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膨脹中

成都在經歷了這些年的好日子之後，容易做的都做完了，下面就得面臨啃硬骨頭了

如果說成都這些年的城市擴張猶如一次“大爆炸”，那2008年一定是“爆炸原點”。

那一年的汶川大地震，無數成都人都留下了傷痕的記憶，然而也正是為了撫平傷痕，必須以成都為中心迅速提振全川經濟。當時為應對經濟危機的“4萬億計劃”，僅安排用作災後重建的就高達1萬億，迄今實際使用資金約1.7萬億。熟知成都的評論人張豐斷言：“不是這場地震，不會有那麼多錢，政策空間也不會那麼大——當時連買房都是，2009年在成都首付只要2成，國家利息還給打8折。”

所有人的回憶都證實，地震之前的成都“只是個小城”，老成都所謂“穿城九里三”，是只算城牆內的範圍（東西城門相距9.3裡）。

直到1990年代初，“成都”這個概念的地理邊界仍然恪守歷來的老傳統：府南河內側圍起來的這塊地方才叫“成都”。府南河雖然一度因為夏天發臭而被戲稱為“腐爛河”，但它是這座城市真正的母親河，也因此，老成都人自嘲都是“越南人”——因為生活在“河內”。

現在看來不可思議的是，1980年代甚至一環內的人民廣場附近竟還有農田。現在南二環已屬鬧市的紅牌樓，在90年代仍然是民風彪悍的城鄉結合部“永豐場”，連人民南路、磨子橋也是農村。

直到2000年左右，一環都還能有撈魚摸蝦的郊野風光，二環都是土路，二環外東光、琉璃廠一帶住的都是本地農民。晚至2006年，青羊區二環附近的小區邊上都還是農田。那時如果買家具，都說“出了三環不包送”，因為三環外就算遠郊了。有人回憶，2009年的南三環都還很荒涼，除了軟件園等孤零零的幾棟樓，全是農田，住所樓下什麼都沒有，只有晝夜不停的運渣車，出租車跨區域都要收返程費，“現在都變老城區了”。如今成都市中心已經看不到什麼城中村了，但十年前仍然有。

在從小城變身“巨無霸”的過程中，標誌性的幾件事是：地鐵通車（2010年）、二環高架落成（2013年）、天府新區設立（2014年）、天府機場通航（2021年）。地鐵和蛛網般向外輻射的高速通道極大地拓展了成都人的空間距離感，帶動了連片的城區開放。

鮮為人知的是：成都的汽車保有量在各大城市中高居全國第二。直到2010年，成都還僅以120萬輛排名第八，但2017年就飆升至432萬輛，為此還在這一年啟用了川G號牌，因為機動車增長速度太快，原有的號牌資源已經不夠用了。

照此速度，成都成為國內汽車消費第一城，也只是個時間問題。

猛然之間，又一超級都市誕生了：2010-20年間，成都常住人口暴增582萬，僅次於深圳（+713萬）和廣州（+598萬），這使成都以2100萬人口規模高居全國第四；論經濟規模，成都的GDP在2011年還排不進全國前十，2015年排到第九，2021年前進到第七，而按今年第一季度的最新數據，它又擠下蘇州，晉級第六。

城市的蓬勃發展又直觀地呈現在房價上：2008年，成都每平米的房價才四五千，甚至三四千的都有，達到一個低點，因為地震前打地基的房子，沒人敢買，2011-15年間才開始上漲，但真正大漲是在2015年底之後。一位做房地產多年的成都人說，2015年一度傳聞不少名人要來成都投資買房，那時“售樓處不需要人，只要一個保安、一個保洁就能賣”。

那些年裡，成都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膨脹，大量熱錢湧入這座城市。對大量“新成都人”來說，這裡就是新的機會之地；對深圳、上海這些早已漲了一波的沿海城市買家來說，成都的房價簡直是白菜價，還有很大的投資增值空間；而對藏區乃至整個西部地區來說，但凡有點資產的，也都想來成都買房安家，有些開發商甚至包車去接人，基本來了都有成交，有的甚至一買就是十幾套。

像這樣“一代人翻天覆地”的經歷，在國內各地城市也大同小異，成都的特殊之處在於其速度和方向：相比起沿海城市，成都的城市擴張壓縮在更短的時間內；至於空間，成都往西是地震帶，往東遇有龍泉山阻擋，原本北邊因為川陝的交通要道而發展得更好，但拆遷困難，加上南邊有雙流機場，結果就是不斷南進，呈現出明顯的T形發展。這些年下來，成都往北只是往府南河外推進了2公里到韋家碾，北二環外就很荒涼了，但往南已抵達了60公里外的仁壽縣，以至於有個新梗：“成都北起二仙橋，南到南極。”

在老成都的社會地理意識中，常說的是“南富北亂，東窮西貴”，因為早年南邊的華陽縣較為富庶，妓女集中在武擔山和柿子園，民間藝人多生活在城東，而西部則多官府。然而，這些年城市發展提出的是“南拓東進北改西控中優”，這就極大地改變了原有的城市地理格局。

現在，南部天府新區常被戲稱為“國際城南”，不僅因為那邊的樓都愛冠以“國際”字樣，而且這一新城也代表著一個迥然不同的新成都，工作節奏、生活方式、乃至人口組成都不一樣，那邊大多都是外地人乃至外省人。

一位很有心的成都朋友經常問周圍人一個問題：“你在成都生活，最北到過哪裡？”結果有個有趣的發現：生活在“國際南城”的那些人，經常覺得南四環的環球中心（號稱亞洲最大單體建築）就已經是最北的了，因為他們的工作、生活圈子幾乎不需要“進城”；而在老成都人眼裡，那兒簡直已經南得不能算是成都了。

不到一代人的時間，成都不僅成了一座新興的超級都市，連“成都”的具體內涵都必須重新界定了。往更遠一點說，成都人的成都、四川人的成都，成都之於西部乃至全國，都有著很不一樣的意味，而現在，它還雄心勃勃地想要成為“世界的成都”。

它能做到嗎？怎麼才能做到？

毫無疑問，成都這些年的成功堪稱奇蹟，以至於有時讓人暈眩，看不清這奇蹟究竟是怎麼來的。有位當地朋友就說：“成都是突然發展起來的，沒有很強的工業、商業、外貿基礎，不知怎麼的就急劇膨脹起來。問題在於，這種爆炸式的發展，究竟能持續多久？”

有一種觀點認為，成都的發展，其實是國內“雁行模式”梯度推進的結果：當沿海地區的開發逐漸完成之後，像成都這樣的內陸中心城市終於輪到了歷史性機遇，所謂“東北是長子，沿海是次子，成都就是么兒”。也就是說，成都的爆發，自身努力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其它地方的機會因為種種原因轉移過來了，成都就此成為“中國最後的狂歡”。

對成都崛起這一現象來說，這是個很簡潔有力的解釋，不過我們仍需要追問：如果這一發展機遇是從別處轉移過來的，那為什麼最終選擇了成都？畢竟，如果成都不夠好，那就算是接到了也可能仍然會丟掉。更進一步說，成都也不能只是被動地等待、承接這些機會，如果看到了趨勢，還能主動地做什麼？所謂“趨勢”，也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就需要在保持開放心態的同時，不斷調整自我，才能更好地捕捉到機會。

說來諷刺的是，成都這些年的起飛，可能正是得益於“白紙上好畫畫”的後發優勢。這裡既沒有老工業基地的大型國企，也沒有排外的壟斷性本地商會組織，更沒有固結的權力結構，只要你有資本、意願，都可以來這裡打工掙錢、安家樂業，以至於成都很多商業端口領頭的都是外地人才。也就是說，成都之所以能“接住”那些機會，首先是本地沒有什麼排斥反應。

“中國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營商競爭力”排名，成都是唯一躋身前五的中西部城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政務環境、社會服務這兩項上，成都高居所有城市第一。在招商引資上，成都提出“三到”：不叫不到、隨叫隨到、服務周到，做好企業的服務夥伴，也因此，2022年成都榮膺“中國最具投資吸引力城市”榜首。

成都的發展前景、不排外、宜居、生活成本，對年輕人來說都極具吸引力。有一段時間，成都甚至可說是全國年輕人的“Plan B”——“如果我在北上廣混不下去，那就去成都吧”。根據《成都青年發展報告（2022）》的數字，“蓉漂”青年高達683.49萬人，其中33%來自省外。我在成都就听說了這樣一個真實的例子：一對博士夫婦，都是西安人，在畢業時考慮去哪個城市，首先排除了西安，最後按各項指標理性權衡之下選擇了定居成都。

事實證明，這種人才吸引力，對成都這些年來的城市發展至關重要，也使得它能在城市競爭的“搶人大戰”中始終不落下風。多年來，在2000萬人以上的各大城市中，成都的人口增長一直是勢頭最迅猛的，到2022年底已僅落後北京57.5萬人，不出意外的話，數年內就能超越北京成為第三大城市。根據《成都都市圈發展規劃》，成都與聯繫緊密的德陽、眉山、資陽等城市在2020年末的常住人口就已達到2966萬。這一龐大的人口規模本身就是成都在爭奪投資機會和市場時的巨大籌碼，又反過來帶動了城市開發。

相比起其它大城市，成都在吸引人才流入時還有一個天然的優勢：它是四川這個人口大省無可爭議的中心，而“新成都人”主要就來自省內其它地市的人口流入。他們選擇成都，和外省人選擇成都還不一樣，照我一位成都朋友形象的說法，“成都是一億巴蜀兒女的耶路撒冷——你走得再遠，也得回來。”

確實，對四川人來說，去成都簡直就像蘋果受地球引力而落地一樣自然。一位老家郫縣的朋友說，小時候就听說四川盆地是個閉塞的地方，一定想出去看看，但他在京津等地多年後，2015年還是回來了，至於理由，“回成都還需要理由？對老家親友來說，為什麼不回來？你就是年輕的時候出去看看，生活當然還是要回來的。2000萬人的大城市，還沒有你的機會嗎？”

這不僅僅是因為四川人戀家，也因為成都的寬鬆氛圍——“回成都”太正常了，正常到沒人覺得這有什麼好說的，更不會嘲諷你“外面混不下去”，不需要有壓力，什麼時候想回來，那回來就是了。有位老家內江的朋友也證實，“對我們那兒的年輕人來說，去成都是很自然的事。”她的中學同學，大致去成都、出省、留老家的各佔三分之一，就算是出省了的，過些年也願意回成都，“特別是女生”。她有一位同學，在珠三角都已經做到年薪20萬的中層管理了，還是回來了，哪怕薪水減半。

另一位四川朋友，在廣州讀本科，在上海讀研後又留下工作了四年，去年離職回成都，但她說：“並不是我對上海厭倦了，只是工作遇到了瓶頸，可能是我難以融入大城市。對成都，我也沒有多大認同，感覺沒有根了。我沒有在成都長期生活過，在外面很難說自己是成都人，更沒有表現出自己很像一個成都人。現在這裡只是休息，是我的一站。”那也沒問題，沒人說什麼，事實上，她是裸辭回成都的，原因之一就是發現自己在成都的老同學們對於裸辭並不在意。

這座城市也確實張開雙臂歡迎這些年輕人：2017年7月，成都發布“成都人才新政12條”，將每年4月最後一周的星期六設立為“蓉漂人才日”。這些年來，諸如“成都成就夢想”、“更好的成都，成就更好的你”這樣的主題層出不窮，最近主打的則是“成都，許你一個未來”——這些話語的內涵，其實非常接近於“美國夢”，那就是一個通過個人奮鬥實現理想的“夢想之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其實是一份“應許” （promise），如果有人受此打動但卻沒能實現夢想，挫敗就可能轉變為失望，換句話說，這份“應許”需要做大量基礎性的製度建設，完善並理順從人才到產業的市場機制，源源不斷地培育新機會，以此確保它真的能夠“成就夢想”，而這才是真正考驗這座城市的地方。

確實有不少人把成都看作“夢想之城”，但不同人的夢想顯然並不一樣。在一次區域經濟的網上討論中，有人極力看好成都的前景：“成都，副首都，北上成廣深，不接受反駁。2100萬人口就是底氣，規劃3500萬。新西蘭（新疆、西藏、蘭州）首府，輻射中西部，還有誰能比？雙機場、七環，全國找不出三個。”

底下有人冷冷回了一句：“然後……影響個人工資嗎？月薪還不是三千。”

生活在這裡的普通人並不怎麼在意它到底是“第四城”還是“第五城”，那不過是個浮誇的名號，在它盛極一時的外表之下，那些冷靜思考它未來的人們，不能不看到其中潛伏的危機。我在成都訪談了不下30人，幾乎有一大半都表達出這樣一種隱憂：眼前的繁榮會不會只是泡沫？

沒錯，成都這些年吸引到大量年輕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湧入，但它其實並沒有那麼多工作機會容納所有這些人，崗位的增長速度跟不上。一位觀察成都經濟多年的本地學者向我坦承：“年輕人最大的危機是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好工作。”

在這裡，市場還處於蓬勃的自發生長時期，往好裡說是有活力，往壞裡說則是野蠻生長。近幾年冒出來的很多所謂科技公司都是皮包公司，無薪試崗、無理由辭退之類各種不規範的做法層出不窮，坊間笑談是“北上廣不相信眼淚，成都不相信勞動法”。

作為內陸城市，成都長久以來一直缺乏堅實的工業基礎，早年號稱“三根半煙囪”，工業實力一直是其短板。別看它GDP已經高居全國第六，但論工業增加值，它只能排在第十三，還不如無錫、泉州、東莞。即便現在坐擁電子信息、裝備製造兩大萬億級產業，生物醫藥、航空航天、能源環保等十個千億級產業，但不可否認，它的產業結構和沿海那些老牌的工業強市還是差了一截，真正的高端產業並沒有遷移過來。

與此同時，它卻似乎依賴“外溢”更多於“內生”：國家確定的先進製造業集群，第一批15個，四川一個都沒有；第二批10個里面，成都軟件和信息服務集群、成都+德陽高端能源裝備集群倒是名列其中，但2023年中國百強產業集群，成都無一入選。最新的“2023全球獨角獸榜”，成都有10家企業上榜，是增長最快的城市之一，但有知情人士透露，真正的獨角獸其實就一家做投屏的極米。

產業如此，本地企業也難壯大。世界500強企業，十年前成都顆粒無收，現在已有3家世界500強企業、10家中國500強、近8000家高新技術企業，但明眼人知道，這些數字仍然成色不足：2021年，新希望集團才成為四川第一家世界500強企業（但其實是成都、北京雙總部），另兩家蜀道、興城，都是靠大量收購才保住排名的大型國企。

在招商引資上，成都最引以為傲的是從馬來西亞搶來了Intel，為此連報稅的規則都更改了。Intel落地西郊的郫縣，加上鄭州富士康的組裝分流過來，雖然規模沒預期的大，但對當地確實拉動不小：郫縣2000年才七八十萬人，現在已變成150萬人的新城。2019年，成都出口總額4107億，富士康代工廠就佔了24.5%（1008億）；然而富士康的深圳工廠出口額高達1638億，卻只佔全市出口總額的9.8%。即便如此，成都在產業鏈上佔據的也並非關鍵節點，有人因此揶揄：“現在總是吹'世界500強，在成都都有'，這話後面得加個括號：辦事處。”

成都大量的工作機會都是報酬偏低的基礎性崗位，也因此得名“西南柬埔寨”。作為客服中心，這裡諸如電話營銷、遠程服務之類的崗位特別多（AWS還在此設立了全球呼叫中心），吸納了相當多的廉價勞動力，以至於有個梗說“孫悟空來了也得打500個電話再走”。一位從深圳回來的成都人在談到自己求職經歷時感嘆：“求職app上工作機會多，但回音少。感覺成都影視、文化行業的多，硬核科技的職位少，可能就飛機製造（成飛）算高精尖，但這又跟普通人關係不大。”

雖然華為在此設立了成都研究所（支持了西區房價），但大多數企業並沒有把硬核的科技研發部門搬到這裡，也因為並非核心崗位，這兩年不少外企都把成都研發團隊裁撤了。一些人在公司里幹了幾年後就會發現有一個天花板，只有到北京、上海才有更高層級的機會，以至於有人吐槽：“我們這裡去過上海的都有優越感。”其結果是，成都真實的薪資中位數，和京滬深差距不小，全市最低工資去年才調整到2080元，比一些二線城市尚且不如。2021年，成都的人均個稅僅相當於上海的16%，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只能排到第20。

不過，成都多如牛毛的中小企業至少也有一個好處：它是市場經濟最為活躍的國內城市之一，其市場主體數量之多，在全國僅次於深圳，且是前十大城市裡增速最快的。正因為成都缺乏老工業基礎，也就沒什麼包袱，在面臨市場轉型時可以相當靈活。像東北那樣一家人都在一個廠子里幹一樣的工作，一干就是一輩子，這種事在成都幾乎不存在，這就使得人們可以在變動的市場環境下捕捉到各種不同的機會，不至於一下子陷入困頓。

不可否認，成都要實現夢想，趕超發達城市，仍有一段路要走，但也因此，它還有很大上升空間——實際上，它的現狀，很像是十多年前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位置。畢竟，要說承接產業轉移，改革開放以來，全國都是這麼過來的，關鍵是如何抓住機會，打好根基，向上爬升。

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成都在經歷了這些年的好日子之後，容易做的都做完了，下面就得面臨啃硬骨頭了。成都的天花板也在於它的產業鏈不完整，難以充分帶動周邊城市，然而，如果成都想要更上一層樓，就不能滿足於在省內一城獨大，而必須完善區域市場體系，在立足全川的基礎上，進行結構性改變，這樣才能憑藉更深厚的內生力量參與城市競爭。

成都，沒有退路。（中歐商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