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6日，埃德瓦多·蒂雷拉（Eduardo Tirella）飛抵美國羅得島州的紐波特，這裡是全美老錢家族的避暑勝地。
他是來見人的，精準地說，是來見他的老闆，多麗絲·杜克（Doris Duke）。
杜克這個名字說出來可能沒多少人知道，不過沒關係，她還有一個更響亮的綽號：全美國最有錢的女人。
蒂雷拉替杜克打理各處莊園已經好些年了，但這一次，他是來告別的。
他在好萊塢的事業剛剛有了起色，已經跟身邊幾個親近的人說了：這趟去紐波特，就要當面告訴杜克，以後不再替她幹了。他已經租了一輛道奇旅行車，打算和杜克辭職後，就把東西裝車送回老家，然後就要飛到加州，去好萊塢開始新的生活。
一切計畫聽上去都很美好，唯一不美就是執行時出了一個小小的紕漏。
蒂雷拉死了。
第二天傍晚，杜克開車把他撞死在了莊園門口。
不到一個星期，紐波特警方宣佈這是一場意外。可這真的只是一場意外嗎？
01.
多麗絲·杜克的父親叫詹姆斯·布坎南·杜克（James Buchanan Duke），是美國菸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和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的創始人之一。
杜克，這個名字是不是聽起來很耳熟？就是美國杜克大學的那個杜克。
其實杜克大學一開始叫三一學院，然後在1924年，詹姆斯·布坎南·杜克大手一揮，給三一學院捐了4000萬美金，然後三一學院就改名叫杜克大學了……
捐完這筆錢不久，1925年10月，他去世了。當時他女兒多麗絲·杜克還不滿13歲，直接繼承了他1億美元的遺產，立刻成為了全美最有錢的小女孩。
快進到10年後的1935年，多麗絲·杜克長大了，也該考慮婚嫁之事了。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比她大16歲的社交名流詹姆斯·克倫威爾（James Cromwell）。但兩人的婚姻並未維持多久，而且這段婚姻的不幸從蜜月時就初見端倪。他倆的蜜月花了不少錢，克倫威爾想裝大方，說蜜月的開支全部由他負擔，結果他開出的支票全被銀行退了回來，最後還是杜克花的錢……
1943年，兩人正式離婚。
1947年，她又嫁給了多明尼加的花花公子魯比羅薩（Porfirio Rubirosa）。她對這第二任丈夫極好，給他買馬球馬，還給他買了座法國莊園，可第二年，兩人還是離了婚。
經歷了兩次失敗的婚姻之後，杜克對感情謹慎起來，直到50年代初，她在夏威夷檀香山的一場音樂會上，認識了爵士鋼琴手喬·卡斯特羅（Joe Castro）。
他比她小15歲，從小就是鋼琴神童，跟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這樣的爵士大師同台演出過。看到他的表演，杜克心動了。散場後，杜克把他請回了自己的莊園。
到1953年，兩人已經一起住進了洛杉磯的貝萊爾酒店；杜克還買下了一座豪宅作為二人的愛巢，給它起名叫“獵鷹巢”（Falcon Lair）。而這座豪宅，曾是默片巨星魯道夫·瓦倫蒂諾（Rudolph Valentino）的府邸。
02.
大約從50年代後半段起，蒂雷拉開始替杜克做事。
蒂雷拉出身紐澤西一個義大利裔的工人家庭，家裡足足有九個孩子。40年代初，他在紐澤西的夜總會裡唱歌，跟當時還沒大紅大紫的弗蘭克·辛納屈混在一起。那時候辛納屈在當地的舞廳演出完，常常跟著蒂雷拉回家吃義大利菜。
不過蒂雷拉的人生軌跡很快就被戰爭打斷了，1943年，他參軍去了歐洲，直到二戰結束後才回到美國，在紐約的薩克斯百貨（Saks）當上了女帽部的主管，給好萊塢的名人大咖設計帽子。
此外，蒂雷拉在室內設計上也很有天分，很快就開始替有錢人裝修房子，偶爾還在電影裡客串個小角色。
認識杜克之後，蒂雷拉成了她的藝術顧問，也是她各處莊園的設計師。杜克在紐澤西的莊園裡有一排廢棄的溫室，蒂雷拉把它們改造成了一組主題各異的植物園。他陪著杜克四處買藝術品，前前後後一起去了不下一百次拍賣會，經手的藝術品價值幾千萬美元；為了給各處莊園挑家具和擺設，他還陪她跑遍了倫敦、巴黎和義大利。
對了，杜克為喬·卡斯特羅買下的那棟“獵鷹巢”，廚房就是蒂雷拉設計的，水平很高，還上了《Vogue》雜誌。
到後來，杜克無論買什麼東西、規劃那處莊園，都要先問蒂雷拉的意見。她名下有五處莊園，每一處都給蒂雷拉留了房間，好讓他隨時待在身邊。
另一邊，杜克和喬·卡斯特羅一直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他們整日酗酒嗑藥，精神狀態可想而知。
杜克一度覺得卡斯特羅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爵士鋼琴手，因為音樂天賦對他傾心不已。可時間一長，她卻對卡斯特羅產生了一種嫉妒，尤其是他登上舞台，享受台下觀眾掌聲的時候。
她開始害怕他離開自己，時常陷入抑鬱之中，而酒精和藥物又加劇了抑鬱，惡性循環，兩人開始吵架，並且越吵越凶。
1963年的一個晚上，在夏威夷的莊園裡，杜克彈了一首爵士曲子。卡斯特羅畢竟是專業的，有點看不起杜克的水平，在旁邊隨口嘲諷了一句。沒想到杜克勃然大怒，隨手抄起一把切肉刀，徑直砍向了卡斯特羅的胳膊，他當場血流如注。
1964年元旦，杜克把卡斯特羅趕出了“獵鷹巢”。卡斯特羅一口氣告了她三次，說杜克“企圖殺了他”，說砍傷留下的一道大疤讓他沒法再工作云云，要求賠償15萬美元。
但某種程度上，這正中杜克的下懷——她最喜歡打官司了。
早在13歲那年，她父親剛去世時，她和親媽為遺產的事爭得不可開交，她毫不留情地將親媽告上了法庭。在此後幾十年的人生中，她又40多次和人打官司，經驗之豐富簡直堪比律師。
果然，卡斯特羅在官司中大敗虧輸。因為杜克的律師團把他帶到檀香山，切斷了他跟外界的一切聯絡，硬是勸得他不顧自己律師的反對，撤了訴。
又過了一年左右，杜克把卡斯特羅哄回了“獵鷹巢”，又是給他買奔馳300SL跑車，又是給他開唱片公司，還答應把他寫進遺囑。在糖衣炮彈攻勢下，卡斯特羅還是乖乖回來了，接下來的一年裡，兩人之間似乎又安穩了下來。
杜克的紐波特莊園外，有一條沿著海邊懸崖修的步道（Cliff Walk），是羅得島最有名的觀光景點。杜克多年來一直放任自家的德國牧羊犬在莊園裡亂跑，咬過好幾個路人。然後在1964年5月，牧羊犬又咬傷了兩名遊客。
這一回，紐波特警察局長下令，把其中兩條狗處死或送走。而財大氣粗的杜克根本就沒搭理警察，反倒修了一道鐵絲網，直接把這條觀光步道堵死了。
1965年夏天，杜克的前夫魯比羅薩開著法拉利在巴黎撞車身亡。杜克又一次陷入了抑鬱，喬·卡斯特羅安慰不了她，她就越來越多地跟蒂雷拉待在一起。
到了第二年3月，有人撞見卡斯特羅和一個年輕漂亮的女歌手在一起。杜克此時已經53歲，自知已經無法在顏值上和這些青春靚麗的小姑娘競爭，便對他越來越惱火。
1966年5月，杜克突然關掉了卡斯特羅的唱片公司。沒過多久，唱片公司的一位高管在凌晨3點突然被杜克的電話吵醒，她求他趕緊來“獵鷹巢”一趟。
他趕到時，女傭把他領進廚房，眼前的景象讓他驚呆了：屋裡被翻得一團糟，碗碟碎了一地。卡斯特羅光著下身，站在敞開的落地窗邊，正在往樓下的花園裡撒尿。
至於杜克，這位高管在臥室裡找到了她，她的下巴骨折了。
第二天一早，杜克逃離了好萊塢，回到了紐波特，而在她身邊的，正是她越來越依賴的蒂雷拉。
看上去，似乎杜克人生中的第四位男主角即將登場。
唯一的問題是，蒂雷拉喜歡男人。
03.
蒂雷拉的伴侶叫埃德蒙·卡拉（Edmund Kara），是個雕塑家。兩人在洛杉磯的月桂谷（Laurel Canyon）有一套房子，又在加州海邊的大蘇爾（Big Sur）租了一處地方。
別看蒂雷拉在杜克身邊幹了很多年，但錢一直拿得不多，直到1965年，伊麗莎白·泰勒主演的電影《The Sandpiper》上映，蒂雷拉才終於等到翻身的機會。
片中泰勒住的那座海邊小屋，就是蒂雷拉設計的。這一回，他的名字第一次署在了電影的片頭字幕裡。卡拉也沒閒著，片中有一尊泰勒的半身像，是推動劇情的關鍵道具，就出自他的手。
緊接著，蒂雷拉又接了一部新片《Don't Make Waves》的設計工作，認識的朋友也越來越多。蒂雷拉有一輛小小的跑車，每到周五，就和老朋友、畫家波拉·扎奈（Pola Zanay）開著它一路去大蘇爾。
周末，他和卡拉在家裡辦音樂會，蒂雷拉愛唱歌，就請爵士歌手鮑比·肖特（Bobby Short）來彈琴伴奏。女星金·諾瓦克（Kim Novak）也住在那一帶，常和他們一起聊天喝香檳。頗有點“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意思。
然而蒂雷拉在好萊塢的發展，讓杜克很不高興。
這些年，她的莊園、她的收藏，全靠蒂雷拉一手打點，早已離不開他。她求他別走。可蒂雷拉已經受夠了她的喜怒無常，更擔心自己的電影事業被耽誤。
1966年夏末，蒂雷拉決定回一趟紐波特，當面跟杜克辭職。
卡拉堅決反對。他知道杜克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心裡害怕。但蒂雷拉這時需要做一個牙科手術，得花好幾千美元，眼下只有杜克能給他這筆錢。剛好，杜克也給了他一個回去的理由：紐波特有家古董店，店裡有件稀罕的寶貝，她想買，希望先讓他過目。
蒂雷拉於是跟家裡人說，這是最後一單活，幹完就走。他其實心裡也沒底，臨走前，他專門去找了一位號稱“明星御用”的靈媒算了一卦。結果靈媒勸他，絕對不要回到杜克身邊。
他還是去了。
1966年10月7日，周五。這天傍晚，杜克和蒂雷拉準備出門，去一家叫“藍貓”（The Blue Cat）的古董店見店主，看的就是那件寶貝：一尊十五六世紀的女性半身像，其實是一件聖骨匣，用來盛放一位殉道聖女的遺骨。
臨出門前，兩人大吵了一架。吵完，兩人上了車，蒂雷拉開車。車開到離莊園北門四五米的地方停下，大門鎖著，蒂雷拉下車去開門。
接下來發生的事，杜克是這麼說的：
“我挪到了駕駛座上。我左腳踩著剎車，把擋桿從P擋掛到了D擋。車子馬上就往前衝，衝過大門，穿過貝爾維尤大道（Bellevue Avenue），撞上一道圍欄才停下來。我受了傷，暈暈乎乎的。我四處找蒂雷拉先生，沒看到他。我就回屋裡去看他在不在。一男一女幫了我。”
這所謂的“一男一女”，是一對剛好路過的父女。他們開車經過時，正看見杜克和蒂雷拉的車撞在樹上，一個高個子女人在街上走來走去，整個人已經失控了。
父女裡面這位女兒叫朱迪絲（Judith Thom），是個護士。她出於職業本能，想看看有沒有什麼能幫上忙的，就趕緊招呼父親下了車。此時那女人突然轉身往屋裡跑，朱迪絲趕緊跟了進去。
進了屋，杜克一路沖上二樓，嘴裡喊著什麼人的名字，很快又繞了下來。朱迪絲當時告訴警察，杜克下樓時說了一句：她從蒂雷拉身上碾過去了。
幾分鐘後，巡警趕到了現場。他低頭一看，車底下壓著一個人，“整個蜷成一團”。
下午5點07分，紐波特消防局接到了報警。那輛車足有兩噸重，救護車上的千斤頂根本抬不動，只好叫來一輛拖車。5點40分，杜克和蒂雷拉被兩輛車分別送往紐波特醫院。
杜克活了下來，但蒂雷拉的肺、脊髓和大腦都受了致命傷，當場就沒了氣息。那年他才42歲。
羅得島州的法醫負責判定蒂雷拉的死因。可就在杜克入院當晚，這位法醫卻答應成為杜克的私人醫生，還把她安排進了一間安保嚴密的單人病房，州裡的調查人員根本見不著她。
法醫還對記者說，這是一場“離奇的意外”，杜克大概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這麼快就讓她回憶這場悲劇，太不人道了”。記者追問，有沒有可能不是意外？他回答：“不可想像。我覺得他們感情很深。”
當晚10點半，羅得島州車管局的調查員從州府趕到現場，打著手電筒，在大門內的碎石路上看到了車轍。按規定，涉及交通死亡事故的司機，都要接受車管局問話。可第二天上午，杜克從醫院回到莊園，調查員和搭檔上門找她，卻被一群律師擋在了門外。
出事兩天后的周日，警方總算見到了杜克，地點是她的臥室，她的律師和商務經理都在場。杜克半靠在床上，床兩邊各趴著一條德國牧羊犬，整場問話一共只問了四個問題。
車管局調查員和搭檔本來跟警方約好一起去問話。結果他們趕到警局，問話已經開始了；等他們再趕到莊園，問話已經快結束了。兩人一個問題都沒問上。
第二天，紐波特警察局長拉迪斯（Joseph A. Radice）就對美聯社說，這是“一場不幸的意外”，宣佈結案。
這下羅得島州的總檢察長坐不住了，公開表示對調查結果不滿意；《紐約每日新聞》也在頭版打出標題：《警察對杜克的問話守口如瓶》。拉迪斯只好改口，說調查仍未結束。
據說，拉迪斯隨後找到了杜克的律師，說想要結案還差點東西。對方出了個主意，讓警方先“寫點東西”，杜克看過同意了，就簽字。
寫點什麼東西呢？
那天之後，案卷裡多了一份三頁紙的“訊問記錄”，看上去是一問一答的現場問話，其實是事先寫好的，連杜克的出生日期都寫錯了。杜克只好親手改過來，再在旁邊簽上名字的縮寫。
10月12日，出事五天後，警方正式宣佈：這“絕對是一場意外”。
出事八天後，杜克捐了2.5萬美元修復懸崖步道，就是兩年前被她用鐵絲網堵死的那一條。
她還給自己住過的紐波特醫院捐了1萬多美元。幾個月後，她又牽頭成立了紐波特修復基金會，前後修復了84棟殖民時期的老房子，連甘迺迪夫人都來給基金會當了二把手。
車禍七個月後，在警局幹了42年的局長拉迪斯退休了。他退休時的年薪僅有7000美元，可四年後，他在佛羅里達買下了一套公寓，後來又買了第二套。
至於當初跟著去問杜克話的那位督察，他連跳N級，直接當上了局長；另一個參與問話的警察也升了警長。
04.
全世界都認定蒂雷拉的死是意外，但蒂雷拉的家人不這麼想。不久後，他們對杜克提起了過失致死訴訟。過程中，他們曾提出收20萬美元就和解的條件，只是杜克不肯。而她當時光利息收入，每周就有100萬美元。
1971年官司開庭，打了十天。陪審團最終認定杜克對蒂雷拉的死存在過失。可到了算賠償金的環節，杜克的律師把蒂雷拉說成了一個游手好閒、沒什麼出息的人。最後，蒂雷拉的五個姐妹和三個兄弟，扣掉律師費和各種開支，每人只分到了5620美元。
開庭前一個月，杜克剛在拍賣會上花10.2萬美元買下了一件古董高腳櫃，創下了當時家具拍賣的最高紀錄。她賠給蒂雷拉一家的7.5萬美元，還不夠買這件櫃子。
後來，這場官司的整個卷宗，從羅得島的司法檔案館裡消失了；1990年，紐波特警局的調查卷宗也被報告失蹤；就連當年登上本地報紙頭版的那張車禍照片，底片也從紐波特歷史學會的檔案裡不翼而飛。
那張照片是從車底下拍的，地上有一大片血跡。
那片血跡，蒂雷拉的外甥也見過。出事第二天一早，他跟著父親趕到莊園，在蒂雷拉屍體最後停下的地方，看到地上有一攤黏糊糊的東西。“我蹲下去，用手指沾了一下，”他說，“抬起來一看，是鮮紅的血。”
幾十年過去，和這起案子有關的記錄幾乎都沒了，只有一樣東西留了下來：消防局當晚的出警日誌。它最近才在消防局的閣樓上被翻出來，上面只有短短幾行：“接到車禍報警……一名女子受傷，車輛失控。一名男子……在車底。”
至於這些記錄為什麼消失，沒人清楚。但可以確信的是，杜克這些年裡雇過前FBI探員，專門去嚇唬那些可能向記者爆料的舊友和舊情人；就連離職的傭人也常常被威脅、刁難。
1993年，杜克去世，享年80歲，留下了13億美元的遺產。《紐約時報》給她登了一篇很長的訃告，裡面提到蒂雷拉的，只有一句。
杜剋死後，人們普遍把她當做“新女性的典範”。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遊客走進她在紐波特的莊園，聽導遊一路稱頌這位已故的億萬富翁。
2020年，一本叫《銀天鵝》（The Silver Swan）的杜克傳記出版，書裡把她寫成一個離經叛道的傳奇人物，一個把父親留下的遺產翻了三倍的商業奇才。至於蒂雷拉的死，整本書唯寫了15段，仍然沿用了“意外”的說法。
蒂雷拉外甥女對此的評價是：“她殺了他兩次。一次毀了他的身體，一次抹掉了他的記憶。”
05.
彼得·蘭斯（Peter Lance）在紐波特長大。蒂雷拉死後八個月，他在本地報紙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記者工作。後來，他當了調查記者、電視台記者，寫過好幾本書，但對於家鄉的這件懸案，他一直耿耿於懷。
五十年後，他決定回來查個明白。
紐波特本地有個臉書小組，組裡的人一直在扒這件事。當年莊園看門人的女兒也在裡面發過帖：“那天晚上，傭人們全都嚇壞了。我走進廚房時，他們正抱在一起哭。我相信他們都以為那是一場意外。但我知道，也有人不這麼認為。”
蘭斯順著臉書小組這條線，找到了當年警察局長秘書的女兒。她的母親當年看過完整的警方報告，一直認定這裡面有貓膩。退休以後，母親每次開車經過杜克修好的那些老房子，都要說一句：“這都是血錢。”
警察局長拉迪斯的孫女，也是從小聽著爺爺被杜克收買的傳言長大的。有一天，她終於忍不住，當面質問爺爺，爺爺卻說那些傳言都是假的，他沒拿杜克一分錢。她不依不饒，爺爺笑了：“你覺得我收了錢？要是能找到，那錢都歸你。”
當年警方結案，靠的幾乎只有杜克自己的說法：蒂雷拉下車開門，她挪到駕駛座，左腳踩著剎車掛了擋，車子就“自己衝了出去”。
警方據此認定，蒂雷拉是被車頂著擠在了鐵門上，隨後連人帶門一起被撞爛，接著又被拖到馬路上，壓在車底，直到撞樹才停下。
門都被撞爛了，夾在中間的人那有倖存之理？這是一場意外，僅此而已。
但這一連串的“巧合”，就真有那麼巧麼？
第一處疑點，在杜克自己身上。
當年報紙上寫，杜克傷得很重，臉上縫了30針，被人發現時“頭上的傷口在流血”。而蘭斯找到了當年的目擊證人，那位護士朱迪絲，她是事發後第一個近距離看到杜克的人，醫學又是她的本行。
可朱迪絲很肯定：“沒有。她身上只有幾處淤青和擦傷，根本沒有血順著臉往下流。”因為她只是觀光，第二天就離開了紐波特，對這件事根本沒關注過，聽蘭斯這麼一說，自己也吃了一驚。
而且杜克的說法本身也前後矛盾。她在證詞裡說，她四處找蒂雷拉，沒看到他，這才回屋裡去看他在不在。可朱迪絲記得杜克明明說的是：“我從他身上碾過去了。”
她既然知道自己碾過了蒂雷拉，還找什麼？
不過，杜克怎麼說還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蒂雷拉到底是怎麼死的。
警方說，蒂雷拉是被車擠在了鐵門上。而要驗證這一點，最直接的證據是屍檢報告，可這份報告一直下落不明。
最後在蒂雷拉外甥女的幫助下，蘭斯進入了羅得島州法醫辦公室，終於在地下室裡找到了這份屍檢報告。原來報告被歸錯了檔，名字寫成了“埃德蒙·蒂雷拉”，就這麼在地下室裡蒙塵了五十年。
至於為什麼屍檢報告連名字都能寫錯，誰知道呢……
報告顯示，除了右側髖骨骨折，蒂雷拉身上所有的傷都在上半身，兩條腿完好無損。
這就和警方的說法對不上了。鐵門被撞壞的部分，全在蒂雷拉腰部以下的高度。一個人要是真被車頭頂著撞在門上，難道不是腿先被撞壞？
後來經人牽線，蘭斯聯絡到了當年本地報紙攝影師的家屬，在他家的地下室裡翻出了一批舊底片。其中一張照片可以看到，鐵門上的欄杆被撞斷，向外彎折。
這張照片右下角，有一個戴軟呢帽的男人。蘭斯認識這個人，他叫弗雷德·紐頓（Fred Newton），是當時警局裡專門負責事故調查的警長。當年在紐波特工作時，蘭斯還給他寫過專訪。
問題是，紐頓1999年就去世了。蘭斯只好去找當年第一個趕到現場的那個巡警。當年這位巡警才工作不久，現在也已經退休了，好在他對當年的事還有印象。
老巡警說，出事當晚，他其實看到了皮膚和血跡，就在莊園門前的路中間。他認為，撞擊真正發生的地方並不是鐵門，而是路中間——否則血跡怎麼會出現在那裡？
第二天，警長紐頓把他叫回了現場。紐頓沒有否定他的看法，但給出了另一種解釋。紐頓指著鐵門上的痕跡說：這是人被頂上了車頭。接著，紐頓又帶他走到馬路中間，說那些血跡和皮膚，是蒂雷拉從車頭上滾下來、摔在車前時留下的。
照紐頓的推斷，事情的全貌是這樣的：車子衝向蒂雷拉時，把他頂上了車頭，他整個人趴在了車頭上，跟著車子一起撞開大門，沖上了大道。然後杜克猶豫了一下，踩了一腳剎車。這驟然的減速使得蒂雷拉從車頭滾了下來，接著被車輪碾過，一路被拖到了那棵樹下。
這樣一來，所有矛盾都解開了：鐵門下半截撞得稀爛，是因為撞門的是車，不是人；蒂雷拉的腿毫髮無傷，是因為他撞門時整個人趴在車頭上。
但無論怎麼說，紐頓的版本和警方最終對外公佈的版本都不一樣。
別忘了，按照警方公佈的版本，蒂雷拉是被頂著撞在了門上。
那麼，蒂雷拉是怎麼上的車頭呢？對此有兩種說法。紐頓看到門上痕跡，認為他是被車頂上去的；另一位在紐波特幹了28年的退休警探則覺得，他也可能是自己跳上去的：“要是我站在那兒，看著車衝過來，第一反應就是跳上車頭。”
那有沒有可能，是杜克慌亂中操作失誤？
這也是當年莊園裡流傳最廣的說法。傭人們私下有兩種猜測。
一種說，莊園的鐵門是往裡開的，杜克對這輛租來的車不熟，想往後倒一倒，給門讓出地方，結果慌亂中踩成了油門。
另一種說法來自杜克的前園丁：蒂雷拉下車開門時，車還掛在前進擋上，只拉著手剎；杜克個子高，挪向駕駛座時，膝蓋碰開了手剎，車子往前一竄，她想踩剎車，卻一腳踩在了油門上。“我聽到的就是這樣。”園丁說。
可這兩種說法都站不住。車停在離大門四五米的地方，蒂雷拉開門的空間綽綽有餘，根本用不著挪車。杜克為什麼要挪到駕駛座上去掛擋呢？
況且，杜克第一次接受警方問話時自己也說過，蒂雷拉下車開門、她挪到駕駛座上，這種事她“幹過上百次”，談不上手生。
此外，蘭斯還找到了那款1966年道奇車的車主手冊：這款車的手剎，得用手去拉儀表盤左側的一根拉桿才能鬆開，腳是踩不開的。而杜克的證詞裡說了踩剎車，說了掛擋，偏偏沒提這一步。
至於踩錯踏板，也不太容易。這款車的剎車踏板是橫著的，油門踏板是豎著的，形狀完全不一樣。
還有，車子起步時留下的痕跡也對不上。
當年出事的第二天一早，蒂雷拉的姐夫便從紐澤西趕到莊園，在大門內的碎石路上，也就是蒂雷拉停車去開門的地方，拍下了兩道和輪胎一樣寬的深坑，足有四五釐米深。
碎石路上刨出這麼深的坑，看上去，就好像是有人一腳把油門踩到底，輪胎在原地猛轉。
紐頓當年在警方報告裡也寫道：車轍顯示，杜克當時在“打方向盤”，車子是在“極大的加速”中衝出去的。可杜克說，她掛擋時左腳一直踩著剎車——都踩著剎車了，那來那麼猛的加速？
最後，蘭斯把所有材料交給了美國一家頂尖的事故鑑定公司。高級工程師的結論是這樣的：車子衝過大門之前，杜克至少踩了三秒鐘油門；沒有證據表明蒂雷拉被擠在鐵門上，他是被頂上車頭，又摔下來，在馬路中間被碾壓的。
“這是一個多階段的過程，駕駛者在其中做出了一系列主動的決定。”工程師說。
06.
2020年，蘭斯在《名利場》上發表了這篇調查報導，第二年又寫成了一本書。
書出版後，一個新的證人冒了出來。他叫鮑勃·沃克（Bob Walker），事故發生時，他只有13歲，是個報童，每天騎著自行車給人送報。
那天傍晚，他正好騎車經過莊園附近。他先是聽見兩個人在大吵大叫，接著是發動機的轟鳴、一聲撞擊、一個男人的慘叫，然後是輪胎打滑的聲音，發動機慢了下來。
停了一會兒，慘叫聲又響了起來，發動機再次轟鳴，那聲慘叫變成了拖長的“不——”，緊接著，是第二聲撞擊。
兩次撞擊，中間停了一下，這和紐頓當年的推斷正好對得上：第一次，車撞上蒂雷拉，把他頂上了車頭；他滾下來以後，車子再次加速。
沃克說，他看見杜克從車裡下來，用身體擋住了他的視線。他上前問要不要幫忙、要不要報警，杜克衝他尖叫，叫他走開。回家後，父親勸他千萬別去找警察，說杜克是個“爛透了的人”，手底下養著一幫“毫無底線的人”，父親怕他出事。
這件事，他只跟家人和幾個朋友說過。直到讀了蘭斯的書，他才去找了警察：“警察接受的那個版本，跟我記得的不一樣。”
然後2021年夏天，紐波特警方決定重啟調查，尋找這起55年前車禍的真相。
然而三個多月後，負責此案的警探認為沃克的證詞可信，“但它並沒有帶來新的證據”，“沒有任何新證據能改變此前的結論”。
隨後市政府也發表聲明，說警方“無法認定杜克女士有任何明確的動機或意圖”，還特意補了一句：“杜克女士和她的遺產，對本市和本市警方沒有任何影響力。本市沒有任何好處可圖，也沒有任何東西要隱瞞。”
警方最終得到了和當年一模一樣的結論：這是一場意外，沒什麼好疑問的。
蘭斯則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司法不公”：“紐波特有太多力量，就是不願承認多麗絲·杜克可能殺了人。”
據說蒂雷拉死後好幾個月，杜克常常在深夜給他的姐姐打電話，兩個人隔著電話一起哭。杜克告訴她，自己每處莊園的床頭，都擺著一張蒂雷拉的照片，鑲在純銀的相框裡。
2018年，蒂雷拉忌日那天，蘭斯走進了杜克在紐波特的臥室，但並沒有看到她床頭有什麼照片。
倒是那尊蒂雷拉沒來得及鑑定的聖骨匣，杜克在他葬禮後幾周就買了下來，擺在大廳的樓梯口。她每天晚上上樓睡覺，都要從它旁邊經過。
這尊聖骨匣裡裝的是聖烏蘇拉（Saint Ursula）的遺骨，但杜克從來不這麼稱呼，而是執拗地將其稱為聖塞西莉亞（Saint Cecilia）。
聖塞西莉亞是音樂的守護聖人，她的瞻禮日是11月22日。
這一天，正好是杜克的生日。 (英國那些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