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殘酷的淘汰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當前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3。這個數據低於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2.1，低於“高度敏感警戒線”1.5；低於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2.41，低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90和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60，甚至低於長期被討論的日本1.34。按照人口學的說法，中國與日本一樣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國家統計局近期公佈的《中國統計年鑑2021》顯示，202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為1.45‰，創下歷史最低值。根據一些地方公佈的上半年人口出生數據推算，今年全國人口很有可能出現負增長。
雖然低生育是一個老話題，但最近，“中國總和生育率低於日本”、“人口負增長”，這兩個信息多少還是激發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低生育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現象？低生育背後有哪些不合理的因素？公共政策與資源如何配置才是合理的？
本文從公平競爭的邏輯探討低生育現象及其公共政策。
本文邏輯
一、低生育：殘酷的競爭
二、低生育：不公的淘汰
三、低生育：應然的世界
人們常說：“高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這句話潛台詞是：高房價提前把“孩子”淘汰了。它揭示了低生育一個殘酷的邏輯：人類自我淘汰的結果。
二戰以來，全球人口在經歷一個嬰兒潮後，出生率開始持續下滑。多數發達國家和越來越多新興國家都已經進入了低生育階段。低生育，是人類自我淘汰的結果。這種殘酷的現實，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這是重點，第二部分論述）。
第一，更高質量的生命替代了更多數量的潛在生命。
在工業文明之前，人類的代際更替週期短，人均壽命不過30-40歲，同時死亡率極高。人們不得不提早結婚、多生育來降低高死亡率和代際更替的風險。進入近代文明之後，糧食產量的增加、醫療技術的進步和穩定和平的環境，大大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同時延長了人類的平均壽命，如今全球人口平均壽命超過70歲，部分國家達到了80多歲。如此，人類的代際更替週期也拉長，生命質量提高，有效工作時間也增加，人們開始主動地推遲結婚年齡，降低生育數量，延長工作年齡。
當然，最開始人們並未完全反應過來，一些國家在二戰後“突然”進入和平、穩定、物質豐富的時代，生育慣性依然還在，出現了嬰兒潮。但是，只需要一代人的時間，人們就會主動降低生育率，用更高質量的生命替代更多數量的潛在生命。
任何一個進入近代文明的國家，家庭人口規模都會下降。據統計，1947年，我國的家庭平均人口數有5.4人，如今家庭平均人口只有2.62人。
第二，更高效用的生命替代了更多數量的潛在生命。
這是一種機會成本的解釋。生育並不是必需品，並不是不可替代的。現代人除了睡覺和生孩子，還有更多有價值的事情。他們追求更高效用的生命，更精彩的人生，從而替代了生育這一事務。上述兩點並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第三點才是。
第三，更高智力的生命淘汰了更多數量的潛在生命。
二戰以後，尤其是70年代以來，技術迭代和經濟全球化加速，知識群體（工程師、技術工人、律師、會計師、設計師、管理人才等）崛起，他們展現了強大的競爭力。這種競爭壓力直接降低了生育率——“少生優育”替代“多生多養”。
最近幾十年，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教育投入可以提高孩子的競爭力，帶來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在美國，從80年代開始，美國家庭的教育密集程度明顯上升。最近30年熱衷於雞娃的美國父母，恰恰是在六七十年代享受了快樂與寬容童年的一群人。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
兩項數據可以給出答案：在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者工資與僅受過高中教育的勞動者工資之比從80年代的1.5提升到現在的2。另一個數據是，自1990年以來，美國的藍領工人消失了2000多萬人，他們多數經歷了失業、轉業，收入長期停滯。
知識經濟加劇了市場競爭，明顯拉低了美國的人口出生率。美國人口出生率從七十年開始下滑，近些年下降速度明顯加快。2020年美國祇有360萬名新生兒出生，創下了1979年以來的新低。
從全球範圍來看，競爭壓力越大的國家，如日德英法美，生育率普遍偏低；反過來，競爭壓力小的非洲國家，生育率更高。假如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之間的勞動力相互流動、相互競爭，那麼非洲國家的生育率也會下降，他們也會更加註重教育投入而不是多生育。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發布的《選擇的力量：生育權及人口轉型》報告，肯尼亞為東非地區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平均每個家庭有3.65個孩子。其中，農村地區生育率略高，平均4.5；而城市地區平均只有2.8。報告指出，農村地區生育率偏高主要由於對家庭型經濟的依賴，但隨著正規教育及現代經濟中創造財富的渠道增加，這種依賴性正在降低。
這裡提供一個有趣的信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大學生正在將課業外包給肯尼亞人。在臉書上找一個肯尼亞槍手並不難，在“僅限肯尼亞作者”的私人討論組內，有超過10萬名成員，每天有300多的跟帖。這群肯尼亞青年多數接受過高等教育，他們熟悉美國大學的教學綱領和前沿理論模型，為美國大學生論文寫作提供一條龍服務，每月可以獲得數千美元的報酬。而另一項數據顯示，2018年，肯尼亞青年的整體失業率高達55%。這無疑是灰色版的“知識改變命運”。
這種競爭壓力同樣明顯地降低了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強大的競爭壓力，尤其是知識經濟的競爭壓力，大大提高了生育與教育的成本。生育可能會降低女性的職業競爭力，至少在工作上帶來一定的壓力。同時，養育孩子需要付出巨大的教育成本——時間與金錢。
城市的競爭烈度明顯大於農村，這導致城市家庭的生育意願低於農村家庭。城市中產意識到，如果多生育但教育跟不上，孩子以後在城市競爭中被淘汰的概率大增；乾脆自己提前把“他”淘汰——不生。
當經濟衰退，收入預期下降，但教育成本和競爭壓力沒有明顯下降，生育率都會明顯下降。在疫情期間，競爭壓力增加和收入預期降低，一些城市家庭降低生育意願，尤其是30歲以內的年輕夫婦推遲了生育。
在中國，生育與教育成本的提高，進而推高了結婚的預期成本。尤其是當教育與房地產捆綁後，生育與教育的成本明顯提前轉嫁到結婚上。“想生孩子，前提是我得有個老婆”，這是一部分單身人士的無奈。2020年，中國結婚登記人數共計814.33萬對，較2019年減少了113萬對。這也是2003年以來的新低，僅為最高峰2013年1346.93萬對的60%。另一個數據是，中國超過7700萬成年人處於獨居狀態，單身成年人的比例近些年明顯上升。
當一些人的婚姻權、生育權在激烈的競爭中落後時、被淘汰時，抑或是主動地放棄、做出預期邊際收益最大化的選擇，這多少有些讓人感到沮喪。倫理學很難接受將人定義為“人力資源”的觀點，但是人立足這個世界，基本前提是個人通過創造有效的供給來競爭有限的資源。在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有效供給並不是人的數量與時間，而是人的創造。在知識經濟時代，效率型增長替代了數量型增長，智力創造替代了“人口紅利”。微觀上看就是，每個家庭減少生育數量，增加單孩的教育投入，以維持家庭與孩子的競爭力。如今，生孩子更像是一種昂貴的投資品，多數家庭只能有限投資。
高職業壓力、高房價、高教育投入、大規模普及機器生產與人工智能抑制了生育，其實質是殘酷的競爭提前淘汰了那些潛在的生命——更具競爭力的生命，更高智力的生命，更高質量的生命，與機器與人工智能相比更具競爭力的生命，贏得了競爭。自工業時代以來，越來越多工作被機器所替代，未來也是如此。科學家、工程師、音樂創作人、籃球運動員、百米賽跑運動員、醫生、心理專家、經濟學家等更可能成為激烈競爭的勝者與剩者，生育抉擇只是將這一殘酷的淘汰前置到腹中。
當我們意識到，低生育是殘酷淘汰的結果，那麼競爭的公平性就變得無比重要了。被不公平的規則淘汰、剝奪了生育權，這是一種令人難以接受的失敗。與低生育產生的焦慮與恐懼相比，生育權的競爭公平問題引發的困惑與不滿更加突出。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生育權的公平性：公共用品是否分配不公導致生育權被淘汰，公共政策扭曲了市場價格提高了生育成本導致生育權被淘汰。
比如，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掀起了平權運動，民主黨政府對少數裔實施補償性政策，要求美國學校給黑人提供專門的錄取名額。在1978年巴克案中，最高法院認為，對黑人學生實行定額制違憲。此後，這種不合理的福利制度逐漸被高校廢除。但是，在奧巴馬政府以及如今的拜登政府時期，民主黨深藍州的學校依然存在大量的黑人專屬名額。民主黨的鐵盤弗吉尼亞州，學校教職人員發展為民主黨的堅實後盾，他們試圖更改美國歷史，追求學校裡教師、學生在種族分佈上數量平衡，甚至在篩選中給以差別性對待。這其實構成了對白人的反向歧視。在這次州長改選中，共和黨的政治素人格倫·楊金承諾禁止所謂的“批判種族理論”，獲得了當地多數中年白人女性的支持，一舉擊敗了民主黨的老政客麥考利夫，成為新一屆州長。
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公共教育資源的公平性，這直接影響著家庭的教育成本。公共教育資源在種族、城鄉、民族之間分配不均衡、不公平，這導致生育成本的差異和生育權的不公平競爭，促使一些種族、區域的人口出生率更低或者教育程度更高。
2010年，美國純白人比例是63.7%，黑人是12.6%。根據美國人口普查部門的估算，到了2050年，純白人比例將下降到46.6%，黑人的比例上升到14.4%。當然，白人比例下降、黑人比例上升是多因素造成的，我們關注的是教育公共政策的種族歧視對生育率的影響。在美國“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下，不同種族的人口數量增加或減少，對公共決策影響巨大。在這方面，黑人、少數裔與民主黨存在優勢，白人與共和黨更為被動。
在中國，教育公共資源的分配問題同樣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在當前“雙減”政策背景下，我們需要重點解決的是教育資源的不平衡問題。假如消滅市場這個教育追趕的渠道，名校的優勢會更加明顯，接下來的重點是投入大量的財政提高其它公立學校的教育水平，做到公共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
教育成本是影響生育意願的重要因素，公共教育的投入不足會增加家庭的教育成本，進而抑制生育意願，同時也會降低教育權的公平性和孩子的成材率。
如果將教育權與私人用品（房產）掛鉤，那麼公共資源會抬高房價，同時增加教育成本和住房成本，對生育的抑制是雙重的。“高房價是避孕藥”，這句話不僅說明了房價對生育抑制，更體現了扭曲的房價對生育、教育和居住資源的競爭，出現了不公平的淘汰。
這就是我們關注的第二個重點：公共政策扭曲了市場價格提高了生育成本導致生育權被淘汰。生育與教育的成本，本質上是一種市場價格，不公平政策抬高與扭曲這一價格，都會影響生育數量和教育質量。
我們從房價追溯到貨幣政策。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貨幣政策對房價與家庭財富的影響都非常大。在法幣制度中，鑄幣權是一項公權力，貨幣政策是一項公共政策，誰更靠近這一公權力誰就更有可能獲利。事實上，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貨幣超發極大地膨脹了房地產及金融資產。反過來，房地產通脹與物價上漲削弱了勞動者、普通家庭的真實購買力與實際財富。這項公共政策引發的貧富擴大化，削弱了普通城市家庭在生育權和教育權上的競爭力——抑制了生育的同時降低了現有孩子的教育水平。
自由市場是一個分權系統，如果公共政策扭曲了供需、價格與分配，那麼這個系統容易崩潰。在大蕭條時期，不公平的製度引發了貧富懸殊，普通家庭有效需求不足，導致市場懸崖，價格深度衰退。同樣，如果公共政策不公平和錯誤的政策干預，抑制了普通家庭的生育需求，導致人口懸崖，生育與教育價格深度衰退後，生育“購買力”才可能觸底回升。這是“人口大蕭條”。
如今，多數人都明白，公共資源分配不公和公共政策扭曲市場價格，會引發家庭的貧富懸殊，但這兩項不公平的進一步惡果是，一些家庭的人口被提前淘汰，一些家庭的人口獲得卓越的教育與競爭力。推演到這裡，為了捍衛每一個家庭公平的生育權和教育權，多數人都會反對公共資源的不公平分配以及公共政策對市場價格的錯誤干預。反過來說，解決生育問題的根本之策是公平分配公共資源，以及降低公共政策對價格的干預。
確認生命權的人人平等（身份平等），是近代社會一切政治與經濟文明的前提。但是，生命權脫胎於生育權，父母擁有平等的生育權是平等生命權的條件。當然，這並不是支持結果平等，不是說每個家庭的生育數量都必須一樣，而是說，每個家庭的生育權不應該受到不公平政策的抑制——這本質上也是在捍衛生命權。
假如實施人人平等的公共教育政策，同時促進個人與個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自由競爭，這是不是一個更好的世界？
這當然是一個更好的世界，這是一種人身平等和自由競爭的公共制度。多數經濟學家（實證經濟學）認可這種“實然”狀態是一個更自由、更有效率的世界。但是，規範經濟學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應然”的世界才是更好的世界。實際上，公共制度只確保人身平等和自由競爭是不夠的，還必須追求機會公平。
一個沒有公共教育資源的國家和一個公共教育資源公平分配的國家，這兩國家各自都在教育權上做到了人身平等，但是結果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沒有公共教育資源的國家對窮人家庭是不利的，這種看似公平的製度會抑制窮人家庭的生育和教育水平。反過來，一個公共教育資源公平分配的國家維持了更加公平的生育權和教育權。其中的差距就是機會平等。
弗里德曼在《自由選擇》第五章中詳細地論述了人身平等、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弗里德曼認為，當解決了人身平等——法律面前、公共政策面前人人平等後，就有了更高的訴求，那就是機會平等。
他是這麼論述的：實實在在的機會均等——即所謂“同等”——是不可能的。一個孩子天生就是瞎子，而另一個則視力完好；一個孩子的父母從小就對他的幸福特別關心，提供良好的文化學習和智力發展的條件，而另一個孩子的父母則生活放蕩，對孩子放任不管。顯然，他們並不是生下來就享有同等的機會。而且，也無法使他們的機會同等。
弗里德曼認為：“機會均等只不過是更具體地說明人身平等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含義”。自由市場的機會公平更多體現在市場准入的公平上，即不存在歧視，但這是人身平等具體化。但是，機會均等並不是人身平等的具體化，而是通過公共制度縮小人與人之間的兩項差距：天賦的差距和家庭出生的差距（家庭財富、教育等）。儘管這很難實現，尤其是天賦的差異，但正因如此才需要公共制度的介入。
機會均等是自由市場和公平社會的必要前提，政府需要在公共資源上，尤其是公共教育上，降低天賦的差距，尤其是家庭出生的差異。弗里德曼也承認：大、中、小學“免費”教育的擴大，也反映了這一目標（機會均等），儘管他認為這樣做並不完美。
如果公共教育資源的投入不足，父母的財富基本上決定了孩子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水平。家庭貧富懸殊將導致孩子智識水平和競爭起點的差距。這對富裕家庭的孩子是有利的，但對貧窮家庭的孩子來說是不公平的——他沒有辦法選擇出生。如果削弱公共教育的投入，表面上做到了人身公平，但破壞了機會公平。如此，自由市場所謂的公平競爭存在先天的缺陷——拼爹。
從七十年代開始，知識經濟崛起，教育投入的回報率提升，家庭財富的差距以及對教育的投入差距，擴大了機會不平等，而修復這一不平等的唯一手段就是加大公共教育資源。最近半個世紀，全球主要國家大量投入公共教育，通過確保基礎教育的公平性來盡量維持機會的均等。
事實上，公平的充分的公共教育，可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成本，促進他們在生育權、教育權的競爭上更加公平。當然，促進機會平等的公共資源不僅僅是教育，住房、醫療、就業等方面的家庭差距對機會平等的影響同樣很大。所以，在住房、醫療、就業等方面的公共投入，也在促進機會的公平。
但是，這裡容易出現兩個問題：一是福利主義；二是對高收入家庭的不公平。這是經濟學中非常難解決的問題，那就是公共用品的分配難題——缺乏價格機制。在沒有價格機制的環境中，民主的分配方式與自由的競爭存在衝突。
這裡的核心問題是製度的內生性，即制度是在自由市場中內生的，而不是一個破壞市場競爭的外生變量。我們看，公共制度是如何產生的？
我們之所以讓渡部分私權、自由與資源，去建設公共制度和公共用品，是為了支持一個主持正義的理性主體（如國家），避免個人被掠奪、被壟斷與被剝削。現代國家的存在，更像是一個保險市場，公民按照預期收益最大化的原則，通過納稅“投保”，通過參與公共制度建設來“承保”，確保自己在被掠奪時、被侵犯時、破產時、失業時、遭遇生命與財產風險時，能夠獲得一份保障。移民相當於更換了保險公司，購買了另一份保險合約。所以，國家合約或者集體合約，是一種經濟合約。
公共選擇學派將集體行動視為一種市場，公共決策視為一種市場行為。公共制度的誕生，不應該是少數人的“建構”，而是多數人的“交易”。制度是自由市場中所有個體契約的“最大公約數”——一致同意原則，這是製度內生性的有效解釋。教育、醫療、住房與生育等公共用品，投入多少合適，投入多少才能維持機會公平，完全由多數人（包括高收入家庭）的“交易”決定。
在現實世界中，自由市場並不是資源分配的唯一方式（還存在掠奪、壟斷、計劃等方式），但它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正因如此，制度的使命是激勵和約束人類使用自由競爭的方式去獲取資源。公平與正義的製度是自由市場的一部分，它促進了自由交易和經濟效率。
所以，有效的公共政策，不僅提供公平的公共教育資源，還必須提供充分的公共教育資源，以平衡不同家庭在機會上的不平等。事實上，更公平、更充分的公共教育資源，可以促進機會公平，進而促進經濟效率。從自然的角度來說，這是市場效率的源泉。
最後，低生育，本身不是問題，問題的關鍵是低生育背後存在哪些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素。（智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