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e Carson’s Ecstatic Minimalism
這位新晉諾貝爾獎得主以精雕細琢的形式，約束那過於洶湧的情感。
作者：Merve Emre
2026年10月8日
攝影：Jeff Brown
過去五年間，瑞典學院兩次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認真對待愛慾（eros）的女性作家：2022年的安妮·埃爾諾，以及如今的安妮·卡森。兩人各自以獨特的方式踐行極簡主義，都致力於探索能夠約束洶湧情感的寫作形式——為激情的漩渦賦予形狀與重量。卡森的作品體裁豐富而精妙：詩歌、戲劇、散文、古希臘悲劇與抒情詩譯作、一部歌劇、一本漫畫書，還有一本“盒中書”。我最早在大學時瞭解到她，是通過《如果不，冬天：薩福殘篇》（If Not, Winter: Fragments of Sappho）——那部對這位女詩人存世詩作的翻譯：
Ἔρος δηὖτέ μ' ὀ λυσιμέλης δόνει,
γλυκύπικρον ἀμάχανον ὄρπετον
愛慾，那融化肢體的力量（再一次）搖撼我——
甜苦交織、難以馴服的生物悄然潛入
我記得“融化肢體者”這個譯法。（相比之下，“鬆動肢體者”就顯得笨拙，讓愛慾聽起來像個健身教練。）我也記得“甜苦”（sweetbitter）一詞帶來的震撼，它聽上去完全不對——也許是因為“苦甜”（bittersweet）太過常見，以至於將快樂與痛苦同時存在的殘酷性掩藏在眾目睽睽之下。卡森曾將她的第一部評論集命名為《愛慾，苦甜交織》（Eros the Bittersweet，1986），探討古希臘文學中慾望那不可駕馭的力量。“它外在於她的意志，從外部不可抗拒地強加於她。愛慾是敵人，”她寫道。這個敵人或許能被一行詩暫時留住，但它總會衝破意志的防線。
翻譯是卡森的核心藝術形式。一種描述方式是，將其視為持續隱喻的藝術：一種語言中的詞與另一種語言中的詞相似，卻不完全相同。翻譯從一開始就註定要接受不完美、不相似甚至錯誤。“亞里士多德說，隱喻讓心靈在犯錯的過程中體驗自身，”卡森在《男人在閒暇時》（Men in the Off Hours，2000）中寫道。“不僅如此，事物並非表面所見，因此我們誤解它們，而且這種誤解本身是有價值的。”正是這種犯錯的經驗，以及通過犯錯獲得的發現，貫穿於她其餘的寫作之中，也讓她能夠在不相似的事物之間自由穿梭，無論是在一行詩之內（“愛慾搖撼我的心靈，如山風撲向橡樹”，出自薩福），還是跨越整本書，例如《未失之物的經濟》（Economy of Unlost），她在書中將凱奧斯的西摩尼得斯解讀為保羅·策蘭的遙遠對應者——“一位彷彿總在翻譯中使用語言的詩人”。錯誤的反面是一種近乎神聖的漠然——不是審慎地將不相似之物並置，而是隨意拋撒，並沉醉於自己所製造的混亂之中。我常想起《丈夫之美：一部由29首探戈構成的虛構散文》（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 A Fictional Essay in 29 Tangos，2001）中這些令人不寒而慄的詩句：
究竟是什麼將詞語與事物相連？
沒多少，我丈夫斷定
接著便如荷馬所言諸神那般
使用語言。
所有人類的詞語諸神皆知，但對他們而言
除了我們的意義之外，還有全然不同的含義。
他們隨心所欲地切換。
我丈夫事事撒謊。
如今我們很少遇到像古希臘詩人那樣談論慾望、憤怒、悲傷與驕傲的人。我們將巨大的激情隱藏在層層強迫性的、文明化的言談之下。我們反諷；我們消解。我們並非極簡主義者；我們只是在縮減。在卡森的詩歌中，古老傳統的激烈語言與現代生活的平凡元素並置。結果往往既滑稽又出人意料地溫柔，比如《紅色自傳》（Autobiography of Red）中長著翅膀的怪物革律翁與哥哥一同走向幼兒園教室的場景，或是《男人在閒暇時》中收錄的以薩福、安提戈涅和“修昔底德與弗吉尼亞·伍爾夫對話”為特色的電視劇本。我最喜歡的卡森《短談》（Short Talks，1992）中的一篇題為《關於飛機起飛感受的短談》，講述商業飛行的愛慾：“嗯，你知道我在想，這可能是愛正張開雙臂朝我的生活奔來，喊著‘咱們買下它吧，多划算！’”
但愛慾常常是悲劇性的。這是它本質的錯誤。愛蘊含著自我毀滅的種子——那種使受折磨者彼此對立、也與自己對立的殘酷與自我沉溺。卡圖盧斯在《我恨亦我愛》（Odi et Amo）中已告訴我們這一點，但我更偏愛卡森《清水》（Plainwater，1995）中野性的想像：“戀愛中的人類是可怕的。你看見他們如史前狼群般彼此飢餓地撲去，你看見某種東西——像樹根或靈魂——在他們之間掙扎求生，它閃爍片刻，然後他們將其粉碎。”這甜苦交織、難以馴服的生物能將人變成野獸或怪物、毀滅者或“狂喜者”（ecstatics）。這個詞出自卡森的散文《減損：薩福、瑪格麗特·波雷特和西蒙娜·薇依等女性如何言說上帝》（Decreation: How Women Like Sappho, Marguerite Porete and Simone Weil Tell God）。文中，她回到薩福的一個殘篇，思考人如何被愛慾瓦解，達到一種瀕死狀態：
不：舌頭斷裂，細微的
火在皮膚下奔竄
眼中無光，鼓鳴
充滿雙耳
冷汗裹住我，顫抖
攥緊我全身，我比草更青綠
我比草還綠，卻已死去——或者
說，我感覺自己幾乎已經死了。
卡森欽佩那種向自身可怕渴望屈服所需的精神上絕對的勇氣，並在這種狀態中找到一種冷冽的光輝，一種“荒涼的歡欣”——那是艾米莉·狄金森的說法，也是卡森經常引用的另一位作家——它看起來既像智慧，又像瘋狂。“我最喜歡我們研究過的這三位女性的一點是，她們知道愛是什麼，”她寫道。“她們知道愛是真正或虛假靈性的試金石。”據說薩福為她所愛卻未得到回應的男子跳下琉卡迪亞懸崖。中世紀法國神秘主義者瑪格麗特·波雷特被處以火刑。西蒙娜·薇依絕食而亡。將自身奉獻給愛，作為一種靈性形式，卻不知它是在侍奉真神還是偽神，這便如一種神聖的愚者般勞作。在這方面，卡森與另外兩位近期獲獎者——約恩·福瑟和拉斯洛·克拉斯納霍爾凱——相似，他們都是我們這個時代書寫神聖愚者的首要作家。
獲得諾貝爾獎是一種比被處以火刑程度輕得多的祝聖儀式。但它仍是一場勝利，儘管更大的勝利或許是儘可能長久地承受愛慾的衝擊。今天早上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翻開了《玻璃、反諷與上帝》（Glass, Irony & God）中我做滿標記的那幾頁，那裡呈現了一位絕望女性與她不信的母親之間的對話：
霍醫生說，悲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她皺眉。那翻遍過去
又能成就什麼？
哦——我攤開雙手——
我贏了！我直視她的眼睛。
她咧嘴一笑。是的，你贏了。♦
Merve Emre是《紐約客》的特約撰稿人，也是衛斯理大學的 Shapiro-Silverberg 創意寫作與批評教授。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