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李在明近日在首爾世宗文化會館舉行的光復節81周年慶祝儀式上說，隨著6月2日《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的國家歸屬等相關特別法》正式頒布，韓國政府將更加負責地管理收歸國家所有的親日財產，確保相關財產能夠完整用於對獨立有功者及其遺屬的禮遇和支援。
在此前後，韓國女演員安何英（音譯）因相關涉日問題捲入輿論漩渦。安何英在一檔綜藝節目中談及家族歷史後，網民翻出其曾祖父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親日派”經歷。安何英於8月12日公開致歉。據韓媒報導，受相關事件影響，韓國查詢家族親日歷史的一家網站高峰期單日訪問量突破200萬次。年輕人參與“剷除親日派主題活動”等也受到關注。
“親日派清算”話題緣何被再次喚醒？最終將止於何處？
爭議由來已久
1948年8月15日，大韓民國正式成立。同年9月，韓國製憲國會制定《反民族行為處罰法》，後成立反民族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反民特委”），準備追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部分親日反民族行為者的責任。但這一嘗試，很快與國家的現實權力結構發生衝突。
當時，新生的韓國政府亟需建立警察、行政等國家機構，而殖民時期已經進入這些系統的部分人員仍握有一定權力。當時，李承晚政府與“反民特委”矛盾不斷擴大，1949年6月甚至發生警察襲擊“反民特委”辦公機構的事件，調查工作此後迅速陷入癱瘓。
這場失敗留下的，不只是若干親日人物沒有得到處理的問題，對韓國進步政治力量和部分歷史學界而言，更深層的問題則是：這個新建立國家，是否真正完成了與殖民統治權力和社會結構的分離？
隨著討論的持續，“親日派”問題逐漸超出單純的歷史人物評價，與韓國現代國家的正統性之爭聯絡起來。進步陣營傾向於視“親日歷史”為尚未完成的歷史清算議題；保守陣營傾向於將“親日歷史”置於國家建設和現代化處理程序中評價。兩者並非截然對立，但“親日歷史”在建國初期究竟處於什麼位置，雙方長期存在分歧，“親日”也因此不斷從歷史問題被重新拉回到現實政治。
20世紀80年代韓國開啟民主化轉型後，歷史清算問題重新獲得政治和社會空間。民族問題研究所等市民團體持續整理親日人物檔案，並推動編纂《親日人名辭典》。到盧武鉉政府時期（2003年2月-2008年2月），原本更多屬於歷史研究和道德評價的問題進一步進入國家法律體系：韓國設立親日反民族行為真相調查機構，對相關人員進行正式認定；2006年至2010年間，實施追繳行動，將部分親日行為所得財產收歸國家。
由此，韓國逐漸形成兩套不完全重合的“親日”認定體系：一套是歷史和社會評價意義上的“親日派”，範圍較寬；另一套是法律意義上的“親日反民族行為者”，需符合特別法規定並經國家正式認定。歷史評價與法律認定之間的這道邊界，成為2026年新一輪爭議擴大的重要背景。
相關議案於2024年提出。韓國政府認為，第一期調查委員會2010年結束任務後，國家失去了專門主動調查新發現親日財產的機構，後續追繳能力明顯下降，因此有必要恢復專門機制。2026年5月7日，韓國國會通過《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的國家歸屬等相關特別法》。該法將於今年12月2日起正式施行。韓聯社報導，根據該法，2010年解散的“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調查委員會”將重新組建，最長可開展工作5年。
真正爭的是“清算到哪裡”
如果只是恢復“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調查委員會”，本輪清算與21世紀第一個十年相比並沒有根本性的制度突破。真正的新變數來自網路社會。
安何英曾祖父事件的意義正在於此：普通網友通過數位化史料自行追查一個並非公眾熟知的代表性親日人物的經歷，原本高度專業化的歷史考證問題迅速轉化為大眾輿論事件。更多便捷工具的推出，進一步降低了普通人參與歷史調查的門檻。
由此，韓國出現了一種不同於早前的“社會性清算”機制：學者和國家不再是歷史評價的唯一入口，網路輿論可以先形成判斷，商業機構和社會組織隨後作出反應，正式的法律認定反而可能落在後面。
問題也隨之而來。國家法律可以明確規定什麼行為屬於親日反民族行為、哪些財產能夠追繳，並設定證據審查、申辯和司法救濟程序；網路社會卻很難天然形成類似的責任邊界。
批評者認為，數十年後通過特別立法追溯財產權，涉及立法、法律穩定性和個人基本權。韓國憲法法院此前總體認可有限範圍內親日財產國家歸屬製度的合憲性，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法律針對的是特定的親日所得，而不是因為祖先身份而沒收後代自身合法取得的財產。
這一區別在今天尤其重要。追究特定歷史行為造成的財產責任，與把祖輩身份轉化為後代的長期社會標籤，本質上不是同一種“清算”。前者受到法律程序和證據規則約束，後者則更多受社會輿論影響，邊界更加模糊。
因此，韓國下一階段真正可能引發爭論的問題，已經從“親日派該不該清算”，逐漸轉向“國家和社會究竟能夠把清算推進到哪一步”。
李在明政府有繼續推進這一議題的明確政治動力。該話題具有天然的政治傳播力。一邊是為獨立運動作出犧牲的人，另一邊是依靠殖民統治積累不當財產的人，由國家追回後者所得、用於前者福利，能夠把複雜的歷史問題轉化為清晰的公平與正義問題。
更值得關注的，是另一層政治選擇：在民間輿論突然升溫後，李在明政府是否會借勢擴大原本已經按計畫推進的歷史議程？
這種選擇受到現實外交抉擇等的約束。李在明政府一方面強調追究歷史責任，另一方面也在持續推進改善韓日關係。國內歷史政治與對外實用主義之間如何保持距離，正在成為這一輪清算能否繼續擴大的重要制約因素。
如何影響韓日（美）關係
如果本輪清算主要停留在依法認定的親日反民族行為者、相關財產及其處分所得範圍內，它仍是一套相對有限的歷史遺留問題處理機制。
但如果社會性清算繼續向現實政治人物祖輩、企業創始人、勛章和社會榮譽、國立墓地、公共紀念設施、學校教材以及文化人物家族歷史等領域擴展，問題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屆時，討論焦點將不再只是某一筆財產是否來自親日行為，而可能逐漸轉向“誰的家族具有怎樣的歷史”“誰能夠代表韓國國家正統”“哪些人物應當繼續留在公共記憶中”等等。這實際上意味著清算從具體歷史責任進一步進入身份政治。
因此，判斷本輪清算最終走多遠，不能只看調查委員會追回多少財產，更要看社會性清算是否會突破國家法律清算的邊界，並把歷史責任進一步擴展為現實身份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親日清算”升溫的同時，韓國社會對韓日合作的支援並未明顯下降，反而維持在較高水平。韓國東亞研究院和日本國際文化館今年7月聯合實施的第13次韓日國民相互認知調查顯示，85%的韓國受訪者認為韓日經濟合作應維持現有水平或進一步加強，僅3.3%主張縮減；88.9%支援至少維持現有水平的韓日安全合作，66.2%贊成強化韓美日安全合作。
這說明，“清算親日派”並不等於“反對現實中的日本”，歷史追責與現實合作可以同時存在。李在明政府也在採取類似的“分離管理”。今年韓日穿梭外交持續推進，兩國合作議題延伸至經濟安全、科技和地區安全等領域，歷史問題沒有成為首腦外交的主要議程。
因此，短期內，親日財產清算本身很難直接逆轉韓日關係。韓國調查本國歷史人物和相關財產，首先屬於其內部法律問題，日本政府直接介入的空間也較為有限。
當兩類歷史政治發生“共振”，局面將會有所不同。如果韓國國內社會性清算進一步擴大，同時相關方在獨島（日本稱“竹島”）、歷史教科書、日本強徵勞工或慰安婦等問題上再次掀起大範圍爭議，韓國國內就可能出現新的政治壓力：既然政府在國內強調追究親日反民族行為者歷史責任，為什麼在現實對日問題上仍要保持克制甚至繼續與日本合作？
相比韓日關係，本輪“親日派清算”對韓美日關係的影響更加間接。其傳導邏輯不是韓國國內歷史清算直接衝擊三邊合作，而是國內歷史政治問題升溫後是否會進一步引發韓日政治摩擦，並由雙邊矛盾向經濟、安全領域擴散。
此前曾出現過類似的外溢鏈條。2018年10月，韓國最高法院在（日本）強徵勞工問題上作出判決。2019年，日本對韓實施出口管制，韓日矛盾進一步向安全領域擴散。韓國政府2019年8月宣佈不再續簽《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同年11月有條件撤回該決定。
今天的情況比當時更複雜。一方面，韓國社會對日韓現實安全合作有著較高支援度。另一方面，近年來韓美日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明顯增強，即時導彈預警資訊共享、三邊聯合演訓以及防務部門政策協調等合作機制已逐步形成。
這意味著，即使未來韓日政治關係再次因歷史爭議承壓，三邊安全合作也未必同步弱化。甚至可能出現一種看似矛盾的局面：韓日政治摩擦上升，反而促使美國更加積極推動兩國將歷史問題與安全合作分開處理，以維護美日韓三邊機制的連續性。 (環球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