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打仗，地球人餓慘

俄烏戰事持續一個月有餘，全球能源市場大受衝擊。如今更深層次的危機一觸即發：糧食短缺。

交戰的兩個出口大國的小麥、大麥和玉米難以出境，大部分化肥困在俄羅斯和白俄羅斯。2月下旬開戰以來，小麥價格漲了21%，大麥漲了33%，部分化肥漲了40%。

西方國家鼓吹戰爭的後果已經出現，歐美的單邊制裁也在造成惡果，全球的糧食危機被進一步加劇，亞非窮國有許多人民陷入糧食短缺，呼號無告，慘不忍睹。糧食短缺推高了糧食價格，而國際資本玩家沒有任何良心可言的商業手段，更是日發剝奪更多人的生存權。另一方面則是，美國成功切斷了歐洲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自產的油氣獲得了好的銷路，而加拿大的礦產價格上漲。歐洲人需要減少消費，但還不至於餓肚子，餓肚子的是其他地球人。

飢餓人數正在增加，預計將接近9億。“烏克蘭只是在災難的基礎上加劇了災難。”世界糧食計劃署執行主任戴維·比斯利說，該聯合國機構每天為1.25億人提供食物。“自二戰以來，沒有任何先例達到今天的程度。”

人們正目睹本世紀20年代的又一場大戰：全新的手段——TikTok式記錄、星鏈參戰、高超音速導彈首次投入戰場；亙古不變的後果——鮮血、飢餓、死亡。

糧倉告急，糧價飛漲

“今日世界文明各國，富者一飯之資，所費不貲，貧者不得一飽，甚且轉溝壑以死。”中國農業經濟學奠基人許璇1934年的著作《糧食問題》中的這句話，今日依然適用。

危機先體現在分配和消費上——對歐盟來說，是少買幾個漲價的麵包圈；對西亞和非洲某些國家來說，是餓死人。

人類維繫生命所需能量的主要來源是碳水化合物（特別是澱粉），因此，以澱粉為主要成分的稻米、小麥、玉米等被稱為“主糧”，和馬鈴薯、甘藷等塊莖類食物一起，組成不同地域的人群的生命線。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數據顯示，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出口國，烏克蘭位居第五。兩國合佔全球大麥供應的19%、小麥供應的14%、玉米供應的4%，佔全球穀物出口量的1/3以上。兩國也是油菜籽的主要供應國，佔世界出口市場的52%。

烏克蘭素有“歐洲糧倉”之名，其西紅柿、禽肉、麥芽加工品常年暢銷，葡萄、蘋果汁、蜂蜜、黃油和濃縮奶也大受歡迎。

戰事爆發後，烏克蘭禁止小麥、玉米、禽肉和葵花籽油等食品出口。數據顯示，烏克蘭小麥佔歐盟進口小麥總量的19%，油籽佔其進口總量的13%，玉米佔其進口總量的一半。

目前，西班牙、意大利的一些地區開始對消費者實行限購。譬如，在已經出現了明顯囤積行為的威尼托地區的兩個城市特雷維索和貝盧諾，超市限制每位顧客最多買2瓶葵花籽油。在托斯卡納的一些超市，顧客只能購買5瓶1升的葵花籽油和2瓶1升的玉米油。

出於戰略安全的考慮，歐盟曾在2020年推出“從農場到餐桌”措施，一邊節能減排，一邊開拓自身耕地，發展具有較高水平生物多樣性特徵的農用地。這一措施現在不得不從寬，大環境已經不允許綠色農業、精耕細作，只能先填飽自己肚子再說。

“不得一飽”的情況，將最先出現在西亞和非洲。黑海、地中海面積不大，東歐的糧食走海路，成本很低。而且，中東和東歐都以小麥為主糧，也都有用玉米部分替代主糧的飲食習慣。僅在去年，烏克蘭小麥和玉米出口就有40%以上銷往常受干旱困擾的西亞北非。

俄羅斯受到製裁，難以出口食品。同時，烏克蘭的黑海港口已基本被俄羅斯封鎖，烏克蘭也缺乏足夠的車輛陸運。

黎巴嫩、利比亞、突尼斯、敘利亞的小麥，絕大部分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當下，敘利亞的小麥庫存僅能維持兩個月，政府宣布削減開支和每日口糧。黎巴嫩最重要的糧倉在貝魯特大爆炸中被毀，小麥僅能維持一個半月。

亞美尼亞、蒙古、哈薩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亞，幾乎所有小麥都從俄羅斯和烏克蘭進口。它們要和以上西亞、北非諸國一起，與更大的買家——包括土耳其、埃及、孟加拉國和伊朗——競爭。後者60%以上的小麥來自兩個交戰國。

但是，以上所有國家都只能競標更小的供應量。因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小麥生產國和消費國，中國今年的採購量將遠高於往年。3月初，中國政府透露，去年的嚴重洪災推遲了1/3小麥作物的播種，即將到來的收成並不樂觀。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小麥不那麼容易被替代。據聯合國稱，美國和加拿大的庫存緊張，阿根廷、巴西等南美穀物生產國在加強出口管制，澳大利亞的運力滿負荷運轉（澳洲出口小麥，但其農用燃料和化肥主要從俄羅斯進口）。

過去一年，小麥價格上漲了七成左右。依賴進口烏克蘭小麥的印尼，正遭受“小麥荒”之苦。而連續5年小麥豐收的印度（世界第二大小麥生產國），想充分出售國內庫存，已與多國進行商談，但因為物流問題和小麥的品質問題，印度小麥的市場表現很一般。

新冠大流行期間，全球飢餓人數增加了約18%，達到7.2億～8.11億人。3月初，聯合國表示，僅戰事對全球食品市場的影響，就可能導致另外1000多萬人挨餓。

在非洲之角索馬里，截至今年2月，該國已有33萬兒童嚴重營養不良，如果沒有額外的援助，其中1/3面臨生命危險。同樣的問題出現在薩赫勒地區，包括布基納法索、乍得、馬里、毛里塔尼亞和尼日爾，都處於近年旱災所導致的糧食緊缺境地。

巨頭的隱形戰爭

糧食危機的出現，還是要追溯到“生產”上。

居於優勢地位的國家、國際金融大鱷、世界糧食巨頭、食品工業巨頭、跨國超市，和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互相交織，主動或被動地構成了糧食產業的內在危機。

1946年，歐洲糧食短缺。當時，美國和加拿大有足夠的食物為公民提供每天3000卡路里的熱量，而倫敦糧店外的隊伍排出了幾條街。英國人每天攝入熱量是2900卡路里，而在歐洲大陸，這個數字是2000。

來自美國的糧食援助，1954年被叫停，因為歐洲農民終於能自給自足。從此，美國的食物援助開始面向全球南方國家，後者的農民根本無力像歐洲農民那樣向美國提出任何政治要求。

那也是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的《農業貿易發展與援助法案》，把糧食作為一項政治籌碼。只要發現某國有工人組織或疑似左翼的反對派，就可以動用戰略糧食儲備“送溫暖”。1960年代末，美國糧食出口量的79%都投向了第三世界國家，因為“只要給飢餓的人們一些麵包，他們就會聽話”。

石油價格的震動，和綠色革命技術推動的“寂靜的春天”的到來，使第三世界國家試圖扭轉大國的“施捨”，但是，對糧食體系更加隱蔽的控制體係也開始形成。

全球南方國家剛剛經歷了石油危機，只能向石油輸出國賒賬買石油；要繼續借錢，就得同意世界銀行的貸款附加計劃，利用本國的土地資源出口農產品。這樣，全球北方國家“寬宏大量”地接受了來自南方國家的廉價食物，而且前者每吃一口，都是在幫後者還債。

1990年代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納入了農業條款。經過精心設計，歐盟和美國的農民可以繼續接受補貼，政府和企業的關係不受影響，而在其他國家，政府不得乾預任何農業企業的經營。

大企業的作用，往往比國家大。全球70%的小麥貿易，據說被6家農業公司控制。美國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這四家跨國糧食公司，根據英文名首字母又被稱為“ABCD”，掌控了糧食的絕對定價權。

四大糧商成立均超過100年，對糧食產銷各環節採取閉環式的把控。它們還能遊說政府指揮農民種植某種作物來符合“國家利益”。

國際糧食政治的“玩家”很多。不過，老是餓肚子、希望不再餓肚子的農民，跟這場遊戲關係不大。糧食的生產，很多時候不是給貧者機會，而是通過富者的一系列複雜操作，來“乾淨”地榨乾貧者。

沙漏裡的人類

以目前的全球糧食生產水平，實現人人吃飽，理論上不是很難，可現實是，幾億人餓著肚子。

糧食產業呈沙漏狀。沙漏上端是龐大的消費者，下端是龐大的農民，中間細細的瓶頸部分，是生產者和消費者溝通的渠道——糧食企業。這個“中間人”所獲最豐，卻未必如實傳遞信息。如今糧價上漲，農民不見得受益。農產品不像工業品，按下按鈕就能控制流水線的產量；糧食作物生產週期長，轉型慢，農民的風險承受能力差，如果完全跟隨市場信號，很可能一朝破產。

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的《商品期貨現代化法》，為金融企業開拓了一個新的淘金地——糧食期貨。多種農產品進入高盛商品指數。通過投資家構建的與糧食本身關係不大的一系列金融工具，商品指數把糧價和油價綁在一起。2008年金融危機後，石油價格泡沫破滅，熱錢一股腦轉移到糧食上，炒高了糧價。

政府和公眾對綠色概念（比如“生物燃料”）的迷戀，也促使糧價飆升。在這個新興行業，玉米、甘蔗被用來加工成乙醇。歐盟和美國通過立法和補貼，刺激了全球農民種植玉米的熱情，因為種玉米差不多等於挖石油了。這就推高了鄰近土地上生長的玉米和其他穀物的價格。

人口增加也是糧價上漲的一個原因。亞當·斯密研究國家是怎麼變富的，馬爾薩斯研究的就是國家是怎麼變窮的——代數級增長的糧食，滿足不了幾何級增長的人口。儘管東亞、南亞人口大國的生育率趨於下降，但是整個非洲大陸的生育率都高於4%，大部分非洲國家高於5%。

而其他國家覬覦的是非洲的土地。美國建立了一個駐非洲司令部，來保護資源利益。亞洲的一些私人公司，比如韓國大宇，拿了馬達加斯加130萬公頃的土地種糧食，來滿足韓國市場的需要。土地是免費的，大宇給馬達加斯加的“饋贈”，則是僱傭當地人來種地。

另一邊廂，美國舊金山的消費者不想要“開心樂園餐”了。被快餐行業的營銷迷局催眠了幾十年，全球23億成年人肥胖。人們才逐漸意識到，國際糧食體系塑造了這樣的生活：吃上飯的人吃得不健康，更多的人吃不飽飯。它本身的工業化生產方式，也要對氣候變化、生態系統退化、毀滅性污染負有責任。

有人想“一了百了”地解決問題：如果陸地上沒得吃，就轉向大海。不過有研究顯示，如果不限漁，按現在的工業化捕撈和消費習慣，到2048年，大海裡可能連一船可吃的魚都撈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