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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鏢人》是好片，但“生”不逢時！
2026年2月15日至23日春節假期的電影檔期，共有9部電影，其中包括《鏢人：風起大漠》。
雖然很多年不看電影了，但是每年春節檔電影的票房我都關注，這次我就特別關注了《鏢人》，因為它已經連續2天逆跌了。
一般而言，電影在上映的當天，票房都是歷史最高點，後面的票房除了在周五、周六、周日有一個小高峰外，整體趨勢都是下跌的。只有極少數優秀的電影才會“逆跌”。
為什麼有的影片會逆跌？
很簡單，影片比大家預想的要好，超出了預期——看完的人都說好，然後一些原本不打算看的人就去看了，這就造成了“逆跌”。
我看大家的評價不錯，又看到票房逆跌，然後就去網上看了下。雖然畫面不太好，但毫無疑問，影片非常不錯，是近十年來最好的武俠片，我認為完全可以對標《新龍門客棧》。
雖然影片拍攝不錯，但目前的預測票房僅在12億-16億之間，而它的製作成本就達到了7億——按照行業通用的“三倍法則”估算得出，票房需達到約21億元才能回本。
很顯然，這部影片要虧了。
為什麼一部好的影片會虧本？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生不逢時。
任何文化作品都需要符合時代需求，不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作品都註定不會引起太多的共鳴和關注，而“武俠”恰恰就是那個不符合時代的題材。
今天我們就簡單的和大家說說“俠”這個問題。
我們都說中國有著5000多年的悠久文化和歷史，中華文明博大精深，但是博大精深在那裡呢？
我認為，中華文明與其它文明相比，最偉大之處在於：無論我們處於什麼樣的時代，盛世也好，亂世也罷，老祖宗都經歷過，並留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治理方式。
諸子百家中最有名的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治理國家是離不開它們的。
在西周的時候，主要依靠“周禮”治國；春秋戰國，禮崩樂壞，誕生了諸子百家，到秦的時候，“法”取代了“禮”，實施了以法治國；到了西漢初期，又實施了黃老之道，採取了道家的無為而治；而從漢武帝到明清，一直採取的是外儒內法的治國方式。
“禮”和“法”的區別是什麼？
這個很好理解，因為今天我們的社會依舊有“禮”和“法”：禮靠教化、道德、習俗、自覺等來規範和約束人們的行為，而法則是靠國家權力、強制力、懲罰等來規範和約束人們的行為。
“禮”講究的是等級，而“法”則講究的是平等。
周朝的時候中國採取的是周禮治國，但它不是只靠禮，而是「禮 + 刑」：禮是給貴族的，刑是給底層的。
於是就有了那句非常有名的話：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但是，法就不一樣了，法更講究“人人平等”。
到了秦朝的時候，“法”代替了“禮”，而商鞅就是法家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就提出“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的經典。
無論是以“禮”治國，還是以“法”治國都是有問題的：“禮”的強制性比較弱，有時約束不住人，最終導致道德淪喪，社會崩潰；“法”的強制性比較強，事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講人情，極其殘酷，過“剛”易折。
比如，吐痰是屬於“禮”的範疇，主要靠自覺。但是，一旦上升到“法”的範疇，那麼就要有相應的懲罰了。
後世人常罵商鞅是“酷吏”，就是因為他將“法”做到極致：如果你隨便倒垃圾，就會被處於黥刑（在臉上刺字）；如果你的家人中有一個人犯法，那麼你全家人都要被“連坐”……
周朝的時候以禮治國，到了秦朝是以法治國，此後便是“外儒內法”，為什麼沒有出現單純的儒家治國？
因為儒家其實就是周禮的 “升級版” 與 “精神化”，它和周禮一樣，強調德治、禮治、教化，採取這種方式是不可能治理好國家的。
完全用“儒”是不行的，因為約束不住；完全用“法”也不行，因為法不講人情，太過殘酷。於是便有了“外儒內法”，即：表面儒家（講仁義道德）收買人心，內裡法家（講制度法律）管理國家。
儒和法是治理國家的核心，但是老祖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儒和法依舊有很多問題，於是又誕生了很多輔助治理國家的方式，這就有了道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等。
比如，道家主張政府少折騰，應無為而治、順其自然，有點像“自由市場經濟”；墨家主張無差別的愛所有人，打破血緣、等級、親疏關係（這就是所謂的“兼愛”），反對侵略戰爭，主張和平、自保、防禦（這就是所謂的“非攻”，只守不攻），主張選賢任能、反對世襲，追求社會公平與統一秩序（這就是所謂的“尚賢、尚同”）……
墨家不效忠任何君主，不為領土、不為財富，只為兼愛、非攻，只幫弱小，不幫強國侵略。
在歷史上，墨家也曾有過一段輝煌。
由於墨家主張“非攻”，專注於防守，所以他們製造了各種先進的防禦工具，他們製造出一次可發數十箭，射程200 步，可回收箭矢的連弩車、藉車和極其嚴密的城防體系等。
其典型戰績有：
墨子派300 弟子守宋，逼退楚國大軍——魯班造雲梯攻宋，墨子九次破解其攻城方案；魯班技窮，墨子亮底牌：300 弟子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楚王直接退兵。
墨家除了防守非常厲害，而且他們在“兼愛、非攻”思想的支撐下，非常勇猛，人人悍不畏死。他們平時是工匠 / 學者，戰時就是敢死隊 + 工程兵 + 特種部隊。
所以，在戰國時期公認，只要有墨者守城，幾乎攻不破。
墨家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武裝、有科技、有信仰的“民間學術團體”。
可能很多人都看過《大秦帝國》和《秦時明月》：在《大秦帝國》中，我們看到墨家是有自己的武裝的，如果有那個國家侵略別的國家，那麼墨家就會幫助那個被侵略的國家；在《秦時明月》中，我們看到墨家的機關術非常厲害。
我們為什麼講了這麼多關於墨家的內容？
因為墨家和我們今天要說的主要問題有關，那就是“俠”。
“俠”源於墨家。
墨家提倡“兼愛”“非攻”“任俠”，強調無差別地關愛他人、反對侵略戰爭，並勇於為弱者挺身而出。這種精神與後世對“俠”的定義——“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完全吻合。
司馬遷直接說：「俠，出於墨」。
魯迅認為：“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
呂思勉指出：“墨之徒黨多為俠。”
譚嗣同提出：“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
……
在歷史上，儒家、法家和墨家是有矛盾的：儒家認為天下動盪主要就是法家的嚴刑峻法導致的；法家認為天下動盪就是因為儒家和墨家導致的……
法家是非常討厭儒家和墨家的，於是就有了韓非子的那句名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正是因為“儒家學者通過引用經典文獻質疑或擾亂國家法令，遊俠用武力破壞禁令”，這才導致了社會的動盪不安。
完全依靠道德治理國家是不行的，因為有人不講道德；完全依靠法律治理國家也是不行，因為嚴刑峻法太過殘酷，且事事都要制定法律，司法和執法成本太高。於是便有了“外儒內法”。
當今社會，危害不大的就用“儒”，通過道德來約束。比如，隨地吐痰、公共場合大聲喧嘩等。危害比較大的就用“法”。
於是就有了一句經典：如果一個人標榜自己遵紀守法，這個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但是，僅僅依靠“外儒內法”治國也是不行的——法是人制定的，也需要人來執行，如果法成了擺設怎麼辦？
亂世，有人犯法了，也沒有人去懲罰他，甚至連統治階級都可以帶頭違法，這個時候，怎麼辦？
當儒、法都沒有用的時候，俠就出現了！
當一個社會異常不公平的時候，就是“俠”最受歡迎的時候。
我相信，絕大部分60後、70後和80後，都曾喜歡過武俠片——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武俠片最鼎盛、影響力最廣泛的時代。
為什麼？
比如，我是80後，我就曾非常喜歡武俠片，也曾夢想著當一個懲奸除惡、替天行道的俠客。
為什麼我會有那種思想？
因為在我小的時候，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做什麼事情都要講關係、送禮；地痞、流氓、黑社會橫行，街頭鬥毆、黑車黑店；村裡官員貪污腐敗，父母經常被欺負……
那時，法律壓根就沒有太大用，農民太苦了，不公平、黑暗的事情太多了，大家自然希望能有“俠客”出來主持正義，懲奸除惡了。
說白了，就是當時太窮了——因為窮，所以才有各種偷盜、搶劫；因為窮，貪污腐敗才會那麼猖狂……
但是，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大家的日子過得好起來了，社會也逐漸的變得更加公平了，尤其是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違法犯罪行為很容易被發現（到處是攝影機，人人都可以在網路上發聲）——沒有人欺負自己，也沒有看到人被欺負，自己又有吃有喝，大家自然沒有當“俠客”的念頭了。
當今社會已經失去“俠”的生存“土壤”了，武俠片自然也就逐漸的開始沒落了。
現在的社會，基本生存已經不是多大問題了，社會也更加公平，貪污腐敗也大量減少，大家自然更加憧憬未來，於是科幻、玄幻開始崛起。
說實話，我已經十幾年不看武俠片了，現在看的基本都是科幻和玄幻——除非回到亂世，否則武俠片沒有再發“生機”的時候了。
《鏢人》是一部好片，但“生”不逢時，我也希望武俠片就此徹底的沉淪下去，因為一旦它“繁榮”了，那必然是整個社會出現嚴重問題了！
我永遠不希望看到那一天的出現。
中華文明為何偉大？
因為儒、法、道、墨等構架了整個社會的運行的基礎，無論身處什麼時代、面臨多大困難，老祖宗都給我們留下了應對的方式和方法，這是其它文明所無法做到的——無論是基督文明，還是伊斯蘭文明，它們都做不到這點。 (君莫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