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6年8月12日，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以下文字摘錄自吳老師所著《激盪三十年》。書中所記述的“清理三角債”、分稅制“94改革”、應對“98金融危機”的抉擇以及國企的改革6個故事，還原了朱鎔基在歷史關鍵時刻的膽識與魄力。
1991年，北上第一場硬仗，清理三角債
1991年，朱鎔基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此前他曾經長期工作於國家經濟委員會。在上海主政期間，他以親民和對官員的嚴厲管理而聞名，上海的某些廳局長向他當面匯報工作，小腿肚子都會發抖。
在他“北上”之際，一些國際媒體都不太看好他的“前途”，認為他那種管理風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開，有人甚至預言他最多能在中南海待6個月。出乎這些人意料的是，朱鎔基在此後的10年內主導中國經濟，並成為繼鄧小平之後，對中國經濟改革影響最大的政治家之一。
朱鎔基到京後的“第一戰”是清理“三角債”。當時，各企業之間拖欠的“三角債”已累計達3000多億元，其中80%是全國800多家大型國有企業拖欠的。幾年以來，年年清欠，卻越清越多。朱鎔基面對的是一個積重難返、幾成無解亂局的債務連鎖現象。
到京赴任之後，凳子還沒有坐熱，朱鎔基就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鎮，現場清欠。他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億元，東北問題基本解決。
帶著一片讚譽聲，朱鎔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開全國清理“三角債”電話會議，他用長途電話、傳真、電報向全國各地政府下達了一道口氣強硬的“軍令”:“各地務必在1991年9月20日21時以前，將你省（區、市）固定資產投資拖欠注入資金情況（銀行貸款、自籌資金和清理項目數），報至國務院清欠辦公室。如果做不到，請省長、自治區政府主席、市長直接向朱鎔基副總理匯報，說明原因。”
朱鎔基還明令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給予監督，詳細披露各地清欠的進展情況。在此後的半年多時間裡，朱鎔基限時清欠，令出必行，讓各地官員無從躲避。到1992年5月，全國總計清理固定資產項目4283個，收到了注入1元資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擾中央和各地政府、企業數年的“三角債鐵鏈”終於被解開。經此一役，朱鎔基以前所未有的務實和強硬風格確立了自己的治理權威。
1994年，分稅制改革與匯率並軌
清理“三角債”首戰告捷之後，朱鎔基在金融領域開打“第二戰”，他在金融政策的調控上再顯鐵腕手段。
首先，他親自兼任央行行長，下定決心清理金融領域的體制外活動，對於任何有可能擾亂現有金融秩序的行為都嚴懲不貸。
其次，他頂著巨大壓力提出分稅制，重新梳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
多年來，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國營企業的發展，靠的都是中央財政的投入，用經濟學家馬洪的話說，是“一個老子，養了成百上千個兒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央財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發行貨幣來解困，因此帶來的通貨膨脹危機讓人不寒而慄。
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當時出任財政部長的劉仲藜回憶說，他曾經三次找朱鎔基副總理，希望他批條子向銀行借錢，朱鎔基不允許。當時連某些中央機關都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
財政體制的弊病，從上海和北京可窺見一斑。上海實行的是定額上解加遞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財政收入165億元，100億元歸中央財政，65億元歸地方財政，每增加1億元，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結果，上海實行財政包干5年，年年財政收入是163億—165億元，一點兒沒增長。對北京採取的是收入遞增包干分成模式，約定的年增長率是4%。5年之中，北京每年財政增長從沒有超過4%。
中央政府在這種財政分配體制中表現得非常被動。鑑於這種現狀，朱鎔基採納經濟學家董輔礽等人的提議，決定“分灶吃飯”，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制。
1993年7月23日，朱鎔基在全國財政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稅制的想法，一個多月後，分稅制改革的第一個方案出台。為了說服各省，朱鎔基在隨後的兩個多月裡奔波於全國，一一說服，其間頗多拉鋸、妥協，但是，實行全國統一分稅制改革的大原則始終沒有動搖。
分稅制的實行，使中國的財政秩序為之大改，中央財政重獲活力。
1994—2002年，中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7.5%，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2002年，除稅收返還和體制性補助外，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高達4019億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長36%。
中國社科院的金融學家劉煜輝認為，分稅制改革後，一方面，中央把財權高度集中，在稅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佔比重，而留給地方的幾乎都是收入來源不穩定、稅源分散、徵管難度大、徵收成本高的中小稅種。
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權層層下放給地方政府，甚至經常以犧牲地方稅權為代價來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現象大量存在。以經濟發達、稅源最為充沛的浙江省為例，在1993年，浙江的財政自給率是133.27%，1994年以後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60%左右，而其他中西部地區的財政狀況更是可想而知。
除了靠分稅制拯救危機中的中央財政之外，朱鎔基另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金融決策是，力排眾議實行匯率改革，讓人民幣大幅貶值。
在此之前，中國實行的是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匯率制度，它是計畫經濟的一條“金融尾巴”，既保護了國營企業的利益，同時也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外匯交易黑市。
從1994年1月1日起，兩種匯率實行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兌換1美元需要的人民幣，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為4元，1992年年初是5.7元。
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變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德國的《商報》在評論中認為，人民幣的大幅貶值，首先意味著亞洲四小龍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此喪失，中國必將成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
這是一個十分具有標誌性的政策變化。從此之後，中國公司開始集體遠征，中國經濟走上了外貿拉動型的道路。
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
1998年3月19日，北京兩會。清晨7點，香港鳳凰衛視的主播吳小莉就早早地來到人民大會堂找位置，希望得到舉手提問的機會。上午10時30分，新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率新政府成員走進記者招待會現場。
主持人話音剛落，記者們的手臂就爭先恐後地舉起來。吳小莉多次舉手，都未被會議主持人注意到。在這時，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朱總理在回答完幾名記者的提問後，突然說：“請你們照顧一下香港鳳凰衛視的吳小莉小姐好嗎？我非常喜歡她主持的節目。”朱鎔基親民、幽默的表現，讓人耳目一新。香港股市當天上漲了三百多點。
吳小莉的問題是：“外界稱你是經濟**，你喜歡這個稱呼嗎？”朱鎔基答：“我不喜歡這個稱呼。”緊接著，他講了一番慷慨激昂、日後常常被人品味的話。
他說：“這次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務艱巨，怕辜負人民對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闖“地雷陣”和“萬丈深淵”的形容，將中國改革推向深入的艱巨性表露無遺。朱鎔基將任滿一屆總理，他承諾在這4年內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幣不貶值；二是啟動經濟，啟動內需；三是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
力保人民幣不貶值是當務之急。自上一年起，金融大鱷索羅斯襲遍東南亞，全無對手，接著他把目光瞄準了中國。中國作為亞洲地區最重要的經濟大國，人民幣如果“失陷”，將讓已經陷入絕境的各國雪上加霜。
1997年10月底，世界銀行在香港舉辦年會，索羅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俄羅斯總理丘拜斯等都受邀與會，人民幣是否貶值成為年會最敏感而重大的話題。世界銀行專門為朱鎔基舉辦了一個專場演講會。
在22日的演講中，朱鎔基鄭重表示，“中國將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立場，承擔穩定亞洲金融環境的歷史責任”。此言一出，在場的亞洲各國領袖都鬆了一口氣。《遠東經濟評論》說：“中國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展現了經濟大國的風範。”戰意正酣的索羅斯怎肯罷手。由於中國對國際資本實施了金融管制，所以他決定襲擊與人民幣關聯度最高的港幣。
1998年1月，香港爆發禽流感，有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全港陷入一片恐慌，特區政府撲殺130萬隻雞，疫情前後持續半年。就是在這樣的動盪背景下，索羅斯對港幣的阻擊戰在8月5日打響，國際炒家們一天之內拋售200多億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運用財政儲備如數吸納，將匯市強行穩定在1美元兌換7.75港元的水平上。
第二天，炒家又拋售200億港元，金融管理局再次咬緊牙關照單全收。其後6天，炒家繼續瘋狂出貨，多空激戰空前慘烈，恆生指數一路狂洩到6600點，比一年前幾乎下跌了10000點，總市值蒸發2兆港元。
8月13日，香港政府在朱鎔基總理的支援下，攜巨額外匯基金進入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與炒家直接對抗，並十分強悍地宣佈將“不惜一切成本，一定要將8月的股指抬高600點”。
量子基金也不示弱，索羅斯公然叫囂：“港府必敗。”當時的全球局勢對索羅斯似乎更為有利，各地股市哀鴻一片，美國道瓊斯股指連連重幅下挫，歐洲、拉美股市受連累，都相繼下跌3%～8%。香港一役舉世矚目，如果恆生指數失守，港府的數百億港元將付諸東流，反之，炒家們將損失20億美元以上。
時任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後來當選第二任特首的曾蔭權回憶說：“在決定政府入市干預的前一晚，我把同事們都遣散了，獨自坐在辦公室裡，默默流下了眼淚。政府參與市場是個兩難的決定。我既做了這決定，便要堅守原則、接受批評。我們的日子是十分艱難的。但我不相信我們香港市民會輸。”
8月28日，多空雙方到了決戰之日。這一天是香港恆生指數期貨8月合約的結算日，國際炒家們手裡有大批期貨單子到期必須出手。當日，炒家拋盤瘋狂，港府照單全收，港市動盪如駭浪中的一葉扁舟，成交額創下日成交量的歷史最高紀錄。下午4點整，收市鐘聲響起，恆生指數和期貨指數分別穩坐7829點和7851點，索羅斯集團一敗塗地。
曾蔭權當晚宣佈：在打擊國際炒家、保衛香港股市和港幣的戰鬥中，香港政府已經獲勝。在兩星期的托市行動中，中方投入資金1637億港元。
張五常教授用他慣有的語氣評論說：“做衍生工具交易的，沒有一家背後有無窮資本支援。假如是那樣，你就肯定贏，但也沒人敢和你做對家。中國政府在金融大鱷阻擊港幣匯率時放話力挺，最後那些投機的炒家被嚇跑了。”
為了捍衛人民幣不貶值，朱鎔基其實承擔了空前的風險和壓力。受金融風暴影響，一向形勢不錯的出口增長率出現下降，國內商品庫存猛增，消費需求嚴重不振。6月，長江流域又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個省市受災，死亡4150人，直接經濟損失2551億元人民幣。當時，全球輿論幾乎異口同聲地宣稱：人民幣如果不貶值，中國經濟將舉步維艱。然而，朱鎔基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了中國經濟的獨立性和獨特性。
1993—2003年，十年國企改革
朱鎔基主政後貫穿十餘年的治理主題，是搞活國營企業。
①1993年，把國企放到市場中去
1993的局面是，經營機制轉換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國營企業家們仍在嚷嚷權力太小。在這年的北京兩會上，國內最大的鋼鐵公司總經理李華忠在分組會上大喊：“自主權萬歲！”他還羨慕地對身旁的遼寧省海城市東房身村黨支書王國珍說：“我的權力還不如你的權力大。”
而另一方面，權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卻是另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在朱鎔基看來，中國當今的企業問題已非改革之初可比，當時只有國營企業一支力量，不把它們搞活國家當然振興無望，而如今，鄉鎮企業已經異軍突起，佔到了半壁江山，外資企業也蜂擁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業力量。
同時，隨著民間資本的日漸充沛，兩大股市又可代替國家財政成為向國企輸血的工具。在這種新的局勢下，國營企業的改革就不應該關起門來，老是在經營體制的轉變上繞圈圈，而應當將它們放到市場中去，中央政府則要在整個經濟體制的重新構造上多下力氣。
朱鎔基對陳光在山東諸城搞的企業改革十分感興趣，專門派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調查。也是在這一年前後，“抓住少數、放活多數”的思路開始漸漸萌芽。
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著國營企業的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餘放活”的結構調整階段，同時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
在1993年，這種戰略思想剛剛萌生，還遠遠沒有展現出成型的格局和嫻熟的掌控藝術。只是在一些經濟較為活躍的地區，那些沒有優勢的國營企業開始被“放掉”，過去被禁止的改革現在得到了默許和嘗試。
在廣東第一次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在經歷了幾年艱難的“思想解放”後，當了數十年“主人翁”的工人們開始接受自己不再與企業“共存亡”的現實。年底，瀕臨破產的國營廣州無線電廠裁掉了1000名職工，其中330名選擇與工廠徹底分手，工廠根據他們工作的時間給予每年1300元的“工齡補償”，從此這些職工將走出廠門自謀出路。
這種“工齡買斷”的做法很快被廣泛採用，各地的買斷價各有不同，從數百元到上萬元都有，它成為中小型國營企業破產或被私人收購時“安置”下崗工人的最主要方式。
在南方的沿海地區，工人普遍能夠接受這種方式，因為在這些地方，人們早已有了“第二職業”，那筆微薄的安置費成為他們做小生意或自主創業的啟動資金。
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業基地，人們已經習慣於把自己的人生“捆綁”在企業上，以廠為家、世代傳承的工作與生活模式使他們幾乎喪失了獨立的勇氣和能力。尤其要命的是，那些地方也沒有經商和創業的氛圍，因而買斷工齡往往便意味著低水準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
隨著國營企業體系的日漸瓦解，巨大的生存壓力在這些地方無比恐怖地瀰漫開來，在改革的陣痛中，城市貧民階層慢慢地出現了。
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浙江地區，悄然發生了一場集體企業的量化改革運動，這是企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產權變革。所謂“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鄉鎮集體企業的資產通過“土法”評估後，將集體資本全數或部分退出，經營者以贖買的方式獲得企業的主要股權。這項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環和溫嶺兩縣出現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溫州地區，繼而在浙江全境的集體企業中被廣泛試驗。
種種跡象表明，1993年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計畫經濟國家了。
②1996年，抓大放小
1996年3月，中國社科院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參加一個視察組前往山東諸城，帶隊人是朱鎔基副總理，同行的還有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以及此前已到諸城搞過調研的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
視察組20日到諸城。山東的官員對朱鎔基的態度忐忑不安，因為就在這幾天的《經濟日報》上刊登了一組調查報告，有人對一些地方的股份制試驗提出了批評，認為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如果這是中央的態度，那麼諸城無疑是一個最大的反面典型了。
諸城經驗的“始作俑者”陳光日後回憶說：“那時候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幣，連自己也不知道會翻到那一面。”視察組原定調研三天，三天後，朱鎔基臨時決定推遲行程，再看半天。
24日，朱鎔基在濟南召集山東省、地、市、局四級幹部開會交流，充分肯定了諸城的小企業改製做得好。多日來一直把心懸到半空中的山東幹部們這才長出一口大氣。
對“諸城經驗”的肯定是決策層對國有企業改革思路的一次戰略性大調整，在某種意義上，這標誌著開始於1978年、以機制改革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的終結。一些經濟學家據此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新改革方針，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贏利能力強的產業。
事實上，吳敬璉之所以被點名同行，正是因為他在1995年的最後一期《改革》雜誌上發表了《放開放活國有小企業》一文，明確提出“放小”很有可能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條新路，這一思路與他的老同事周叔蓮在三年前提出的“重點扶持、其餘放活”的主張一脈相承。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當時全國有32萬家國有企業，列為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有1.4萬家，其餘都是中小企業。
“抓大放小”的戰略，看上去很容易理解，執行起來卻絕不容易。在1996年，當這個戰略剛剛被提出來的時候，“抓大”是跟火熱蓬勃的民族企業振興運動結合起來的，它的背後有一個光芒萬丈的“500強夢想”。
“世界500強”是美國《財富》雜誌的一個排行榜，它以銷售額和資本總量為依據對全球企業進行排行。1995年，《財富》雜誌首次將所有產業領域的公司納入評選範圍，也正是在此刻，中國的新興公司第一次將進入“世界500強”作為自己的目標。
1995年年底，張瑞敏第一次明確提出，海爾要在2006年進入“世界500強”排名，在隨後的半年內至少有近30家公司提出了自己進入“世界500強”的時間表。
被“世界500強”的夢想所吸引的不光是企業家，與這股高昂氣勢相呼應，中央政府和學術界也同時達成了一個樂觀的共識，那就是，“抓大”就應該全力扶持那些從市場中衝殺出來的企業，把它們盡快地送進“世界500強”。進入“世界500強”成了一項國家經濟目標。
秋天，國家經貿委宣佈，未來幾年將重點扶植寶鋼、海爾、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長虹6家公司，力爭使它們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這6名“種子選手”成為衝刺“世界500強”的國家級先頭部隊。
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具有國有資本的背景，在市場競爭中證明了企業的競爭能力，還有一個傑出的企業家。在中央政府確定了“國家隊”之後，各省應聲而動，紛紛開出自己的扶持名單，宣佈將在若干年內將它們送進“中國500強企業”，而各地市則相應地提出了打造“省級百強企業”的構想。
國家各部委也紛紛提出了所在領域裡的扶持名單，例如，國家輕工總局就公佈了全國68家“爭創國際名牌優勢企業”名單，其戰略目標也是“10年內力爭扶持中國輕工企業進入‘世界500強’”。
就這樣，圍繞著500強的目標，一個由上而下的“抓大戰略”漸漸成型了。
國家對6個種子選手的扶持政策，包括每年向每個公司投入不少於2000萬元的技術創新基金，允許企業籌建具有公眾融資功能的財務公司，其倣傚的目標是日韓財團模式，而具體的榜樣就是當時全亞洲成長速度最快的韓國大宇集團。
大宇由金宇中於1967年創辦，起先是一家註冊資金只有1萬美元的小貿易公司。1976年，韓國總統朴正熙決定支援大宇，他把一家虧損已37年的國有重型機械製造廠劃撥給大宇公司。
金宇中僅用一年時間就將之扭虧為盈，韓國政府隨即把一些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如造船廠、汽車製造廠等都交給金宇中打理，同時特許大宇從事金融服務業。很快，大宇靠製造業與金融業的“混業經營”模式後來居上，快速成長為一家規模驚人的綜合企業。
1993年，金宇中提出了“世界經營”的口號，全面涉足汽車、造船、電視、航空配件、光纜通訊等多個重大領域，在波蘭、烏克蘭、伊朗、越南、印度等國家建立了多家工廠。1995年，大宇被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亞洲成長最快的企業，全盛時期的大宇在110個國家僱用了32萬人。
在很多人看來，它是東方式的，是完全可以被“移植”到中國來的。人們認為，這種規模龐大、無所不包的航空母艦式的財團式企業是抗擊國際競爭風險的最好模式，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象徵。
然而，亞洲金融風暴的襲來，使得在1996年剛剛形成的“抓大”戰略“意外”地改弦易轍了。
③1997年，國退民進
日韓財團在金融風暴中暴露出的脆弱後，一種新的“國退民進”的新戰略出現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國有資本從完全競爭領域中大面積退出。
在一份報告中，專家們建議國有企業應該從164個競爭性行業中“堅決撤出”，同時在上游能源性行業中強勢地形成壟斷格局，這些行業包括鋼鐵、能源、汽車、航空、電信、電力、銀行、保險、媒體、大型機械、軍工等。在這些領域，政府將竭力排斥民間及國際資本的競爭，通過強化壟斷來保證國有企業的既得利益，作為國有資本的所有者，國有企業的角色不是被削弱而是更為增強了。
這個中國式轉軌在1997年十分微妙地出現了，並在隨後十多年裡它一直被堅定地執行著，並最終把中國帶進了一個國家商業主義的時代。
在1998年，在朱鎔基提出的施政承諾中，“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是最讓人覺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一年，財政部對100家重點國有企業1997—1998年的年度會計報表進行了抽查，結果81%的企業存在資產不實和虛列利潤的情況。
然而，出乎所有觀察者意料的是，朱鎔基竟如期兌現了他的承諾，他採用的辦法就是“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而實施的戰略就是堅決地“國退民進”。
最能體現朱鎔基“國退”決心的事例發生在中國的膠卷產業。
就在發表“地雷陣”演講的5天後，朱鎔基簽署了一個看上去很瘋狂的計畫，中國政府同意全球膠卷業的老大美國柯達公司對中國膠卷工業實施全行業收購。根據協議，中國膠卷業的7個企業將全部與柯達建立合資企業，柯達承諾投入10億美元，並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術帶到中國，這個轟動國際商業界的協議被稱為“98協議”。
柯達的計畫萌生於1994年。當年秋天，新上任的柯達總裁裴學德在杭州求見朱鎔基，第一次提出這個動議。當時的柯達正陷入空前的災難之中，這家因發明感光乳劑而百年不衰的老牌公司受到了日本富士的強力衝擊。在歐美市場，柯達節節敗退，背負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巨額債務。
當裴學德上任的時候，他的新同事講了一個正在柯達流傳的黑色幽默：柯達與泰坦尼克號有何區別？答案是：泰坦尼克沉船的過程中有交響樂相伴。在中國市場上，柯達同樣是一個落後者，富士佔據著70%以上的市場份額，如果通過常規的市場競爭，柯達幾無勝出的機率。
因此，當裴學德在風景秀麗的西子湖畔，突然對中方提出“全行業收購中國膠卷企業”的時候，在場的所有人都覺得荒誕不經，這是預先沒有討論過的話題，甚至連裴學德的高級隨從們都是第一次聽說。然而，只有朱鎔基不覺得異想天開，因為在他的心裡，正盤算著另外一局棋。
如果說柯達的現狀是焦頭爛額的話，那麼，中國膠卷業則算得上是走投無路了。與家電、飲料等行業一樣，1978年之後的中國膠卷業改造也是從成套裝置引進開始。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各地政府爭相立項，相繼從柯達、富士和德國的愛克發引進了成套的彩色膠卷生產線，其中，廈門福達與柯達的引進項目投資15億元，汕頭公元與富士的項目費用更高達40億元。
在短短10年內，中國建成了7家膠卷工廠，成為世界上擁有膠卷企業最多的國家。國有企業的所有痼疾都在膠卷業集中地暴露出來：巨額的重複投資，缺乏技術消化能力，市場競爭乏術，機制僵化而管理混亂。到1993年前後，國內膠卷企業全數虧損，行業總負債超過100億元。面對這樣的局面，連治亂高手朱鎔基都有點束手無策了。便是在這樣的時刻，同樣身處困境的裴學德指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裴學德的方案是誘人的：“在中國政府改革國有企業的過程中，柯達將帶來三樣東西，一個是技術，一個是世界級的管理，一個是至少10億美元的投資。”同時，裴學德的要求是排他性的：“我們請求不要允許任何國外的競爭對手進入中國，因為我們要重組現有的老企業，而它們卻可以從頭開始建造新的工廠。”
柯達的構想無比巧妙地契合了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改造乏術的現實，這讓朱鎔基在第一時間就下決心冒險一試。他當即同意了裴學德的動議，並承諾親自督辦此事。柯達方案從一開始就面臨兩大障礙：一是國內膠卷企業的反彈，二是日本富士的抵制。
將一個重要的產業全數轉託於一家跨國企業，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做法，且不說各企業早已有不同的合作夥伴，在利益上也是犬牙交錯，在市場上矛盾重重，其實這一動議本身，就意味著民族膠卷產業的全軍覆沒。
1996年前後，國內本土企業勃然興起，振興民族工業的呼聲不絕於耳，柯達方案一時間面臨擱淺。1997年3月，中方提出新方案，只將負債最大的福達和公元兩廠拿出與柯達合資，並決心“集中精力支援河北樂凱的發展，使其具有競爭力”。
在這個過程中，朱鎔基始終是全行業併購的支持者，他甚至因此被人罵成“賣國賊”。在一個視察場合，他說：“有人說，國有比重下降，私營比重上升，會不會把社會主義變了……關鍵在於經濟命脈，至於那些漢堡包、幾個膠卷、頭髮夾子，你搞幾個外資，有什麼關係呢？”他所謂的“幾個膠卷”，自然是針對柯達收購案而言的。
來自市場佔領者日本富士的抵制則更是可想而知了，柯達動議明顯帶有行業壟斷的意味，一旦定案，便毋庸置疑地意味著富士從中國市場的出局。然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在中國竟找不到同情者。究其原因，則是因為多年的驕橫。
當年，汕頭公元廠以40億元的巨資從富士引進裝置，1993年前後，公元廠發生經營危機，時任廣東省省長朱森林帶著公元廠的管理層飛赴日本，希望獲得幫助。但是他們要與富士領導層會面的要求竟然遭到拒絕，日本人認為，公元廠危機是中國人的事，跟他們沒有關係，朱森林一行在東京乾等數日，結果是雙手空空、悻悻而回。
這個“拒見事件”很快在中國政界和企業界流傳開來，讓不少人咬牙切齒。因此，當富士試圖抵制柯達案的時候，竟很難找到願意為之出面的有力人士。
1998年3月23日，裴學德在羅切斯特柯達總部宣佈，柯達以10億美元收購中國膠卷全行業的協議定局，華爾街的柯達股票應聲大漲。在朱鎔基的全力支援下，北京專門成立中央協調小組，由“兩委三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化工部、輕工部和外經貿部組成，吳邦國副總理任協調小組組長，國家經貿委副主任李榮融具體協調。
在後來的5年裡，柯達對收入囊中的企業進行了大手術。它對公元、福達和無錫阿爾梅三廠相繼投入上億美元進行改造，使之成為柯達的全球製造基地，對挽救無望的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和遼源膠片三廠則進行經濟補償，將之關停並轉，三廠員工都按工齡長短獲得了相應的安置費用——按工齡長短計算職工的遣散補償，是當時流行的做法，一般是每年工齡獲得的補償為500—2000元不等，據《跨越——柯達在中國》一書作者袁衛東的調查，被遣散的一千多名上海感光廠職工獲得的最高安置費為7萬元。
在朱鎔基看來，柯達的表現是讓他滿意的，因為它解決了國有企業改造的兩大難題，即“錢從那裡來，人往那裡去”，尤其是後者。1999年4月13日，朱鎔基訪美期間在紐約美中貿易委員會的晚宴上說：
“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故事，就是當年我會見柯達公司的裴學德，請他的柯達公司到中國來合作的時候，我曾經被人稱為賣國賊。但是，經過這兩年柯達進入中國大量投資，促進了中國膠片工業發展，因此，那位叫我賣國賊的人已經在最近對我講，他以前錯了……我認為這種讓步，對於中美兩國都是有利的。”
2002年，時任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在接受美國《商業周刊》採訪時稱：“我有兩個成功的案例。一是柯達公司重組我們的影像行業，這是一個雙贏的案例，第二個例子是尼桑與東風汽車的全面合作。重組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下決心推進這樣的重組。”
中國政府與柯達的“98協議”在2003年完成收官之筆。10月，柯達與一直以來對併購最為抵制的河北樂凱公司簽約，以總價值1億美元的現金、裝置和技術，換取樂凱20%的股份。至此，中國膠卷工業的7家企業全數與柯達合資。在全球市場上被富士打得暈頭轉向的“黃色巨人”終於在中國找回了尊嚴。
到2005年前後，柯達每年60億美元的全球採購，有1/6來自中國，95%以上的柯達數位相機在中國生產。柯達還把全國9200多家彩沖店中的2000家改造成為數位影像店，打造了一張無比龐大的數位彩擴網路，把中國市場變成了柯達的全球第二大市場。
在30年的中國企業史中，由一家跨國公司對一個重要產業進行全行業性的併購，僅此一例。在1998年，面對局勢萎靡的國有企業改造，朱鎔基簽下與柯達公司的合作協議，無疑是一個鋌而走險的大手筆。
中國公司的變革如果按主題來分界的話，可以從1998年一切為二，此前的主題是經營機制的轉變，此後則是產權的重組與清晰化。“國退民進”運動從1997年開始試驗，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它意味著20年來以機制轉換和放權搞活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的悄然終結，中國企業的所有制格局為之一改，從而也深遠地影響著日後相當長時間的中國經濟。
1998年 房地產“松閘”
1998年1月，地產業的標誌性人物王石突然接到通知，讓他從深圳速赴北京，有中央領導人想要接見他。當他趕到北京的時候，才知道那個人居然是朱鎔基總理。王石後來回憶說，“朱總理向我詢問了對房地產市場走勢的看法”。日後看，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細節。
早從上年開始，國務院已經開始對房地產“松閘”。開春，國家計委和財政部取消建築行業的48項“不合理收費”。4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以“特急件”的方式將《個人住房擔保貸款管理試行辦法》發往各商業銀行，宣佈即日起執行：貸款期限最長可達20年，貸款額度最高可達房價的70%。7月份，又將原來的6%契稅、3%典契稅和6%贈予契稅，合併為3%～5%的契稅。這些措施已經逐漸在喚暖市場。
到1998年7月，國務院做出重大決定，黨政機關一律停止實行了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福利分房政策的取締，讓住房市場化的空間大大拓寬。
幾乎就在同時，國務院出台《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明確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住房供應體系”。
中國人民銀行則頒布了《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規定了住房貸款有等額本息和等額本金兩種還款方法，允許商業銀行開展住房抵押貸款的服務。為了表示鼓勵，央行還特意安排了規模為1000億元的住房貸款指導性計畫。
這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特別是允許住房抵押貸款和取消福利分房兩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產業的復甦，中國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地產熱，無數財富故事在這個領域中演繹。由於房地產業有廣泛的關聯度，特別對鋼鐵、水泥等資源性行業有很大的帶動性，因而也確實起到了復甦經濟的作用。
在當時的局勢下，欲扭轉經濟的下行趨勢和消費過冷現狀，唯一的出路是目光向內、啟動內需。當時全國居民儲蓄已高達5兆元，只要把這部分消費能力釋放出來，經濟復甦或可迎刃而解。於是，朱鎔基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策——催熱房地產。在過去的幾年裡，為了防止通貨膨脹，他一直對房地產市場有可能出現的投機行為頗為警惕，採取了抑制發展的政策，而如今在他看來，能夠讓老百姓大把大把地掏出錢來購買的商品，唯有房子了。
復旦大學教授張軍日後評論說：“這個政策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改善市場需求的轉折點，其效應持續10年。消費信貸刺激了家庭的住房需求，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則釋放著持續的投資品需求。大量的企業也就是在這之後開始進入投資擴張時期的。由於投資旺盛，整個經濟對於上游基礎部門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保持了持續的增長，這為大量地處上游的國有企業提供了有利的市場環境。
2003年，告別
2003年3月5日，朱鎔基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做完政府工作報告，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宣佈從此退出政壇。
自1991年臨危受命赴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總理，朱鎔基用專業和強勢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國經濟，在他的任內，宏觀經濟一直安全地行走在“三八線”內，即通貨膨脹不超過3%，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始終高於8%。正是這種持續的高速成長讓中國在動盪的世紀交替年代保持了“風景這邊獨好”的繁榮景象。
他通過“分灶吃飯”，徹底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格局，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的能力。他在國有企業的改造上更是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在“抓大放小”和“國退民進”戰略的堅決推行中，一向萎靡的國有資本集團獲得了近乎脫胎換骨般的改觀。1998年，當他宣佈將在任內完成對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改造任務時，國內外輿論一片質疑，而最終的事實卻證明他用自己的方式兌現了承諾。
他曾有過“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慷慨之言，感動全國。
人們均以為總理是針對改革推進之艱難而言的，如今思之，卻恍然有新的感悟，其實，彼時的決策人也對改革的前途充滿了巨大的莫測感。在30年的企業變革史上，朱鎔基是繼鄧小平之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如果說鄧小平以開放的胸襟決定了中國變革的方向，那麼，朱鎔基則完成了路徑的選擇。在今後10年乃至更長的時期，中國企業一直行走在他設定好的變革邏輯中。
就在他做完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二天，《南方周末》以整整24版的篇幅出版了朱鎔基專輯，向人們描述了一個盡職、強勢、充滿憂患意識、有時還略顯悲情無奈的中國總理。
朱鎔基在任內巡視各地時，一向秉持“不題詞、不剪綵、不受禮”的“三不”原則，實在推托不過，就唯寫“朱鎔基”三字而已。他僅有的幾次“破戒”，均可見其內心的憂慮。
1998年10月7日，出任總理不久的朱鎔基去中央電視台視察，在當時國內批評之聲最尖銳和最具影響力的《焦點訪談》欄目組，他題字“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鑑，改革尖兵”，並稱“我也接受你們的監督”。他說：“這四句話不是臨時想出來的，是昨天想了一個晚上的，以至於血壓都升高了。”
2001年4月16日，朱鎔基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為該校題寫校訓：“不做假帳”。同年10月29日，視察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再題字：“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帳”。
他要求學院去做一個調查：“我最關心的是這些學員做不做假帳，你可以對學員做一個不記名的調查，發一個卷子，讓他打鉤：一個是嚴重做假帳的，一個是稍微做點兒假帳的，一個是不做假帳的。你做一個調查看看，得出一個百分比。調查要確實不記名。”
2002年5月，朱鎔基在杭州參觀新修復的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巖故居，一路行走，一路感慨。出乎地方官員意外，他主動要求題字曰：“胡雪巖故居，見雕樑磚刻，重樓疊嶂。極江南園林之妙，盡吳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財傾半壁。古云，富不過三代，以紅頂商人之老謀深算，竟不過十載。驕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吳曉波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