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丨《太陽照常升起》的光輝與陰暗

The Brilliance and the Badness of “The Sun Also Rises”

儘管海明威的小說正面宣揚人應當勇敢、敬畏自然並崇尚優雅，但其結構卻主要由仇恨支撐。

作者：阿希爾·夏爾馬（Akhil Sharma）

2026年1月28日

十年級時，我讀了一本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傳記。那時我常常吹噓自己讀過很多其實根本沒碰過的書，心想只要讀了海明威的傳記，就不用真的去讀他的作品了。然而那本傳記卻令我大為震撼——海明威從不去辦公室上班；他總是在四處旅行，只做酷炫的事。我也想那樣生活：到處旅行，只做酷炫的事。

當時的我是個憂鬱又緊張的孩子，肥胖、滿臉痤瘡，生活在父母整日爭吵不斷的家中。我們家境貧寒。我有個大腦受損的哥哥，他住院期間，我們會偷走醫院裡能找到的一切東西。在家裡，父親常穿著一件薄薄的睡袍，背後印著醫院的名字。

寫作讓海明威過上了光鮮亮麗的生活。我決定自己也要成為作家。雖然此前也寫過一些故事，但都糟糕透頂。我自認為一生唯寫出過兩行好句子，那是我嘗試寫的一篇科幻小說裡的：“我見過群星暈眩墜入黑暗。我見過百億英里高的星塵峭壁。”（I have seen stars swoon into darkness. I have seen cliffs of stardust a hundred billion miles high.）我對這兩句引以為傲，一有機會就背誦出來。傳記裡提到海明威文風極其簡樸，任何虛假都會暴露無遺。我以為他之所以這樣寫作是出於道德考量，而我選擇如此，則是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海明威1926年出版的小說《太陽照常升起》，講述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傷、從此喪失性能力的美國男子。他和朋友們住在巴黎，都是酗酒者，深受戰爭創傷，不斷分分合合，並前往潘普洛納參加奔牛節。我坐在自己狹小房間的書桌前閱讀這本書。我原以為它能教我如何逃離自己的生活，可讀完第一章後卻發現毫無觸動。文字太過平淡，毫無滋味。人物進進出出，說著話，卻什麼也沒做。我坐在書桌前，內心空洞而恐懼：如果連好作品都欣賞不了，我又怎能成為作家、周遊世界、做酷炫的事呢？

於是我重新開始讀第一章。這一次，我放慢速度，努力體會每一句話。“《太陽照常升起》”開篇第一句是：“羅伯特·科恩曾是普林斯頓大學的中量級拳擊冠軍。”（Robert Cohn was once middleweight boxing champion of Princeton.）第二次讀這句話時，我想像有人在大聲朗讀它。我在句號處停頓，任沉默瀰漫開來。這句話自成一體，彷彿無意成為別的什麼，就像一顆光滑的鵝卵石。如今我已五十四歲，若要解釋它為何奏效，我會說：一個句子首尾皆用名詞，便顯得完整而自足。這大概就是十五歲的我所感受到的東西。

第二句是：“別以為我對這個拳擊頭銜有多佩服，但這對科恩意義重大。”（Do not think that I am very much impressed by that as a boxing title, but it meant a lot to Cohn.）即便對十幾歲的我而言，這也是一句怪異的句子。“much”（多）似乎多餘，只是為了突顯說話者的存在。但說話者究竟在對誰說話？兩個“that”也令人不安：第一個用於調節節奏，第二個陳述事實。這種差異至今仍讓我感覺一隻腳穩穩踩地，另一隻卻突然打滑。以我現在的眼光看，這句話觸及了英語現代主義小說的一些核心問題。這種現代主義流派試圖用語言捕捉主觀經驗中那些難以言說的部分。而海明威通過這句奇特的第二句，強調《太陽照常升起》是一個被講述的故事，從而巧妙避開了喬伊斯、伍爾夫和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等人所糾結的某些難題。

我繼續往下讀。每當某句話未能打動我，我就通過數單詞、圈出標點來更深入地體會它。到第一章結束時，我開始以我認為海明威希望讀者體驗的方式感受他的語言。讀完全書後，我已判若兩人。這種變化是身體性的，彷彿被人拎起，挪到了別處。就像搬開一台冰箱後，終於看清它原來所在的位置。我此刻真切地感到自己與語言相連，也因此與所有熱愛語言的人的歷史相連。我不再那麼孤獨。我感到藝術既重要，又有道德力量。

讀完《太陽照常升起》後，我把海明威所有作品都讀了一遍，而且都用同樣緩慢的方式。讀《流動的盛宴》時，我疑惑：一個文筆如此出色的人，怎會最終自殺？讀《第五縱隊》時，我想起《喪鐘為誰而鳴》中最傻氣的段落。讀完《老人與海》並參考一些批評文章後，我思考：書中某些細節（比如漁夫竟能拖動幾英里長的釣線）明顯不合邏輯，這真的重要嗎？

讀完海明威全部作品後，我的寫作水平大幅提升。他教會我如何言在此而意在彼，如何用由此產生的張力替代情節。我尤其喜歡挑戰不加對話標籤地寫場景，那種奇妙的效果讓我感覺自己彷彿漂浮在角色所在的房間裡。

然而到了二十多歲時，我對海明威漸生厭煩。我向別人解釋說，這傢伙似乎完全不瞭解人性。他筆下太多角色都是堅忍而勇敢的。但真實的人類往往困惑、躁動、善變，他們會懷疑自己，繼而因這種懷疑責怪自己或他人。我辯稱，海明威應被視為一種生活方式作家或自助導師。這是我對別人的說法，但真相是：當初初讀海明威並愛上文學時，我相信藝術能將我從無用感、性嫉妒和金錢焦慮中拯救出來。可這些情緒始終未消，於是我只能把怨氣投射到海明威身上。

幾十年來，我沒重讀過海明威任何一部重要小說。但每當有新發現的未發表短篇問世，我都會去讀。《我覺得萬物皆有所指》（收錄於《海明威短篇小說全集》）顯然極為出色，且風格迥異於他其他作品，讓我深感自己當年竟妄圖評判他，實在幼稚。

最近，我決定重讀《太陽照常升起》。讀到第一句時，句子的平衡感及其營造的靜謐已無法打動我，反而覺得這像是創意寫作碩士生為解決節奏問題而想出的套路。第二句中那兩個“that”也不再顯得機智勇敢，因為我如今知道更多同類手法的高明範例。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賭徒》的開篇：“我終於結束了兩周的缺席歸來。我們的人已在魯萊滕堡待了三天。”（I’ve finally come back from my two-week absence. Our people have already been in Roulettenburg for three days.）此處第一句令人不安：說話者回到一個物理空間，卻是從“缺席”中歸來——而“缺席”並非物理空間。人真能從“缺席”中歸來嗎？若不能，則他其實並未真正回來。

但真正讓我對這本書產生牴觸的是：從第一段起，它就充滿惡毒的反猶主義。開篇描寫一名猶太角色，竟說他被打斷的鼻子“反倒更好看了”。少年時，我只把這種反猶視為區分“懂得正確生活者”與“不懂者”的工具，未曾察覺其中的醜惡。如今重讀，卻令我毛骨悚然。

隨著閱讀推進，書中醜惡之處越來越多。當然有厭女症：女性不是潑婦，就是“哥們兒”之一。還有恐同言論：敘述者承認本不該憎恨同性戀者，但他確實憎恨：“不知怎的，他們總讓我生氣。我知道他們本該有趣，人該寬容，但我真想揍一個——隨便那個都行——只為擊碎那副優越又假惺惺的鎮定。”儘管小說正面宣揚人應當勇敢、敬畏自然並崇尚優雅，但其整體架構卻主要建立在對各類人群和群體的仇恨之上。

我發現自己越讀越快，無法再像海明威文體所要求的那樣放慢節奏。我清楚，這種囫圇吞棗式的閱讀，就如同大口灌下頂級勃艮第葡萄酒一樣荒謬。但偶爾，書中仍會迸發出令我震驚的才華——比如酒吧場景中眾人交談，讀者彷彿懸浮其間；還有那些令人屏息的優美段落。更重要的是，這部可鄙之作也時常閃爍智慧之光。

在描寫一名被公牛殺死者的葬禮後，海明威告訴我們那頭公牛的結局：

“殺死比森特·希羅內斯的公牛名叫博卡內格拉，編號118，來自桑切斯·塔韋爾諾牧場，在同日下午被佩德羅·羅梅羅作為第三頭公牛刺殺。它的耳朵經觀眾一致要求被割下，贈予佩德羅·羅梅羅；羅梅羅轉贈給布蕾特；布蕾特則用我的手帕包好，連同許多穆拉蒂香菸的菸頭一起塞進她在潘普洛納蒙托亞酒店床邊小桌的抽屜深處。”

The bull who killed Vicente Girones was named Bocanegra, was Number 118 of the bull-breeding establishment of Sanchez Taberno, and was killed by Pedro Romero as the third bull of that same afternoon. His ear was cut by popular acclamation and given to Pedro Romero, who, in turn, gave it to Brett, who wrapped it in a handkerchief belonging to myself, and left both ear and handkerchief, along with a number of Muratti cigarette stubs, shoved far back in the drawer of the bed-table that stood beside her bed in the Hotel Montoya, in Pamplona.

小說似乎將鬥牛場中的勇敢等同於道德清明，但此處，勇敢的象徵卻被變成了垃圾。鬥牛場中的勇敢，並未帶來場外的清明。海明威拒絕相信一件事能解釋另一件事。他承認萬物永遠只是其自身。然而，儘管他點頭認可這一智慧，卻仍固執地忽略它，堅持認為只要保持堅忍，只要珍視並欣賞鬥牛或釣魚這類陽剛行為，就能逃離道德混沌。這就好比海明威對反駁意見說：“我知道，我知道”，然後立刻去做與自己剛剛承認的道理完全相反的事。

合上書後，我對自己未能做個更寬容的讀者感到失望。我也相信，無論重讀海明威能給我帶來什麼收穫，恐怕都不值得為此忍受那份煩躁。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