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經濟學:人們為何不再急著結婚

北風窗
•
AI速讀
本文以經濟學視角拆解婚姻制度,將其視為一種降低交易成本的「內部化」組織。作者指出,婚姻原本在滿足性需求、保護關係資產、對沖經濟風險及生育傳承上具有高效能。然而,隨著現代社會個人收入提升、市場化服務普及(如外送、家政)以及國家公共福利的完善,婚姻的替代方案增加,其原有的經濟保障功能被削弱。加上高昂的育兒房產成本與家庭內部的情緒內耗,導致婚姻的組織成本上升而收益下降,使得年輕一代傾向於選擇單身或同居等更靈活的資源組態。

六年前,我寫過《婚姻經濟學》,將婚姻視為一種基於選擇與交易的經濟行為。如今,再寫《婚姻經濟學》,我更願意採納科斯的理論,將婚姻視為交易的內部化。

婚姻把兩個人的收入、時間、風險和未來連接起來。它既創造合作收益,也產生分配衝突。當今,離婚率攀升,結婚率下降,不婚群體增長,婚姻制度岌岌可危。這是為何?

本文從內部化的角度解釋婚姻的存在及其內在衝突。

一、婚姻的形成:內部化的收益

一個人獨立生活,自然存在住房、飲食、照料、養老等需求,你可以獨立承擔,也可以在市場上通過自由交易完成,還可以通過親友互助、公共服務來分擔。

你有這樣的需求,他/她也有這方面的需求,那麼是否可以彼此滿足?

婚姻,以內部化的方式,把其中一部分活動納入家庭,是人試圖滿足一生主要需求組合的解決方案。

兩個人結婚,組建家庭,搭伙過日子,可以共享住房和耐用品,分擔家務,相互照顧,滿足情感需求,生育和培養下一代,在失業、生病或養老時提供支援。這是一種交易內部化的方式。

所謂“內部化”,就是不再為每一項服務尋找對象、單獨談判、立即結算,而是通過長期承諾、內部協作、責任分擔來替代。

例如,你點外賣、吃快餐,就是通過外部市場交易來滿足飲食需求;自己做飯吃,就是通過內部化來解決——買菜屬於外部市場交易。

在家庭內部,大量的活動是通過內部化來完成的,如做飯、搞衛生、照料、關愛、情感慰藉、輔導小孩作業等等。

這個視角來自科斯、威廉姆森的理論。科斯認為,市場交易有尋找資訊、談判和監督的成本,叫交易費用;內部組織也有協調、管理和權力濫用的成本,叫組織成本。當交易費用過高、內部組織效率更高時,個人就會選擇內部化,比如組建企業、僱傭工人。

企業是一種交易內部化的組織,家庭也是。

貝克爾的婚姻理論將家庭視為一種內部生產單位。家庭成員投入時間,分工協作,共享餐食、健康、陪伴、養育等產出。婚姻的收益來自建立在信任與情感基礎上的分工、共享和互補。

何時採用市場交易,何時採用內部化?

取決於市場交易與內部組織的預期淨收益的比較。當內部組織的預期淨收益更高時,傾向於內部化。例如,你覺得自己搞衛生比請保潔更高效、更省錢,更可能自己動手。

經濟學家將婚姻視為一種理性經濟行為,但不否認其還包括感性的愛與利他行為。婚姻中的收益,不限於金錢,還包括感情與幸福;不是僅看當期收益,而是看預期的總體收益。

在家庭中,我們通常在外部交易和內部化中來回切換、靈活組合。例如,當你時間充裕時更願意自己做飯,當你時間昂貴時更願意在外就餐或點外賣;或者在家煮一點米飯,同時點一些外賣。

問題是:為什麼需要婚姻來實現內部化?是否可以通過同居、異性合作、同性合作、甚至引入企業制度來完成——單身者僱傭家庭工人?事實上,後者的內部化方式也頗為普遍。一些人覺得,同居挺好,為何要用婚姻協議來約束彼此?如今,同居但不結婚的趨勢也頗為明顯。

那麼,婚姻存在的理由是什麼?

同居和婚姻,這兩種內部化方式,都有組織成本和風險。二者的區別不是情感,而是契約。婚姻是有法律保障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內部化的風險和成本。與同居相比,婚姻已經把雙方未來幾十年的財產、扶助、繼承和退出問題全部裝入一套已有的法律安排,而不需要一一談判、協商與約定。

與市場交易和其它內部化相比,婚姻在滿足以下幾類需求時更具優勢。

01. 性生活需求。

性生活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但是,在當前全球範圍內,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禁止性交易,合法的交易場所非常有限。中國既不允許通過市場交易來滿足性需求,也不允許組織和提供性交易供給。

這就催生了全球性交易黑市。但是,黑市交易,價格貴,風險高。

按照一些機構的調查資料,夫妻平均性生活頻次為4-5次/月(不同年齡、國家和人種存在差異),假設每次按1000元黑市價格計算,每月費用高達4000-5000元。青年男性,是需求大戶,但收入相對較低,無力承擔如此昂貴的費用。另外,黑市交易的法律風險和性病風險非常高。

所以,性生活需求只能通過內部化來滿足。

由於缺乏價格機制,陌生人互助的資訊費用較高,而且存在訛詐風險;熟人互助,存在較高的道德風險。

同居和婚姻是滿足這一需求的為數不多的供給制度。有人選擇同居,有人選擇婚姻,有人兼而有之,均有優劣。

與婚姻相比,同居缺乏足夠的法律保障,存在較高的道德壓力和不確定性風險(如懷孕)。在文化相對保守、法律不完善的國家,青年女性更可能退出同居供給,青年男性需要支付更多額外的內部化費用,如承擔房租、生活費,以滿足這一需求。

與外部市場交易、黑市交易、其他內部化相比,婚姻是一種能夠合法且穩定地滿足男女性需求的內部化制度。當然,隨著年齡增長性能力和需求均下降,婚姻在這方面的價值逐漸衰退。

如果僅將婚姻作為滿足性需求的方式,婚姻的成本可能是最高的。所以,我們還需要考慮到婚姻其他方面的功能。

02. 關係專用資產。

婚姻有一個重要功能,那就是保護關係專用資產。

這涉及到威廉姆森的專用資產理論。所謂專用資產,指的是有專門用途、不適合轉為他用的資產。威廉姆森認為,交易很頻繁、協作要求高的專用資產,存在“敲竹槓”風險,更適合採用內部化來完成。

婚姻中的關係資產,就是一種專用資產。雙方長期磨合形成的照料默契、情感依賴,以及高度互助的生活習慣和制度安排,在這段關係中的價值較高,關係一旦中斷,這些資產轉為他用後價值下降、甚至歸零。

與市場交易、同居相比,婚姻在保護關係專用資產上具有優勢。

例如,聘請家庭保姆照顧獨居老人,一些壞保姆可能會利用老人對其依賴性而“敲竹槓”。為了降低這一風險,香港政府對菲傭制度做了一些具體的安排,如遣返懲戒。

同居關係缺乏法律約束,相對較為脆弱;情侶一旦分手,關係專用資產灰飛煙滅,哭天喊地也沒用。如果意識到對方不夠忠誠,可能會加大投入以挽回,也可能不再繼續投入情感和費用。

婚姻比同居更具法律保障性,雙方更放心地投入和經營關係專用資產,關係專用資產的價值越高,二者共享的效率和幸福就越高。一些遭遇關係專用資產歸零的人,沒有足夠的信心重建關係,不願意再次走入婚姻、再次投資,更願意選擇單身。

當然,人越來越獨立,對關係專用資產的依賴越來越低,婚姻在這方面的優勢也下降。

03. 風險對沖。

婚姻,在早期是一種“保險”制度。婚姻制度,可以降低經濟、疾病、養老、意外事故、暴力威脅等風險。

在古代社會,人們通過婚姻構成的家庭、家族、宗族,來應對外來暴力和極端威脅。在現在的家庭中,一方突然生病,另一方承擔照顧義務;一方突然失業、失去收入,另一方承擔家庭開支。婚姻還提供跨期互助的功能,比如一方賺錢支援另一方讀博士。

在婚姻市場中,很多人具備經濟風險對沖的思維。一些經濟條件一般的青年希望找到條件更好的對象,或者“潛力股”。如今,越來越多青年男性失去奮鬥精神,希望找個“京二代”、“包郵區二代”。再如,一些離異、帶小孩、經濟條件一般的中年人士,可能會選擇一個年紀稍大、退休金高的人,以保障生活、養育小孩,後者希望更年輕的對方可以照顧自己。

在經濟風險對沖中存在一組矛盾:低收入人群,對抗經濟風險的能力弱,更需要婚姻制度的保障,但是低收入人群在婚姻市場中的競爭力不足,往往需要支付更多彩禮才能提升吸引力;高收入人群,在婚姻市場中的議價能力強,但對婚姻的需求更低。

經濟風險對沖的功能在婚姻中表現出殘酷的一面:在家庭中,一方的經濟能力突然下降,風險對沖能力不足,容易導致婚姻破裂。

當然,隨著個人收入的提高,婚姻在經濟風險對沖中的作用自然會下降,市場交易、跨期組態的金融產品以及養老保障等公共用品,對婚姻的這一功能構成替代。

04. 生育與代際傳承。

最不能忽略的是,婚姻的生育與代際傳承功能。

生育,是一種經濟行為,還是基因延續的本能行為?可能兼而有之。它,是一種面對死亡恐懼的自然選擇,也是一種對沖生命週期風險的制度安排。

生育,可能通過市場交易來完成,也可以通過內部化來實現。但是,目前多數國家的法律,不支援代孕行為,合法的代孕市場有限。這也導致黑市價格高、風險大。一些男性富豪選擇高智商高顏值女性代孕,這類優質基因價格奇高無比,道德風險也很大。不過,女性選擇優質男性借種生子,社會對此似乎又更加包容。

生育與代際傳承,更依賴於內部化,而不是外部交易。原始社會的群婚制度、農耕社會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主要是為了提高生育的產量。現代專偶制可能有助於下一代人力資本的提升。

對女性來說,生育是一項成本高、風險大的工作;同時,育兒的週期長、成本高,因此需要雙方共同長期投入。相對來說,未婚生育的風險更大、保障性更差。當然,歐美國家的保障制度也在向未婚生育傾斜。

在中國家庭中,代際協作成為普遍現象。年輕父母的機會成本高,缺少照料時間,長輩擁有時間、經驗或住房資源。自願且適度的隔代照料,可以幫助年輕父母維持就業,讓家庭同時獲得勞動收入與育兒服務。當然,長輩因此犧牲的健康、休息時間和自主生活,以及代際衝突,均是內部化的成本。

總之,家庭是孩子成長最好的港灣,家庭能為下一代提供市場難以提供的長期融資。

同時,子女是夫妻對沖代際風險的重要保障。在社會保障不足的國家,夫妻在子女未成年時期大規模投入;在夫妻年邁時,子女提供養老保障。

當然,隨著國家公共保障用品增加,婚姻在生育與代際傳承中的作用在下降。

二、婚姻的變遷:內部化的約束

一個基本事實是:從全球範圍來看,婚姻制度正在被瓦解。

當今世界,離婚率上升,結婚率下降,更多年輕人加入不婚族、晚婚族、丁克族,還有相當一部分離異人士選擇單身或同居模式,不再進入婚姻制度。

為了避免誤會,我需要申明,我不反對離婚、晚婚、不婚。經濟學認為,結婚是內部化的資源組合,離婚是止損,再婚是資源再組態,單身也是一種資源組態的理性選擇。

接下來,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探索婚姻的變遷。

根據上述分析,婚姻是一種內部化制度,面臨外部市場交易、公共用品的競爭和替代;其競爭力來自內部組織的更高效率、更高收益;當外部交易更有競爭力時,公共用品保障更充足時,婚姻瓦解的風險則自然上升。

01. 市場交易的競爭。

隨著經濟增長、個人收入提升,原本家庭內部的做飯、清潔、照料等需求,可以通過市場交易來滿足。

在農村生活的人更需要婚姻,這些需求在農村沒辦法通過市場來滿足,只能自給自足,而通過婚姻來協作更有效率。在城市中,市場交易費用下降,外賣等服務效率提升,這對婚姻構成競爭。

家庭的矛盾似乎剪不斷理還亂。一方為一家人辛苦做飯,另一方覺得難吃,還不如點外賣,彼此都不滿意。問題出在哪兒?30年前,大部分人都在農村生活,家裡飯菜難吃,沒有怨言,沒有市場選項。現在有些人覺得,叫外賣的單身日子過得反而自在。

當然,聰明的家庭懂得利用市場的效率來減輕家庭的負擔、穩定婚姻,如僱傭家庭保姆、零工來分擔家務,偶爾在外就餐改善伙食;同時,把時間和精力集中投入到市場無法替代的內部工作,經營好關係專用資產,如照料老人、陪伴孩子、家庭理財等。

所以,市場對婚姻內部化的競爭,本質上是效率的競爭,家庭需要呈現內部化效率的一面。

隨著經濟獨立性增強,個人對關係專用資產和婚姻風險對沖的依賴度下降。上述分析的性生活、生育和代際傳承的需求,目前市場還缺乏有競爭力的替代品,家庭依然有效率。

02. 公共用品的替代。

上述講到,婚姻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對沖經濟、疾病、養育、養老等風險。除了市場的私人用品,政府提供的公共用品降低了這些風險,對婚姻構成一定程度的替代。

在部分歐美國家,社會福利好、保障高。例如,挪威的兒童津貼每孩每月約1968克朗(約1343元)發到18歲;提供免費的基礎教育,部分國家(如德國)的大學教育還是免費的,大學生只需要承擔生活費,部分生活費還由自己打臨工賺取。孩子的養育、教育負擔大幅度減輕,支援了單親家庭,削弱了婚姻的作用。

還有些國家給單親家庭提供更多的育兒和生活補貼。例如芬蘭兒童津貼首孩約95歐元/月,單親家庭每孩額外約73歐元/月;若拿不到對方撫養費,社保機構直接給約197歐元/月的撫養費津貼;另有住房補貼、在家照料補貼。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單親家庭的貧困率,保障了兒童的基本生活;但是可能變相鼓勵未婚生育、故意不結婚、不提供撫養費的動機,推高單親家庭的比例和卸責風險。

在歐美國家,孩子撫養部分由國家承擔,個人養老也獲得國家保障,婚姻的重要性在下降。

過去,歐美國家的社會制度和福利保障圍繞雙親家庭組建,如今更多向單親家庭、弱勢群體傾斜。國家提供的公共用品費用正是從家庭部門中抽取的稅收,相當於削弱婚姻的經濟基礎。

03. 婚姻組織的成本上升。

婚姻內部化的組織成本是決定婚姻存亡的關鍵因素。

儘管經濟增長、個人收入增加,但是住房、育兒、教育、醫療、養老支出的費用也上升。在社會保障不足的國家,婚姻組建的成本奇高無比,疊加昂貴的彩禮,使一些年輕人望而生畏,推遲組建家庭。

即便是已婚家庭,高昂的費用也可能壓垮他們的生活。人們都希望通過家庭來滿足一生的主要需求。在組建家庭後,購房、育兒等需求和費用自然增加。其中,住房和教育成本是最主要的家庭支出,也是主要的負債來源。隨著老齡化加劇,醫療和養老的費用也在增加。

這是家庭的成本,並非婚姻的成本。問題在於,當家庭陷入經濟困境時,婚姻的組織成本往往上升。在婚姻中,最大的組織成本是內耗。內耗會大幅度增加內部化的成本,導致內部化低效,從而終止婚姻關係。

經濟與婚姻的關係是複雜的,家庭收入增長,婚姻也可能破裂,而家庭收入下降,尤其是在房地產暴力去槓桿時期,被壓力與內耗摧毀的婚姻不在少數。

04. 婚姻合作的收益下降。

只有當雙方都認為婚姻合作的收益大於單獨生活的收益,這段婚姻才可能繼續存續。有些人考慮到終止婚姻會帶來過大的成本和風險,選擇繼續維繫。

很多時候,婚姻合作的總收益依然大於單身生活的總收益,但是內部分配不合理,這種合作剩餘也難以留住婚姻。例如,一方為家庭付出很多,但獲得的認可和財產支配權很低。

在家庭內部,大量的“公共用品”缺乏充分有效的價格機制來評估並分配價值。

最常見的現像是,家庭主婦承擔了大量的家務、孩子教育、照顧老人等工作,但是無法通過價格量化,得不到對方的認可和尊重。糟糕的是,這位女性可能還因缺乏職業收入、喪失職業競爭力而缺少共同財產的支配權和議價權。當然,也存在相反的情況,男性貢獻全部家庭收入,但缺乏財產支配權和議價權。波拉克的研究表明,婚後議價安排會反過來影響婚前匹配,婚姻市場未必自動實現最高的合作收益。

家庭“公共用品”,因缺乏價格機制還容易出現“搭便車”、“劣幣驅逐良幣”,導致租值消散。

現在不少婚姻陷於諸多家庭瑣事,如做飯、搞衛生、小孩教育,這些都是公共用品,雙方都不願意付出、不願意提供,都想“搭便車”,對方付出,自己坐享其成,均分成果。最後,要不是最能擺爛的人成了“贏家”,要不就是集體擺爛、“雙輸”。

所以,在一個家庭中,共同創造多少收入,跟每個人獲得多少收入或尊重,是兩個問題。往往創造收入、控制分配、再婚競爭能力強的人可能掌握更強的議價權,獲得更高比例的收入分配。所以,有時家庭總收入上升,一方的處境還可能惡化。

05. 婚後資源錯配與再平衡。

結婚是一場拿青春賭明天的冒險,交換的是彼此的期貨。

什麼人適合結婚?彼此眼裡只有你,看不到其它。當然,這是一對冒險的交易員。結婚時,無法完整瞭解對方,也無法預知失業、疾病、遷居和養育壓力,更無法預判彼此觀念的變化及其衝突。婚前看似適合的搭配,婚後可能暴露出難以協調的衝突。如果婚後育後經濟條件不濟,女人容易抱怨男人。原因是,女人已交貨,男人依然是口頭支票。貝克爾用這種不確定性與預期修正解釋婚姻不穩定。

婚後,幾個變化容易導致資源錯配和再組態。

一是情感淡化。如果不從供給端改善,推動邊際效用曲線右移,大部分夫妻感情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淡化。所謂供給端改善,就是把戀愛與新婚時期的激情與愛戀,逐漸轉化為對彼此的關愛與陪伴。夫妻情感淡化之後,關係專用資產價值下跌,情感需求可能推動資源再組態。

一段關係需要提供更好的陪伴、合作與生活質量,才能優於單身生活。過去更多是生計互助型婚姻,但如今的人更看重感情、陪伴和生活方式的互補,也就是關係專用資產的積累。

二是觀念與生活方式衝突。在漫長的時間中,雙方都會發生變化,如果彼此不讓步、不包容、不學習,那麼生活中的無數細節衝突就會摧毀婚姻。

三是生活目標不一致。婚姻內部化指向共同目標,隨著時間推移,目標分歧是常見的,有人想進取,有人想安逸,各自都有理由,無法協調,南轅北轍。

總之,婚姻不是剛需,同時面臨諸多的競爭品和替代品。隨著經濟增長,市場交易費用下降,市場更像是進步部門,效率高、收益大,家庭更像是停滯部門,成本高、衝突大。

隨著個人收入增長,獨立性增強,自由度增加,對彼此的依賴度下降,對婚姻的約束更不滿。多年前,我就問過:有一天,家會消失嗎?經濟學家有一個糟糕的習慣,默認自由選擇是最優路徑。很多人沒意識到,過去幾十年,很多人在濫用經濟增長和收入改善帶來的自由權,他們正在自信地摧毀自己賴以生存的根基——歐美國家的傳統價值觀、法治與秩序,中國的家庭與倫理。

其實,家庭是一種人力資本高度密集型的經濟組織。

婚姻內部化的效率與家庭的發展,取決於整個家庭的人力資本,包括雙方的學習能力、協作能力、專業能力、愛與利他的能力,以及對下一代教育和陪伴的投入。很多人把家庭視為天然的保護場所,擺爛的心態、不受控的情緒和濫用自由權,不斷削減人力資本、關係專用資產與家庭共同收益。 (功夫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