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美國最聰明的年輕人，反而成為聯邦政府最大的債戶？
【導讀】金融危機後，許多人已經熟悉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如何支撐並放大了住房金融體系，而與之功能相近的 “學貸美”（Sallie Mae）對中國讀者而言則相對陌生 。事實上，高等教育早已形成一套與住房高度相似的制度結構：由國家背書、金融機構參與、以個人長期負債為基礎，維持一個持續擴張的高成本體系。只不過，與住房不同，學生貸款所繫結的不是不動產，而是個人未來幾十年的勞動收入。目前，美國學生貸款總規模已接近 1.7–1.8 兆美元，涉及 4200–4500 萬名借款人，是家庭債務中僅次於住房按揭的第二大類別。更關鍵的是，違約和長期逾期的借款人數量已逼近千萬等級，約佔聯邦學生貸款借款人的四分之一 。
隨著疫情還款暫停結束，聯邦政府已恢復將逾期記錄報送徵信系統，並重新啟動工資扣繳、稅收退稅抵扣等追繳機制。換句話說，學生貸款不再只是“帳面上的債務”，而是正在重新變成一種可以直接扣工資、扣退稅的強制性義務。與此同時，還款方案在立法與訴訟中反覆調整，本身就構成了一套高不確定性的制度環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債務壓力已經開始直接擠佔基本生活開支。調查顯示，約四成以上的借款人不得不在償還學生貸款與支付房租、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之間反覆權衡。當學生貸款開始與“能不能正常生活”正面衝突時，它就不再只是教育融資問題，而成為一個勞動力再生產問題。
本文關心的，正是這一結構性轉變：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高等教育是如何從一種公共品供給機制，轉變為一套以學費和債務為核心的資本化運作體系？大學為何越來越像一家以收入增長為目標的組織，而學生則被優先視為消費者和現金流來源？學生貸款又是如何在這一過程中，將未來的勞動時間提前納入資本運行軌道？下面將依次討論：學術資本主義如何重塑大學的組織邏輯，公立大學在競爭壓力下的具體表現，以及學生債務如何成為連接教育體系與金融體系的關鍵環節。
本文轉載於公眾號Marxian Economic Theory，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從“房利美”到“學貸美”，學生債務如何重塑勞動力再生產
▍學術資本主義：大學運行邏輯的轉變
理解當代美國高等教育的變化，關鍵在於大學自身運行邏輯的系統性轉向。正如 Sheila Slaughter 與 Gary Rhoades 在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 中所指出的，所謂“學術資本主義”，並不是大學被動地被企業化，而是大學主動轉向市場化、類市場活動，以獲取持續性的外部收入。在這一過程中，大學不再主要以公共服務機構的身份運作，而是越來越被組織為一種需要不斷擴大收入來源、管理現金流並應對競爭壓力的制度形態。
這一轉向並非憑空發生，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前置條件之上。Christopher Newfield 在 The Great Mistake 中強調，公立大學之所以逐步失去穩定的公共財政支援，並不只是因為政府削減撥款，而在於高等教育自身逐漸接受並內化了一種新的正當性敘事：教育被越來越多地表述為一種私人投資，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個人收入、職業回報和社會地位的提升上。當“公共收益”的語言退場，大學爭取公共資源的制度基礎也隨之削弱，市場化運行由此被視為一種更為現實、甚至更為理性的選擇。
在這一敘事轉變之下，“競爭”逐漸成為高等教育領域的常識性前提。大學不再主要圍繞公共供給展開協調，而是主要通過排名、生源、科研經費和社會聲譽不斷競爭。一旦資源被理解為只能通過競爭獲得，市場紀律便不再是諸多選項之一，而是被內化為一種默認的行為準則。在這一前提下，大學是否“像企業一樣運作”不再是價值判斷，而成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組織邏輯。
在這一運行邏輯下，學生的身份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隨著學費在大學收入結構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學生與家長逐漸被引導，以“投資回報”的方式理解教育選擇：讀什麼專業、進入那所學校，被視為一項需要權衡成本與預期收益的經濟決策。大學則通過品牌化（branding）、商標許可（licensing）以及校友網路的運作，將學生納入一個長期的制度關係之中。學生不僅是教育服務的購買者，也成為大學品牌的承載者與傳播者，其與學校之間的聯絡在畢業後仍以多種形式得以延續，構成一個可以持續動員和變現的“市場社區”。
這一邏輯之所以能夠穩定運作，還依賴於高等教育資助方式的結構性變化。隨著聯邦與州政府逐步減少對大學的直接撥款，公共資源越來越多地通過助學金和各類學生資助項目“隨學生流動”。在這種“券票化”的資助模式下，學生成為攜帶公共資源的流動主體，大學圍繞這些資源展開競爭。學費由此不再只是補充性收入，而逐漸成為大學最可控、也最穩定的資金來源。這一變化為大學的市場化運行提供了關鍵制度前提，也為後續一系列資本化實踐奠定了基礎。
▍公立大學的資本化實踐：競爭壓力下的制度適應
面對不穩定的公共撥款、持續上升的成本壓力以及日益激烈的生源競爭，公立大學被納入一個以競爭和收入為導向的制度環境之中，並在其中形成了相對一致的應對路徑。
最直觀的變化體現在非教學性投入的系統性擴張。為了在招生競爭中保持吸引力，公立大學越來越將資源投向體育設施、健身中心、學生公寓以及各類娛樂空間。這類項目往往具有高度可見性，能夠在校園導覽、招生宣傳和排名比較中迅速轉化為“競爭優勢”。與教學樓或實驗室不同，這些設施通常以准商業化方式運作，通過住宿費、服務費或專項收費回收成本，在預算上被單獨核算為“自我平衡”的收入單元。其結果是，資源配置逐漸向能夠直接改善“學生體驗”的領域傾斜，而教學與科研則在內部競爭中處於相對不利的位置。就像在校園導覽中，學生宿舍、體育中心與餐飲空間被反覆強調，圖書館與課堂反而逐漸退居次要位置。
與硬體投入同步擴張的，是行政與管理體系的持續膨脹。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公立大學需要不斷處理招生規模、學生結構、品牌形象、合規風險以及與外部機構的複雜關係。這推動了一整套管理性部門的發展，包括戰略招生管理、學生事務與支援體系、職業發展服務、市場推廣以及合規與風險控制機構。這些部門並不直接從事教學或研究，而是專門負責管理學生的消費體驗、塑造學校的市場形象，並提升其在競爭中的可見度。隨著管理職能的專業化和細分化，行政人員數量持續增加，相關支出在大學整體預算中的比重也隨之上升。
更深層的變化在於，以競爭為導向的資本性支出逐漸常態化。在既定製度環境中，公立大學越來越接受這樣一種前提假設：只有通過持續投入、擴大規模和提升市場表現，才能在資源分配和聲譽競爭中不被邊緣化。這一假設反過來塑造了決策邏輯——即便在財政吃緊的情況下，壓縮投資也被視為高風險選擇，而繼續投入則被理解為“維持競爭力的必要代價”。由此，資本性支出不再是周期性調整，而成為一種被不斷複製的運行模式。
在這一過程中，學費逐漸凸顯為公立大學最可控、也最可靠的收入來源。與專項撥款或科研經費相比，學費具有用途靈活、可預期性強的特點，能夠被用於覆蓋行政擴張、市場推廣以及各類非教學性支出。當公共財政支援缺乏穩定性時，學費自然被推至預算結構的中心位置。大學之間的競爭因此並不體現為通過降低價格爭奪學生，而更多表現為通過擴大招生規模、強化服務供給和提升可見度來支撐不斷上升的運行成本。
因此，公立大學的資本化並非源於個別管理決策的偏好，而是一種在競爭壓力下逐步固化的制度性適應。當績效評估、排名比較和生源競爭成為主導性約束時，公立大學只能在既定規則中行動，其結果是成本結構的持續上移與運行方式的深刻改變。
▍學生債務：再生產成本的金融化解決方案
在前兩節中可以看到，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已經形成一種高度依賴學費的運行結構。然而，一個始終存在的現實約束是：大學對收入的需求持續上升，而家庭的即時支付能力卻長期停滯。學生貸款體系正是在這一結構性缺口中，被制度性地確立為“解決方案”。
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學費上漲與債務擴張的同步演進上。進入 2000 年代後，美國四年制高校學費持續攀升：私立大學年均漲幅約為 3%，公立大學更高，約為 5.6%。到2010年末，私立大學學費累計上漲約 27%，公立大學則接近 46%，個別公立系統甚至在十年內實現了學費翻倍。與此同時，大多數家庭收入並未出現可比的增長。單純從學費與收入的對比，已經足以解釋支付壓力的上升，但這並不能解釋學生債務為何會出現爆炸式擴張。
真正的轉折點，在於聯邦學生資助結構的變化。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公共支援逐步從直接撥款和助學金，轉向以學生貸款為核心的資助方式。其中，佩爾助學金（Pell Grant）長期是美國面向低收入家庭學生的主要、也是最核心的非償還性聯邦資助項目，其制度功能在於直接降低學生對借貸的依賴。一個關鍵指標是：1970 年代末，佩爾助學金尚可覆蓋平均學費的大約一半；到 2010 年前後，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四分之一左右。與此同時，聯邦資助中助學金與貸款的比例發生逆轉——從 1990 年代初“助學金為主”，轉變為此後長期維持的“助學金與貸款各佔一半，甚至貸款佔優”。公共資源並未退出高等教育，而是以貸款形式被重新組織。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學生逐漸成為“攜帶資金的個體”。當公共補貼隨學生流動，大學之間的競爭不再體現為壓低價格，而是體現為如何爭奪這些可以被即時兌現、卻由學生在未來償還的金融資源。貸款在這裡並不是對學費上漲的約束，而是使學費上漲不再立即表現為需求崩潰。高等教育的支付問題，由此被延後並個人化。
這一邏輯在學生貸款機構的金融化過程中進一步固化。以 Sallie Mae（學貸美）為代表的學生貸款機構，逐步從承擔政策性中介角色，轉變為深度嵌入資本市場的金融企業。2000—2005 年間，其管理的貸款規模增長約 80%，但手續費與相關收入卻增長超過 200%。此後十餘年，淨利息收入與催收、罰金等相關收益持續快速上升。制度設計的關鍵在於：學生貸款幾乎不適用破產保護，違約懲罰具有累積效應，使得未來勞動收入可以被高度穩定地預期和徵用。對金融體系而言，學生貸款由此成為一種現金流高度可預測的資產形式。
學生貸款對教育供給結構的塑造，在營利性高校的發展與危機中表現得尤為集中。營利性高校的學生人數僅佔全體學生的約一成，卻貢獻了接近一半的學生貸款違約。資料顯示，四年制公立大學中約 40%—50% 的學生需要借貸，而營利性高校中這一比例超過 90%；其畢業生的平均債務水平，也顯著高於公立體系。更重要的是，相關調查表明，這些機構將大量資源用於招生行銷和利潤分配，而非教學本身。貸款在這裡不僅是支付工具，而是直接重塑了教育供給的激勵結構。
從宏觀結果看，學生債務的擴張已具有明顯的系統性特徵。2008—2013 年間，美國學生貸款總額從約 7300 億美元上升至 1.2 兆美元，增幅超過 60%；在金融危機後，學生貸款成為唯一持續上升的家庭債務類別。對多個畢業年級而言，違約率長期維持在較高水平，表明這一體系並非暫時性失衡，而是建立在持續債務化之上的常態結構。
因此，學生貸款並不能簡單理解為擴大教育機會的中性工具。它更像是一種制度性安排，用以解決大學收入擴張與家庭支付能力之間的結構性張力。通過貸款機制，教育成本被跨期化、個人化，並以債務形式嵌入勞動者的整個職業生涯之中。學生債務由此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再生產機制的一部分：它既支撐了高等教育體系的現金流，也將未來的勞動時間提前納入金融回路。
▍結語
回顧美國高等教育近幾十年的變化，可以看到一條清晰而連貫的邏輯鏈條：大學運行邏輯的轉向，使學費成為核心收入來源；在競爭壓力下，公立大學通過非教學性投入和行政擴張來維持可見度與地位；當學費不斷上升而家庭支付能力受限時，學生貸款體系被引入，以金融化方式彌合這一結構性缺口。教育並未脫離公共領域，而是以新的制度形式，被重新嵌入資本主義的運行結構之中。
從這一視角看，學生債務並不是高等教育體系的“意外副產品”，也不僅僅是金融部門擴張的結果。它更像是一種制度性安排，用以將原本應由公共財政或當期收入承擔的再生產成本，轉移為跨期的個人債務。通過這一機制，教育成本被推遲、被個人化，並最終以還款義務的形式，嵌入勞動者的整個職業生涯。
這種轉移並不意味著教育機會的真實擴展，而是意味著風險和不確定性的重新分配。大學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現金流，金融機構獲得了可預測的資產，而個體則需要以未來勞動時間為代價，來消化不斷上升的制度成本。再生產問題並未消失，而是被“技術性解決”，並在更長時間尺度上持續發揮約束作用。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說，教育只是當代資本主義再生產結構中的一個切口。住房、醫療、養老等領域，正在以不同形式重複類似的路徑：當公共供給不足、成本持續上升而收入增長受限時，金融化機制被引入，用以維持體系運轉。理解學生債務問題的意義，不在於是否支援或反對某一項政策，而在於看清這一更廣泛的制度趨勢。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討論教育問題不應停留在“學費是否過高”或“債務是否公平”的層面，而應進一步追問：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如何組織勞動力再生產，其成本由誰承擔，又通過何種機制被分配。這也正是後續討論住房、醫療等議題時，需要繼續展開的問題。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