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rilliance and the Badness of “The Sun Also Rises”儘管海明威的小說正面宣揚人應當勇敢、敬畏自然並崇尚優雅，但其結構卻主要由仇恨支撐。作者：阿希爾·夏爾馬（Akhil Sharma）2026年1月28日插圖：Emiliano Ponzi十年級時，我讀了一本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傳記。那時我常常吹噓自己讀過很多其實根本沒碰過的書，心想只要讀了海明威的傳記，就不用真的去讀他的作品了。然而那本傳記卻令我大為震撼——海明威從不去辦公室上班；他總是在四處旅行，只做酷炫的事。我也想那樣生活：到處旅行，只做酷炫的事。當時的我是個憂鬱又緊張的孩子，肥胖、滿臉痤瘡，生活在父母整日爭吵不斷的家中。我們家境貧寒。我有個大腦受損的哥哥，他住院期間，我們會偷走醫院裡能找到的一切東西。在家裡，父親常穿著一件薄薄的睡袍，背後印著醫院的名字。寫作讓海明威過上了光鮮亮麗的生活。我決定自己也要成為作家。雖然此前也寫過一些故事，但都糟糕透頂。我自認為一生唯寫出過兩行好句子，那是我嘗試寫的一篇科幻小說裡的：“我見過群星暈眩墜入黑暗。我見過百億英里高的星塵峭壁。”（I have seen stars swoon into darkness. I have seen cliffs of stardust a hundred billion miles high.）我對這兩句引以為傲，一有機會就背誦出來。傳記裡提到海明威文風極其簡樸，任何虛假都會暴露無遺。我以為他之所以這樣寫作是出於道德考量，而我選擇如此，則是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海明威1926年出版的小說《太陽照常升起》，講述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傷、從此喪失性能力的美國男子。他和朋友們住在巴黎，都是酗酒者，深受戰爭創傷，不斷分分合合，並前往潘普洛納參加奔牛節。我坐在自己狹小房間的書桌前閱讀這本書。我原以為它能教我如何逃離自己的生活，可讀完第一章後卻發現毫無觸動。文字太過平淡，毫無滋味。人物進進出出，說著話，卻什麼也沒做。我坐在書桌前，內心空洞而恐懼：如果連好作品都欣賞不了，我又怎能成為作家、周遊世界、做酷炫的事呢？於是我重新開始讀第一章。這一次，我放慢速度，努力體會每一句話。“《太陽照常升起》”開篇第一句是：“羅伯特·科恩曾是普林斯頓大學的中量級拳擊冠軍。”（Robert Cohn was once middleweight boxing champion of Princeton.）第二次讀這句話時，我想像有人在大聲朗讀它。我在句號處停頓，任沉默瀰漫開來。這句話自成一體，彷彿無意成為別的什麼，就像一顆光滑的鵝卵石。如今我已五十四歲，若要解釋它為何奏效，我會說：一個句子首尾皆用名詞，便顯得完整而自足。這大概就是十五歲的我所感受到的東西。第二句是：“別以為我對這個拳擊頭銜有多佩服，但這對科恩意義重大。”（Do not think that I am very much impressed by that as a boxing title, but it meant a lot to Cohn.）即便對十幾歲的我而言，這也是一句怪異的句子。“much”（多）似乎多餘，只是為了突顯說話者的存在。但說話者究竟在對誰說話？兩個“that”也令人不安：第一個用於調節節奏，第二個陳述事實。這種差異至今仍讓我感覺一隻腳穩穩踩地，另一隻卻突然打滑。以我現在的眼光看，這句話觸及了英語現代主義小說的一些核心問題。這種現代主義流派試圖用語言捕捉主觀經驗中那些難以言說的部分。而海明威通過這句奇特的第二句，強調《太陽照常升起》是一個被講述的故事，從而巧妙避開了喬伊斯、伍爾夫和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等人所糾結的某些難題。我繼續往下讀。每當某句話未能打動我，我就通過數單詞、圈出標點來更深入地體會它。到第一章結束時，我開始以我認為海明威希望讀者體驗的方式感受他的語言。讀完全書後，我已判若兩人。這種變化是身體性的，彷彿被人拎起，挪到了別處。就像搬開一台冰箱後，終於看清它原來所在的位置。我此刻真切地感到自己與語言相連，也因此與所有熱愛語言的人的歷史相連。我不再那麼孤獨。我感到藝術既重要，又有道德力量。讀完《太陽照常升起》後，我把海明威所有作品都讀了一遍，而且都用同樣緩慢的方式。讀《流動的盛宴》時，我疑惑：一個文筆如此出色的人，怎會最終自殺？讀《第五縱隊》時，我想起《喪鐘為誰而鳴》中最傻氣的段落。讀完《老人與海》並參考一些批評文章後，我思考：書中某些細節（比如漁夫竟能拖動幾英里長的釣線）明顯不合邏輯，這真的重要嗎？讀完海明威全部作品後，我的寫作水平大幅提升。他教會我如何言在此而意在彼，如何用由此產生的張力替代情節。我尤其喜歡挑戰不加對話標籤地寫場景，那種奇妙的效果讓我感覺自己彷彿漂浮在角色所在的房間裡。然而到了二十多歲時，我對海明威漸生厭煩。我向別人解釋說，這傢伙似乎完全不瞭解人性。他筆下太多角色都是堅忍而勇敢的。但真實的人類往往困惑、躁動、善變，他們會懷疑自己，繼而因這種懷疑責怪自己或他人。我辯稱，海明威應被視為一種生活方式作家或自助導師。這是我對別人的說法，但真相是：當初初讀海明威並愛上文學時，我相信藝術能將我從無用感、性嫉妒和金錢焦慮中拯救出來。可這些情緒始終未消，於是我只能把怨氣投射到海明威身上。幾十年來，我沒重讀過海明威任何一部重要小說。但每當有新發現的未發表短篇問世，我都會去讀。《我覺得萬物皆有所指》（收錄於《海明威短篇小說全集》）顯然極為出色，且風格迥異於他其他作品，讓我深感自己當年竟妄圖評判他，實在幼稚。最近，我決定重讀《太陽照常升起》。讀到第一句時，句子的平衡感及其營造的靜謐已無法打動我，反而覺得這像是創意寫作碩士生為解決節奏問題而想出的套路。第二句中那兩個“that”也不再顯得機智勇敢，因為我如今知道更多同類手法的高明範例。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賭徒》的開篇：“我終於結束了兩周的缺席歸來。我們的人已在魯萊滕堡待了三天。”（I’ve finally come back from my two-week absence. Our people have already been in Roulettenburg for three days.）此處第一句令人不安：說話者回到一個物理空間，卻是從“缺席”中歸來——而“缺席”並非物理空間。人真能從“缺席”中歸來嗎？若不能，則他其實並未真正回來。但真正讓我對這本書產生牴觸的是：從第一段起，它就充滿惡毒的反猶主義。開篇描寫一名猶太角色，竟說他被打斷的鼻子“反倒更好看了”。少年時，我只把這種反猶視為區分“懂得正確生活者”與“不懂者”的工具，未曾察覺其中的醜惡。如今重讀，卻令我毛骨悚然。隨著閱讀推進，書中醜惡之處越來越多。當然有厭女症：女性不是潑婦，就是“哥們兒”之一。還有恐同言論：敘述者承認本不該憎恨同性戀者，但他確實憎恨：“不知怎的，他們總讓我生氣。我知道他們本該有趣，人該寬容，但我真想揍一個——隨便那個都行——只為擊碎那副優越又假惺惺的鎮定。”儘管小說正面宣揚人應當勇敢、敬畏自然並崇尚優雅，但其整體架構卻主要建立在對各類人群和群體的仇恨之上。我發現自己越讀越快，無法再像海明威文體所要求的那樣放慢節奏。我清楚，這種囫圇吞棗式的閱讀，就如同大口灌下頂級勃艮第葡萄酒一樣荒謬。但偶爾，書中仍會迸發出令我震驚的才華——比如酒吧場景中眾人交談，讀者彷彿懸浮其間；還有那些令人屏息的優美段落。更重要的是，這部可鄙之作也時常閃爍智慧之光。在描寫一名被公牛殺死者的葬禮後，海明威告訴我們那頭公牛的結局：“殺死比森特·希羅內斯的公牛名叫博卡內格拉，編號118，來自桑切斯·塔韋爾諾牧場，在同日下午被佩德羅·羅梅羅作為第三頭公牛刺殺。它的耳朵經觀眾一致要求被割下，贈予佩德羅·羅梅羅；羅梅羅轉贈給布蕾特；布蕾特則用我的手帕包好，連同許多穆拉蒂香菸的菸頭一起塞進她在潘普洛納蒙托亞酒店床邊小桌的抽屜深處。”The bull who killed Vicente Girones was named Bocanegra, was Number 118 of the bull-breeding establishment of Sanchez Taberno, and was killed by Pedro Romero as the third bull of that same afternoon. His ear was cut by popular acclamation and given to Pedro Romero, who, in turn, gave it to Brett, who wrapped it in a handkerchief belonging to myself, and left both ear and handkerchief, along with a number of Muratti cigarette stubs, shoved far back in the drawer of the bed-table that stood beside her bed in the Hotel Montoya, in Pamplona.小說似乎將鬥牛場中的勇敢等同於道德清明，但此處，勇敢的象徵卻被變成了垃圾。鬥牛場中的勇敢，並未帶來場外的清明。海明威拒絕相信一件事能解釋另一件事。他承認萬物永遠只是其自身。然而，儘管他點頭認可這一智慧，卻仍固執地忽略它，堅持認為只要保持堅忍，只要珍視並欣賞鬥牛或釣魚這類陽剛行為，就能逃離道德混沌。這就好比海明威對反駁意見說：“我知道，我知道”，然後立刻去做與自己剛剛承認的道理完全相反的事。合上書後，我對自己未能做個更寬容的讀者感到失望。我也相信，無論重讀海明威能給我帶來什麼收穫，恐怕都不值得為此忍受那份煩躁。 (邸報)

本文即將發表於2025 年 10 月 13 日《紐約客》雜誌印刷版。作者：凱瑟琳·萊西 (Catherine Lacey)是《莫比烏斯之書》的作者，該書部分是小說，部分是回憶錄，她還創作了包括《 X 傳》在內的多部小說。Anastasia Fainberg為《紐約客》拍攝不知怎的，飛機降落後，安德烈斯和達莉亞還沒走到計程車候客點，達莉亞的錢包就不見了。意識到錢包丟失時，達莉亞突然想把包裡的東西全倒在地上翻找——在她看來，要是縱容自己這種孩子氣的衝動，丟失的物品或許會神奇地重現。可她已是成年女性，一直努力克制著這類衝動。其實那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錢包，更像是個黑色皮革小袋，大小剛好能輕鬆裝下她的護照、居留卡、信用卡、借記卡、地鐵卡、家門鑰匙，還有一張安德烈斯的小型寶麗來照片、兩支鋼筆，以及七千比索現金。她用磕磕絆絆的西班牙語，安德烈斯用母語西班牙語，在航空公司櫃檯、機場諮詢台、安保部門、行李託運處，後來又在電話裡跟不同的人重複著這個清單。他們描述丟失的物品，以及物品裡裝的所有東西，像念禱文或咒語般反覆背誦。工作人員對著對講機交談。一陣沉默，更長的沉默，“暫無消息”，最後徹底沒了下文。“可護照、居留卡，還有護照、居留卡啊，”達莉亞不停地念叨，語氣越來越可憐，“陌生人要我的證件有什麼用？”“我覺得你該給大使館打電話。”安德烈斯說。“大使館？”大使館究竟是什麼？又能做什麼？打電話給大使館是有錢人幹的事。只有在大使館有關係的人才會打——比如有個叫泰迪的大學好友在那兒，或是有欠人情的大使。沒人欠達莉亞什麼。但安德烈斯說不是這樣。丟了護照的人會打給大使館，做了蠢事的曬傷遊客也會打——一旦大使館接了達莉亞的電話，她在官方層面就成了那類人。可她並沒有曬傷，從來沒有過。而且，她都已經啟動法律程序，準備把這個國家當作自己的家了，還算得上遊客嗎？她早就沒有旅遊簽證了，她有在這裡居住的許可。可護照還是“背叛”了她。達莉亞向大使館電話那頭的人說明了自己的情況。那聲音毫無感情，問她計畫何時回“美國”老家。達莉亞頓時不快。“我不回去。”她說，突然想在這通有錄音的電話裡低聲罵一句“去他的美國”——此刻她對美國的憤怒比往常更甚，為這個國家發動的所有戰爭感到憤怒、羞恥又痛苦。但她沒有縱容這股反抗的衝動，反而像念檔案似的說道：“我住在墨西哥城。我丈夫是墨西哥人。”接著又補充了一句無關緊要的話：“今天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你現在在那兒？”那聲音問。說真的，她在那兒？這座城市的名字她想不起來了——這裡只是個有機場的城市，他們得先到這兒，再打車去碼頭，坐渡輪前往要待一周的小島。她四處張望尋找線索，在一個垃圾桶上看到了這座城市引以為傲的徽章，念出名字時，語氣像是在說一個她記恨了很久的人。“稍等。”那聲音毫無徵兆地消失了。電話裡響起愛國風格的等待音。或許，很可能，美國也在生她的氣。或許美國甚至知道，達莉亞從小學起就拒絕唱國歌。或許正因為這個“過錯”，再加上其他種種抗議行為，大使館不會幫她這個“浪子”。但很快，另一通電話接了進來，是當地領事館的人，離她只有一英里遠。“我還得把情況再解釋一遍嗎？”達莉亞問。領事館設在一家購物中心裡。如今，和國務院打交道竟與買軟椒鹽卷餅、血汗工廠生產的衣服成了“同一等級”的事，這倒讓達莉亞平靜了些。終於，這感覺變得真實了。一個穿著防彈背心的保安告訴安德烈斯，他不能進去，甚至不能在門口附近等候——接著又用西班牙語補充說，安德烈斯可以在美食廣場等。達莉亞按要求關掉手機後，兩道厚重的門才“咔嗒”一聲打開讓她進去。她走進一間螢光燈照明的小房間，排在一個穿佩斯利花紋長褲的女人後面。那女人明顯在發抖，身上散發出金屬味的龍舌蘭酒氣。達莉亞盯著女人露背上排列整齊的圓形紅瘀痕——女人穿的露背裝把瘀痕露了出來。達莉亞認出這是中醫拔罐留下的痕跡：用玻璃罐吸附在皮膚上，促進血液循環，釋放緊張情緒、緩解疼痛、疏通鬱結的“氣”。拔罐在北美體弱的白人女性中相當流行，達莉亞知道，自己身上也有同樣的痕跡，只是藏在寬鬆的T恤下面。幾分鐘後，那女人毫無顧忌地哭了起來。可輪到她到窗口辦理時，卻用充滿敵意的語氣對裡面的男人說話——眼淚還沒幹，怒火卻已燃起，彷彿她是男人憤怒的妻子，彷彿男人和她的錢包、護照被盜有關，彷彿這個本可能幫她解決問題的人，就是暗中製造麻煩的人。這一切情緒讓達莉亞有些煩躁，可在機場時，她自己也突然哭了——那是一種原始又丟臉的求救訊號，像嬰兒的哭聲，是本能的、最本質的“需要”的表達。但此刻在領事館，達莉亞不想讓人看出自己哭過。她是個理性、沉著的女人。她來墨西哥不是度假，而是為了生活——一種遠離家人、大部分朋友，以及所有她曾熟悉的“家”的生活。她不要同情，不要安慰，更不想和那個穿佩斯利花紋長褲的女人歸為一類。“別小題大做，”達莉亞對自己說，“別他媽的小題大做。你就是個丟了護照的蠢貨。你就是那個無能的成年外殼裡，幼稚的內在小孩。”窗口裡的男人眼神平靜，可那女人卻毫不在意，仍在訴說前一晚遭遇的暴力襲擊：一個蒙面人用槍指著她，另一個把她推倒在地。聽起來像電影裡的場景。男人會信嗎？美利堅合眾國能信嗎？這重要嗎？“傑里科，”穿佩斯利花紋長褲的女人看著他的名牌說，“我們就沒什麼辦法了嗎？警察一點用都沒有，根本沒用，傑里科。”傑里科沒因為她叫了自己的名字就動搖，也沒給這個問題一個像樣的回答。他只是給了她一個二維碼，裡面是她需要填寫的表格。他告訴女人，她得回到商場裡，去手機殼店旁邊的網咖，在那裡完成緊急護照申請，還要提交一份說明失竊情況的宣誓書——這些都需要在授權職員的協助下完成。職員還會給她拍新照片，她得支付快遞費。如果能在上午11點半前把填好的材料送回領事館，且瓜達拉哈拉總領館稽核通過，她大概三天後就能去自己選的敦豪快遞（DHL）網點領取新護照。領事館能做的只有這些。“我覺得警察也摻和進去了，”女人說，彷彿她是第一個發現這裡普遍存在腐敗現象的人——傑里科或許早就心知肚明。達莉亞的辦理過程還算順利，除了網咖職員核對材料時，在她的中間名那裡停頓了一下。“塔盧托？”“是我前夫的姓，”達莉亞說，回想起當初的妥協——既不想完全融入他的家族，又不想徹底割裂，於是用了他的姓，卻沒完全冠上。“好吧，”男人挑了挑眉，咧嘴一笑，那神情彷彿已經在離婚這件事上站到了她這邊，“現在是你的了。”可當達莉亞寫下自己身體和生活的所有細節——身高、體重、眼睛顏色、職業、出生地、生日、國籍、父親姓名、母親姓名、住址、電話、信箱——拍下照片、錄完指紋、簽上名字、以生命起誓所有資訊屬實，把一切交給傑里科並離開領事館後，她卻莫名覺得，自己好像交出了“自我”的所有特質，列出的那些細節再也不屬於自己了。沒有合法證件，她再也無法證明自己來自那裡、是誰。達莉亞好幾天沒開手機。她不確定萬一有人打電話來，自己能說些什麼。商場外，安德烈斯用手機軟體叫了輛車。現在達莉亞的卡全丟了、註銷了，現金也沒了，度假期間所有開銷都得由丈夫承擔。她是他的妻子，是他的經濟負擔。車很快就到了，司機下車，滿臉堆笑地握手，一邊把他們的背包和行李袋搬進行李箱，一邊跟安德烈斯說著什麼，達莉亞聽不懂。“他想讓我坐副駕，”安德烈斯解釋道。達莉亞笑了笑，有點懷疑他們是不是要被綁架。但並非如此——只是這個州不允許用這類打車軟體，他們得裝成朋友的樣子。坐在後座，達莉亞努力想聽懂丈夫和司機在說什麼，可他們的西班牙語又快又滿是俚語，讓她越發覺得自己像個“妻子”。達莉亞正過著“美國女性夢”——那種老式的夢想：被人照料、由人買單，而男人們討論著她聽不懂的事。這讓她想起最近和安德烈斯發現的一件事：只有被綁起來時，她在接受口交時才能真正感受到快感——束縛感讓她覺得卸下了所有責任和自主權，什麼都不用做，只需屈從於對方的動作。“是這種無力感起了作用，”她跟朋友坦白這件事時如此推測，“這是我性慾裡神秘安裝的‘作弊碼’，還是我身體裡天生的大男子主義作祟？”她又試著去聽兩個男人的對話。他們在說安德烈斯的出生地——司機顯然對他的藍眼睛和墨西哥城口音感到困惑。沒人相信藍眼睛的他是純墨西哥人；羅馬區（La Roma，墨西哥城高檔街區）的服務員經常跟他說英語，或許是因為達莉亞就坐在桌子對面，一看就是外國人。達莉亞知道，安德烈斯早就厭倦了反駁別人“他肯定有其他血統”的堅持。她聽了一會兒，佩服他一路到渡輪碼頭都沒表現出不耐煩。“渡輪”這個詞似乎不太貼切。那更像艘小船，在海浪裡劇烈顛簸前行，船長卻一手握著方向盤，一手喝著啤酒。達莉亞總想像船會翻掉，把所有人都倒進海裡——這個畫面越來越清晰：所有度假穿的衣服在水裡展開，手機、錢包、手袋沉向海底。或許會有鯨魚或鯊魚游來，把乘客一個個吞掉。但船沒翻，也沒人突然喪命。小船順利完成了任務。碼頭上幾個男人誇張地把行李從一個人手裡傳到另一個人手裡，最後整齊地堆在岸邊。乘客中有一對六十多歲的夫婦，是年紀最大的，背著露營背包，戴著遮陽帽。島上沒有正經汽車，有幾個開四輪摩托的人想載他們去酒店，都被他們拒絕了。兩人各拄著一對登山杖，穩穩地向陡坡上爬去。達莉亞看著他們堅定的背影，安德烈斯則在手機上查地圖。以前他們旅行時，總是她負責指路，可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終於，他弄明白了：他們的酒店就在那道陡坡的頂端。他堅持要拎兩個行李袋和那個大一點的背包，達莉亞沒反對這樣分工。她仔細看著安德烈斯。她在享受他的過度付出嗎？她還知道自己是誰嗎？那一周，達莉亞幾乎什麼都沒帶——沒帶手機、錢包、鑰匙。不知為何，她讀不進帶來的書，也沒像往常那樣隨手記筆記。一種強烈的、恍惚的被動感籠罩著她。第一次出去吃飯時，她讓安德烈斯幫她選菜、點餐。雖然他一開始有點猶豫，但達莉亞盯著他，他還是妥協了。網咖職員給了她四張新護照照片，可申請只用兩張。照片拍得特別丑，職員當時就提出可以重拍，達莉亞卻拒絕了。反正身份證照片從來拍不出真實的自己，只能拍出政府眼中的你——一堆特徵、一個納稅人、一個潛在嫌疑人。“簡直像警局存檔照。”安德烈斯說。到酒店房間後，達莉亞把多餘的照片扔進了浴室垃圾桶。第二天早上躺在沙灘上，達莉亞想，自己的臉有什麼特別之處嗎？她經常要跟見過好幾次的人重新自我介紹，因為對方根本記不住她。她的頭髮沒有明確的顏色；眼睛按理說算藍色，其實更偏灰色——別人的藍眼睛總能引來評論，可從來沒人提過她的眼睛。有次髮型師沒法給她的臉型分類，最後說她的臉型介於所有類型之間。而且無論達莉亞去世界上那個地方，總會有陌生人在街上攔住她問路，彷彿她的存在如此“中立”，幾乎在那兒都顯得“屬於這裡”。安德烈斯在海裡游來回——一趟仰泳，一趟蛙泳。他有沒有注意到妻子這種“平庸感”？還是說他能透過表象，看到某種隱藏的獨特之處？達莉亞看了他一會兒，突然擔心他上岸後認不出自己。這想法很蠢，或許也算個實際顧慮。不會的，達莉亞安慰自己，丈夫不會瞥了她一眼，然後繼續在其他沙灘毯上找他的妻子。為了保險起見，她站起來朝他揮手，他也揮了揮手——或許只是在游泳時隨手劃了一下？海灣裡停著一艘大船，比他們前一天坐的那艘大得多。達莉亞站起來時，發現一艘小船向大船駛去，現在正載著一日遊的遊客返回岸邊。遊客們一個個下船，扶著不認識的男人的手以防摔倒。達莉亞看到了領事館裡那個哭哭啼啼的女人——現在穿著粉色比基尼，外面套著綠色網眼罩衫，正等著跳上沙灘。在領事館時她們沒說話，但那女人曾回頭朝達莉亞的方向看了一眼，雖然算不上直視。那樣就夠了嗎？她會記得這張不起眼的臉嗎？達莉亞趕緊走過去，不想錯過機會。那女人和朋友們笑著，努力在搖晃的小船上保持平衡。當領事館那個“哭包”背對達莉亞時，她又看到了那些淡淡的圓形瘀痕——六個，排列均勻，這麼遠都能看見。達莉亞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拔罐痕跡現在也露出來了——她穿的連體泳衣幾乎是露背的。不知為何，這讓她有種“罪證確鑿”的感覺。她突然在沙灘上停住了腳步。達莉亞到底想要什麼？想讓那女人認出她？給她一個驚訝的小聲問候？這能證明什麼？她的腳底被曬得發燙，於是跑回了來時的地方——那個她或許本就該待的地方。安德烈斯正站在那兒，微微喘著氣，身上滴著海水。“你去那兒了？”“我好像看到一個人。”“什麼人？”“以前認識的人。”“可你把我們的東西留下了。我是說——我的錢包還在這兒呢。”安德烈斯打開帆布包，錢包還在。“你平時不這樣的。”“什麼？”達莉亞覺得安德烈斯看她的眼神很奇怪，或許只是他映出了達莉亞自己奇怪的神情。“我只是說，你平時很小心的。不過沒事，沒什麼大不了的，沒發生什麼事。”安德烈斯躺在毯子上晾乾身體，妻子也挨著他躺下。兩人沉默了一會兒，閉著眼睛。然後達莉亞讓他講講第一次婚姻的故事。她早就聽過了，卻還想再聽一遍。孩子要求聽已經聽過的故事時，到底在尋找什麼？當他們得到想要的故事時，又會發現什麼？安德烈斯和第一任妻子十五年前結的婚。當時他們都很年輕，婚姻也很短暫，但之後還保持著友好聯絡，像遠房表親，又像同一場自然災害的倖存者。達莉亞問了很多關於他第一段婚姻的問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他當初為什麼愛她？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愛上她的？那時候的他是怎樣的人？為什麼會離婚？安德烈斯努力回想新的細節，可他只記得第一次見面時，她穿的裙子上的圖案。他當時看得太入神，把布料的花紋記了下來——大朵藍花、中朵黃花、大朵紅花、一小簇粉花苞，重複排列。之後很多年，每當他在她身邊睡著時，閉上眼睛，眼前都會像萬花筒般浮現這個圖案。可當他不愛她了，圖案就消失了。達莉亞見過幾張他第一任妻子的照片——每張照片裡的她看起來都很不一樣，但始終美麗、眼神銳利，還有點男性化，很像達莉亞第一個愛上的女人。達莉亞已經很多年沒聯絡那個女人了，甚至擔心如果兩人偶然重逢，自己會認不出她。“你最後一次見她是什麼時候？”達莉亞問安德烈斯。他想了想：“九、十年前吧？不知道現在還能不能認出她。”達莉亞坐起來，低頭看著安德烈斯，在心裡盤點細節——如果他失蹤了，她要描述他臉上、身上的識別特徵，那些細節是她能完全確定的。回到酒店後，一個穿花裙子、系白圍裙的女人匆匆穿過庭院，手裡揮著什麼東西。“我留著這些呢！”她喊道，“肯定是不小心掉進垃圾桶了。”達莉亞那兩張一模一樣的、難看的照片，又回來了。那天晚上，他們去了島上唯一一家在一日遊遊客離開後還營業的餐廳。餐廳就在沙灘邊，能看到海灣裡停泊著十幾艘小船，空蕩蕩的。幾個人躺在躺椅上，什麼也不做，只看著日落——不再說話，不再游泳，就那樣躺著，放空自己，注視著一天的尾聲。安德烈斯點了兩份魚肉塔可，兩人接著偷聽周圍人的談話——有人在吃喝，有人只是閒逛。很多人似乎是當地人，也有些是為了躲避家鄉寒冬來這兒的美國白人。一個極瘦、膚色極深的女人圍著好幾條圍巾，抱著一隻小狗，在桌子間快步穿行，身後跟著一個年輕男人。幾個光著身子的小孩在沙灘上和狗玩耍，旁邊的大人們喝著椰子水，一副習以為常的樣子，毫不在意。那對拄登山杖的夫婦也在這兒，吃著漢堡，說話聲音太輕，達莉亞和安德烈斯聽不清。如果達莉亞還是“原來的自己”，或許會記下眼前的場景——人們談論著太平洋上有一場颶風正往南移動，女服務員興奮地宣佈太陽即將落下——可她只是聽著，大部分西班牙語她都聽不懂，又陷入了那種熟悉的茫然與無力感。這一切多麼像孩子，多麼像“妻子”該有的樣子。這時，一個英語聲音插了進來。一個男人在跟女服務員說話，問她孩子近況如何，是否為雨季做好了準備，接著點了一杯米歇拉達（michelada，墨西哥特色啤酒雞尾酒），還特意要求用某種杯子裝。聽到有人在這兒——尤其是在小鎮上——如此大聲地說英語，達莉亞既反感又莫名覺得優越。可她自己遇到複雜的事情也得切換成英語，聽別人交談時常常因為聽不懂而說不出話，她覺得這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比聽到這種聲音更糟的是被這種聲音注意到——被問來自那裡，還要面對“同根同源”的尷尬。男人名叫凱文，雖然一年有半年住在島上，卻從沒學過西班牙語。“老狗學不會新把戲，你懂的。”他戴著一枚尾戒。凱文從鄰桌探過身，對著達莉亞和安德烈斯說話，話題幾乎全是他自己：退休前的房地產事業、環球旅行經歷、對人工智慧的看法。突然，他問這對夫婦是做什麼的。當兩人說都是小說家時，凱文突然大笑起來，聲音洪亮。“兩個作家？這日子怎麼過啊？”達莉亞和安德烈斯經常被問到類似的問題，有時是分開被問，有時是一起被問。人們似乎普遍認為，兩個作家的婚姻是種“負擔”。達莉亞和第一任丈夫（一位教師）離婚後，在和安德烈斯在一起之前，曾和另一位作家同居過。那個作家刻薄、暴力，精神狀態也不好，但這並非因為他是作家。如今她不僅愛上了一個作家，還和他結了婚，在她看來，這再平常不過了。可一旦有人提出“作家夫妻關係本就不穩定”，這種看法似乎就無法反駁了。“過得挺好的。”達莉亞回答。“哦，是嗎？”凱文說，語氣根本不像在提問。接著他解釋說，自己有很多好故事，要是有時間，說不定也會寫本小說。“還有，我不是故意打探啊，你們倆是不是有年齡差啊？”凱文還在探著身子，胳膊搭在椅背上，手裡拿著米歇拉達酒杯。達莉亞看向安德烈斯，彷彿只有他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同歲，都是四十歲。”“哎呀，真沒想到——我還以為你不止四十呢，小夥子！”凱文說，他上一任女友比他小四十五歲，所以他對年齡差這事兒“不評判”。達莉亞試著算一算凱文的年齡，卻突然意識到，兩人之間陷入了一陣意味明顯的沉默。“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很開心，”凱文說，“特別開心。可她死了。”“哦。”“其實是淹死的，就在那邊的海灣裡。暗流，能把人捲走。”“我很抱歉。”達莉亞說。“而且我本來打算向她求婚的！她本來能繼承一大筆錢，能過上好日子的。”可她都已經淹死了，這話聽著實在無關緊要。安德烈斯和達莉亞不知該如何回應。“你知道嗎，你長得有點像她，”凱文對達莉亞說，“就是比她年紀大一點。”這時，女服務員把兩份魚肉塔可放在他們面前。凱文起身告辭，手裡拿著餐廳的杯子，走向沙灘後面的幾間小屋。達莉亞和安德烈斯默默開始吃飯，只是困惑地對視著——在這份愛意裡，他們覺得或許能通過眼神傳遞心意。吃完塔可後，女服務員端來一份椰子焦糖布丁，還放了兩把勺子。“凱文送的。”她說。布丁在盤子裡微微顫動，滲出甜甜的糖漿。“他女朋友的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安德烈斯問，“就是淹死的那個。”“什麼事？”“他那個在這兒淹死的女朋友。”“哦，她去年跟他分手了，直接走了。他卻跟所有人說她被綁架了。這兒從來沒人淹死過，連小孩都沒有。”達莉亞這時注意到，那對老年夫婦身高完全一樣。她看著兩人拄著登山杖，步調一致地沿著沙灘穩步走去。後來他們跟朋友說，在島上的那一周“很美好”。機場丟錢包之後，一切都很順利。雖然沒提凱文的事，也沒說凱文講的那些故事，但他們提到了那份椰子焦糖布丁——味道有多驚豔，女服務員還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們桌旁，從圍裙裡掏出一把勺子，挖了一口一起吃。結帳後，女服務員拿出一瓶梅斯卡爾酒（mezcal），給他們倒了兩杯，還坦言自己不知道還能在島上住多久，可也不知道該去那裡。但即便多年後，達莉亞想起那一周，印象最深的還是打開手機時看到的一條消息。“這個號碼你還在用嗎？”她早就刪掉了前夫的聯絡方式，卻始終沒忘掉他的號碼。看到螢幕上跳出這個號碼時，她才想起，丟失的護照上用鋼筆寫著他的名字，作為緊急聯絡人。或許很多年前她就該用塗改液把他的名字和號碼塗掉，可她不想塗改自己的人生。她曾天真地希望，自己能同時活在人生的每一個瞬間，希望沒有任何一段時光消失，沒有任何經歷顯得像“異常”。約瑟夫肯定更願意通過簡訊處理這事，但達莉亞還是打了電話。他立刻接了，沒說“喂”，直接開始解釋。瓜達拉哈拉的美國領事館有人給他打電話，說找到了她的護照。她得給領事館回電話，得自己處理這事。這不是他的問題，他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年了，她還沒更新緊急聯絡人資訊。“你有筆嗎？”他問。達莉亞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該說什麼。“喂？你在聽嗎？”她說在聽，她在這兒。接著她問他最近怎麼樣——他們已經很久沒說話了。可他沒回答。“你還好嗎？”她又問了一遍。“你有筆嗎？”達莉亞念號碼時，安德烈斯記了下來。事情辦完後，約瑟夫說他得掛了。她想告訴他，自己剛才還提到他——或許他想知道她都說了什麼，或者為什麼會想起他。她還想告訴他，今天是她的結婚紀念日，這麼多年後她又再婚了。她不確定他有沒有聽說，但她知道他不會在乎。他不是那種會試著“平衡過去”的人。“那好吧，就這樣——”他沒說“再見”就掛了電話，像電影裡的場景。他一直這樣——像蒙太奇裡的主角，在雨中跑過街道，及時趕到某地救人，或是逃離什麼。達莉亞撥通了他給的號碼，第一聲鈴響就有人接了。“失物招領處，請問有什麼可以幫您？”“失物招領處？”達莉亞重複道。“能為您效勞嗎？”她報上自己的名字，解釋了丟失護照的事、前夫的情況，以及自己一直沒更新緊急聯絡人的事。“我得把您轉接給現場的人。”“現場？”“犯罪現場。”接著，電話裡又響起了愛國風格的等待音。終於有人接了電話，問了她的名字，卻沒報自己的名字。她把全名和出生日期都告訴了對方。安德烈斯看著她，用口型問：“怎麼回事？”她也用口型回：“犯罪現場。”他沒明白。“啊，找到了。是這樣，我們想通知您，您的護照找到了。”“哦，那挺好的，對吧？”“呃，其實不好——有人試圖用您的證件參與人口走私活動，這本質上是個陰謀。目前調查還在進行中，我不能透露太多細節，但大使館對這類事件非常重視。我們希望海外公民瞭解國際旅行的風險。”“哦，可我住在這兒，我住在墨西哥。”“是的，我看到了，但您仍是美國公民。嫌疑人還持有您的居留證，不過已經損壞了。”“損壞了？”“熔化了。他們試圖把照片熔掉，可能是想篡改證件。手法相當業餘。不過您的護照——他們想用它帶一個女人從陸路邊境進入美國。我們能抓到他們，部分原因是您及時報失了護照。非常感謝您的配合，您是位負責任的公民。”“她長得像我嗎？”“我其實不清楚，那不歸我管。但有可能，很可能像。”達莉亞沉默了一會兒，突然問道：“是傑里科嗎？”對方說不是。“可這種事正常嗎？你們會打電話告訴我這些？”“這是個特殊情況，還在處理中，”那聲音說，“我們希望公民瞭解情況、保證安全、履行責任。但請注意，您仍需使用新護照，因為舊護照已在我們系統中註銷。”“你們不就是系統嗎？”“您說什麼？”“你們就是系統的代表啊。”“不，不是您說的那個系統。”所以，現金沒了，信用卡和借記卡註銷了，沒人在乎那兩支鋼筆或安德烈斯的寶麗來照片。就連那個皮革小袋，可能也被認為毫無價值——它已經很舊了，也不是名牌。現在想來，那張地鐵卡當時也沒錢了，她上周就把最後一次乘車額度用完了。雖然證件找回來了，卻成了無用之物。只剩下鑰匙——鑰匙還沒找到。“沒人會拿你的鑰匙做什麼的。”他們登上返回大陸的渡輪時，安德烈斯安慰道。可她忍不住反覆琢磨：錢包裡有任何寫著地址的東西嗎？有人僅憑她的名字，能找到他們在墨西哥城的家嗎？或許只需打個電話，再塞點錢就行。說不定已經有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他們的客廳裡了。“我們要不要換鎖？”她問。可安德烈斯沒回答，因為他沒聽見——渡輪引擎的轟鳴聲和海浪的咆哮聲蓋過了她微弱的聲音。下船後往碼頭走時，達莉亞停下來看木柱上貼的一張尋人啟事。啟事是用英語寫的，已經被風吹日曬得褪色了。失蹤的女人最後一次被看到就是在這座島上。她的身高和達莉亞一樣，眼睛顏色也一樣——藍灰色，頭髮是棕金色。照片被曬得看不清細節，但上面有個電子信箱地址和 WhatsApp 號碼，供發現線索的人聯絡。在最近的敦豪快遞網點排隊時，達莉亞一周來第一次刷了社交媒體。有幾名記者被捕、被驅逐出境；有人向女友求婚了；大學室友做了個派；還有新聞說，只要和平抗議看起來有“失控風險”，警察現在可以向抗議者開槍；她的侄子正在學騎自行車；數十名無國界醫生遇害。接著，達莉亞在一則廣告裡看到了自己的臉。顯然，她的頭像被從社交帳號裡提取出來，經過濾鏡處理，展示出如果她去墨西哥城某家診所做填充、肉毒素、睫毛延長和染髮，會有怎樣的變化。廣告裡所有項目都能在一個地方完成，實現“徹底蛻變”。廣告用命令的語氣催促達莉亞：“發現你真正的美。”輪到她在敦豪快遞櫃檯辦理時，她收起了手機。拿到信封后，她讓安德烈斯仔細看看那本亮紫色的緊急護照——再確認一下里面印的是不是她的小臉，出生日期對不對，確認這是她的護照，確認這個證件能讓她“回家”。就這樣，假期結束了。達莉亞回到了他們的公寓，開始仔細留意樓裡其他人的動靜——其他住戶、訪客、送貨員。她試著想像那種聲音：有人拿著她丟失的鑰匙（對別人來說是撿到的鑰匙）插進鎖孔，轉動門把手，走進她的家。她對這種可能性想得太多、太專注，以至於無比確定，終有一天，當某個“陌生人”走進她的生活，準備把她的人生據為己有時，那種感覺她會再熟悉不過。 (邸報)

今天2024年12月4日，知名作家瓊瑤在家中安詳離世，享年86歲。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靂，讓無數讀者和粉絲深感震驚和悲痛。 瓊瑤，這位華語文學界的傳奇人物，以其深情款款的言情小說而聞名於世。 她的離世，不僅是對華語文學界的巨大損失，更是對無數讀者心中那份純真愛情的告別。 瓊瑤的離世，是她對生命翩然尊重的體現。在她的遺書中，瓊瑤用她那特有的溫婉而堅定的筆觸，向世人闡述了她對於生命的看法，以及她選擇離開這個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