936年出版了一本註定改寫歷史的書——《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此人便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他尖銳指出：古典經濟學所謂“市場會自動出清”的信條，在大蕭條面前徹底破產。當企業不敢投資、民眾不敢消費，經濟就會陷入“有效需求不足”的陷阱，長期失業並非暫時現象，而是系統性失靈。
唯一的解藥，是政府主動出手——通過赤字財政擴大公共支出，創造就業，重啟總需求。
這本書一出，石破天驚。傳統經濟學家斥其為“異端”，但新政的實踐卻與之驚人地吻合。
1934年，凱恩斯曾親訪白宮，與羅斯福長談。
據記載，羅斯福事後對幕僚說：“他是個聰明人，可惜滿口術語，我一句沒聽懂。”而凱恩斯也在信中寫道：“總統缺乏經濟學直覺，但他有行動的勇氣。”
儘管如此，凱恩斯主義很快成為新政後期的理論支柱。
當1937年美國因過早財政緊縮再度滑入“小蕭條”，羅斯福政府迅速轉向更大規模支出——這一次，背後已有清晰的邏輯支撐：不是政府在“浪費錢”，而是在“購買需求”。
這段歷史常被稱為“復興之路的勝利”，是美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與民心雙豐收的時刻。
如果說胡佛的時代是“用紙牌建塔”，那麼羅斯福的時代就是“用鋼筋混凝土築牆”——通過聯邦層面的直接干預，恢復了社會的秩序與信心，避免了更深層次的社會動盪。
四、世界的連鎖反應：當經濟崩塌，魔鬼便登台
大蕭條不是一場孤立的風暴，而是一場席捲全球的海嘯。
美國打個噴嚏，全世界都感冒；華爾街一咳嗽，柏林、東京、倫敦跟著咳血。
在德國，危機來得尤為猛烈。
1929年之前，魏瑪共和國依靠美國貸款勉強維持財政平衡。
但股市崩盤後，美國資本迅速抽逃。
1931年5月，奧地利最大銀行——信貸銀行（Creditanstalt）倒閉，引發歐洲金融地震；一個月後，德國達納特銀行（Danat-Bank）宣告破產，全國陷入擠兌狂潮。
失業人數從1929年的130萬飆升至1932年的610萬，佔勞動力近三分之一。
工廠停工，街頭擠滿衣衫襤褸的求職者。社會民主黨領袖奧托·布勞恩哀嘆：“國家已失去支付能力，也失去了希望。”
正是在這片絕望中，納粹黨迅速崛起。
阿道夫·希特勒在集會上反覆宣稱：“是《凡爾賽條約》和國際猶太金融資本摧毀了德國！”
他的演講充滿對失業工人、破產農民的共情，承諾“四年之內解決失業”。
1928年，納粹黨在國會僅佔12席；1930年，猛增至107席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
上台後，他立即啟動“國家勞動役”（Reichsarbeitsdienst），強制青年修築高速公路（即後來著名的“帝國 autobahn”）、擴建軍工廠。
到1936年，德國失業率幾乎歸零——代價是民主制度的終結與戰爭機器的轟鳴。
而在太平洋彼岸，日本同樣被經濟寒冬凍得發抖。
生絲是當時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佔外匯收入近40%。
1929年，美國生絲進口價從每磅3美元暴跌至不足1美元，無數蠶農血本無歸。
農村出現“賣女還債”現象，《朝日新聞》曾報導群馬縣一戶農家因無力繳稅，被迫將女兒送入紡織廠抵債——這並非孤例，而是系統性崩潰下的普遍悲劇。
1931年，關東軍高級參謀石原莞爾與板垣征四郎等人密謀：“若不以武力控制滿洲資源，日本將亡於經濟窒息。”
9月18日夜，他們在瀋陽柳條湖炸燬一段南滿鐵路，反誣中國軍隊所為。
次日，日軍佔領瀋陽。
這一行動未經東京內閣授權，卻未被制止。
相反，軍部借“民意支援”步步緊逼，最終架空文官政府。經濟危機，就這樣被轉嫁為對外侵略的藉口。
就連被視為“民主堡壘”的美國，也一度瀕臨動盪邊緣。
1932年夏，約兩萬名一戰退伍軍人組成“補助金進軍”（Bonus Army），攜家帶口在華盛頓安營紮寨，要求國會提前發放1945年才到期的戰後津貼。他們不是暴徒，只是想給孩子買雙鞋、給妻子抓副藥。
但胡佛總統視其為“受共產黨煽動的暴民”，下令清場。
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親自指揮，出動坦克、騎兵與催淚瓦斯驅散營地。一名退伍兵抱著被毒氣熏暈的孩子哭喊：“我們為國流血，如今連站的地方都沒有？”
此事經媒體曝光，舉國嘩然，直接導致胡佛在年底大選中慘敗。
可是，世界本可攜手渡劫。
1933年，66國代表齊聚倫敦召開世界經濟會議，試圖協調匯率與貿易政策。
但羅斯福拒絕合作，宣稱“美國必須先自救”。
各國遂各自為政，競相貶值貨幣、提高關稅。
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後來總結：“大蕭條之所以持久而深重，是因為當時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承擔全球穩定的領導責任。”
於是，經濟危機演變為信任危機，信任危機又點燃了民族主義與極端主義的乾柴。
五年後，戰火燃遍歐亞——那場本可避免的世界大戰，其火種，或許早在1929年的華爾街就已經埋下。
五、歷史的迴響：有人讀史，有人重蹈
大蕭條最終在1941年被終結——不是因為市場恢復了信心，而是因為戰爭迫使國家全面動員：工廠日夜開工，青年應徵入伍，失業率歸零。
但這並非勝利，而是悲劇：人類用一場更大規模的災難，掩蓋了上一場危機的傷口。
但這代價太過慘烈。
大蕭條雖早已遠去，但它留下的拷問從未過時：
當財富向上聚集，風險向下轉嫁，
當金融脫離實體，監管讓位於狂歡，
當政府在危機前猶豫，民眾在絕望中沉默，
再繁榮的景象，也不過是沙上之塔。
一百年過去了，紐交所的電子屏早已取代紙質報價，演算法交易毫秒成交。
但人性未變：貪婪仍在，恐懼猶存。
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人性會。
人總在危機中清醒，又在安穩中遺忘，
總在崩塌後反思，又在繁榮中盲信。
後來的人們，總以為自己站在新紀元的高處，
卻常常踩著前人踩過的裂縫，走向相似的懸崖。 (經濟學習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