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也就是我母親去世的十年前，我幫她整理了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戴維斯市巴哈大道上那間車庫裡的東西。那裡簡直是一座寶庫，堆滿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兒童讀物和洋娃娃。我還發現了一個裝滿費雪玩具的紙箱：一座穀倉、一所校舍、一座城堡、一棟人字形小木屋，以及一幢紐約的褐砂石住宅。其中最後一套，是《芝麻街》“小小人物”系列的一部分，裡面還配有厄尼、伯特、大鳥，以及那隻從垃圾桶蓋下探出頭來、一臉不高興的奧斯卡臭脾氣先生的迷你人偶。
我媽媽想把那些玩具扔掉，可我卻怎麼也不肯。我至今仍記得，在林多廣場那棟白色灰泥、四居室的房子裡——離我家不過幾分鐘路程——客廳鋪著金黃色的地毯，我曾多麼開心地玩著這些玩具。我常常盤腿坐在一片陽光裡，和那些“小人兒”們一起上演一幕幕故事。有時，穀倉裡的農夫或動物小雕像也會跑到醫院來；偶爾，郵遞員還會在馬戲團裡露個臉。不過大多數時候，還是歐尼和伯特在前廊上悠閒地享用一頓豐盛的豬排配豌豆，或是愜意地曬著太陽。
我們於1979年搬進了林多街那棟房子，那時我七歲，在那裡住了將近八年，直到父母分居。隨後，我和媽媽、妹妹搬到了巴哈街的那棟房子裡——那兒的臥室小得多，後院裡還有一隻發霉的老式熱水浴缸。離開林多時，我哭了，因為我太喜歡那間寬敞的臥室了，那隻叫唐尼的小貓就是我在那裡養大的；我也捨不得那間朝南、陽光充足的客廳，我曾躺在地板上玩耍，還在那裡練習鋼琴。我還哭，是因為我們的兩隻狗都埋在院子裡，我實在不願把它們留在那裡。我想，比起父母婚姻的破裂，我為那棟房子流下的眼淚更多。
如今，媽媽正打算賣掉巴哈。她年紀大了，打算搬到一英里外的一處出租房居住。對於這次搬家，我既難過——就像當年離開林多公寓時一樣——又有些害怕。巴哈可是媽媽最大的家當，甚至可以說是她僅剩的全部家當，除了那輛白色的本田雅閣之外；而她靠賣房得來的錢才能維持生計。她做了近四十年的房地產經紀人，也該退休了。不過，在她看來，所謂退休，並不意味著環遊世界或去看場戲，而是要能買得起吃喝、付得起房租、交得起車險，還有貓糧、書本和有線電視的費用。每逢節日，媽媽總會給我開一張百元支票，可我卻很少兌現。畢竟，她比我要更需要這筆錢。
倒也不是說我很有錢。那時沒有，現在也沒有。自從還清了大學貸款，我已經好多年不再過著月光族的生活了。可我依然沒有存款。還有一樣我沒有的：房產。沒錯，在我成年後的大部分時光都待過的紐約，以及我現在居住的洛杉磯，都有不少人租房——這兩座城市的住房自有率在全國都處於最低之列——但在我的圈子裡，也就是那些以媒體為業的中等收入人群當中，越來越多的人買下了公寓，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連整棟褐砂石建築都買了下來。他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芝麻街”。
對此，我心中五味雜陳，而其中正面的情緒寥寥無幾。在我的社交圈和職業圈裡，擁有住房的現象如此普遍，有時甚至讓我感到困惑，因為我清楚這些人賺了多少錢、又把錢花在那兒。（他們花錢的方式跟我一樣：餐廳、旅行和娛樂。）我的朋友們——那些與我同齡的人——根本不可能攢得出一百萬美元公寓的首付款。可偏偏事實就是如此。這便是所謂的“世代財富”；他們在父母或祖父母的幫助下購置的兩居室或三居室住宅，日後必定會升值，繼而被賣掉，換購更大、更舒適的居所，再往後，說不定還會添置度假別墅。而這也正是我的朋友們——他們實實在在的“家產”——與我的人生軌跡截然分道揚鑣之處。
我父母買下的第一所房子——也是我和妹妹出生時他們居住的那棟——是戴維斯市西郊一棟雙拼住宅的一半。他們對這所房子寄予厚望。他們相信，這是一項能左右自己與子女未來經濟狀況的投資。然而，他們差點就沒能買到這棟房子。我的父親是一名光榮退伍的陸軍老兵，1975年通過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申請住房貸款，卻收到一封回信，稱退伍軍人事務部決定不予批准。需要一提的是，我的父親是黑人。於是，他和那棟雙拼住宅的建築商驅車南下，前往舊金山，去見那位寫下那封拒絕信的貸款經辦人。據父親近日回憶，那位經辦人找出了種種理由，表示她覺得不便批准這筆貸款：“您明白嗎？您還得再添置一台冰箱呢。洗衣機和烘乾機呢？窗簾之類的遮蔽物又怎麼辦？”
父親講述這段往事時語氣平淡，可他的聲音卻時不時抬高，我的聲音也隨之升高。他說，關於窗簾的事，那位貸款經辦人一直追問不休，直到他解釋說，自己會請一位在本地國會議員手下工作的朋友幫忙把把關、給點意見。對方的態度頓時變了，臉上浮現出一絲緊張的笑意。其實，父親根本沒來得及給那位朋友打電話。一周後，又有一封信寄到了家裡，信中告知他，貸款已經獲批。
擁有住房是美國夢的一部分，我的父母都曾努力幫助他人實現這一夢想。父親曾積極倡導戴維斯市制定土地利用政策，以推動更多經濟適用房的建設。當時，住房均價高得離譜，以至於在戴維斯從事藍領和服務業工作的居民不得不搬到周邊的小城鎮，或是鄰近的薩克拉門托縣居住。上世紀七十年代，那些自詡為自由派的城市政府領導人也樂於維持這種局面，不斷警告無序的住宅開發可能帶來的種種風險。1980年，戴維斯的人口構成以白人為主，黑人、拉丁裔和亞裔居民寥寥無幾。我從小就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的家庭與眾不同。父母是一對混血夫婦，而由於我們屬於中下階層，許多其他家庭擁有的東西，比如微波爐、彩色電視機，甚至去太浩湖滑雪的旅行，我們卻一概沒有。
我十幾歲的時候，母親——在我童年大部分時光裡教過初中歷史和打字——開始考取房地產經紀人執照。她對房屋和建築很感興趣，又恰逢八十年代中期經濟繁榮期，作為一位剛離婚的單親媽媽，她覺得這或許是個賺更多錢的好機會。事實證明，房地產這行確實比教孩子們背打字機鍵盤佈局來得更賺錢，但畢竟它是按佣金計酬的，因此有些月份的收入就難免捉襟見肘。更何況，母親並非天生的銷售高手——她既不擅長社交，也談不上咄咄逼人或心狠手辣——所以那些在薩克拉門托地區逐漸湧現的五十萬美元以上的優質房源，她往往很難拿到手。結果就是，她的業績只能算過得去，談不上出色，也就勉強算“還行”吧。
我媽媽很少談起她的工作，除非是在等著支票到帳時流露出幾分焦慮，或是想打聽自己是否拿到了房源委託。我也並不太關心這些事，大概是因為我明白，我們家的整體經濟狀況常常很緊張，而母親有時甚至會從房屋淨值裡拿出錢來應付帳單。我並不想再知道更多了。
在紐約的頭十年裡——先是讀大學，後來獨自生活——我一直和室友同住。可到了二十七歲，我賺的錢已經足以在皇后區一個新興街區——長島城——租下屬於自己的單間公寓。我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張沙發、第一張書桌，還有一張不是榻榻米式的床。我把畫掛在牆上，好像還養過一盆綠植。我在那裡寫了一本書，處理著一段段感情，有時甚至還會自己做幾頓像樣的飯菜。
2008年，在我的工作室裡待了八年之後，我結婚了。丈夫的經濟狀況比我好一些，但並不算富裕，他的家人也是如此。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租下了工作室附近一套1200平方英呎（約111平方米）的公寓。我們每月支付3200美元的房租，租下了我們倆住過的最好的公寓：兩間臥室、兩間浴室、一個（共用的）屋頂露台，而且和我的工作室一樣，朝南。親朋好友都來我們家做客，我滿心自豪地向他們展示我們的新居。
我們最終離婚了。2015年，我在布魯克林的科布林山租了一套五樓的單臥室公寓，月租三千美元，沒有電梯。那一年，我將相當一部分可支配收入花在了與朋友們的一次蘇格蘭夏日之旅上——其中一位朋友有幸使用她家族位於內赫布裡底群島某座島上的祖傳獵舍。那處宅院裡一共住了十個人。白天，我們在島上眾多湖泊之巔徒步遠足；夜晚，則圍坐在一張碩大的木質餐桌旁，品嚐美食、暢飲美酒——正如你所料，以蘇格蘭威士忌為主。
那杯蘇格蘭威士忌讓我有些鬧起了小脾氣。我怎麼也擺脫不了自己彷彿在扮演一個經濟寬裕、早已羽翼豐滿的成年人那樣的感覺。首先，我才剛離婚不久，而且連套像樣的公寓都沒有，這可跟餐桌旁絕大多數人的情況大相逕庭。有一對四十出頭的夫妻，開始沒完沒了地抱怨他們在曼哈頓市中心一棟高層公寓裡的裝修工程一再拖延。其他客人也紛紛訴說起自己的“慘痛經歷”：裝修要麼拖得久，要麼超支——原因無非是某種炙手可熱的歐洲瓷磚一時買不到，結果每塊都比預想的貴得多。到了後來，我乾脆翻了個白眼，還忍不住重重嘆了口氣。我知道這樣很失禮，可大家忙著誇讚地暖地板有多舒服，根本沒人注意到。
我身邊的許多同齡人對擁有住房這件事，總帶著幾分“假裝”的意味，這讓我一直覺得不太舒服。這也是我常常避而不讀《紐約時報》周日房地產版的原因之一——到了二十一世紀十年代中期，那一版似乎成了一種殘酷的挑釁。尤其是那篇名為“尋房記”的專欄，它追蹤那些購房者——往往都是首次置業者——在權衡該把家安在那裡、又該把錢投向何處時的種種糾結。這些買家既不是華爾街的金融大鱷，也不是精明的科技投資人，而是些受過文科教育、拿著中產階級薪水的“普通人”：教師、非營利組織的主管、圖書出版公司的編輯。可即便如此，他們還是買下了布魯克林中心地帶那些剛翻修過的磚砌公寓樓裡的合作社，或是上東區北部邊緣的房產。
我之所以對“尋房記”心生不滿，絕不僅僅是因為嫉妒——儘管這顯然也是原因之一。更令我沮喪的是，這篇專欄始終不肯直面其報導對象所處的經濟現實。它的種種迴避讓我聯想到該報周日“Style”版的婚禮啟事：那些年輕的新娘，往往“直到不久前”還只是私立學校的教師或初級公關人員，後來才嫁給了收入更高的男士。近年來，“尋房記”專欄在談及購房者獲得外界援助一事時，態度已顯得更為坦率。這固然令人耳目一新，卻也再次印證了我在代際財富與房地產問題上的觀點：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千禧一代以及逾四分之三的Z世代購房者，在購房過程中都得到了家人的資助。
很難聽那些有房的人抱怨自己錢太少。有個朋友總愛為錢發牢騷，可她卻在西海岸有一套四居室，在新英格蘭還有一棟度假屋。另一位朋友住在紐約的聯排別墅裡，還配著一間保姆或親戚住的公寓，可她的財務哀嘆也絲毫打動不了我。像這樣的事真讓我想大喊一聲：有點自知之明好不好！看看周圍這氣氛啊！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訴我，她父母要幫她再買一套房子，我就直截了當地說，能動用那樣的資金，確實挺不錯的。她很識趣地承認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沒再糾結下去。
我爸爸自己也沒有房產，卻總愛給我們發一些北加州各地的房地產資訊連結。他會在舊金山——我妹妹以前住過的地方——、伯克利——他一直想搬去住的地方——以及戴維斯——他現在就住在那裡——等地，找到並分享待售公寓的房源資訊。這些房子不少都帶有他喜歡的西班牙風格建築，或者有著漂亮的裝飾細節，比如天花板上的花線飾、陶土地板等。不過，大多數房源價格都很高，儘管我們一再請他別把這類資訊發給我們，他還是照發不誤。“這真的讓人很沮喪，”我妹妹說，“我根本不想去看那些我們根本買不起的房子。”
我想，夢見那些我們買不起的房子，無異於白費力氣。這也正是我每次到小鎮上逛房地產中介時，從不湊近櫥窗的原因之一。去參加開放看房，“只是看看外面都有些什麼”，也絲毫提不起我的興趣——除非有一次，一位身家數千萬的熟人帶著我和一群朋友，參觀了索諾瑪縣一處超大豪宅。即便如此，我還是忍不住想：父親在翻看房產資訊時，是不是真的道出了什麼道理？也許，只要我開始想像自己擁有房產——我或許就會漸漸過上不一樣的生活。又或者，要是我不再每年夏天都去緬因州待上一周，或者晚飯只吃豆子和米飯，也許就能擁有一兩間屬於自己的房間了。
眼下，我在洛杉磯租住著一套兩居室的複式公寓，地處銀湖與洛斯費利茲交界處——這兩個街區以美食雲集、街巷蜿蜒起伏而聞名。很難想像自己有一天能在這裡買房——這裡的房價動輒數百萬美元——但我卻深深喜愛這片居所。我離大多數朋友很近，也鄰近格里菲斯公園，常去那裡徒步；我的公寓採光極佳。時常有蜂鳥飛來喂食器旁，還有雄鷹在天空中盤旋。
有什麼不讓人喜愛的呢？其實，對於我那些看似不可或缺的消費——房子、假期，還有每周一兩次的外出就餐——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要我放棄其中任何一項，都難上加難。
如果母親能夠享有擁有住房的特權，而不必總是拿她唯一擁有的那處房產去抵押借款，那麼她的人生又會是怎樣的呢？也許她就不必搬進一間面積更小、也失去了她在巴哈那棟房子所歷經艱辛才換來的那份獨特魅力的居所。也許她還能多攢些錢，以應付她最終不得不入住的那家養老院高昂的費用——而這份負擔，我也漸漸地不得不分擔起來。
事實是，近年來，儘管我的事業蒸蒸日上，我購房的經濟能力卻在不斷下降。也許這是我的錯，也許不是。或許，這正是我家世代“現金與房產雙匱乏”這一長期宿命的一部分：美國黑人的住房擁有率約為44%，比白人低了大約30個百分點。所謂代際財富？當最初連一點家底都談不上時，“將財富傳遞下去”這樣的理念又何從談起呢？
2024年，我妹妹發簡訊告訴我，那棟位於巴哈的房子裡要出售了。“真希望我們能買下它，”她說。其實我也這麼想，儘管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妹妹正打算搬回戴維斯，照顧我們已年邁的父親，而我卻沒打算回去。我甚至想過給負責這處房源的房地產經紀人發封郵件，看看下次北上時能不能約個看房。我會不會因為現任業主對房子的種種改動而心生不快？我會不會告訴經紀人，自己曾經住在這裡？我會不會解釋，擁有過去的一部分，正是我對安穩未來的一種幻想？我又會不會對她說：“嘿，你知道嗎，人總該有點夢想啊？”
在巴哈，媽媽終於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把一間房子真正變成了家。三十年間，她一點點拔掉雜草，在前院種下柔軟的地被植物；每逢冬日假期，她還會擺上一隻會動的模擬鹿，那鹿緩緩地上下點頭，彷彿在啃食青草。她還給房子外牆重新刷了漆，並在兩間小臥室——包括我那間——換上了新窗，而我就是在那兒度過了大半段青春歲月，一邊聽著U2的歌，一邊想著那些男孩。浴室裡裝上了天窗，客廳裡也終於添置了一座燃氣壁爐。後院經過一番精心設計，鋪上了一片草坪，又點綴了幾叢灌木。我記得媽媽常常坐在戶外，坐在一張帶軟墊的籐椅裡讀書，身旁是一道爬滿藤蔓的花架。儘管在經濟上沒能從巴哈得到什麼回報，可那份因把事情做得妥帖而生的滿足感，卻讓她倍感欣慰。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