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rilliance and the Badness of “The Sun Also Rises”儘管海明威的小說正面宣揚人應當勇敢、敬畏自然並崇尚優雅，但其結構卻主要由仇恨支撐。作者：阿希爾·夏爾馬（Akhil Sharma）2026年1月28日插圖：Emiliano Ponzi十年級時，我讀了一本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傳記。那時我常常吹噓自己讀過很多其實根本沒碰過的書，心想只要讀了海明威的傳記，就不用真的去讀他的作品了。然而那本傳記卻令我大為震撼——海明威從不去辦公室上班；他總是在四處旅行，只做酷炫的事。我也想那樣生活：到處旅行，只做酷炫的事。當時的我是個憂鬱又緊張的孩子，肥胖、滿臉痤瘡，生活在父母整日爭吵不斷的家中。我們家境貧寒。我有個大腦受損的哥哥，他住院期間，我們會偷走醫院裡能找到的一切東西。在家裡，父親常穿著一件薄薄的睡袍，背後印著醫院的名字。寫作讓海明威過上了光鮮亮麗的生活。我決定自己也要成為作家。雖然此前也寫過一些故事，但都糟糕透頂。我自認為一生唯寫出過兩行好句子，那是我嘗試寫的一篇科幻小說裡的：“我見過群星暈眩墜入黑暗。我見過百億英里高的星塵峭壁。”（I have seen stars swoon into darkness. I have seen cliffs of stardust a hundred billion miles high.）我對這兩句引以為傲，一有機會就背誦出來。傳記裡提到海明威文風極其簡樸，任何虛假都會暴露無遺。我以為他之所以這樣寫作是出於道德考量，而我選擇如此，則是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海明威1926年出版的小說《太陽照常升起》，講述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傷、從此喪失性能力的美國男子。他和朋友們住在巴黎，都是酗酒者，深受戰爭創傷，不斷分分合合，並前往潘普洛納參加奔牛節。我坐在自己狹小房間的書桌前閱讀這本書。我原以為它能教我如何逃離自己的生活，可讀完第一章後卻發現毫無觸動。文字太過平淡，毫無滋味。人物進進出出，說著話，卻什麼也沒做。我坐在書桌前，內心空洞而恐懼：如果連好作品都欣賞不了，我又怎能成為作家、周遊世界、做酷炫的事呢？於是我重新開始讀第一章。這一次，我放慢速度，努力體會每一句話。“《太陽照常升起》”開篇第一句是：“羅伯特·科恩曾是普林斯頓大學的中量級拳擊冠軍。”（Robert Cohn was once middleweight boxing champion of Princeton.）第二次讀這句話時，我想像有人在大聲朗讀它。我在句號處停頓，任沉默瀰漫開來。這句話自成一體，彷彿無意成為別的什麼，就像一顆光滑的鵝卵石。如今我已五十四歲，若要解釋它為何奏效，我會說：一個句子首尾皆用名詞，便顯得完整而自足。這大概就是十五歲的我所感受到的東西。第二句是：“別以為我對這個拳擊頭銜有多佩服，但這對科恩意義重大。”（Do not think that I am very much impressed by that as a boxing title, but it meant a lot to Cohn.）即便對十幾歲的我而言，這也是一句怪異的句子。“much”（多）似乎多餘，只是為了突顯說話者的存在。但說話者究竟在對誰說話？兩個“that”也令人不安：第一個用於調節節奏，第二個陳述事實。這種差異至今仍讓我感覺一隻腳穩穩踩地，另一隻卻突然打滑。以我現在的眼光看，這句話觸及了英語現代主義小說的一些核心問題。這種現代主義流派試圖用語言捕捉主觀經驗中那些難以言說的部分。而海明威通過這句奇特的第二句，強調《太陽照常升起》是一個被講述的故事，從而巧妙避開了喬伊斯、伍爾夫和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等人所糾結的某些難題。我繼續往下讀。每當某句話未能打動我，我就通過數單詞、圈出標點來更深入地體會它。到第一章結束時，我開始以我認為海明威希望讀者體驗的方式感受他的語言。讀完全書後，我已判若兩人。這種變化是身體性的，彷彿被人拎起，挪到了別處。就像搬開一台冰箱後，終於看清它原來所在的位置。我此刻真切地感到自己與語言相連，也因此與所有熱愛語言的人的歷史相連。我不再那麼孤獨。我感到藝術既重要，又有道德力量。讀完《太陽照常升起》後，我把海明威所有作品都讀了一遍，而且都用同樣緩慢的方式。讀《流動的盛宴》時，我疑惑：一個文筆如此出色的人，怎會最終自殺？讀《第五縱隊》時，我想起《喪鐘為誰而鳴》中最傻氣的段落。讀完《老人與海》並參考一些批評文章後，我思考：書中某些細節（比如漁夫竟能拖動幾英里長的釣線）明顯不合邏輯，這真的重要嗎？讀完海明威全部作品後，我的寫作水平大幅提升。他教會我如何言在此而意在彼，如何用由此產生的張力替代情節。我尤其喜歡挑戰不加對話標籤地寫場景，那種奇妙的效果讓我感覺自己彷彿漂浮在角色所在的房間裡。然而到了二十多歲時，我對海明威漸生厭煩。我向別人解釋說，這傢伙似乎完全不瞭解人性。他筆下太多角色都是堅忍而勇敢的。但真實的人類往往困惑、躁動、善變，他們會懷疑自己，繼而因這種懷疑責怪自己或他人。我辯稱，海明威應被視為一種生活方式作家或自助導師。這是我對別人的說法，但真相是：當初初讀海明威並愛上文學時，我相信藝術能將我從無用感、性嫉妒和金錢焦慮中拯救出來。可這些情緒始終未消，於是我只能把怨氣投射到海明威身上。幾十年來，我沒重讀過海明威任何一部重要小說。但每當有新發現的未發表短篇問世，我都會去讀。《我覺得萬物皆有所指》（收錄於《海明威短篇小說全集》）顯然極為出色，且風格迥異於他其他作品，讓我深感自己當年竟妄圖評判他，實在幼稚。最近，我決定重讀《太陽照常升起》。讀到第一句時，句子的平衡感及其營造的靜謐已無法打動我，反而覺得這像是創意寫作碩士生為解決節奏問題而想出的套路。第二句中那兩個“that”也不再顯得機智勇敢，因為我如今知道更多同類手法的高明範例。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賭徒》的開篇：“我終於結束了兩周的缺席歸來。我們的人已在魯萊滕堡待了三天。”（I’ve finally come back from my two-week absence. Our people have already been in Roulettenburg for three days.）此處第一句令人不安：說話者回到一個物理空間，卻是從“缺席”中歸來——而“缺席”並非物理空間。人真能從“缺席”中歸來嗎？若不能，則他其實並未真正回來。但真正讓我對這本書產生牴觸的是：從第一段起，它就充滿惡毒的反猶主義。開篇描寫一名猶太角色，竟說他被打斷的鼻子“反倒更好看了”。少年時，我只把這種反猶視為區分“懂得正確生活者”與“不懂者”的工具，未曾察覺其中的醜惡。如今重讀，卻令我毛骨悚然。隨著閱讀推進，書中醜惡之處越來越多。當然有厭女症：女性不是潑婦，就是“哥們兒”之一。還有恐同言論：敘述者承認本不該憎恨同性戀者，但他確實憎恨：“不知怎的，他們總讓我生氣。我知道他們本該有趣，人該寬容，但我真想揍一個——隨便那個都行——只為擊碎那副優越又假惺惺的鎮定。”儘管小說正面宣揚人應當勇敢、敬畏自然並崇尚優雅，但其整體架構卻主要建立在對各類人群和群體的仇恨之上。我發現自己越讀越快，無法再像海明威文體所要求的那樣放慢節奏。我清楚，這種囫圇吞棗式的閱讀，就如同大口灌下頂級勃艮第葡萄酒一樣荒謬。但偶爾，書中仍會迸發出令我震驚的才華——比如酒吧場景中眾人交談，讀者彷彿懸浮其間；還有那些令人屏息的優美段落。更重要的是，這部可鄙之作也時常閃爍智慧之光。在描寫一名被公牛殺死者的葬禮後，海明威告訴我們那頭公牛的結局：“殺死比森特·希羅內斯的公牛名叫博卡內格拉，編號118，來自桑切斯·塔韋爾諾牧場，在同日下午被佩德羅·羅梅羅作為第三頭公牛刺殺。它的耳朵經觀眾一致要求被割下，贈予佩德羅·羅梅羅；羅梅羅轉贈給布蕾特；布蕾特則用我的手帕包好，連同許多穆拉蒂香菸的菸頭一起塞進她在潘普洛納蒙托亞酒店床邊小桌的抽屜深處。”The bull who killed Vicente Girones was named Bocanegra, was Number 118 of the bull-breeding establishment of Sanchez Taberno, and was killed by Pedro Romero as the third bull of that same afternoon. His ear was cut by popular acclamation and given to Pedro Romero, who, in turn, gave it to Brett, who wrapped it in a handkerchief belonging to myself, and left both ear and handkerchief, along with a number of Muratti cigarette stubs, shoved far back in the drawer of the bed-table that stood beside her bed in the Hotel Montoya, in Pamplona.小說似乎將鬥牛場中的勇敢等同於道德清明，但此處，勇敢的象徵卻被變成了垃圾。鬥牛場中的勇敢，並未帶來場外的清明。海明威拒絕相信一件事能解釋另一件事。他承認萬物永遠只是其自身。然而，儘管他點頭認可這一智慧，卻仍固執地忽略它，堅持認為只要保持堅忍，只要珍視並欣賞鬥牛或釣魚這類陽剛行為，就能逃離道德混沌。這就好比海明威對反駁意見說：“我知道，我知道”，然後立刻去做與自己剛剛承認的道理完全相反的事。合上書後，我對自己未能做個更寬容的讀者感到失望。我也相信，無論重讀海明威能給我帶來什麼收穫，恐怕都不值得為此忍受那份煩躁。 (邸報)

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海明威01 血與火的成人禮1918年7月8日晚上，義大利北部皮亞韋河上空突然亮如白晝，發射照明彈的是河對岸的奧匈軍隊，一陣白光過後，裝滿鐵片和金屬廢料的四二零榴霰彈呼嘯而至，一個剛走出防空洞跳入戰壕的美國醫護兵被炮彈震得靈魂出竅，唯一的感覺是腿好熱。這位醫護兵名叫厄內斯特·海明威，當時他離19歲生日只差13天。回過魂來的海明威看到身旁不遠處躺著一個正在大聲哭喊的人，應該是受了重傷，他拖著沉重的雙腿蹭過去，把那個人扶在背上往前方百米遠的指揮所走。走了不到五十米，對岸重機槍掃射的一顆子彈又打中了他的右膝，海明威打了個趔趄，想用手摸摸膝蓋，發現膝蓋已經耷拉到了小腿上，他就這麼用不知道那來的力氣背著傷兵走完了剩下的五十米，最後暈倒在指揮所前。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尾聲的一場戰鬥，廝殺四年，整個歐洲到處都是失去孩子的母親，為何開戰已經沒人在乎，人們只記得奧匈帝國的皇儲被人開槍打死了，然後它向塞爾維亞宣戰，兩國背後軍備競賽多年的德、法、俄、意、日也相繼宣戰，於是，數百萬年輕人奔赴前線，連戰爭為何物都沒弄明白就命喪他鄉。一戰爆發那年，海明威上高一，對拳擊和足球都很在行，而且筆下天賦過人，是學報的編輯。高中畢業後，他沒去上大學，經人介紹當了記者，幹了六個月又迫不及待地想去歐洲體驗真正的戰爭，由於視力不合格，他被調到義大利前線的紅十字救傷隊。海明威在義大利米蘭醫院在被榴霰彈炸出227處傷口之前，海明威對戰爭的認識是“別人會死，但我不會”，當炮彈在他腳旁炸裂的瞬間，幻覺破滅了，清醒後看著滿地奄奄一息的士兵，海明威一度想用手槍解決了自己。因為在戰場英勇救人，海明威被授予銀製勇敢勛章，他還在米蘭的紅十字醫院裡收穫又失去了人生的第一段戀情。躺在病床上修養的日子，海明威偶爾會拿起筆寫下對戰爭的感受，但整整過了十年，他才寫下那本讓他初登文壇的小說《永別了，武器》。那年，一個在西線負過傷的德國士兵也出版了一本小說，這個士兵叫雷馬克，他比海明威大一歲，小說的名字叫《西線無戰事》，講述了十九歲學生保羅和同學們的戰場故事。在小說中，雷馬克通過保羅的視角把交戰雙方還原為有名有姓的普通人，保羅在壕溝裡刺死了法國士兵杜凡爾，一個排字工人，他對著屍體說，“從前你對我來說不過是一個概念，現在，我才看到你是一個和我一樣的人。”1918年10月，保羅身邊僅存的一個一起上前線的同學平靜地陣亡了，那天戰場出奇地安靜，報紙上的新聞唯寫了一句話：西線無戰事。《永別了，武器》和《西線無戰事》先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被好萊塢搬上螢幕，《西》在柏林首映那天，納粹黨的宣傳總指揮戈培爾派人向觀眾席灑胡椒粉和投放成群的老鼠，受驚的觀眾衝出影院，這本小說也在納粹正式上台後成為禁書，雷馬克被剝奪德國國籍，遠走美國。1943年12月，雷馬克的妹妹被納粹逮捕並斬首，罪名是“渙散軍心”，法官的判詞是“你要為你的哥哥贖罪”。定居美國後，雷馬克和海明威成為好友，兩人惺惺相惜，雷馬克對《老人與海》的評價很高，他認為海明威寫出了自己當年的未竟之言，他說，“和海明威比，我是個微不足道的寫作者。”一戰結束了，但列強分贓的巴黎和會埋下了復仇的種子，度過生死成人禮的海明威回到了家鄉，戰爭給他的身體留下了永久的傷痛，也留下了一生熱衷追逐危險的後遺症。02 士兵之死1936年7月，西班牙爆發內戰，右翼軍人佛朗哥領導的法西斯政黨長槍黨向贏得大選的左翼政治聯盟人民戰線發動戰爭，佛朗哥背後是希特勒的力挺，人民陣線則有斯大林的支援，這場內戰也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那年年底，北美報業聯盟的經理找到已是著名作家的海明威，邀請他到西班牙報導戰況，曾到西班牙看過鬥牛的海明威不顧妻子和編輯的反對，欣然前往。1937年3月，海明威抵達遭受佛朗哥軍隊圍攻的首都馬德里，這座西班牙最大的城市當時剛經歷了四個月的保衛戰，除了政府領導的共和軍，來自56個國家的三萬多名志願兵組成的國際縱隊也發揮了很大作用。海明威在西班牙這些人有參加過一戰的老兵、還有工人、醫生、記者和藝術家，比如帶領加拿大醫療隊的白求恩、寫下《1984》的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和智利駐西班牙的外交官、智利詩人聶魯達。海明威住的旅館離前沿陣地很近，時常會被流彈擊中，這時的海明威已經是戰場老鳥，住了兩個星期就不再感到害怕了，每天帶著荷蘭導演伊文思出入前線，拍攝紀錄片《西班牙大地》，他還親自為自己寫的解說詞配了音。這部反映共和軍抗擊叛軍的紀錄片進了白宮，感動了羅斯福總統和夫人，也收到了好萊塢導演和明星們的捐款，但由於意識形態的阻隔，佛朗哥的法西斯軍隊可以得到德國和義大利源源不斷的武器支援，而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政府軍卻被美英法實行武器禁運，只有蘇聯提供了武器和軍事顧問。雖然身處槍林彈雨之中，海明威的心情卻很高亢，他還認識了一位戰地記者同行，匈牙利小夥羅伯特·卡帕，這位小他十四歲的攝影師剛在科爾多瓦前線拍下了一名政府軍士兵中槍倒地前的瞬間，這張名為《士兵之死》的照片至今已是戰地攝影的傳世經典。士兵之死卡帕稱海明威“老爹”。卡帕的原名是安德烈·佛里曼，羅伯特·卡帕是他和女友，同樣是戰地攝影師的格爾達·塔羅共同創造的名字，因為聽起來有逼格，能抬高所拍照片的價格。1938年，共和軍在埃布羅河戰役中損失了6萬人，戰事急轉直下，為了讓英法等國解除武器禁運，西班牙共和政府宣佈解散國際縱隊，在巴塞隆納最後的遊行上，西班牙共產黨代表多洛雷斯·伊巴露麗向國際縱隊的戰士們發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說。“你們為了理想，無私地奉獻出你們的熱血，也為了同樣的原因，你們就要離去。有些人將重返自己的國家，有些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但你們大可挺起胸膛，光榮地離去……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當和平的橄欖樹重新發出綠芽、編結成西班牙共和國勝利的桂冠——請你們回來!”聞聽此言的海明威在旅館失聲痛哭，因為他知道，這些國際主義戰士的生活將再無寧靜，回到美國的青年會被貼上左翼的標識，受到政府的監控，而來自德國、義大利的戰士將面臨無家可歸的漂泊。很多等待回國的志願兵被關在法國邊境的集中營裡，其中有謝唯進、李豐寧、楊春榮、張樹生等多位來自中國的戰士，經過8個月漫長的集中營生活，這幾名中國戰士終於被營救回國，如果再晚幾個月，這些國際縱隊戰士將被送進納粹德國的集中營，再也沒有活著出來的機會。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志願兵西班牙內戰以共和軍的失敗告終，美麗的土地成了德國、蘇聯新式武器的試驗場，德國空軍禿鷹軍團改進了編隊飛行方式，取得了空地協同作戰的進步，代價是格爾尼卡大轟炸，它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對不設防城市進行的地毯式轟炸，為德軍轟炸機的改進提供了實戰依據，這場戰鬥還啟發了兩年後德國對波蘭發起的閃電戰，蘇聯則測試了重型坦克的性能。畢加索作品：《格爾尼卡》海明威的小老弟卡帕帶著苦痛和伊文思導演去了中國，卡帕的愛人塔羅永遠地留在了西班牙，在一次前線拍攝後的撤退中，塔羅跳上一輛運送受傷士兵的救護車踏板，突然遭遇了敵機轟炸，後方一輛共和軍坦克失控地撞上了她的車。據目擊者稱，塔羅被撞下車，隨後不幸被坦克碾過，幾小時後在戰地醫院中死亡。塔羅與卡帕在中國，卡帕拍攝了中國軍人在台兒莊戰鬥的照片，以及漢口軍民頑強抗敵的生活，伊文思則拍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反映中國抗戰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帶著理想奔赴戰場的海明威滿心苦痛地回到美國，他和第二任妻子離了婚，動筆為西班牙這場一言難盡的內戰寫下小說《喪鐘為誰而鳴》，在序言中，他引用了英國詩人約翰·多恩的《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沒有人是一座孤島，無論是你的還是你朋友的。無論誰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為我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裡。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為你而鳴！03 中國之旅1941年1月，海明威和第三任妻子瑪莎在紐約度蜜月，在與《午報》主編會談之後，海明威受邀前往中國報導抗戰，主編想讓他弄清幾個問題，包括蔣介石與日本的戰爭打得怎麼樣？日蘇條約簽訂後有什麼影響？美日會不會開戰？3月，海明威夫婦從香港抵達韶關，在第七戰區訪問參觀，喝了當地的蛇酒和鳥酒，他看到駐守叢林的士兵衣服單薄，就生氣地跟司令長官余漢謀說，“不能讓士兵挨凍。”然後把身上的羊毛背心脫下來給隨行的中國翻譯穿上。在重慶，海明威受到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破格招待，共進午餐還談了一下午，為了讓這位著名作家回國美言，老蔣連假牙都沒帶，瑪莎對他的印象是“看上去像塗過防腐劑，面色發黃，我不喜歡他，一顆牙都沒有。”八天後，一位荷蘭女人走到正在市場閒逛瑪莎的跟前問她，“你想不想見周恩來？”海明威認出這個女人是伊文思的朋友，就跟著她穿過小巷子，甩掉了跟蹤的密探。最後，他們倆被蒙著眼睛塞進一輛黃包車，取下蒙眼布時，已經身處一間四壁刷白的小房間裡。屋裡的家具很簡單，就一張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來坐在桌子後面，身穿一件開領短袖白襯衫和一條黑褲子。海明威夫婦用法語和周恩來交流，海明威介紹了廣州前線的情況，周恩來則談了皖南事變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方針。據瑪莎回憶，“雖然有翻譯在，但我從他炯炯有神的目光看出，他不需要翻譯也能聽懂我們的話。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們和一個中國人談得無拘無束，誰開個玩笑，我們就一起發笑。他可能是個勝利者，假如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典範，那麼未來就是他們的。”三個月的中國之行，海明威寫下了六篇通訊，遺憾的是，他沒有留下一個傳世的短篇小說。04 燃情歲月1944年6月6日，二戰到了挽狂瀾於既倒的轉折時刻，300萬盟軍士兵跨海而去，目標法國諾曼底。黎明時分，海面上出現無數艘登陸艇，海明威和卡帕這一對戰地記者“父子檔”身處其中，兩人的再次相遇要從十幾天前說起。那是在倫敦的一個俱樂部，《柯里爾》雜誌特派記者海明威正在跟大家一起神侃反攻的小道消息，已是《生活》雜誌攝影記者的卡帕也走了進來，一聲親切的“老爹”讓兩人抱在了一起，然後都喝高了。夜裡三點，卡帕讓朋友送老爹回旅館，由於燈火管制，大街上一片漆黑，朋友的車撞上了一個鋼製水箱，海明威頭朝前撞到了擋風玻璃，多災多難的膝蓋也狠狠地撞在儀表板上，頓時血流如注。送到醫院後，海明威的頭縫了27針，卡帕在早上聞訊趕來，老爹穿著病號服跟他說，“沒啥大事兒，你跟我的美國粉絲們說，海明威的頭看上去比新的還好。”5月底，一小部分戰地記者接到命令，他們將跟隨盟軍的第一批進攻部隊出發報導，地點未知，卡帕是僅有的四個攝影記者之一。為了參加這次行動，海明威向醫生隱瞞了自己嚴重的頭疼，以至沒有開顱抽出淤血。次日黎明，海明威登上迪斯克攻擊運輸艦，艦長安德森中尉接到上級指令，絕對不能讓這位知名作家受傷，所以他只能觀戰，不能登陸。此時，他的小老弟卡帕正在奧馬哈灘頭血腥的海水裡舉著相機，他被德國人瘋狂的子彈牆困在反登陸障礙物下動彈不得。卡帕是諾曼底登陸中唯一一個沖上奧馬哈海灘的戰地記者，他一共拍了106張照片，但沖洗照片時由於暗房助手的失誤，只有8張被救了回來。奧馬哈灘頭，卡帕攝諾曼底登陸一個月後，休養過來的海明威跟著巴頓的一個裝甲師向前推進，但他對坦克作戰摸不著頭腦，不久後又轉投第一軍第四步兵師報導解放法國的戰役，不放心的巴頓給他派了一個中尉，第四師給了他一個全副武裝的小分隊，海明威為此激動地給卡帕寫信，“別跟著一大群坦克後面瞎忙活了，來步兵吧，能拍到好照片。”信寄出沒幾天，海明威用一輛剛繳獲的奔馳把卡帕接到身邊，卡帕對老爹的小分隊感到吃驚，按照《日內瓦公約》，戰地記者不能攜帶武器，可是海明威這裡什麼武器都有，除了奔馳還有一輛帶掛斗的摩托車，也正是它讓海明威的頭再次受傷。8月初的一天，海明威讓第四師的摩托駕駛員帶著他和卡帕外出巡邏，“幾英里外有場戰鬥，帶上威士忌和手榴彈，走！”結果開到下山的一個拐彎處時，一發德國反坦克炮彈在不遠處炸響，駕駛員一個急剎車，三個人都飛了出去。卡帕栽到路邊水溝裡，沒受傷，海明威就沒那麼幸運了，摔到石頭上，腦袋又掛花了。醫生把海明威臭罵一頓，“你這個腦袋的舊傷本來就沒好，現在更嚴重了。”果然，復視、耳鳴、說話寫字不利索等症狀都立即反應在海明威身上。可是，海明威完全沒把醫生讓他靜養的話當回事，歇了不到兩天就著急往巴黎的方向進發，因為他聽說解放巴黎的戰鬥就要打響了，這時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爾命令第四師停止前進，“把巴黎交給法國第二裝甲師解放”。海明威一聽就急了，為瞭解放這座他心愛的城市，他拉了一支十幾個人的游擊隊，已經在巴黎郊外偵察了好幾天，一個法國中尉還警告他，“你們這個亂七八糟的游擊隊待著別動，等勒克萊爾將軍的裝甲師過了再走。”海明威點點頭，心裡說了一句“去他媽的法國人”，然後帶隊迂迴趕上了第二裝甲師的先頭部隊，率先在凱旋門跟德國人幹了一仗，據說勒克萊爾攻進來的時候，在一座教堂門口看到一個寫著“海明威解放了這裡”的橫幅，還收到了游擊隊給他提供的巴黎德軍情報。巴黎解放那天，海明威帶著弟兄們“殺”到麗茲酒店，跟經理說，“來50杯馬天尼”，酒足飯飽之後，服務員拿來帳單，海明威指著帳單上維希傀儡政府的消費稅怒吼，“老子可以為瞭解放法蘭西不要命，但是一個子兒都不會給維希政權！”巴黎解放後，盟軍即將攻入德國，全世界的戰地記者都雲集在巴黎的美軍招待所，想要紀錄下歷史性的瞬間，那時在招待所的酒吧間，你有機會偶遇很多名人，《大公報》駐英國記者蕭乾就在這兒碰到了埃德加·斯諾、奧威爾和一個人喝酒的海明威。為了追趕美國第七軍，報導萊茵河戰事，蕭乾趕到了巴黎，他和多年不見的老友斯諾在酒吧聊天，一眼就注意到了鄰桌的大個子，蕭乾問“那個穿綠軍裝的人是誰？”，斯諾說，“海明威。”，平靜的回答讓蕭乾大吃一驚，這可是他在倫敦就如雷貫耳的名字，他們都很欽佩這位同行，還對他因為違反規定帶游擊隊打仗上軍事法庭的事憤憤不平，“對法西斯射出仇恨的子彈，有什麼不合法？”當時歐洲戰場有八位隨盟軍採訪的中國戰地記者，除了《大公報》的蕭乾，還有《中央日報》的陸鏗和毛樹青等人，1945年，陸、毛兩位記者在前往旁聽紐倫堡審判的途中路過比利時，他們在一家修道院裡採訪了隱居在此的北洋政府前外交部長、73歲的陸徵祥，他早已不是巴黎和會新聞照片上的模樣，談起當年的二十一條，老人只說了一句，“兩位先生不遠萬里而來探候，無以為報，乃簡述往事。總歸一句話，弱國無外交”。陸徵祥雖然報紙大肆渲染海明威上軍事法庭的事兒，可本主壓根沒把它放在心上，他在麗茲酒店一直住到了八月底，期間親切會見了一個找上門的年輕作家，這位作家也在第四師服役，他給偶像帶來了自己發表的小說，海明威說他都看過，還十分讚賞地對小夥子說，“塞林格，你可真他媽的是才華橫溢。”後來在法庭上，游擊隊員異口同聲地為海明威辯護，他們咬死地說，“老爹只拿過鉛筆，沒拿過槍。”軍法部門只好不了了之，美國陸軍還給他發了一枚只有參加過火線戰鬥的軍人才能獲得的銅星勛章。05 男人中的男人五十年代，由於長居古巴等原因，海明威上了麥卡錫主義的黑名單，他也成了FBI重點調查的對象，嚴重酗酒也讓他的身體每況愈下，《老人與海》是這位戰士最後的吶喊。1961年，遠離戰場多年的海明威發起了對抑鬱症和FBI的最後較量，兩輪電擊治療後，他失去了寫作的能力，那年七月第一天的傍晚，海明威和家人在餐館吃飯，他叫來女招待蘇珊問，“坐在角落的幾個陌生人你認識嗎？”蘇珊說，“不認識，可能是外地來的推銷員。”海明威說，“他們是聯邦調查局的，是胡佛派來監視我的。”第二天早上七點，海明威打開儲物間，選了一支在非洲買的雙管獵槍，然後裝上子彈把槍管塞進嘴裡頂住上顎，沒有猶豫地扣動了扳機。26歲那年，海明威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小說集，在其中的名篇《印第安人營地》裡，小男孩尼克問父親，“自殺的男人很多嗎，爸爸？”“不太多，尼克。”“女人呢，多不多？”“難得有。”“死很難嗎，爸？”“不，我想應該蠻容易的，尼克。那要看情況。”二十多年後，經歷過五次戰爭的海明威在一次出海捕魚後寫道，“不過，我得記住一點，人不是為失敗而生的。”“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 (藍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