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多面美國及其未來

如何理解美國社會？我們真的「讀懂美國」了嗎？

可以說，沒有任何一篇文章或著作，能夠完全客觀且完整地描述美國——因為書是人寫的，而人是有立場有背景的。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有多副“面孔”——且不說之前討論過的“本土美國”和“全球美國”之分，僅從敘事的角度來看，就有許許多多個“美國” ——比如「自由美國」「真正美國」或「不平等美國」等等。

在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教授2023年的新著《美國的經濟問題：一位移民經濟學家對不平等之地的不倦探索》中，展現的就是美國令人絕望的黑暗面。在此基礎上，本文剖析了「不平等」在美國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不平等既是美國的現實，更是美國制度運作所需要。雖然美國擁有建立歐洲那樣的福利社會的能力，但美國的統治精英更在乎“機會平等”而非“結果平等”，因此，與大多數國家希望消滅貧困人口相反，美國的製度運作需要一部分“窮人」的存在。

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總有人扮演“神”，也總有人扮演“魔鬼”。一個平等的美國是不可能實現的。

最近中信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問我是否可以為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教授2023年的新著《美國的經濟問題：一位移民經濟學家對不平等之地的不倦探索》寫一篇評論短文。

迪頓教授的文字我看過不少，包括他的前一本書《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美國的經濟問題》的英文版（Economics in America: An Immigrant Economist Explores the Land of Inequality），我早些時候已經初看了一遍，看了中文譯稿之後，答複編輯說，寫一篇評論需要一些時間，但可以先寫一段推薦語。其實，寫一篇評論文章並不難，但我並不想侷限在評論迪頓教授的這本書，而是想藉這個機會思考我們如何理解美國社會。這既是學術問題，更是政策問題。

01  我們真的「讀懂美國」了嗎？

在美國社會生活過多年，也一直在長期觀察美國社會，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思考和理解美國社會的問題。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提倡“讀懂中國”，意在讓世界讀懂中國，但同樣，我們自己也需要讀懂世界，尤其是美國。

在過去的很多年來，中美兩國吵吵鬧鬧，有些時候甚至出現「劍拔弩張」的局面，為中美兩國甚至整個世界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儘管這裡面有許多的因素，但雙方互相之間的誤解誠然是更重要的因素。

對許多人來說，讀有關美國的書無疑是讀懂美國的主要途徑。不過，事情並非那麼簡單。書是人寫的，人是有立場有背景的。如果不了解寫書人的立場和背景，那麼讀書人就會產生一種「盲人摸象」的效應。同樣，如果人們不理解迪頓的研究立場和著述背景，那麼很有可能把迪頓的「理解」轉化成為我們的「誤解」；而且，越是像迪頓那樣的獲得諾貝爾獎等級的學者越能在我們這邊造成影響。

無論在經濟學界還是在整個社會科學界，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原創性理論，更沒有我們自己的“英雄”，西方學者很容易演變成為我們的“英雄”。尤其是今天的中國，對西方理論「英雄」崇拜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思想；我們自己沒有，只好「求助於」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說，這幾乎是近代以來的「永恆性」現象。

回到迪頓的著述。迪頓不僅對經濟學做出了實質的貢獻，也一直在啟蒙美國社會，在美國社會具有巨大的影響力。 《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當年被評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的暢銷書並不令人驚訝。

在人們的眼中，經濟學家的文字大都服務於他們自己的那個小圈子的，常以“數學”和“模型”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對常人來說既難以理喻，更苦澀無聊。但迪頓的著述則不然。西方那些可以稱之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在證明了自己的專業能力之後，大都走出八股而轉向關心現實問題。而正是對社會現實的關切才使得他們的思想具有永恆性。無論是《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或是《美國的經濟問題》都是這樣的思想著作。

迪頓的文字極具衝擊力，但更具衝擊力的是他的文字帶給人們對「美國社會怎麼了？」問題的深度思考。

2024年2月25日，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在多地集聚，透過線上線下會議的形式討論美國革命共產主義者的成立，布魯克林的與會者也參加了美國革命共產主義者的首次遊行示威。類似的社會政治現象更給我們無窮的遐想，強化著一些人關於美國「衰落」「內戰」「解體」「崩潰」等的想像。

但正如我們下面需要解釋的那樣，迪頓或類似的著述只是美國的一面，或者說這類著述所敘事的是一個「絕望」的美國，但並非其它面向的美國。如果只關切到這一面，那麼我們所看到的既不是“總體美國”，更不是“真實美國”。

02 迪頓：美國是「絕望」之地

如果從敘事的角度來看美國，到底有幾個「美國」呢？且不說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本土美國」和「全球美國」之分，僅僅是美國內部也不難看到不同的美國敘事。

幾年前，美國進步派作家喬治‧帕克（George Packer）寫了一篇題為《一分為四的美國》的文章，發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21年7、8月號）上。文章從20世紀的70年代起筆，描繪了美國的四種面貌、四種講述美國故事的方式。

根據帕克自己的說法，這四種敘事代表四類美國人，而今天的美國社會就是在四個敘事不可調和的矛盾中撕裂的。這四種敘事包括：1）“自由美國”；2）“聰明美國”；3）“真正美國”；和4）“公正美國”，或“不公正美國”。

在帕克的「不公正美國」那裡，美國儼然是一個固化的等級制度，就像是種姓制度一樣；而「真正美國」的核心是藍領工人，由「白人+基督教+民族主義」組成，2008年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莎拉·佩林（Sarah Palin）既是「真正美國」的代表，也是「真正美國」的代言人。在這個範疇內，迪頓所敘事的美國無疑是部分的「不公正美國」和部分的「真正美國」。只不過迪頓沒有像帕克所描述的群體那樣具有極端的意識形態性罷了，而是把重點置於美國的“不平等”上，其書的副標題直接把美國形容成為一片“不平等之地” （The Land of Inequality）。實際上，他的前一本書更是把美國說成為「絕望」之地。

迪頓是英國人，出生在蘇格蘭，同時也在英格蘭接受了教育，然後在1983年搬到了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迪頓很快就看到了兩個美國。誠然他所言，一方面，「深深敬畏於美國學者和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國所蘊含的財富和機會（特別是對移民及其孩子而言）。時至今日，這種敬畏猶在我心裡」；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美國的黑暗面，「美國的各種不平等現象幾乎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嚴重」。

就迪頓如何敘事美國經濟而言，1983年和「移民經濟學家」這兩個背景對其造成的影響很重要。很顯然，迪頓「長大成人」時的英國是戰後凱因斯主義的英國，屬於福利社會和政府責任大擴張時期；而當迪頓到了美國的時候，英美兩國開啟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即美國的雷根革命和英國的柴契爾革命。迪頓到了美國後所關切的便是「新自由主義」的美國，而非戰後「凱因斯主義」的美國。新自由主義對英美產生了差不多的經濟影響──社會分化，也導致了差不多的結果──民粹主義崛起。因此，人們可以認為，即使是迪頓不離開英國，如果他研究新自由主義下的英國，也同樣有可能產生具有同樣衝擊力的想法。

迪頓的「不平等美國」敘事幾乎是盡人皆知，不僅美國人知道，全世界人都知道。正如作者所引用的那樣，根據2022年《富比士》排行榜，馬斯克（Elon Musk）擁有2,190 億美元，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擁有1,710 億美元。美國家庭淨資產的中位數為12.17萬美元，約為《富比士》排行榜上位居第四位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財富淨值的千分之一。美國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拿走了總收入的將近一半，而收入排名在後50%的人口僅拿走了總收入的14%。

這些數據自然說明了美國巨大的收入（或物質）不平等，以及富人和窮人之間、富人和其他人之間的收入鴻溝。作者指出，「與我1983年移民而來時的美國相比，今天的美國社會更加黑暗」。今天，當美國從以往的「中產階級社會」演變成為「富豪社會」之後，類似迪頓那樣的「不平等」「不公義」「絕望」敘事在美國極為普遍。

迪頓也指出，許多美國人其實很討厭這種不平等現象，並將其視為國家出現問題的表現，甚至認為這是問題的根源。他們認為，今天在收入和財富上存在的巨大不平等是一種不公正，沒有人需要或應該像最富裕的那群人那麼富有，民主與這種不平等完全不相容。

但是，問題在於，既然美國人討厭這種情況，那麼為什麼不去改變這種情況呢？正如美國人不喜歡槍殺，但不去管制槍枝那樣。這個問題是迪頓或研究「不公平」的學者（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其他領域的社會科學家）所想回答的。這個群體的學者都相信，美國其實有能力做得更好，但美國卻沒有去做。為什麼？

03  「不平等」為何在美國難以解決？

沒有人設想一個完全公平的社會。不公平是自然的產物，因為「其中一些不平等不無裨益，因為機會真真切切地擺在那裡，而有些人總是比其他人更能抓住這些機會」。

但是，美國社會有太多讓人不懂的地方。 「與歐洲相比，美國並不那麼執著於幫助那些無法或未曾受益於這些機會的人。事實上，許多人認為二者是相互聯繫的：在沒有安全保障讓人們分神的情況下，人們會全力以赴地抓住機會，此時機會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率；況且機會如此之多，人們根本不需要什麼安全保障。

再者，「在美國，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缺乏安全保障都與種族緊密相連，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而美國人對種族問題的看法與其他富裕國家截然不同」；但「即便如此，對弱勢群體的保障如此之缺乏，以及與之相應的嚴酷政治現實，仍使我大為震驚。更令我驚駭莫名的，是我的一位新同事（公開）宣稱'政府是竊賊'。自由主義。更窮困，而不是保護後者。大多數人」。

迪頓在書中討論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其中一個就是有關最低工資制的事情。他發現，儘管約70%的美國人認為聯邦最低工資應該提高，但國會未能通過相關立法。迪頓把此歸咎於「遊說力量在華盛頓的強大勢力」。

在實踐層面，自2009年7月以來，聯邦最低工資維持每小時7.25美元不變，但許多州都提高了最低工資水準。總共有29個州的每小時最低工資水準高於聯邦最低工資，從伊利諾州的8.25美元到華盛頓州的12美元不等，西雅圖市和舊金山市的最低工資達到了每小時15美元。再如醫療保障問題。美國的醫療保障體系消耗了國民所得的近五分之一，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富裕國家在醫療上的花費。除美國外的富裕國家為每位公民提供醫療保險，且其公民的整體健康狀況也優於美國人。

自然，問題遠不止這些，也不是那麼簡單。即使在經濟領域，一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在研究過程中變得十分複雜，甚至困難。迪頓舉了許多例子。例如，在很長時間裡，最低工資制研究儼然成為美國學術界的禁區，美國社會（包括學術界）對最低工資制研究持批評甚至攻擊態度。無怪乎迪頓發出了「為什麼經濟學家還沒解決這個看似如此簡單直接的問題？」的責備。

04  “社會達爾文主義2.0版”

這種情況其實不難理解。迪頓的敘事代表了一部分美國群體和一部分美國的現實。如果說迪頓所描述的是他所認為的美國問題或美國絕望的一面，美國還有被視為擁有輝煌成就的模範或希望的一面。自然，美國並不缺乏和迪頓不同甚至相反的敘事，包括帕克所說的「自由主義」敘事和「聰明美國」的敘事。

其實，在我看來，「自由主義」和「聰明美國」可以是一體的，正如「真實美國」和「不公正美國」是一體的那樣。 「自由主義美國」是「聰明美國」的平台，只不過這個平台是開放的，向全世界的聰明人開放。這也是美國的現實。

美國的強大在於其提供了一個自由開放的平台，包括開放的教育和人才體系、開放的企業系統和開放的金融體系。美國最發達的幾個區域包括波士頓灣區、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移民和外國人口占了40%。在矽谷，外國人口更是佔了60%，美國人反而是絕對的少數。也不難理解，矽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獨角獸企業為一代和二代移民所擁有。當我們說「美國製造」的時候，其實是各國「聰明人」在美國的製造。但同時，「自由主義」「聰明美國」與「真實美國」「不公正美國」並不矛盾，而是一體兩面，因為「聰明美國」在「自由主義美國」的成功故事也是另一部分人甚至是大多數人成為「輸者」的悲慘故事。

也就是說，迪頓回答了部分問題，但沒有回答另一半，甚至更重要的問題。不平等既是美國的現實，更是美國制度運作所需要。這一點已經在馬克思時代就已經回答清楚了，並且馬克思早就超越了經濟學的解釋，而指向了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基礎——私有製。

就經濟思想而言，在西方思想史上，既有從盧梭、馬克思起源的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也存在著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到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對資本主義的頌揚。法國思想家盧梭於1755年出版《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在書中，他探討了社會不平等的原因及克服的方法，認為生產的發展和私有製的產生，使人類脫離了“自然狀態”，產生了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

在這裡，盧梭提出了兩個原創性想法：第一，經濟發展是近代市場經濟的產物；第二，同樣，「不平等」也是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馬克思基本上繼承了這個分析傳統，一生都在致力於建構一個公平社會，其《資本論》更是迄今為止探討人類不平等的鉅作。但另一方面，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西方思想更是在鞏固、發展和強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論證，甚至推向了極端化。儘管人們使用「自由」的概念，但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不是一個更自由的過程，而是一個更保守主義的論述——是一部分人更自由，另一部分人則更加不自由。

如果平衡一下不同的敘事，那麼人們就不難回答美國資本主義的「特殊性」。例如，儘管無論從經濟發展水平或技術手段而言，美國是最有能力發展成歐洲類型的福利社會制度的，但美國的統治精英偏偏不想發展成歐洲類型的社會。對美國的保守主義來說，「你所有的都是你自己努力掙來的」（what you have is what you have earned），而對歐洲人來說，「你所有的就是你應該擁有的」（what you have is what you should have）。因此，儘管美國在世界各地強調人權，但美國人的人權觀與歐洲人的人權相去甚遠。在美國，儘管憲法規定“人人平等”，但實際上是不平等的。如果說“平等”，美國強調的是“機會平等”，而非歐洲人所重視的“結果平等”。正因為「機會」是不平等的，因此結果也不可能是平等的。無論從理論上或實務上，美國的製度運作都需要一部分「窮人」的存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人們可以把今天的美國社會理解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2.0版”，奉行的是“適者生存”原則。「社會達爾文主義2.0版」表現為原始資本主義2.0版（見《美國進入「原始資本主義2.0版對我們意味著什麼？》一文）。

隨著原始資本主義2.0版的崛起，美國再次進入了「資本主宰社會」（society in capital）的階段。在這種形態下，人們很容易觀察到兩種現象的共存：一方面是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是基於社會分化之上的治理危機。

我常在想，較之其他任何概念，熊彼特對資本主義分析的概念「創造性毀滅」更能理解今天的美國社會。人們也可以像理解歌德（Göthe）的《浮士德》的方式來理解美國社會的現況和發展。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毀滅」是通往「創造」之路，一部分人的「毀滅」就是另一群人的「創造」。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總有人要扮演「神」的角色，總有人要扮演「魔鬼」的角色。

《美國的經濟問題》

【ECONOMICS IN AMERICA: An Immigrant Economist Explores the Land of Inequality】

美國真的是充滿夢想的樂土嗎？在鮮為人知的另一面，美國的弱勢群體正暴露在巨大的風險中。美國的黑幫臭名昭著，健保系統複雜而孱弱，醫療服務則充滿浪費，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因為絕望而自殺的人越來越多…

在本書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將自身經歷與經濟學視角相結合，審視了美國的醫保體系、養老金、收入分配等重要議題中的諸多不平等現象，討論了壓在美國百姓身上瀕臨失衡的權利與義務，以及美國政府對氣候問題和大國責任的漠視與鬆懈，直言美國正在幫助富人掠奪窮人的財富。

同時，本書也展現了經濟學界內部在這些社會議題上的交鋒，並對經濟學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進行反思，折射出經濟學家與政客之間緊張而脆弱的關係，揭示了美國政府的施政成就與失敗。

著者：［美］安格斯‧迪頓

譯者：楊靜嫻

定價：78.00

頁數：280頁

字數：282千字

出版時間：2024年4月

關鍵字：美國 移民 健保體系 社會保障 國際援助 分配製度 貧富差距 不平等 經濟學 經濟學家 諾貝爾獎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24.3

【作者簡介】

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201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高級學者、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榮休教授，蓋洛普組織資深科學家，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曾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士、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顧問委員會委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訪問學者。

他主要的研究領域為貧窮、不平等、健康、福祉和經濟發展等，著有《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美國怎麼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美國的經濟問題》等。

【目錄】

前言

第1章開頭：速食店、黑幫和最低工資

第2章美國醫療保障體系“歷險記”

第3章國內貧窮與國外貧困

第4章數字的政治：修正價格問題？

第5章收入不平等

第6章收入之外的不平等

第7章退休、退休金和股市

第8章經濟學家的工作

第9章諾貝爾獎和諾貝爾獎得主

第10章搞壞經濟的是經濟學家嗎？

第11章終章：經濟失敗是經濟學的失敗嗎？

鳴謝

註解

【前言】

我出生在蘇格蘭，在那裡以及英格蘭接受了教育，然後在1983年搬到了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和其他許多移民一樣，我認為美國能讓我自己以及家人過更好的生活。普林斯頓大學看起來像是個做學問的好地方（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而我幼年和​​青年時期一直生活窘迫，所以對美國的高薪資所帶來的安全感充滿感激。當年，我曾深深敬畏美國學者和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國所蘊含的財富和機會（特別是對移民及其孩子而言）。時至今日，這種敬畏猶在我心。

但美國也有其黑暗的一面。美國的各種不平等現象幾乎比地球上其他地方都嚴重。其中一些不平等不無裨益，因為機會真真切切地擺在那裡，有些人總是比其他人更能抓住這些機會。與歐洲相比，美國並不那麼執著於幫助那些無法或未曾受益於這些機會的人。事實上，許多人認為二者是相互連結的：在沒有安全保障讓人們分神的情況下，人們會全力以赴地抓住機會，此時機會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率；況且機會如此之多，人們根本不需要什麼安全保障。在美國，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缺乏安全保障都與種族緊密相連，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而美國人對種族問題的看法與其他富裕國家截然不同。即便如此，對弱勢族群的保障如此之缺乏，以及與之相應的嚴酷政治現實，仍使我大為震驚。

更令我驚駭莫名的，是我的一位新同事（公開）宣稱「政府是竊賊」。在我長大成人的那個國家，我、我父母和我們的朋友都認為政府是仁慈的，是困難時期的朋友。我發現自己很難相信一位傑出的學者會如此憤世嫉俗，如此崇尚自由主義。時至今日，我仍然對他這種情緒化的觀點難以苟同，但我已經漸漸了解到，美國的州和聯邦政府經常會不遺餘力地幫助富有的獵食者掠奪普通人，讓後者更加窮困，而不是保護後者。誠然，美國的政治體制絕非已經被徹底操控，它也確實為一部分人提供了極其富裕並且十分美好的生活，只不過這「一部分人」已不再是指大多數人。

在過去二十五年裡，我定期為英國皇家經濟學會（Royal Eco¬nomic Society，RES）撰寫通訊，反思我所看到的一切，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我的所見所聞有時令我心生敬畏，有時令我深感震驚。這些反思成為本書的基本內容，我又對原文做了更新，並加入了大量新內容。

本書的每一章都與一個特定主題相關。這些文章的初稿是在二十五年中陸續寫就的，但在本書中我沒有按時間順序組織它們。我進行了修訂，並試圖在舊瓶裡裝上新酒，使其既能夠貼合當前的熱門話題，又不會改變原來的論點。所有章節都是以2022年底的視角寫就。不過有些評論也會涉及某些特定歷史事件（例如與布希、歐巴馬或川普的執政期有關的內容，或是關於當時的某項政策如「星際大戰」計畫），我很清楚這些內容有其歷史背景，但我並不認為它們是老調重彈，因為其涉及的根本性問題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每章的開頭均有一段導讀，概述了該章的主要內容，並解釋了其與全書大主題的關係。

我發現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組問題之上，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問題及其許多表現。我一直關注不平等問題，寫過很多關於醫療保障、退休金、股市和國內外貧窮問題的文章。身為經濟學家，我和數字打交道，也關注數字。我密切關注數據如何塑造我們的認知以及我們的認識應如何基於數據。此外，我也關注數據如何影響政治，反過來又如何受到政治的影響。我認為這就是所謂數字的政治。

經濟學家會深度參與政策的製定，參與的程度遠勝於其他學者。他們的意見受到尊重（這有時是好事，有時則是壞事），他們經常擔任制定政策的職務，即使不是積極主動的政策制定者，往往也能施加影響力。美國現任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就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1999 年至2001 年擔任財政部長的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也是經濟學家。本·伯南克（Ben Bernanke） 是202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曾是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事。 2006 年至2014 年，他在金融危機期間擔任聯準會主席，後來由珍妮特耶倫繼任。還有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在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任職， 並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擔任高階職位。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及其顧問一起工作，儘管通常是次要角色，但他們能夠影響政策，並透過政策影響國家和世界。

已經辭世的經濟學家可能比在世的經濟學家更有影響力。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寫道：「那些實干家， 自認為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其實大多是某位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當權的瘋子，以為憑空聽到天啟，其狂思亂想也不過拾自幾年前某個不入流學者的牙慧而已。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當我思考華盛頓的經濟和政治時，凱因斯的格言經常浮現在腦海中。

我從未擔任過與政策制定相關的職務，但我認識許多有類似經歷的人並與之交談過。我執教和做研究已有50餘年，而我研究的主題幾乎總是與政策相關。我還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負責收集資料並提出政策建議的國際組織合作。我曾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幾個小組的成員，研究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包括貧窮、物價和死亡率。多年來，我在醫療健康和福利方面的工作一直得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我還曾擔任經濟學界領先的數學和統計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的編輯。

由於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對涉及眾多人口的生計和福祉問題有巨大影響，他們（適得其反）受到了大量關注和批評。近期出版的幾本優秀著作認為，改革已經勢在必行，經濟學家奉為圭臬的很多東西都是錯誤的，他們在過去半個世紀裡開出的處方對民主資本主義的侵蝕以及專業知識的失信負有很大責任。這些觀點進一步主張，經濟學家被賦予了過度的權力來左右世界，而他們把世界搞得一團糟。

我對批評家的高論深表理解，儘管他們所描繪的職業經常令我感到陌生。學院派經濟學也有很多值得驕傲的地方：它曾經取得了許多重大發現，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它變得更具實用性，不再單純地關注抽象理論，而是更專注於試圖闡釋真實世界。然而，正如批評者所說，我們也有我們的盲點。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經濟學圈之外的人理解我的職業是如何運作的，並且理解經濟學家如何日復一日地忙於打破世界，然後再試圖將其重新拼湊起來。我既不避談成就，也不掩蓋失敗。我努力坦誠地面對我們的失敗，例如我們對市場和全球化的過度熱情，以及我們對自己事業的道德準則所秉持的奇思怪想。

本書的最後兩章分別提出了問題，即“搞壞經濟的是經濟學家嗎？”和“經濟問題是經濟學的問題嗎？”，並且試圖回答，就我們為何會犯下錯誤，以及我們錯在哪裡提出了我的一家之言。

本書帶有部分自傳性質，我會寫到自己和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我寫到了獲得諾貝爾獎的感受，以及我擔任美國經濟學會理事長的經歷，該學會是美國經濟學界首屈一指的職業社團組織。我寫到了自己在美國醫療體系的親身經歷，這個體系某些地方極其出色，但也存在嚴重的缺陷和破壞性，其高昂的費用對當今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問題負有重大責任。我寫到了退休金，包括我自己勇闖美國社會安全署的故事， 以及退休金和不平等問題是如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我也寫到如何計量重大事件，以及這種計量如何與政治密不可分。

與我1983年移民而來時的美國相比，今天的美國社會更加黑暗。移民的希望不僅已經被現實蹉蹉殆盡，更受困於美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腐敗，這種腐敗正威脅著美國的民主。 (IPP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