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美國加州阿拉梅達縣高等法院的聽證會，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
在當天的法庭日程表上，這只是一項常規的“撤銷重罪定罪記錄”申請。
申請人名叫 David Xu（以下音譯為徐大衛），40多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學博士。
他來到法庭，請求法官抹去他個人檔案裡唯一的一項重罪記錄——根據加州法律，如果被告順利度過了緩刑期且遵守了所有條件，他就有權申請背景“洗白”。
如果法官落槌批准，未來任何僱主在對他進行背景調查時，都將看到一份乾乾淨淨的履歷。
而旁聽席上， 一位名叫Rong Yuan（以下音譯為袁蓉）的華裔女性提出了抗議。
相比於徐大衛的輕鬆，袁蓉顯得極為憔悴。她是徐大衛的同門師姐，曾是他共處同一間辦公室的同事，更重要的是，她是徐大衛那項“重罪”的受害者。
她差點被徐大衛用百萬倍致死量的重金屬毒死，至今仍飽受嚴重後遺症折磨，無法進行全職工作……
在法庭的質證環節，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對徐大衛的撤案請求提出了異議，然而加州法律規定：只要被告履行了緩刑期間的條件，法庭“必須”批准其撤案。
受害者袁蓉表示：
“這個法律系統已經徹底辜負了我。”
在兩人共事長達近兩年的期間，袁蓉被長期投毒，然而最終徐大衛竟然僅僅被判了兩年緩刑，實際在監獄裡待的時間只有對受害者來說屈辱般的“1天”。
受害者面臨巨額的醫療費和終身健康損傷，只換來了區區 7058 美元的賠償…………
這個魔幻的事情，要從兩人命運交匯的起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始說起。
當年，袁蓉和徐大衛不僅是校友，更是同出師門的親密同門，兩人均師從著名的材料科學家Robert Ritchie教授。
袁蓉本科畢業於清華大學，隨後赴美深造拿到伯克利博士，按資歷算是徐大衛的師姐。而徐大衛則是伯克利本科直升博士，履歷同樣光鮮亮麗。
兩人先後獲得了博士學位後，又先後入職一家位於加州灣區的法醫工程公司。
2017年1月，43歲的袁蓉與當時34歲的徐大衛正式成為了同一間辦公室的同事。
在那時的公司架構裡，徐大衛因為入職較早，地位已經相當穩固。他在公司內部排名靠前，甚至被周圍人認為有望在不久的將來步入高管層。
然而袁蓉憑藉著優秀的工作能力，很快後來者居上，成為了徐大衛在職場中最強勁的競爭對手……
職場上的嫉妒，讓徐大衛對袁蓉充滿恨意，覺得這位優秀的師姐搶佔了他的位置。
同樣是這一年，袁蓉原本健康的身體開始出現詭異的症狀……
起初只是莫名的乾嘔，以及大把大把地掉頭髮，她還以為這只是矽谷高壓工作帶來的亞健康反應。
但很快，情況急轉直下，症狀發展成了不受控制的頻繁劇烈嘔吐，並且她的嘴裡開始持續出現一股令人作嘔的酸味。她被多次送進急診室，掛遍了各個專科醫生的號，抽血、化驗、甚至做胃鏡。
最嚴重的時候，她還特意飛回中國，試圖尋找名醫。
當時，她一度認定自己患上了晚期胃癌，感覺自己“彷彿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
然而，所有的醫療報告都顯示一個令人崩潰的結論：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2018年11月底，徐大衛還以一副熱心同門的姿態，煞有介事地開始幫她“分析”病因，說她的身體不適可能是辦公室黴菌引起的，勸她不要來辦公室上班……
案發的轉機，出現在袁蓉的父母從中國飛赴美國探望她之時。
2019年1月，袁蓉喝了一口自己放在辦公桌水瓶裡的水，再一次產生了瀕死感——於是她把水瓶拿給了母親，母親也察覺到了一股極其奇怪的酸味。
直到這個時候，袁蓉才猛然意識到，自己的病因可能不是身體出了問題，而是有人在她的飲用水裡動了手腳。
隨後，她秘密購買了一個微型監控攝影機，並將其隱藏在了自己辦公桌的隱蔽角落。
鏡頭捕捉到的畫面，成為了檢方最核心的證據。
攝影機分別在2019年2月11日和3月4日，清晰地拍下了徐大衛趁她不在時，拿著一個小白色容器，將不明物質倒入她的水瓶中，並轉動水瓶掩蓋痕跡的畫面。
“我的血液都凝固了，”
袁蓉回憶起第一次看到這段錄影時的感受，向記者表示：
“我差點就死了。我經歷了那麼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的瞬間。我絕對不能放過他。”
隨後，警方發現，袁蓉水瓶中的物質被檢出含有劇毒重金屬——鎘，濃度竟然高達美國聯邦飲用水安全標準上限的 350 萬倍……
鎘是一種存在於電池、塗料及某些工業材料中的重金屬，人一旦暴露於其中，會導致腎功能衰竭、肺部及骨骼損傷，是公認的致癌物質。
長期攝入如此高濃度的重金屬，給袁蓉留下了無法逆轉的健康損傷，導致她至今都在與後遺症抗爭，且已經無法從事全職工作。
此外，由於袁蓉的父母也都喝過她的水，其父母也全都確診為鎘中毒（後來她的父親因為心臟衰竭去世）……
2019年3月，警方正式將徐大衛逮捕歸案，面臨他的本是“謀殺未遂”與“重罪投毒”的嚴厲指控。
然而，當案件步入漫長的司法程序後，局勢卻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急轉直下。
其中的關鍵推手，正是時任阿拉梅達縣地方檢察官的 Pamela Price。
這位打著“溫和司法改革”旗號競選上台的檢察官，曾大力呼籲減少監禁、避免過度判刑，並限制量刑加重條款的使用。
然而上任後，她對惡性犯罪分子表現出毫無底線的寬容，千方百計為他們減輕指控，同時對受害者家屬的訴求冷漠以待。這導致她上任僅僅幾個月便進入罷免流程，並在2024年被罷免。
不幸的是，徐大衛的投毒案恰好撞在了她主政的窗口期。
2023年底，在 Pamela Price 的一手主導下，檢方與徐大衛達成了一份令人咋舌的認罪協議：本案最核心、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的“謀殺未遂”指控被全盤撤銷，其餘的投毒指控也被大幅縮減。
最終，在這場長達近兩年的蓄意投毒案中，徐大衛僅需對一項“投毒重罪”做出“不抗辯”答辯。
他被判處兩年緩刑，扣除折抵時間後，他實際需要在監獄服刑的時間，僅有荒誕的 1 天。
更令受害者心寒的是，面對長期重金屬中毒帶來的身心重創、高昂的醫療費用以及漫長的誤工期，袁蓉原本向法院提出了約 50 萬美元的索賠請求。但最終，法院僅判令徐大衛支付區區 7058 美元。
2026 年 3 月，徐大衛順利度過了他的兩年緩刑期。
根據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如果被告滿足了緩刑期間的所有法定要求，他們就有資格向法院申請正式撤銷其重罪定罪記錄——於是，這次的聽證會發生了。
一旦申請成功，這起駭人聽聞的投毒案在背景調查層面上將被隱藏，未來任何僱主在對他進行背景調查時，都可能無法查到他曾經試圖謀殺同事的過往。
而根據最新案卷追蹤記錄顯示，法院甚至可能已經批准了該撤銷定罪的請求。
無奈之下，袁蓉不得不公佈了當年隱藏攝影機拍下的完整監控畫面，希望媒體能夠讓這件事情被記錄下來……(INSIGHT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