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出生人口變化對教育領域產生較大影響，最先受到衝擊的就是幼兒園。第一財經記者整理《中國統計年鑑2025》資料發現，2024年中國幼兒園專任教師減少24.18萬人。資料顯示，學前教育階段專任教師已連續2年減少，從2022年324.42萬下降到2024年的283.19萬，兩年減少了41.23萬人。從幼兒園數量來看，自2022年起，中國幼兒園數量就已連續三年減少。其中，2022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8.92萬所，較上年減少5,610所，下降1.9%。第一財經記者梳理髮現，這也是自2008年全國幼兒園數量首次負成長。 2023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7.44萬所，較上年減少14,808所，下降5.12%。去年幼兒園數量又比前一年減少2.11萬所。三年來，幼兒園數量減少41569所。整體來看，近年來出生人口的變化直接引發了幼兒園數量的變化。不過，未來幼兒園專任教師和幼兒園數量減少的態勢可望趨緩。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從2021年到2023年，雖然出生人口持續下降，但整體降幅趨緩。 2024年，出生人口還比2023年增加52萬人。出生人口變化的態勢也將影響未來幼兒園教師數、幼兒園數量的變化。人口結構的變化，幼兒園教師數量和需求的減少，也為以培養幼教師資為主的師範院校帶來了明顯影響，多所幼師院校加快轉型調整。近日，衡陽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正式設立計量檢測與自動化系，組成系領導班級及專業教師團隊，全面啟動繫上建設工作。這是該校響應湖南省「高等院校佈局最佳化」「學科專業最佳化」兩優方案、向計量職業技術學院轉型的核心舉措，標誌著學校將精準對接先進製造業需求，為區域計量產業輸送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根據該校網站文章，“學科跟著產業走，專業圍著需求轉”，該校早在2024年便啟動轉型籌備工作。期間，學校不僅與衡陽市工信局座談對接產業需求，還組隊赴中國計量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多所高校及杭州職業技術學院考察取經，並成立計量專業建設辦公室作為轉型“先鋒隊”，系統推進專業規劃、師資引進、校企合作等工作。根據規劃，學校將重點投入計量實務基地建設，預計2028年圍繞計量領域設定12個相關專業，形成特色鮮明的計量專業叢集。根據中國青年報報導，寧波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削減五年制學前教育專業招生計畫，以往每年招錄600多人，今年削減了255人，爭取在3年內清零；削減三年制學前教育專業招生計畫，在3年內，減為目前的二分之一。這意味著，3年後師範生將佔總招生人數的35%左右。在減少學前教育專業招生量的同時，學校圍繞學前教育專業向其他相關專業延伸，敏銳把握「托幼一體化」趨勢，瞄準社會0-6歲兒童教育養護需求，設定了嬰幼兒托育服務與管理、早期教育等專業，從單一的幼兒園教師培養，向服務兒童全生命周期成長的綜合性人才培養高地轉型。今年7月4日，湖南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召開2025年上學期休學教職員大會。圍繞辦學理念、培養模式、教師能力等方面，會議提出轉型實施路徑，為轉型發展明晰方向，找準突破口。其中在轉路徑方面，該校提出推動專業建設向下延伸、向上拓展、向外融合，打造「師範+專業群」協同發展。在鞏固師範教育傳統地位基礎上，聚焦民生需求，開設新專業新課程，建構涵蓋全生命周期的專業人才培育體系。擁抱數位變革，培養適應智慧時代需求的人才。積極拓展賽道，開拓數位產業、健康產業、文化旅遊產業、藝術科教產業等產業領域新陣地，填補區域人才缺口。 （第一財經資訊）

利率是全球央行用於引導經濟活動變化的關鍵貨幣政策工具。圖片來源：Flickr/Bank of EnglandIsabela Bartczak世界經濟論壇長壽經濟倡議主管利率是全球央行用於引導經濟活動變化的關鍵貨幣政策工具。但隨著全球人口持續老化，利率設定等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效力可能會減弱。各大央行不僅要確保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同時還需開發替代性工具以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經濟。從全球升息到政治壓力，央行近來頻頻成為新聞焦點。但這些頭條新聞忽略了央行面臨的一個日益嚴峻的挑戰：隨著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預計到2054年將翻倍，央行政策工具的效力可能逐漸減弱。利率長期以來是貨幣政策的核心工具，其作用如同汽車油門踏板，降息可加速經濟活動，升息則能抑制經濟成長。歷史上，利率調整在幫助央行履行使命方面成效顯著，既能維護物價穩定，更能保障金融體系穩健。這通常源於貨幣政策工具透過引導或抑制消費、儲蓄及投資行為來發揮作用。人口結構轉型為更新和強化金融體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但老齡化對作為貨幣政策核心工具的利率的影響不容忽視。人口老化如何影響利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經濟展望》指出，老齡化人口透過以下途徑對利率形成下行壓力：儲蓄增加：隨著預期壽命延長及公共退休金制度面對的老化壓力加劇，民眾需增加儲蓄。可貸資金供給的成長將壓低其價格（即利率）。減少投資：研究表明，風險偏好及進行大額投資（如購房）的傾向會隨年齡增長而降低。因此老年族群對貸款需求減少，進一步壓低利率。隨著利率以這種方式被壓低，央行可用的有效工具日益減少。這如何影響貨幣政策？當經濟開始降溫時，央行通常會降息以刺激經濟活動。但如果老年族群進行大筆投資的可能性降低，他們對降息的敏感度也會降低，央行可能需要更大幅度的降息才能達到預期效果。但在人口結構因素持續壓低利率的環境下，央行降息空間終將觸及零下限。儘管負利率是可行選項，但通常僅用於經濟困境與風險危及金融穩定和流動性的特殊時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老化可能限制貨幣政策空間。 當前全球面臨各種變數，從地緣經濟、非銀行資本風險到人工智慧，不確定性已成為常態。貨幣政策受限可能加劇經濟動盪風險。我們不再年輕，這代表什麼？好消息是人口老化並非經濟衰退的預兆。事實上，它蘊含著令人振奮的機遇，可能抵銷利率下行壓力。人們常認為壽命延長意味著更多老年時光，但這同樣意味著更長的青壯年時期。研究表明，2022年70歲人群的平均認知能力相當於2000年53歲人群的水平。若70歲等同於新的53歲，金融行為理應隨之調整－人們的消費與投資周期將顯著延長。另一項普遍假設是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將持續下降，從而拖累生產力並壓低利率。但該假設基於15至65歲的平均工作年限，而隨著壽命延長至八九十歲，這種模式對多數人而言可能既不可行也非理想。高盛集團報告指出，即便不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平均工作年資仍在延長。報告同時指出，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提升，尤其是產後重返職場，同樣推動勞動壽命延長。隨著人口持續老化，為女性創造更多就業空間既能提振經濟，也有助於抵銷利率下行壓力。最後，人工智慧等新技術正在重塑全球經濟格局，並緩解部分人口壓力。面對持續的老化趨勢，個人、企業和政府將學會適應，運用新技術和創新成果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消費方式。央行該如何應對？儘管影響經濟對利率敏感度的因素眾多，但人口老化趨勢不容忽視。 老齡化經濟體對貨幣政策決策的反應需成為常規考量。隨著利率及其敏感度隨時間變化，央行需透過以下創新舉措應對：1. 維持利率有效性若老年群體儲蓄增加與投資減少導致利率下行，央行需逆勢而為，營造鼓勵民眾延長消費投資周期的環境。一項針對55歲以上成年人的全球調查顯示，許多老年人希望繼續工作卻找不到機會，這限制了他們在更長壽命周期中的消費和投資能力。維持利率有效性的創新解決方案之一，是央行將促進老年人就業作為維護經濟穩定的工具。2. 尋找利率替代方案央行維護經濟穩定的另一個途徑是採用非常規貨幣政策。這可能包括宏觀審慎政策等工具，以降低金融體係避險的敏感度。英國央行採用的逆周期資本緩衝（CCyB）便是典型案例。該機制要求英國銀行在經濟擴張期增加資本緩衝，並在經濟衰退期間釋放緩衝以吸收損失。在老齡化時代，我們是否正對利率「脫敏」？人口老化將影響社會每個角落，利率亦不例外。從今往後，央行再無法忽視這一趨勢對其職能的影響。值得欣慰的是，人口轉型為金融體系升級提供了一個契機，使首次被排除在外的群體得以納入。這將透過增強個人金融韌性來推動宏觀經濟穩定。那麼，我們是否正因人口老化而告別利率時代？雖無法斷言，但若公共與私營部門的領導者能將人口老化視為機遇，世界或許能藉此邁向經濟穩定的新階段。 （世界經濟論壇）

談到巴基斯坦，應該不陌生。大多數人印象中巴基斯坦和中國的關係很好，因而巴基斯坦又叫巴鐵。還有的人覺得巴基斯坦是一個很窮的國家，而且境內沙漠遍地，那理論上應該人口稀少，就和中亞那些斯坦國一樣。巴基斯坦地形圖，境內大多數土地被山地和沙漠覆蓋。但實際上巴基斯坦是一個人口大國，目前人口數量已經有2.5億了，在世界200多個國家中排名第5。更反差的是巴基斯坦的人口數量仍然在較快增長，並且目前巴基斯坦一年新出生人口數量已經和中國一年新出生人口數量差不多了，儘管中國有14億人，幾乎是巴基斯坦的6倍。目前中國的年出生人口數量已經下降到900萬，而巴基斯坦去年的新生兒數量有750萬，已經和中國差不多了。各國出生人口數量對比。為什麼巴基斯坦的人口增速這麼快呢？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巴基斯坦是一個伊斯蘭教國家，而且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十分落後。首先伊斯蘭教在教義上嚴格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和權利，比如中東不少國家的女性只能穿黑袍，甚至都不能出門、上學、工作。這就導致女性在這些國家還只是生育工具。其次巴基斯坦的經濟發展水平太落後了。其實經濟發展上去後什麼宗教都不再重要，以前基督教比伊斯蘭教還保守，即使是教義也不是不可以更改。幾十年來經濟發展的伊斯蘭國家的生育率都在狂降，包括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人均GDP僅有1500多美元，比印度還要窮。從好的方向看，巴基斯坦的人口增長導致其有巨量廉價勞動力，這也是近年來很多工廠之所以搬去巴基斯坦，而這將推動巴基斯坦的經濟發展。從壞的方向看，巴基斯坦的年齡結構偏年輕化，導致大量兒童需要撫養，這就拖累了經濟的發展。而且人口過多也導致巴基斯坦的生態環境惡化，人地關係緊張。其實巴基斯坦的人口爆炸對中國影響較小，除非未來中國全面放開對巴基斯坦的移民准入。巴基斯坦威脅最大的還是印度，畢竟兩國都在南亞，中間也沒山擋著，而且是真正的世仇，不可調和的那種。2025年印巴軍事力量對比。目前巴基斯坦有2.5億人，印度有14.5億，兩國人口比例是1：5.8，就這印度對付巴基斯坦已經十分費勁。而預計到2100年印度有15億人，巴基斯坦可是5.5億，兩國人口比倒變成了1：2.7，一下巴基斯坦猛增了2倍，印度還在那原地踏步，可想而知那時印度如何抵擋住西北邊的巴基斯坦。另外南亞次大陸上的穆斯林國家可不只有巴基斯坦，還有孟加拉國，曾經也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後來獨立。目前孟加拉國的人口數量是1.7億，像其首都達卡有3700萬人，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城市。而到2100年孟加拉國可能增長到2.8億，那孟巴加一起就是8.3億，一西一東夾擊印度。 (未音g)

摘要2026年作為“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增長動能正處於關鍵“換擋期，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六大核心困境與挑戰。第一，增長動能轉換陷入青黃不接：內需呈現“K型”分化，居民消費受制於資產負債表壓力與收入預期偏弱，傳統“基建‑地產”投資模式衰減，而外需則因全球貿易環境變化承壓，亟需依靠“新三樣”等新動能與中國消費升級破局。第二，債務風險高企且相互交織：宏觀槓桿率居於高位，房地產調整、地方政府債務與實體部門債務形成“風險三角”，化解風險需精準平衡，推動房地產發展新模式並重構地方財政健康基礎。第三，人口結構拐點帶來系統性壓力：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老齡化加速擠壓財政、重塑消費結構，必須將“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並大力發展銀髮經濟。第四，創新突破遭遇雙重瓶頸：關鍵核心技術面臨“卡脖子”封鎖，基礎研究投入不足；同時部分產業陷入“內卷化”競爭，亟待通過標準提升與數位化轉型最佳化產業生態。第五，區域發展失衡呈現新特徵：東西部差距從增長速率差距固化為“創新鴻溝”，城鄉要素流動仍存制度性梗阻，需通過要素市場化改革釋放內需潛力。第六，綠色轉型需平衡多重約束：在確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推進“先立後破”，並統籌高碳產業轉型成本與區域公正轉型，防範社會風險。儘管挑戰嚴峻，但政策層面已明確以擴大內需、強化創新、防範風險與深化改革開放作為應對主線。2026年的核心任務在於穿越轉型陣痛，著力夯實增長韌性、突破科技壁壘、健全長效機制，從而為實現高品質發展與2035年遠景目標奠定堅實基礎2026年，作為“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經濟邁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這不僅是一個五年規劃周期的開始，更標誌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系統性轉變：從依賴要素投入和規模擴張，轉向依靠創新、效率與安全。站在這個承前啟後的節點上，理解2026年的挑戰，必須建立在2025年中國經濟所呈現的“韌性與陣痛並存”的複雜圖景之上。一方面，經濟基本面展現了強大的抵禦壓力的能力與新動能的蓬勃生機。 2025年上半年，中國中國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5.3%，在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下，增速穩中有進。增長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2%，發揮了“壓艙石”作用。尤為亮眼的是，以新質生產力為代表的結構升級步伐堅定：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5%，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超過30%，研發經費投入佔GDP比重已接近2.7%，超過歐盟平均水平。與此同時，積極的宏觀政策持續發力，2025年中央本級科技支出預算增長10%，基礎研究預算安排增長12.1%，彰顯了推動科技自立自強的決心。另一方面，深層次的結構性調整陣痛依然清晰可見，構成了“關鍵過渡期”的主要特徵。 最突出的挑戰來自房地產市場的持續深度調整。2025年1—11月，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5.9%，新開工面積下降20.5%，銷售額下降11.1%。這表明，作為過去重要增長引擎的房地產業，其發展模式正在經歷根本性重塑，並對地方財政、金融穩定和產業鏈帶來持續壓力。與此同時，人口結構的歷史性轉折帶來長期約束，2024年末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已達15.6%，正式步入中度老齡化社會，這將對潛在增長率、消費結構和社會保障體系產生深遠影響。展望2026年，中國外機構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將在消化存量壓力與培育新動能中尋求平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25年7月的報告中，將中國2026年經濟增長預期上調至4.2%。摩根士丹利同樣將2026年中國GDP增速預測上調至4.2%，並指出經濟將處於“溫和調整”期，政策框架旨在為經濟托底的同時，漸進地化解債務等結構性壓力。這些預測共同描繪了一個共識：2026年全球經濟增長環境依然複雜（IMF預測2026年全球增速為3.1%），而中國經濟的核心任務是在外部需求不確定性猶存的情況下，於內部完成一場艱難的“新陳代謝”。因此，本文將深入剖析中國經濟在這一特定歷史交匯點所面臨的六大核心困境：增長動能的接續困境、高債務下的風險化解困境、人口結構拐點的系統性困境、科技突圍與產業升級的雙重困境、以及區域城鄉失衡與綠色轉型的約束困境。這些困境相互關聯、彼此制約，共同構成了邁向高品質發展道路上必須踰越的關隘。下文將逐一展開論述。增長動能轉換困境 內需不足與外需承壓的雙重夾擊中國經濟的增長引擎正處在關鍵的“換擋期”。傳統上，依靠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拉動的模式已顯疲態，而以中國消費和科技投資為主導的新動能尚未完全成型。這一轉換過程面臨的直接困境是總需求不足，其背後是內需的“K型”分化與外需的結構性挑戰。從內部看，消費復甦呈現出冰火兩兩重天的局面，基礎仍需鞏固。一方面，以新能源汽車、智能電子產品為代表的升級類消費增長強勁。2024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達1，286.6萬輛，市場滲透率一舉突破40.9%，展現了在特定領域強大的內需潛力與產業競爭力。官方資料顯示，2025年1-11月，新能源汽車銷量同比激增38.5%，通訊器材類零售額同比增長高達19.5%，成為消費市場最亮眼的類股。另一方面，佔主體的基礎性消費和服務消費卻持續承壓。2025年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長1.3%，其中商品零售額增速為1.0%，餐飲收入增速為2.6%，均處於低位。限額以上單位糧油食品、服裝鞋帽、日用品等必需品類消費增長普遍乏力，折射出大眾消費意願的疲軟。其根本原因在於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承壓。2024年，中國居民部門槓桿率（居民債務/GDP）在3月底達到60.9%的高點後，於第三季度出現連續收縮。高企且見頂回落的槓桿率，疊加房地產市場調整帶來的財富縮水效應，顯著擠壓了日常消費空間。更為深層次的是居民收入與消費信心問題。2025年上半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5.4%，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長5.3%，兩者增速基本匹配，但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在經歷短暫回升後再度徘徊於歷史較低區間。特別是財產性收入增長緩慢（2025年上半年僅名義增長2.5%），而工資性收入增長受經濟環境影響亦有所放緩，制約了消費能力的根本性改善。因此，“十五五”規劃強調“擴大內需”戰略，其核心已不僅是刺激消費，更在於通過收入分配改革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重塑居民的消費能力和信心。為此，2026年的政策工具箱將更加精準，包括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畫”、繼續提高基礎養老金、最佳化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商務部已明確表示，將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著力破除抑制消費的體制機制障礙。在投資端，傳統的“基建-地產”驅動模式已不可持續。2024年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100，280億元，同比下降10.6%，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也大幅下滑，對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造成直接衝擊。作為應對，投資結構正被迫向“新質生產力”領域轉型。財政政策正變得更為精準，市場預計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將略有增加至約4.5兆元，中央預算內投資規模在2025年7300億元的基礎上可能繼續增加。這些資金將重點支援科技創新、城市更新、“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以及具備條件的“十五五”重大戰略項目，如東數西算、特高壓輸電通道等。高盛的研究認為，這種政府主導的定向投資對於彌補短期需求缺口、引導產業升級至關重要，但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較之過去的“鐵公基”模式更為平滑和滯後，投資乘數效應可能從過去的3-5倍下降至2-3倍。同時，中國在城鎮化、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等方面投資空間依然巨大，例如人均基礎設施存量資本僅為發達國家的20%到30%，5G基站、資料中心、充電樁等新型基礎設施覆蓋率仍有巨大提升空間，這為“十四五”期間的投資最佳化提供了長期方向。國家發改委近期多次表態，將發揮好政府投資帶動放大效應，支援社會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等領域建設。從外部看，外需環境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全球化處理程序遭遇逆流，“脫鉤斷鏈”風險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得依賴傳統低成本製造出口的模式面臨嚴峻挑戰。世界貿易組織（WTO）對2026年的全球貿易增長預期趨於保守，預計增速約為3.3%，遠低於21世紀頭十年的平均水平。然而，挑戰中也催生了新業態。以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出口逆勢上揚，2025年1-11月，中國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合計出口額同比增長超20%，佔出口總值比重進一步提升。這揭示了中國外貿的新路徑：從單純的商品輸出轉向“產業鏈出海”和“技術標準輸出”。例如，以寧德時代、比亞迪為代表的龍頭企業，通過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和研發中心，深度嵌入甚至主導區域供應鏈。這種“出海2.0”模式，是中國突破外部圍堵、建構新競爭優勢的必然選擇，但同時也對企業全球化營運、合規管理和跨文化整合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據統計，2024年中國企業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中，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投資佔比持續上升，主要集中在製造業和基礎設施領域。正如摩根士丹利所言，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正從“中國製造、全球銷售”轉向“全球製造、全球經營”，這一過程充滿了地緣政治和市場准入的挑戰。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也指出，中國經濟有潛力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增長引擎從投資和出口轉向中國消費，從商品轉向服務，這一轉型若成功，將不僅惠及中國，也將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關鍵支撐。債務風險困境 高槓桿下的金融脆弱性與財政安全挑戰在追求轉型發展的同時，如何穩妥化解過去高速增長期積累的債務風險，防止其演變為系統性金融危機，是2026年宏觀治理面臨的最嚴峻考驗之一。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行業風險與實體部門債務緊密交織，形成了一個複雜的“風險三角”，任何一點的失守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考驗著政策制定者的精準拆彈能力與宏觀平衡智慧。宏觀槓桿率高企是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資料，2024年三季度中國宏觀槓桿率攀升至298.1%。以國際清算銀行（BIS）口徑計，2024年末中國宏觀槓桿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9。更值得關注的是結構性問題：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高達138.1%，在全球排名第6，且自2019年以來上升了47個百分點，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增幅最大的。這反映出中國企業部門對債務融資的依賴度極高，在經濟下行周期中，利潤承壓與債務付息壓力形成惡性循環，嚴重侵蝕了企業投資和創新活力，使得經濟轉型所需的微觀主體活力受到抑制。2025年三季度，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雖轉正，但絕對水平仍低於疫情前，企業資產負債率仍處高位。與此同時，居民部門槓桿率在2024年3月底達到60.9%的峰值後開始連續收縮。這種“被動去槓桿”並非信心增強的表現。而是居民在收入預期轉弱和資產價格（主要是房價）下行背景下，主動削減負債、增加預防性儲蓄的結果，這直接抑制了消費復甦的動能，並可能形成“債務收縮-消費疲軟-經濟下行”的負向循環。中國人民銀行城鎮儲戶問卷調查顯示，傾向於“更多儲蓄”的居民比例持續高於傾向於“更多消費”和“更多投資”的比例。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是當前最突出的風險源和經濟下行壓力源。行業已告別高增長時代，進入供求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調整期。2024年，中國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9.74億平方米，銷售額9.68兆元，同比分別下降12.9%和17.1%。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下降17.0%，其中中國貸款下降6.1%，個人按揭貸款更是大幅下降27.9%，顯示金融體系正在主動收縮對房地產的風險敞口，這既是防範風險的必要之舉，但也可能加劇行業的流動性壓力。房地產風險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它直接影響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2024年中國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同比下降約20%，削弱其償債能力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通過上下游產業鏈（鋼鐵、家電、金融等）影響大量就業和企業經營，對宏觀經濟的穩定構成廣泛衝擊；更重要的是，房地產作為銀行體系最主要的抵押品，其價格下行可能觸發金融系統的資產質量危機，威脅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因此，當前政策的重點已從刺激需求轉向建構“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其核心思路是推動“市場+保障”雙軌制：一方面，通過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並探索“鼓勵收購存量商品房重點用於保障性住房”，以滿足基本居住需求，穩定市場預期，並部分避險商品房市場下滑對投資的拖累；另一方面，讓商品住房回歸商品屬性，但嚴格防範金融投機，推動行業從高槓桿、高周轉模式轉向精細化、可持續營運。住建部已提出，2026年計畫在中國範圍內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並推動建立“人、房、地、錢”要素聯動的新機制。IMF也建議，需要採取“更果斷、更堅決”的措施來應對房地產行業問題，包括讓無法生存的開發商退出市場，並完成未完工的住房建設，以恢復市場信心。這一模式轉型的成敗，直接關係到金融穩定和經濟軟著陸的大局。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化解需要“存量治理”與“長效機制”雙管齊下。風險積累的根源在於傳統的“土地財政”模式難以為繼。隨著，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償債資金來源急劇收縮，而承擔的發展職能和支出責任並未相應減少，導致收支缺口擴大。“十五五”期間的化債工作將是一場攻堅戰。2026年，財政政策將“保持必要的財政赤字、債務總規模和支出總量”，預計中國財政赤字率大機率維持在4%左右（對應約5.9兆元赤字），政府債券淨融資規模或在14.5兆元左右，同比小幅增加。化債重點將從隱性債務逐步轉向融資平台經營性債務，通過最佳化債務重組和置換辦法，多措並舉進行市場化化解。財政部已明確，將統籌各類資金、資產、資源和各類支援性政策措施，妥善化解存量隱性債務。同時，中央嚴令禁止違規新增隱性債務，並嚴防虛假化債。其關鍵在於，在遏制新增隱性債務的同時，通過中央轉移支付和培育地方新稅源（如健全地方稅體系，研究完善消費稅徵收環節並穩步下劃地方），重構地方財政的健康基礎，這一過程需極度謹慎，避免引發區域性信用收縮。金融監管部門也將著力化解存量風險，嚴守不“爆雷”底線，並指導機構依法依規參與融資平台債務風險化解，穩妥推進金融資產投資公司（AIC）參與化債。標普全球評級指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重組過程可能漫長，但系統性風險是可控的。人口結構拐點困境 老齡化加速與人力資本升級的緊迫賽跑人口結構的歷史性轉折，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具確定性和深遠影響的長期挑戰。2026年，中國將無限接近“中度老齡化社會”的標準，這場“靜悄悄的革命”將從勞動力供給、消費結構、財政負擔等多個維度，對經濟運行施加強大的系統性壓力。最直接的衝擊體現在勞動力市場的根本性變化上。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6-59歲）總量自2012年達峰後持續下降，預計到2026年將降至8.6億人左右，佔總人口比例跌破60%。勞動力供給的持續萎縮，意味著過去支撐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人口數量紅利基本結束，勞動力成本將呈現長期上升趨勢，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加速削弱，部分產業向勞動力成本更低地區轉移的壓力持續存在。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24年農民工總量同比微增，但增速已顯著放緩，本地農民工數量增長快於外出農民工，反映出人口流動趨勢的變化。更為棘手的是勞動力供需的結構性錯配。產業升級急需大量高技能人才，而傳統產業釋放出的勞動者，其技能結構難以匹配新經濟需求。目前，中國技能勞動者中高技能人才佔比僅約8%，與主要發達國家普遍超過20%的水平存在巨大鴻溝，這直接導致了“就業難”與“招工難”並存的矛盾現象，既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也制約了產業升級的步伐。因此，“十五五”期間，如何將“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通過教育體系改革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大規模培育工程師、高級技工和數位化人才，已成為關乎國家競爭力的緊迫任務，這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共同投入巨大的資源與長期的堅持。教育部、人社部等多部門已聯合推動職業教育改革，目標是到2027年，高端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重點領域技能人才缺口得到有效緩解。老齡化處理程序的加速，帶來的壓力遠超勞動力範疇。這不僅意味著國民儲蓄與消費結構的重塑——老年人口的消費模式更側重於醫療保健、康復護理和精神文化服務。而對住房、汽車等大宗商品的消費意願下降，這要求整個供給體系必須隨之調整——更對財政和社會保障體系構成極限壓力。養老金收支缺口將直接考驗財政可持續性，並倒逼包括漸進式延遲退休、發展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在內的一攬子改革加速落地，這些改革涉及億萬民眾的切身利益，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穩妥的推進策略。從消費端看，這催生了龐大的“銀髮經濟”市場。政策已明確將其作為新的消費增長點進行大力發展。據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預測，到2030年，中國銀髮經濟總規模將達到約20兆元，佔GDP比重約15%。這一市場涵蓋多個高速增長的細分領域：養老護理與服務：目前中國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過4000萬，但養老護理人員缺口巨大。預計專業護理、康復輔助器具、智慧養老等細分市場將迎來爆發式增長。健康管理與醫療：老年人人均醫療支出是國民平均水平的3-5倍。慢性病管理、遠端醫療、中醫藥康養、高端體檢等需求激增。適老化改造與居住：居家適老化改造市場規模預計超過兆元，同時養老社區、老年公寓等機構養老需求持續上升。文娛休閒與教育：“60後”新老年群體消費觀念開放，推動老年旅遊、老年教育（老年大學）、文化娛樂等產業快速發展。國務院及多部委已印發《關於發展銀髮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提出4個方面26項舉措，從拓展居家社區養老、發展老年用品、培育智慧養老、最佳化金融服務等多維度進行系統部署。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預測，在“十五五”期間，教育、醫療、文化、養老等服務消費將有巨大增長空間，最終消費支出有望超過90兆元，佔GDP比重約60%。從宏觀經濟視角看，老齡化社會通常伴隨著國民儲蓄率的趨勢性下降，這將改變中國經濟長期依賴高儲蓄支援高投資的資本形成模式，迫使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國際機構的分析普遍認為，應對人口結構挑戰，遠非單一政策可解，它要求中國在教育、醫療、養老、資本市場監管等領域進行一整套系統性的制度創新，以創造新的“制度紅利”。有市場分析甚至將超長期國債收益率的下行趨勢與人口結構變化緊密關聯，認為老齡社會對安全資產的需求將持續壓制長期利率。創新突圍與產業升級困境 技術“卡脖子”與產業“內卷化”的雙重挑戰“十五五”規劃將科技自立自強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然而，2026年中國在攀登全球科技高峰和最佳化中國產業生態的道路上，正遭遇“向上突破”與“向內最佳化”的雙重瓶頸。前者關乎發展的上限和安全，後者關乎增長的效率和質量，兩者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創新驅動的複雜圖景。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的封鎖，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儘管中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額已居世界第二，2024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超過3.4兆元，但創新體系的結構性缺陷依然突出。最為核心的短板是基礎研究投入嚴重不足，其佔研發經費的比重長期徘徊在6%左右，遠低於美國（約17%）、法國（約25%）等創新型國家。這導致了許多創新活動停留在應用開發和整合創新層面，源頭性和0到1的原始創新能力薄弱，使得中國在全球科技競爭的深水區和無人區缺乏足夠的儲備與引領能力。其結果在半導體、工業軟體、高端儀器等關鍵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中國晶片自給率僅約20%，高端晶片幾乎完全依賴進口；90%以上的高端工業設計軟體、被國外廠商壟斷，這不僅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更對國家經濟和產業安全構成潛在威脅。這種困境背後，折射出創新生態的不完善：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研發投入強度（規上工業企業為1.48%）仍有提升空間，特別是在面向長遠的基礎研究和前沿探索方面動力不足；產學研深度融合存在障礙，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約30%，大量成果“沉睡”在實驗室，未能有效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為此，2026年的政策將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制定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方案，並實施新一輪重點產業鏈高品質發展行動，強化產業基礎再造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國家已部署在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積體電路、生物製造等領域實施一批重大科技項目。摩根士丹利等機構觀察到，外部技術封鎖雖然在短期內加劇了陣痛，但也正在倒逼中國以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加速建構一個能夠容忍失敗、激勵長期主義的創新生態系統，。2025年，中國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在關鍵領域的核心專利佈局仍有差距。與此同時，中國市場面臨的“內卷化”競爭困境，消耗著產業升級的寶貴資源。許多製造業領域，如鋼鐵、水泥乃至部分新興產業（如太陽能元件、鋰電池材料），普遍存在產能過剩、低價競爭和利潤率低迷的問題。例如，鋼鐵行業的產能利用率長期在78%左右徘徊，低於健康水平。這種“內卷”不僅擠壓了企業利潤，使其無力進行長期研發投入，還可能導致資源錯配和效率損失，甚至引發貿易摩擦。為此，政策層面正積極推動“反內卷”，即通過嚴格的環保、能耗、安全和技術標準，依法依規淘汰落後產能，並鼓勵優勢企業兼併重組，提升產業集中度和整體競爭力，最佳化市場結構。工業和資訊化部已多次發文，要求化解重點行業過剩產能，嚴控新增產能。瑞銀的分析報告指出，這一政策導向在太陽能等行業已初見成效，有助於行業龍頭鞏固優勢、修復盈利能力，從而有更多資源投向下一代技術的研發。市場分析認為，“反內卷”政策的影響在2025年已明顯體現，並將繼續影響2026年的商品市場與產業格局。此外，推動產業整體的數位化轉型是另一條突圍路徑。然而，中國製造業關鍵工序的數控化率僅為55.3%，大量中小企業受限於資金、技術和人才，數位化轉型步履維艱。這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涉及資料治理、商業模式和組織架構的深刻變革。政策端已部署全面實施“人工智慧+”行動，完善低空經濟等新業態生態，目標是到2027年，工業企業數位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關鍵工序數控化率分別超過90%和70%。最後，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已成為國家戰略。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暴露了中國在關鍵原材料（如鋰、鈷、稀土）、核心零部件（如高端軸承、儀器儀表）等領域的高度對外依賴，據麥肯錫研究，中國有超過180種商品對外依存度超過70%。“十五五”規劃強調的“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正是要通過技術攻關和供應鏈多元化，建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現代產業體系。展望未來，最佳化提升傳統產業、打造新興支柱產業（如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以及前瞻佈局未來產業（如6G、腦機介面），將在未來5到10年創造數十兆元的巨大市場空間。國家發改委正在研究制定培育未來產業的發展計畫。區域發展失衡困境 東西差距固化與城鄉要素流動梗阻中國區域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是一個長期存在但又在新時代呈現出新特點的深層結構性問題。這種不平衡不僅關乎社會公平正義，也嚴重制約了內需潛力的充分釋放和中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成為高品質發展必須破解的難題，其解決思路需要從過去的“輸血式”扶持更多轉向“造血式”的機制建構。區域發展差距正從“經濟增長速度差距”向“創新發展能力鴻溝”演變。以人均GDP衡量，2023年最高的北京（19.0萬元）是最低的甘肅（4.5萬元）的4.2倍，絕對差距依然巨大。更為關鍵的是，創新要素和創新活動在空間上的高度集聚，使得差距進一步固化。根據《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排名前十的省份全部位於東部沿海。它們在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研發投入強度、專利授權和風險資本集聚度上，對中西部地區形成壓倒性優勢。例如，長三角地區研發經費投入佔中國比重近30%，而西部地區多個省份佔比不足1%。這種 “創新鴻溝” 可能導致未來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不僅難以縮小，甚至可能進一步拉大，形成強者恆強的“馬太效應”，因為創新是現代經濟增長最核心的驅動力。與此同時，人口的跨區域流動加劇了這種分化。第七次中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人口持續向東部發達地區和核心城市群（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集聚，而東北、部分中西部地區人口持續淨流出。這種流動帶走了寶貴的年輕勞動力和人才，使欠發達地區陷入人口老齡化加劇、稅基萎縮、消費市場收縮、發展動力減弱的循環，進一步削弱了其追趕的能力。打破這一循環，需要“十五五”期間的區域政策超越傳統的基礎設施投資，更加注重在中西部有條件地區（如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長江中游城市群）佈局國家級創新平台和戰略性產業項目。通過“飛地經濟”、人才柔性引進等機制，促進創新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培育內生增長動力，而不是簡單地複製東部地區的產業模式。目前，國家已推動在西部建設國家算力樞紐節點，實施“東數西算”工程，便是將東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導至西部，最佳化資源配置的新範例。城鄉融合發展仍面臨深層的體制性障礙。城鄉差距不僅體現在居民收入上——儘管差距在縮小，2024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34，但絕對差距依然顯著——更體現在土地、資本、公共服務等關鍵要素的權益不平等上。2025年上半年資料顯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6.2%）快於城鎮居民（4.7%），且農村消費支出實際增速（6.1%）也高於城鎮（4.6%），展現了一定的追趕勢頭。然而，儘管戶籍制度改革持續推進，但依附於戶籍之上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福利的城鄉差異，仍然是阻礙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壁壘。使得大量進城務工人員難以真正融入城市，其消費行為和生活方式仍保留較強的“半城市化”特徵，抑制了內需的充分釋放。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另一個核心癥結。目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三權分置”等改革仍在探索深化。農民最重要的財產——土地——的市場化價值實現管道並不通暢，難以有效轉化為財產性收入和發展資本，制約了農民財富增長和鄉村產業的資本積累。據統計，中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總量和價款仍處於較低水平。同時，鄉村產業基礎依然薄弱，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相當於工業的20%左右，產業鏈短，附加值不高。“十五五”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其要害在於推動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和雙向自由流動，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取得實質性突破，並大幅提升農村地區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環境品質上與城市的均等化水平。從根本上縮小城鄉之間的生活質量差距，釋放鄉村巨大的內需潛力和發展空間，使鄉村成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縱深腹地。消費資料也顯示，2025年1-11月，鄉村消費品零售額增速（4.4%）持續快於城鎮（3.9%），表明農村消費市場潛力正在釋放。商務部等部門正在推動縣域商業體系建設，促進工業品下鄉和農產品進城雙向流通。綠色轉型困境 能源、產業與區域公平的三重約束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2026年，中國綠色轉型步入深水區，其面臨的困境突出體現在必須在能源安全、產業競爭力和轉型公正性這三個看似矛盾的目標之間，找到最優的平衡路徑，這需要極其精細的政策設計和堅定的執行力度。能源結構的轉型必須以確保能源安全為絕對前提。中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決定了煤炭在能源體系中的“壓艙石”地位短期內難以動搖。2023年，煤炭消費量佔能源消費總量的55.3%，同時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分別超過70%和40%，地緣政治風險時刻威脅供應穩定，這使得能源安全成為中國發展的核心關切之一。因此，能源轉型必須堅持 “先立後破” 的原則：首先要“立”足於可再生能源（截至2023年底，風電太陽能裝機全球第一，分別達4.4億千瓦和6.1億千瓦）和與之配套的大規模儲能、智能電網等新型電力系統，確保新能源能夠“立得住、送得出、用得好”；在此基礎之上，才能有序地“破”，即減少煤炭消費，但這個過程必須是漸進的、可調控的。國家能源局預計，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費佔比將提高到20%左右。任何激進的“去煤化”都可能危及電力穩定供應，引發經濟和社會問題。當前，可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和不穩定性帶來的消納問題依然存在，2023年中國棄風棄光率分別為3.1%和2.0%，這凸顯了系統調節能力建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需要加快抽水蓄能、新型儲能（如電化學儲能）和靈活性電源（如燃氣發電）建設，並推進電力市場改革，為新能源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和市場環境。預計“十五五”期間，新型儲能裝機規模將實現數倍增長。高碳產業的綠色轉型則面臨難以忽視的巨額經濟成本。鋼鐵、建材、化工、有色金屬等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也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這些行業進行低碳或零碳改造（如氫冶金、碳捕集與封存），需要投入動輒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的資金，技術改造的複雜性和風險也極高。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的研究估算，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需在未來30-40年內投資100-300兆元，年均約佔GDP的1.5%-2.5%。這對許多本就利潤率不高的傳統企業而言，是難以獨自承擔的沉重負擔，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周期中。如果轉型成本無法通過市場機制有效傳導和分攤，就可能削弱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甚至引發產業外遷風險，導致“碳洩漏”和中國產業的空心化。因此，建立和完善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發展轉型金融工具（如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轉型債券），使碳排放的社會成本轉化為企業內部成本，形成明確的價格訊號和資金導向，是激勵企業主動轉型、以市場化方式分攤轉型成本的核心經濟槓桿。中國人民銀行已推出碳減排支援工具，引導金融資源向綠色領域配置。投資方向也將明確增加綠色轉型等領域的投入。尤為值得關注的是轉型過程中的 “公正性”挑戰。綠色轉型意味著部分高耗能、高排放的產能將有序退出，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結構性失業。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測算，僅煤炭、鋼鐵等重化工行業直接從業人員就超過1000萬，其背後是大量的家庭和社區，這些地區和群體歷史上曾為國家工業化做出巨大貢獻。如果缺乏妥善的安置和再培訓，轉型的社會阻力將急劇增大，甚至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因此，“十五五”規劃強調的 “公正轉型” ，要求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就業援助體系，對受影響的勞動者和地區提供技能培訓、就業支援和產業轉型援助，確保轉型的成果由全民共享，過程得到社會的廣泛支援，這是實現綠色低碳目標不可或缺的社會基石。這意味著綠色轉型不僅是技術和經濟命題，更是深刻的社會治理命題，需要統籌兼顧發展與安全、效率與公平。同時，綠色轉型本身也創造新需求，例如新能源汽車、節能家電的以舊換新政策，既是綠色轉型，也是重要的消費刺激措施。據行業協會預測，2026年新能源汽車置換更新市場潛力巨大，可帶動數千億規模的消費。綜上所述，2026年的中國經濟，是在多重歷史性挑戰疊加下開啟“十五五”新征程的。增長動能的青黃不接、債務紅線的嚴峻警告、人口紅利的加速消退、科技創新的攻堅壁壘、區域發展的深層失衡以及綠色轉型的艱難平衡，這六大困境相互交織、彼此強化，描繪出一幅前所未有的複雜圖景。國際機構如摩根士丹利、IMF和高盛的預測分歧（IMF預測2026年增長4.5%，高盛則樂觀看到6%的潛力），恰恰反映了這種轉型期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但它們共同的觀察是：中國經濟的增長範式正在發生根本性重塑，其核心是轉向中國消費和服務驅動，從“世界工廠”升級為“世界創新中心”和“世界市場”。困境的深處也蘊藏著破局的鑰匙。“十五五”規劃的頂層設計和2026年各部委密集部署的任務清單，正是為了系統性地應對這些挑戰。其核心邏輯在於，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將壓力轉化為動力：以內需不足倒逼收入分配與福利體系改革，具體通過制定城鄉居民增收計畫、提高養老金、刺激服務消費來實現；以債務風險倒逼財政金融體系現代化，在保持必要支出總量的同時最佳化結構，並嚴禁新增隱性債務；以人口壓力倒逼人力資本投資與“銀髮經濟”發展；以技術封鎖倒逼新型舉國體制與創新生態建構；以區域失衡倒逼中國統一大市場與新型城鎮化建設；以綠色約束倒逼能源革命與產業升級。世界銀行報告也建議，中國需通過提升人力資本、促進創新和綠色投資來提振生產率。因此，2026年或許不是經濟增速數字最為亮眼的一年，但它註定是中國經濟“刮骨療毒”、夯實基礎、鍛造新韌性的關鍵一年。評判其成敗的標準，不應僅僅盯著GDP的短期波動，而應關注是否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取得實質性突破、是否建立起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的長效機制、是否在綠色轉型的制度框架和市場體繫上奠定基石、是否有效提振了社會信心與內需動能。這是一場考驗戰略定力、政策智慧和執行耐力的長途跋涉。當前，貨幣政策仍有降准降息空間以支援需求，財政政策雖側重最佳化但“增量政策”將根據形勢變化適時出台。中國經濟這艘巨輪，正在更換更為強勁、清潔、智能的新引擎。換擋過程中的顛簸在所難免，但只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堅定推進高水平開放，持續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就必定能夠穿越轉型的深水區，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奠定決定性的堅實基礎。未來的競爭，不僅是經濟規模的競爭，更是制度、創新和韌性的競爭，中國正在這場深刻的轉型中，為自己和世界探索一條新的發展路徑。 (前瞻商業洞察)

01 努力穩定出生人口近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通稿也已經發佈，本號前幾天著重分析了會議內容中對房地產的表述。這篇文章來看另一個重要話題，人口。會議關於人口內容的提及，只有一句話：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這句話的關鍵詞，是“努力穩定”。對比過去四年的表述，可以看出事態的緊迫性。根據21世紀經濟報導披露，從2021年以來，每年的年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會部署生育政策。2021年的提法是“推動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見效“，關鍵詞是“推動”、“落地見效”。2022年的提法是“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關鍵詞是“完善”。2023年的提法是“加快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在2022年的“完善”關鍵詞前面，強調了“加快”。2024年的提法是“制定促進生育政策”，關鍵詞是“促進”。對比過去四年，今年的表述更加堅定、果斷，字裡行間能明確感受到出生人口下滑帶來的壓力在不斷加大，穩定出生人口越來越急迫。急迫的背後，是出生人口相較於高點近乎腰斬，全國總人口已經三連降。第一，出生人口腰斬。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出生人口前十五年表現都相當穩定，波動性不大。2016年中國出生人口到達新世紀頂峰，當年新生兒人口1785萬人，之後一路向下，且是加速向下。2022年新生兒人口跌破千萬，2023年創下最低值902萬。2024年龍年出生人口反彈至954萬。因素本號也分析過。2023年隨著疫情結束，補償性結婚潮出現，致使2023年結婚人數上升至768萬對，相比於2022年增加了84.5萬對。同時農曆2024年是龍年。兩個因素疊加下，2024年出生人口相比2023年增加了52萬人。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國家統計局第二，總人口三連降。2021年，中國人口增量創新低，2022年正式見頂開始負增長，當年減少了85萬人，2023年加速減少，減少了208萬人。2024年，繼續減少139萬人。02 人口減少會帶來什麼影響人口下降，結婚人數下降、新生兒人數不斷下降、生源下降會帶來一系列綜合反應，比如老齡化問題、教育問題、城市格局洗牌問題，還有樓市問題等等。這一點，本號分析過多次。第一，養老壓力問題。2024年，老齡化進一步加深，60歲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22%，65歲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15.6%。來源：國家統計局隨著老齡化加重，老年人撫養比壓力越來越大。由中央有關部門組織編寫、2020年底出版發行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預測，養老保險將從2019年的2.65個人養活1個人，降低到2050年的1.03個人養活1個人。面對日益擴大的養老金缺口問題，官方已經採取了多條措施。這些年不斷出台的鼓勵生育措施，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延遲退休也在路上，官方多次明確提到：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適時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此外，還推出了個人養老金制度，2022年11月，我們的個人養老金制度正式啟動實施。第二，收縮型城市將被最佳化。隨著全國人口不斷收縮，一些人口減少特別嚴重的農村、鄉鎮乃至城市，會被合併消失，這是全世界範圍內的大趨勢，也是過去在做，將來我們仍要做的事情。本號之前梳理過全國人口三連降之下各城市的人口變化情況。公佈資料的311個城市，有108個增長，2個持平，201個城市減少。全國人口減少城市佔比約三分之二。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今年3月19日，民政部部長在學習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明確提到：探索人口收縮地區行政區劃最佳化路徑。這裡的最佳化，究竟是如何最佳化，民政部沒有展開敘述。不過，客觀來說，可選擇的路徑並不多，基本都是分兩步走：1，大幅精簡人口收縮嚴重地區的行政單位和人員。這一點，從2023年就已開始，尤其是很多人口小縣。具體可以參考之前的文章破防！砸碎鐵飯碗，力度加大了！2，合併。此外，8月份國務院發佈的《關於推動城市高品質發展的意見》中也提到：推動中小城市結合常住人口變動趨勢，動態最佳化基礎設施佈局、公共服務供給，按程序穩慎最佳化行政區劃設定。所釋放出來的訊號，也大差不差。9月2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高國力進行了獨家專訪在回答每日經濟新聞的專訪中明確：從城市發展趨勢來看，人口流失、資金外流、土地閒置的這一類城市，今後也會面臨撤並或整合的可能。這是國際規律和經驗，我們要尊重規律、順勢而為、因勢利導。第三，學校關停方面。教育部披露的資料顯示，2024年全國幼兒園在園人數3583.99萬人，相比於2023年年末減少了508.99萬人，也即一年減少了500多萬人。製圖：城市財經；資料：教育部從上面的歷年資料可以看到，過往每年的增幅基本都是200萬人左右，而如今減少幅度明顯在加快，2023年和2024年幼兒園在園人數每年都減少了超500萬人。2023年減少了534.57萬人。意味著，2023年與2024年，幼兒園在園人數兩年合計減少了1043.56萬人。幼兒園人數持續減少的直接原因，當然是新生兒人口持續下滑所致。而且，新生兒人口減少產生的衝擊，已經跨越幼兒園延伸到了小學。教育部披露：2024年小學在校生10584.37萬人。這意味著，去年小學在校生人數較2023年減少了251.6萬人。製圖：城市財經；資料：教育部從各地來看小學數量的影響，東北已經開始，下一波會是中部、西部和東部。財新網去年的封面報導顯示，人口率先收縮、學生荒率先出現的東北地區，小學關停情況如下：2013年至2022年十年間，黑龍江消失了近六成、合計1900余所小學；吉林消失了近五成、合計2600余所小學；遼寧也消失了2200余所小學，降幅近一半。目前學生荒已經深入到中部、西部。第四，教師制度變革。新生兒不斷減少，帶來的一個直接結果是，教師隊伍過剩。從國家教育部公佈的資料來看，幼兒園專任教師2022年見頂，連續減少了兩年，2023年減少了17.05萬人，2024年減少了24.18萬人。小學專任教師也從去年開始下跌，去年小學專任教師減少了6.62萬人。製圖：城市財經；資料：教育部初中、高中、大學專任教師仍在增長。不過，按照少子化帶來的影響時間推算，他們也快了。教育部不久前已經官宣，“中國高中階段適齡人口將持續增長，預計2029年達到峰值。”第五，施壓樓市。在之前分析當下救市無法改變樓市趨勢的文章中，我列出了當下的六個不同，包括市場環境不同、需求不同、心態不同、槓桿率不同、宏觀大環境不同、人口趨勢不同。房地產有句行話，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長期看人口。人口是樓市的底座，是需求的源泉，當人口不斷下降之時，增量需求會逐漸枯竭，改善需求成為主流，再加上當下供大於求的市場，會對樓市形成一個疊加利空效應。我們的人口紅利期已經終結。全國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在減少，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三四線城市。這也是本號為何一直在強調，越來越多的三四線城市，樓市終將鶴崗化。大多數三四線城市，產業羸弱、經濟疲軟、人口流失、庫存高企，這些問題都是難以解決的。所以，越來越多的三四線城市，房價會“鶴崗化”，不可阻擋。面對著五大壓力，今年官方層面上採取了兩個大舉措來緩解年輕人的生育壓力。一個是發放3歲以內的孩子每年3600元的育兒補貼。另一個是從今年秋季開始，幼兒園大班免除保教費。公立大班免保教費，私立的大班保教費，按照公立大班保教費標準免除，剩下的家長支付。03 該如何穩定出生人口客觀來說，目前針對刺激生育的措施，力度太小了。以生育補貼來說，每年3600元，平均每天10塊錢，也就夠一天的紙尿褲。免除大班的保教費，大體也差不多。這些支援和高昂的結婚、生育成本相比，杯水車薪。既然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定調，2026年需要努力穩定出生人口。那2026年必定會出台比今年力度更大的促進結婚、生娃的鼓勵措施。本號預測：第一，幼兒園三年保教費可能會全免。這個訊號其實在8月份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已經釋放。其中提到了：逐步免除學前教育保育教育費。“逐步”二字，已經暗示了幼兒園三年全免會是最終的結果。第二，生育補貼力度加大。7月末發佈的《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提到：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深入調研，廣泛聽取意見建議，評估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情況，及時總結經驗做法、完善政策措施。最後一句話，暗含著額度可能會加大的訊號。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最近提出了一個建議：建議通過發行長期國債來籌集資金，大幅增加育兒補貼。具體育兒補貼金額，建議給予每個一孩每月1000元，給予每個二孩每月2000元，給予每個三孩及以上每月3000元，直至孩子年滿18歲。未來可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和出生人口目標動態調整育兒補貼標準。這是一筆不小的經費，看似增加了國家財政負擔，但梁建章團隊計算了一下，這看似增加的財政支出，相比於一個人一生對國家的納稅貢獻，只是個零頭而已。其計算的過程如下：在正常情況下，每年出生人口中，一孩多於二孩，二孩多於三孩及以上。因此，按照平均每孩每月發放1500元育兒津貼計算，則平均每孩每年發放1.8萬元，18年共發放32.4萬元。大學畢業生一般22歲開始工作，未來65歲退休，一生工作43年；考慮到碩士和博士推遲幾年工作，那麼按照平均一個人一生工作約40年來計算，中等收入群體（未來可能是年收入15萬-30萬元）40年的稅收貢獻如下：個人所得稅：年均繳納1.5萬-3萬元，40年共計60萬-120萬元；社保繳費：年均2萬-4萬元，40年共計80萬-160萬元；消費稅等間接稅收：年均貢獻約1萬元，40年共計40萬元；則平均一個人一生總計稅收貢獻：180萬-320萬元。根據此粗略計算來看，一個從出生到18歲，可以享受到國家的生育補貼費用為32.4萬元，而此後參加工作所貢獻的稅收則高達180-320萬元。生育政策的本質，是對社會資源分配機制的重構。韓國、日本的教訓表明，單純的經濟補貼無法對抗結構性矛盾；瑞典、法國的經驗則證明，只有將生育支援嵌入教育、就業、住房等民生全領域，才能形成可持續的生育友好生態。對中國而言，需以“精準補貼提效、托育基建突圍、職場文化破局”為三大抓手，用5-10年時間建構“政府主導、企業參與、家庭協同”的新型生育支援體系。這不僅是應對人口挑戰的權宜之計，更是實現社會公平與代際正義的必然選擇。具體來看，本號的建議是：第一，經濟支援：從普惠到分層，提升政策槓桿效應。階梯式補貼：對首孩維持基礎補貼，二孩增至8000元 / 年，三孩及以上提升至1.5萬元 / 年，並與地方房價掛鉤（如每平米房價超3萬元的城市額外補貼30%）；稅收槓桿調節：將子女教育專項附加扣除額度從1.2萬元/年提升至3萬元/年，並允許父母雙方分攤抵扣；住房支援創新：對多子女家庭提供公積金貸款額度上浮50%、保障性住房優先選房等政策，參考新加坡“組屋優先配給”模式。輔助生育全面納入社保：借鑑日本經驗，將試管嬰兒等必要輔助生殖項目納入醫保報銷範圍，預計可使不孕不育家庭生育意願提升35%。建議先在浙江、廣東等經濟發達省份試點，逐步向全國推廣。教育減負：落實“雙減”政策基礎上，進一步推行“多孩同校”制度（如二孩可直接入讀哥哥姐姐所在學校），減少跨校接送壓力。同時，將高中階段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降低家庭長期教育支出。第二，托育基建：破解 “沒人帶” 的世紀難題。公立托育擴容：2027年前實現“一街道一中心、一社區一站點”，將0-3歲托育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費用控制在家庭收入的10%以內；靈活托育供給：鼓勵企業、園區、寫字樓建設“嵌入式托育點”，提供臨時託管、課後託管等多樣化服務；托育人才保障：將托育從業人員納入“緊缺人才目錄”，給予職稱晉陞、住房補貼等激勵，解決“托育員流失率超40%”的行業困境。第三，職場改革：消除生育與職業發展的零和博弈。彈性工作制立法：強制企業提供“育兒彈性工時”（如每天2小時居家辦公），並將其納入勞動監察範圍；生育保障基金：建立“企業 - 政府 - 個人”三方共擔的生育成本機制，對僱傭育齡女性的企業給予社保減免（如每僱傭1名育齡女性，年減免社保費1萬元）；男性育兒責任強化：將陪產假從15天延長至30天，並立法禁止企業以“未休陪產假”為由降薪或調崗。第四，控制資本，引導資本重建婚戀觀，重建生育價值認同。青年婚戀支援：控制資本打造的當下的各種以“高富帥”、“白富美”為噱頭的網劇亂象，整肅短影片鴉片，引導資本投向正確婚戀觀、價值觀、生育觀的電視劇、電影。媒體輿論引導：減少“雞娃”“內卷”等負面敘事，推廣“多孩家庭幸福案例”，尤其注重展示男性積極參與育兒的社會形象。第五，控制高房價，遏制房價泡沫，打破階層固化，打開階層晉陞通道，給民眾以希望和奮鬥意願。當然，這一切，都需要錢來支撐。所以，關鍵還是錢。 (城市財經)

工業革命以來伴隨著工業化的開啟，歐洲最先開始人口爆炸，之後是北美和東歐，再之後是東亞和東南亞，現在南亞、中東、非洲也開啟了人口大爆炸。目前非洲人口數量已經突破了14億，要知道25年前非洲還只有7.94億人，50年前更是只有3.82億。目前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國家都集中在非洲大陸上，非洲不少國家的生育率在5以上，和咱們國家60，70年代一樣能生。即使是大家以為能生的地區，在網際網路的攻勢下也逐漸不再那麼能生。比如印度的生育率掉到2以下，中東不少國家生育率只有3出頭，和咱們80年代差不多。唯獨非洲人還在猛猛生。有研究機構認為，到2050年非洲人口將達到25億，到2100年增長到40億，到21世紀末非洲而不是亞洲，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到那時全球一半的人將生活在非洲。目前的非洲人口密度圖，除撒哈拉沙漠外非洲有巨大的人口增長空間。未來學家預測了21世紀末的世界，那時候全球的經濟重心將集聚在非洲，非洲的奈及利亞、剛果金、蘇丹等國將增長成5億以上人口大國，和那時中國人口差不多多。奈及利亞的人口數量可能破7億，成為那時僅次於印度（2100年，印度有15億人）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人口代表著經濟的活躍度和潛力，世界終究要人來創造。21世紀後期的世界可能是一個老氣沉沉的世界，只有非洲仍有大量的年輕人，顯得更有活力。因而學者估計那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將出現在非洲。2100年世界前五大人口國依次是印度（15億），奈及利亞（7億），剛果金（6億），巴基斯坦（5.5億），美國（5億）。目前非洲已經出現了一批千萬級巨型都市，比如奈及利亞首都拉各斯是西非經濟中心，目前人口已達2100萬。比如埃及首都開羅，目前人口有2100萬，是北非經濟中心。比如剛果金首都金沙薩，目前人口有1700萬，是中部非洲最大的城市。當未來非洲人口膨脹2倍，3倍之時，這些城市作為經濟中心同理也要膨脹2倍，3倍，甚至因為城市化增長更多。預計2100年世界第一大城市是剛果金首都金沙薩，到那時有8838萬人，相當於今天德國的體量。世界第二大城市是奈及利亞首都拉各斯，那時有8350萬人。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分散在全球各地，尤其亞洲常出現巨城，比如有4200萬人的雅加達，有3300萬人的東京，有3000萬人的上海。8000萬人口數量級的城市，其規模難以想像，未來的拉各斯幾乎相當於現在的4個上海，人類的未來在非洲。到2100年世界最大的城市幾乎都在非洲，開羅、喀士穆、內羅畢、尼亞美、亞的斯亞貝巴都可以成長成5000萬人口級巨型都市，之後兩三千萬級，千萬級人口城市在非洲星羅棋布。而到那時東亞和歐美就衰落了下去，現今的巨型都市東京，上海，北京，紐約，洛杉磯，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墨西哥城可能已經達到人口頂峰，未來也很難再有增長。 (未音g)

未來人生存在五大關鍵機遇，抓住其一便有望實現財富自由。這五大機遇藏著改變命運的密碼，能為人生逆襲提供強大助力，其中第五大機遇尤為重要，值得重點關注。個人機遇，是時代紅利的餽贈。20年前在北上廣深購置房產，十年間實現十倍增值，這並非單純依賴個人努力，而是時代賦予的機遇。當個人努力與時代方向同頻，才能收穫最大化回報。認清這一邏輯，我們才能精準把握未來時代拋出的五大機遇。第一大機遇：擁抱以AI為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金融市場流傳著“人生發財靠康波”的說法，上一輪康波周期的核心是IT網際網路革命，正是這一浪潮成就了比爾·蓋茲、賈伯斯、貝索斯、馬雲、馬化騰等超級富豪。如今，新一輪康波周期的核心科技革命已清晰浮現，那就是以AI為引領的技術變革，目前正處於爆發初期。從馬斯克到黃仁勳，這一領域已誕生新一批世界級富豪，但機遇遠未枯竭。對比歷史上每次長達50至60年的科技革命周期，2020年作為AI革命的爆發元年，未來仍有十年上升期。隨著AI基礎設施大規模部署、成本大幅下降，超級應用將成為普通人可參與的核心機會，AI助手、創新藥、智能駕駛、商業航天、人形機器人等賽道，每個都蘊藏兆級潛力。無論投資、創業還是擇業，聚焦這些領域都將有望搭乘時代列車，收穫十倍、百倍的成長回報。第二大機遇：把握消費結構升級下的新一輪消費革命。不少人困惑於“當前消費不振，機遇何在”，實則消費市場已發生結構性巨變。玉石珠寶、豪車、奢侈品等傳統高端消費遇冷的同時，三類新消費趨勢正在崛起，它們代表著未來的財富方向。其一為情緒價值消費，泡泡瑪特、名創優品等潮玩及生活零售企業的崛起便是明證。現代社會競爭加劇、孤獨感增強，人們對情緒慰藉的需求日益迫切，這與日本低慾望社會30年間興趣消費、潮玩消費爆發式增長的邏輯如出一轍，未來這一賽道將持續擴容。其二為性價比消費，隨著文化自信提升與消費理性回歸，人們不再為品牌溢價支付“冤枉錢”，注重品質與價格平衡的消費模式將成為主流。其三為銀髮經濟，大規模老齡化人口的到來，將直接驅動養老服務、健康醫療等相關產業爆發，這三大趨勢共同構成了消費革命的新機遇。第三大機遇：搶佔中國企業新一輪出海的黃金風口。面對國內市場競爭加劇，抱怨毫無意義，真正的強者會主動開拓更廣闊的海外市場。今年我先後走訪美國、歐洲、越南、日本，明年1月還將前往矽谷，親身體驗讓我堅信：中國企業的出海機遇已全面到來。中國製造業的強大實力、中國人的勤奮特質，構成了獨特的競爭優勢。如今正是中國企業的“大航海時代”，走出舒適區、擁抱全球市場，憑藉成熟的管理經驗、強大的製造實力、過硬的技術水平與產品品質，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足以形成“降維打擊”，我對中國企業出海的前景充滿信心。第四大機遇：關注新一輪貨幣革命。需要明確的是，我們並非建議大家參與炒幣，而是要聚焦比特幣、穩定幣發展背後的核心，即區塊鏈技術。這一領域的機遇主要集中在三大方向：技術平台的提供方、合規的發幣公司與交易所，以及下游的硬體生態，這些環節都將催生新的財富增長點。第五大機遇，也是最核心的機遇：投身終身學習引領的新一輪學習革命。機遇能否被把握，核心取決於認知水平。回顧過去，無論是房地產紅利還是黃金投資機會，許多人錯失的根源都在於認知未能跟上。20年前果斷買房的人、三年前佈局黃金的人，往往都具備超前的認知；而我認識的所有優秀企業家與投資家，無一不是終身學習的踐行者。對個人而言，最好的投資是投資自己，而投資自己的核心是投資大腦。唯有保持終身學習的習慣，不斷更新知識體系、提升認知能力，才能在機遇來臨時牢牢抓住。 (澤平宏觀展望)

2025年即將收官，中國出生人口雖然還沒有官方資料，但是聯合國人口司已經有了預測。估計是871萬多，這意味著，中國新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跌破7%了！而按照2024年中國出生人口資料和人口司估計的全球出生人口數量，這個比例還接近7.4%。在過去的70多年中，新生人口比例從近四分之一跌到了不足十分之一▼不論這個數字估計得準不準，中國出生人口在全球所佔的比例在迅速下降，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1971年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媒體在解讀這個歷史事件的時候總會提到：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自此可以在聯合國充分行使權利。這句話，成為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建國初期，中國人口約佔全球的25%。而今天，全球人口超過82億，中國人口大約14億，約佔全球人口的17%。中國人口數量統計▼從比例看已經下滑了不少，如今新生兒數量佔比更可能跌破7%。25% - 17% - 7%，如此劇烈的變化，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出生人口，一路下滑據估計，中國人口總數已經在2023年被印度超越，排名世界第二。中國人口數量依然龐大，但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中國和印度人口數量對比▼從歷年出生人口來看，中國出生人口占全球新生兒人口比例最高點是1964年，達到27.3%。隨後逐步下降，1976年跌破了20%，2020年跌破了10%，如今更是可能跌破7%。2021年中國出生人口僅為1062萬人，而2022年則僅有956萬，宣告跌破千萬，比建國之初只有5億總人口的時候還要少。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24年全國出生人口為954萬人，比2023年增加52萬人。這是由於生育意願積累造成的小幅回升，但並不能改變中國新生兒出生率總體下降的大趨勢。受到各種因素影響，中國新生人口也是越來越少了▼衡量一個地區的生育水平一般用兩個資料，一個是出生率，另一個是生育率。簡單來說，出生率是隨機找1000個人，看其中有多少個當年出生的新生兒；而看一個處在生育年齡的女人有幾個孩子，這叫生育率。出生率和生育率區別▼考慮到嬰幼兒的夭折率和男女新生兒性別比不對稱的情況，一般認為生育率維持在2.1和2.2之間，能維持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也就是說，每一對夫婦要生育2~3個孩子。目前來看，中國遠低於這個數字。中國在2021年生育率已經下降到了1.15左右，2022年至今的生育率已經低於1.1，同時低於日本的1.3。其實中國生育率下跌並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動下，全年新出生人口達到了1883萬人，當年中國的生育率也達到了1.7。1974年開始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991年開始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替代的標準▼幾年前聯合國預測，中國總和生育率如果維持在1.70到1.77之間，到本世紀末，中國總人口將下降到10.65億。如果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3左右，到本世紀末，中國總人口將下降為6.84億。可見，即使是聯合國最低方案假設的生育率也有1.3。但實際上，按照最新公佈的數字，中國生育率已經明顯低於聯合國低方案的生育率。2016年到2023年，短短7年間，新出生人口已經從將近2000萬降到了902萬，縮水一半還多。聯合國曾經的預測，成為了笑話。早些年總有一些人認為，中國人是愛生的，只要政策放開了，20億30億都不在話下，什麼證據、計算、分析一堆一堆的。但實際上，從現在的趨勢來看，中國的人口可能永遠都無法到達15億。全面二孩政策是一顆“大還丹”，一瞬間讓生育數字迴光返照，但不治病根。中國人也是人，也會和很多現代化程度高的國家一樣陷入低生育當中。那麼中國真正的人口變化趨勢是什麼樣的，未來10年乃至20年中國將會有多少人口，人口結構如何呢？二、馬爾薩斯vs馬寅初《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版》的人口預測值得參考，根據這份報告的預測，若保持現在的生育率不變，到2030年中國人口將降為13.74億，到2050年中國人口將降為12.30億。而中國的出生人口數量，在2030年將為834萬，和現在的數字差不太多，但隨著出生率的持續低迷以及育齡婦女數量的減少，這個數字將會進一步降低，到2050年中國的出生人口估計將跌到698萬。至於2050年以後，已經是又一代人的事情了，那時中國的情況相比現在一定會有變化，至於是怎麼樣的變化，就很難去預判了。值得一提的是，該報告認為，中國的出生人口將與美國的出生人口在2055年交匯，此後美國的出生人口將一直高於中國。由於每年吸收了一定數量移民，美國的出生人口數量一直挺穩的而印度則是逐年下滑▼在育兒成本方面，《深圳市0-3歲嬰幼兒家庭養育成本調研報告》顯示，2021年深圳市0~3歲嬰幼兒總養育成本平均約74612元/年。《中國生育成本報告》中也提到，0~17歲城鎮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3萬元；0~17歲農村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30萬元。十足的“吞金獸”！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天文數字，的確是生不起。養個孩子要花這麼多錢，必然會影響自己的生活質量，而且也不一定能給孩子帶來更好的生活。兩者權衡之下，將且能過好自己的這一生已經很不容易了，就別再要啥自行車了。再有，中國有14億人，找工作的時候求職者經常會聽到：“你不干有的是人幹”，之前也有很多人用“你不生有的是人生”來教導年輕人。確實，即使是在計畫生育的大背景下，中國的部分地區仍然保持著較高的生育率。比如廣東的潮汕地區，一直認為“五男二女”是生孩子最佳數量。而在甘肅臨夏，由於當地的傳統習俗，很多女性18歲（甚至更低）就結婚，婚後生育子女的數量，三個算少、五個不多，所以臨夏的生育率一直是遙遙領先於全國其他地區。（圖：甘肅人大網）▼除了這兩個地方，中國保持相對較高生育率的地區還有西藏、寧夏的西海固地區、廣東湛江以及雲南昭通。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省深圳市的出生率也不低，在全國一二線城市當中排名前列。深圳、東莞是全國最年輕的城市，老齡化率不到4%，整個城市裡幾乎都是年輕人，都是處在生育年齡的青年男女，一下子就把新生兒比例拉上去了。不過，即使是這些地區，也沒有一個能達到世界平均19‰的生育率水平。如果把中國各地級行政區和世界各國去對比，那麼出生率最高的甘肅臨夏州，和土耳其相當；西藏拉薩，接近哥倫比亞，這都屬於世界上中等偏下的水平。卻已經是中國最能生的地區了。而第二梯隊的廣東汕頭、寧夏固原，就已經和澳大利亞、愛爾蘭這些所謂“高齡少子”的發達國家並駕齊驅。橫屏-2023年世界各國總和生育率▼至於在中國出生率墊底的東北城市和京滬核心區，則放眼全世界沒有對手。要知道2021年北京市西城區的出生率是5.41‰，而並列倒數第一的韓國和摩納哥的出生率都有6‰，它就不在這個評價體系裡。三、真正的人口問題，不是數量新生兒數量，只佔全球的7%，對中國來說有什麼影響呢？新生兒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未來，從目前的趨勢來看，未來中國的人口規模佔世界的比例一定會更小。但這並不一定會削弱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橫向對比一下，如今新生兒數量龐大的國家。除了中國外還有印度、剛果（金）、奈及利亞、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衣索比亞等國。一個落後甚至戰亂國家的孩子，他要不是出生於大富大貴之家，人生必然會經歷很多坎坷。其實相比於絕對的人口數量來說，人們的生活質量顯然更重要。龐大的人口數量是一把雙刃劍，人口數量多，意味著更多的勞動力、更大的市場和更多的創新潛力。更多的人口也可能有助於維持經濟的增長和國家的競爭力。而對於個人來說，出生率降低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一個家庭孩子越少，必要消費越少。而獨生子女能繼承更多來自上一輩的財富，或提升自己在社會競爭方面的實力，或單純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困擾我們國家多年的高失業率、住房短缺、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其實本質上就是我們國家龐大的人口規模帶來的副作用。如果資源是分子，那人口就是分母，相對人口越多，人均資源就越少。環境的壓力、基礎設施的不足等等問題，就隨之而來了。人口少帶來的好處，就是更少的資源消耗、更低的環境壓力和更高的生活質量。如果搭配上得當的舉措，還能更容易地促進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的升級。雖然人口減少可能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但是以現今全世界的科技水平發展來看，尤其是近幾年機器人和AI的井噴式發展，這個問題在未來或許有更好的解決之道。總之一句話，“不能拿過去的眼光看現在，也不能拿過去的眼光看未來，但更要注意的是不能拿現在的眼光看未來！”綜上所述，人口數量的多少並不代表絕對的好壞，而是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綜合考慮。雖然中國出生人口數量在全球的佔比，有可能跌破7%。但從我們國家自身的經濟、社會、環境和資源條件來看，人口減少不是絕對的壞事，還帶來了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福利提升的條件。不過，7%這個數字也給我們帶來了警示。人口過快減少可能帶來的經濟衰退、勞動力短缺和人口老齡化，都是中國在未來幾十年間要面對的大問題。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