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經濟體長期收益率創多年新高,通膨粘性、外國買家收縮與財政數學共同驅動
全球債券市場正經歷一場罕見的同步調整。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義大利、澳大利亞等主要經濟體的長期國債收益率幾乎同時攀升至多年或數十年高位,這一現象直接抬升了全球融資成本,並通過抵押貸款、汽車貸款、信用卡利率和企業債務傳導至實體經濟。截至2026年8月初,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維持在5.2%附近,連續多日處於2007年以來罕見的高位區間;10年期收益率在4.65%—4.7%之間波動。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升至約2.8%,為1990年代中期以來高點;30年期收益率創歷史新高。德國10年期收益率約3.13%,接近2011年歐債危機以來峰值;英國10年期金邊債券收益率回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後水平。義大利、澳大利亞等市場亦出現類似抬升。
債券本質是政府或機構向投資者出具的長期借據。收益率由市場供需決定,而非政府單方面設定。當投資者對通膨前景、償債能力或貨幣購買力產生疑慮時,會要求更高補償,從而推高收益率、壓低債券價格。當前全球同步現象表明,驅動因素並非單一國家特有問題,而是共同的宏觀力量在起作用。
三大驅動因素
第一,通膨壓力重新抬頭,尤其能源與投入成本。中東相關衝突推高油價,原油、航煤、汽油及歐洲天然氣價格在2026年上半年顯著上漲,化肥等中間投入成本跟進。生產者價格指數一度回升至近年高位,消費者價格指數在6月錄得3.5%的同比升幅,核心通膨仍明顯高於多數央行2%目標。能源價格上漲通過物流、食品生產與製造業成本傳導,滯後效應可能在下半年進一步體現在零售價格中。對債券投資者而言,若名義收益率無法顯著跑贏通膨,實際回報接近零甚至為負,持有長期債券的吸引力下降,從而推高要求的名義收益率。
第二,傳統外國買家持續減持美國國債。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已從峰值約1.3兆美元降至2026年中約6500億—6600億美元區間,創2008年以來低位,呈多年持續下降趨勢。日本作為最大外國持有者,持倉約1.14兆美元,但2026年第一季度出現數十億美元規模的淨賣出,部分資金用於干預日元匯率。其他經濟體如台灣、沙烏地阿拉伯、印度、阿聯、挪威、新加坡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減少敞口。外國央行與官方機構買入意願下降,恰逢美國聯邦債務規模擴張至約39.8兆—39.9兆美元,年度新增赤字仍以兆計。一級交易商在拍賣中的承銷比例上升,投標倍數有所走弱,顯示自然需求減弱,市場不得不以更高收益率吸引買家。
第三,主要經濟體的財政數學日益緊張。美國聯邦債務利息支出已突破兆美元量級,接近或超過國防開支,並有進一步上升趨勢。債務佔GDP比重超過100%。長期來看,社會保障、醫療等法定支出形成巨大未撥備負債。在無法大幅增稅或實質削減剛性支出的政治約束下,市場對最終貨幣化路徑的預期上升,期限溢價隨之走高。日本政府債務佔GDP比重超過240%,債務服務成本創紀錄;歐洲部分國家亦面臨類似壓力。期限溢價由負轉正並擴大,使得即使短期政策利率保持相對穩定,長期收益率仍可獨立上行。
對家庭與實體經濟的傳導
美國30年期固定抵押貸款利率通常在10年期國債收益率基礎上加約175個基點,當前對應水平已升至6.5%附近。若10年期繼續向5%靠近,抵押貸款利率可能進一步升至7%以上區間。對40萬美元貸款而言,利率每上升100個基點,月供增加約600美元,全生命周期利息成本顯著增加。購房申請量處於人口調整後的多年低位,再融資幾乎停滯,大量2020—2021年鎖定低利率的房主不願換房,形成“鎖定效應”,削弱勞動力流動與住房市場流動性。
信用卡利率錨定最優惠貸款利率。若政策利率上行,浮動利率卡立即重定價。信用卡拖欠率已升至2010年以來高位,低收入地區更高。汽車貸款尤其是次級貸款拖欠與收回量上升,二手車價格回落後負資產問題加劇。中小企業依賴浮動利率信貸額度,利率上升直接壓縮營運資金與利潤率,破產申請在建築、零售、酒店等行業增加。
區域銀行持有大量按攤余成本計量的債券,帳面未實現虧損規模可觀。商業地產貸款佔比高,且未來兩年有大量債務到期,再融資成本與估值壓力並存。企業端,2020—2021年低利率時期發行的債務陸續到期,投資級與高收益債再融資成本大幅上升,私人信貸雖承接部分需求,但利率更高,長期利息負擔加重。養老金與壽險公司面臨久期損失與負債估值的雙向影響。
全球聯動與市場分歧
日本央行在控制本國收益率與捍衛日元之間面臨兩難,賣出美國國債的操作反過來推高美元資產收益率。歐洲央行在能源通膨推動下已啟動加息,市場定價進一步收緊。新興市場美元債成本上升,部分國家已處於壓力狀態。美國州與地方政府市政債收益率同步抬升,高負債州財政空間縮小。
與此同時,股票市場表現與債市訊號出現明顯背離。部分大型科技與平台公司貢獻了超比例的利潤增長,指數層面強勁,但廣度有限。調整後的市值與GDP比率處於歷史高位區間,與2000年、2021年峰值有相似之處。債券市場定價的是持續通膨、財政惡化與需求減弱,股票市場則更多反映盈利韌性與流動性預期。歷史經驗顯示,當兩者長期背離時,債券市場往往率先揭示壓力。
政策困境與可能路徑
聯準會在控制通膨與支援就業之間面臨權衡。降息可能被解讀為容忍通膨,引發債券拋售並抬升長期收益率,抵消寬鬆效果;加息則增加債務利息負擔、抑制住房與消費,並可能加速勞動力市場走弱。最新就業資料顯示非農就業出現負增長,勞動參與率下降,失業率因退出勞動力市場而暫時穩定。前瞻指引的弱化增加了市場波動。
可能情景包括:能源價格因衝突緩和而回落,通膨降溫,財政狀況因增長改善而邊際好轉,收益率逐步回落;或通膨粘性持續,政策被迫收緊,疊加銀行與房地產壓力,最終觸發更顯著的經濟放緩。無論那一路徑,家庭借貸成本、資產價格波動與實際購買力都將受到影響。
全球主要政府債市同時處於多年高位,傳統買方收縮與財政可持續性擔憂並存,構成當前金融體系的核心張力。債券市場作為定價未來現金流的“成人房間”,其訊號值得持續關注。後續拍賣結果、通膨資料、就業報告與政策會議,將逐步揭示調整是以有序方式進行,還是伴隨更大幅度的資產重估。 (周子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