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韓國釜山一所公寓樓內，三名高中生在深夜坐電梯到頂層，從20樓一躍而下。凌晨，警方在樓下的花壇裡找到她們的遺體。
據韓媒當時的報導，三人都是當地一所藝術高中的學生，學習舞蹈，也是關係親密的朋友。警方表示尚未發現外力介入或校園欺凌的跡象。
警方從學生留下的文字中發現，她們曾表達對升入高三的焦慮，以及對未來職業選擇的擔憂。一名學生寫道，自己害怕成為高三學生，對職業前途感到不安。
但三人的成績並不差。其中一人不僅在舞蹈比賽中拿過好名次，在校內成績評價中也曾排名第一。
今年5月，韓國又有兩名女高中生被發現在公寓內死去。親友受訪時稱，兩人長期因學業問題和“不透明的未來”陷入痛苦。
韓國自殺率長期處於高位。首爾橫跨漢江的麻浦大橋，還一度因受到自殺者的青睞而被稱為“自殺大橋”。多年來，韓國政府為此作出諸多努力。
根據韓國統計廳今年9月公佈的死因統計資料，2025年，韓國死於自殺的人數較上一年減少4.9%，整體自殺率下降4.7%。這是韓國整體自殺率連續上升兩年後首次回落。
但在各年齡組中，青少年的自殺率卻逆勢上升。資料顯示，10-19歲的青少年自殺率較上一年上升了7.5%，這個數字創下韓國1983年開始相關統計以來的歷史新高。
自殺早已不是韓國青少年死亡統計中偶爾出現的原因。2011年以來，自殺一直是韓國10-24歲青少年的首要死因。而今，自殺風險向更年輕的年齡階段延伸。
韓國到底怎麼了？為何在整體降低的自殺率裡，尋死的青少年卻不減反增？
01
單向度人生
“下一個聖誕節，就是生命的最後一天。”初二女生秀雅給自己的生命設定了一個期限。她計畫在那天結束生命，不再忍受這個世界。
這是韓國小說《시한부》（時限，台灣出版時將書名譯為《死限來臨前請抓住我》）裡的內容。
在韓國，“시한부”這個詞通常指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的狀態，例如被診斷為時日無多。小說裡則將其含義翻轉，解釋為主角自發為自己設定的死亡日期，而非因疾病或其他原因被外部診斷所判定的死亡。
2024年初，這本小說出版時，作者白殷別還只是一個14歲的中學生。該書出版後，連續20周登上韓國青少年暢銷書排行榜。
“學生在課堂上有自殺念頭是很常見的現象。”白殷別認為，許多成年人並不瞭解學生的這種狀態，甚至會把青少年的抑鬱症狀看作不成熟、耍脾氣的表現。但其實，“死亡”可能早已進入學生對未來的想像之中。
小學五年級時，白殷別便有過這樣的想像。當時正處疫情，她和幾個關係親密的朋友逐漸疏遠。她不擅長獨處，朋友關係的破裂讓她陷入孤獨和抑鬱。後來，她發現身邊一些同齡人也會談論生命的最後期限。
有朋友曾告訴她，想在冬天來臨前，或者開學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在社交媒體上，她也看到一些同齡人發帖，寫下自己的生命倒計時。
青少年肩負的責任與成年人不同。在白殷別看來，學生很容易覺得自己死了也沒什麼損失，甚至一些人會衝動地認為，自己的死可以報復某個憎恨的人。
學生之死，很難脫離學校和教育環境討論。學業和升學壓力，是韓國青少年自殺意念調查中被頻繁提及的因素。
韓國學生從很早開始就被放進成績比較和升學競爭中。進入好大學，被認為是獲得好工作和穩定生活的重要通道。隨著越來越多家庭把希望押在這條路上，競爭也不斷向前延伸。
為減輕學生負擔，韓國政府這些年不斷推動教育改革。2025年，韓國全面實施高中學分制，希望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未來方向選擇課程，修滿規定學分後畢業。
但韓國媒體在報導新制度實施後的學生體驗時發現，學生在選課時仍更看重課程對成績和升學是否有利。
該制度把競爭變相提前到了高一，學生被推著更早決定未來的方向，選定課程後，想要改變也不容易。學生們還沒有弄清楚自己真正喜歡什麼，就已經需要考慮未來的專業和職業。
評價體系不僅限於學校。韓國流行多年的“湯匙階級論”，把人的家庭出身比作不同材質的湯匙。金湯匙意味著家庭擁有較多財富和資源，土湯匙則指向資源匱乏，在出生時便缺少向上流動的條件。
這套說法受到廣泛認可。年輕一代越來越不相信，憑藉個人努力就能改變社會位置。
這也導致“N拋世代”的出現。最初是“三拋世代”，指一些年輕人因經濟和生活壓力而放棄戀愛、結婚和生育。這些年，買房、人際關係、夢想和希望等也被陸續納入，出現了“五拋”“七拋”，如今發展為沒有固定數量的“N拋”。
韓國社會學家李珠熙認為，韓國社會推崇的精英主義，在現實中常常變成一種“考試等級制”。
在這套體系裡，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未必總能將挫折歸因於不平等的結構。有時，他們反而會把失敗理解成自己能力不足，進而陷入自我懷疑、順從，甚至自我厭惡。
而這種自我否定、愧疚和對自身的厭惡情緒，在不少青少年死前留下的遺書和文字裡同樣能窺見。
孩子很早就能感受到家庭對自己未來的期待。所有人都被要求奔向同一個出口，陷入這套評價體系裡的青少年，很難想像出另一種同樣被認可的人生。
02
無處傾訴的情緒
青少年尋死前，往往有過求助的想法或行為。但外界不一定能精準捕捉到訊號，即便捕捉到，青少年也並不一定能從中感受到被理解。
15歲秀珍（化名）在小學六年級時開始有自殘行為。當時，她承受著學業壓力，還遭到校園欺凌。同學嘲笑她，甚至叫她“退學”。
她把自己的痛苦告訴父母，得到的回應卻是要她好好學習，用成績克服問題。很長一段時間裡，她飽受情緒困擾。自殘成了她短暫忘卻現實痛苦的選擇。
獨自承受壓力，並將其化作自我否定、傷害的行為並不罕見。在韓國某一問答平台上，南風窗記者看到，有學生在今年9月匿名求助。該學生自稱十幾歲，希望有人帶其“離開這個地獄”。
發帖者說，自己平時幾乎不向別人表達真實感受。最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告訴父親，自己想退出體育訓練班，卻被父親責罵“缺乏毅力”。父親說話直接、脾氣暴躁，發帖人本來就害怕和他溝通。這次談話，最後以孩子的哭泣結束。
“我除了哭，什麼也做不了。”發帖者表示，自己可能天生是一個高敏感的人，也懷疑自己有ADHD，覺得自己的性格很糟糕，“難道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病’嗎？”
家庭未必能成為一個讓孩子安心卸下情緒的地方，學校也沒能接住他們。京畿道城南市一名15歲的中學生表示，每當父母給她施加學習壓力時，她都會感到極度焦慮。但她找不到能理解自己的人。
“學校的輔導中心只有一位老師，而且我知道這位老師還要聽很多其他人的傾訴，所以很難和她建立起信任關係。”該學生說。
考試期間，她曾有過消極念頭，但她仍舊沒有選擇諮詢。
這樣的顧慮並不罕見。在上述平台，一名自稱初二學生的網友發帖問，自己是否應該去看心理醫生。
該學生稱，從小學四年級開始，自己遭受了持續兩年多的群體欺凌。直到現在，每次在學校遇見曾經欺負自己的人，仍然會感到痛苦，有時不知不覺中傷害自己。其想去校醫室求助，卻擔心被別人認為是在裝柔弱，也害怕醫生或老師認為問題沒有那麼嚴重，只讓回家。
求助成了一件需要提前計算後果的事。學生們不確定，向身邊的人說出這些感受之後，會得到什麼樣的回應。
中學生允貞（化名）曾向學校心理老師傾訴過。但若學生出現極端行為或想法時，老師們通常需上報或告知學生家長。允貞也知道這點。因為擔心相關談話會被透露給家長，後來她不再願意多說。
她嘗試和同伴抱團取暖。很長一段時間，允貞都沒有朋友。她一個人上學、吃飯。後來，她遇到一個因為遭受排斥而轉學的學生，兩人因相似的經歷逐漸親近。
允貞覺得，自己很難獨自應付抑鬱的情緒，這段關係最初意味著終於有人理解自己。只是，兩人並沒有因此從痛苦中走出來，她們的自殘行為也沒有因此停止。
一些人則是不敢說。2024年，韓國國家精神健康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如果自己患上精神疾病，可能會遭到朋友疏遠。接近七成的人認為，精神科治療可能給就業等社會生活帶來不利影響。
03
“想死”的學生並不特別
學生所處的空間比成年人更封閉。他們每天都要回到學校，面對相同的老師和同學，日復一日地承受壓力。即使回到家裡，處境未必會改變。
無處釋放的壓力，推著學生們在虛擬世界尋找陪伴。15歲的秀英（化名），便曾在陌生人的文字裡感受到被理解。
去年，秀英偶然間刷到了有關抑鬱的帖子。在那之後，她主動搜尋相關內容，發現網路上有一些專門記錄情緒和自殘經歷、想法的帳號。
她也學著發佈內容。接受媒體採訪時，她說，當照片下面有人評論、表達共鳴時，她會感覺自己不再孤獨。
但後來，秀英開始模仿文字裡提到的自殘行為。起初她沒有想過傷害自己。但在瀏覽他人的表達時，她慢慢把這些行為理解成處理痛苦的一種辦法。
韓國心理學家林明浩表示，如果發佈抑鬱和自殘內容的帳號，在網路上形成一種排他性很強的社群，那麼，成員之間可能會通過強調彼此的相似性來加強內部凝聚，這就可能導致模仿和學習行為出現。
2023年，韓國一篇研究訪談了20名有自殘、自殺想法或自殺未遂的青少年。研究者發現，對部分學生來說，非自殺性的自殘是一種“讓自己重新感到活著的掙扎”。
一名高二女生智妍（化名）因父母長期缺席而感到情感上的缺失，後來，她開始自殘。她解釋行為的動機：“不是因為想死，而是因為想活。”
青少年對生命、自殺賦予了不同的含義。有韓國高中生曾向韓媒透露，身邊的同學經常把“想死”掛在嘴邊。遲到、人際關係不順，都可能讓他們說出類似的話，但他們並不一定真的會去尋死。
2026年3月，韓國教育電視台EBS採訪了韓國翰林大學聖心醫院精神健康醫學科教授洪賢珠。她長期參與青少年心理健康和自殺預防工作。
在洪賢珠看來，青少年說“想死”，有時是在表達“太難受了”“無法繼續忍受”或“希望有人來幫我”。成年人聽見孩子說這句話時，常常急於否定：“不可以這麼想。”
她認為，更重要的是繼續詢問：什麼時候會出現這樣的念頭？當時發生了什麼？這句話對孩子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想死”不是一個可以脫離情境理解的詞彙。它可能指向死亡，也可能包含逃離、停止痛苦、尋求關注、擺脫關係衝突，甚至是求生等不同想法。這些含義有時會同時出現，也可能隨著處境發生變化。
白殷別後來向媒體解釋為生命設定最後一天的行為。她說，這種做法聽起來很陰暗，卻曾經幫助她“再多活一天”。
此前，她沒有想過“死期”之後的生活。她只是照常生活。而當期限過去，她發現自己還活著，也不得不繼續生活下去。在白殷別看來，那是一個可以倒數的日期。關於“死期”後的生活該怎麼度過，暫時不需要想像。
她筆下的小說主角秀雅其實並不特別。那不是一個特別孤僻、成績很差或與社會格格不入的孩子。白殷別說，也正是因為她像身邊任何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學生，所以才成為這個故事的主角。(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