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關係如何持續“回暖”？

當地時間5月6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在巴黎愛麗舍宮同法國總統馬克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中法歐領導人三方會晤。習近平指出，中國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中歐關係，將歐洲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夥伴，希望中法關係、中歐關係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024年5月6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在巴黎愛麗舍宮同法國總統馬克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中法歐領導人三方會晤。圖/新華

習近平強調，中歐關係有著強大內生動力和廣闊發展前景，不針對、不依附，也不受制於第三方。希望歐盟機構樹立正確對華認知，制定積極對華政策。雙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維護中歐關係政治基礎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今年是歐洲大選年，歐洲議會將於6月進行改選。對於中歐關係而言，今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也顯得頗為重要。這主要體現為幾方面：從各自內部來看，一些新的因素會影響到中歐關係的發展；從雙邊層面來看，這一年中歐關係正處於新舊交替、承前啟後的關鍵階段；從國際層面來看，也存在一些獨特因素可能會深刻影響雙邊關係發展處理程序。

如何維持和鞏固整體“回暖”態勢

2024年，中歐各自內外因素的存在或出現，會影響、改變或衝擊中歐關係發展，從而使今年的中歐關係發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從單邊層面來看，一些新的因素會影響中歐關係發展。

今年6月，歐洲議會將進行改選。鑑於歐洲議會是歐洲民意代表機構，在歐盟決策體系中具有和歐盟理事會共同決策的地位，在歐盟制定對華政策上也具有重要地位。考慮到目前歐洲整體民意的右傾化，改選後的歐洲議會可能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層面對華疑慮情緒會增加，這會給中歐關係發展帶來新的挑戰。

當然，也有一些成員國進行了大選或領導人更迭，譬如斯洛伐克左翼總理的上位和克羅埃西亞執政黨民共體（HDZ）取得國家議會大選勝利等，也影響中國和這些國家關係的發展。

其次，從雙邊層面來看，2024年是中歐關係“由虛向實”發展的重要年份。

自2022年底以來，一度遇冷的中歐關係逐漸“解凍”，經過2023年的共同努力，雙邊關係逐漸進入回暖期，如今這一趨勢依然在持續。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需要更多實質性發展成果鞏固“趨暖”勢頭，以避免未來這種“回暖”態勢出現逆轉。

2023年6月9日，由中國總裝的客機A321neo，向匈牙利威茲航空交付前在天津濱海國際機場進行了首次試飛。圖/視覺中國

目前，中歐官方交流機制已展現出全面恢復的積極態勢，中國與歐洲主要國家的重要官方溝通機制也已陸續啟動，但相應的是，雙方民間交流與經貿發展還需得到更多提升，中歐實質性提升經貿與人文交流的質與量，促進雙邊關係“由虛向實”，對維持中歐關係整體“回暖”趨勢意義重大。

另外，中歐經貿關係進入“高位競爭”階段，經貿摩擦也一定程度上呈現高發態勢。在歐盟出現一些對華經貿“去風險”聲音的大背景下，自去年開始，歐盟對中國市場發起過多輪“反補貼調查”。如果不加管理，中歐經貿關係發展可能會受挫。因此，雙方如何處理好包含中歐貿易逆差問題在內的經貿摩擦，對於改善中歐經濟關係和提振整體關係發展都相當關鍵。

最後，從第三方因素來看，今年美國大選和全球熱點問題的走向也會深刻影響中歐關係。

2024年是美國總統選舉年，如果具有強烈孤立主義、保守主義或保護主義色彩的候選人當選，會衝擊跨大西洋固有同盟關係的穩固性，刺激歐盟更積極追求戰略自主。在此前提下，歐洲可能會尋求和中國的合作，以尋求在戰略層面獨立於美國的更多可能性。如果這種情況沒有出現，歐美關係會整體保持穩定，中歐關係受到額外強烈衝擊的可能性也會變小。

受美國大選等因素影響，烏克蘭危機有可能在今年或明年迎來新的轉機。鑑於這一危機的存在已經深刻影響歐盟對華態度及中歐關係，因此烏克蘭危機可能的變化對歐盟對華政策的調整會產生影響。

如何增添合作與發展的新動力

在各自官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歐關係正持續“趨暖”，但雙方存在的經貿摩擦、涉華事務上的衝突和國際事務上的立場分歧又給中歐關係發展帶來了許多潛在隱憂。要在這樣一個既充滿光明又可能被烏雲覆蓋的複雜雙邊關係中尋找到切實改善和提升雙方合作的空間，並非易事。對雙方而言，為使中歐關係增添新的發展動力，應在戰略上重視中歐關係，並在努力管理好雙方分歧的前提下，積極尋求拓展務實雙邊合作的新機會。

第一，戰略上持續重視中歐關係，視對方為獨一無二的合作夥伴。

要使中歐關係獲得新的動力，首先是雙方在重視與美國保持和發展關係的同時，真正重視對方並重視與對方發展關係。雙方都要認識到，良好與穩定的中歐雙邊關係對於彼此的獨特重要性。

目前，對雙方而言，中歐關係並非中美關係或歐美關係的附庸，也不是可有可無的雙邊關係，它對助力各自的市場繁榮、推動全球問題的治理和熱點問題的解決，都具有無可替代的意義。即使是在經濟與科技競爭領域，雙方也是尋求和致力於推動全球範圍內有關競爭規則完善和透明化的最重要合作夥伴。只要中歐在上述競爭領域達成共識，就存在為全球樹立競爭典範的可能性，使各國競爭在規則範圍內良性展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歐盟必須從將中國定位為“合作、競爭與對手”這三重角色的“迷霧”中跳脫出來，明確發展中歐關係的關鍵意義，即儘管中國某時在某領域被歐盟評判為上述某一角色，歐盟應認識到搞好與穩定和中國關係對歐洲而言都將具有獨一無二的積極意義，尤其對歐洲的繁榮和戰略自主而言是如此。中國也應將歐洲視作助力自身經濟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不可或缺的持久夥伴。只有雙方均秉持中歐關係必須穩定、可控且具有合作必要性的認知，中歐雙方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合作增長點。

第二，拓展雙方合作的增長點。

在雙方都具有合作意願的前提下，中歐可以在諸多領域開展務實合作。

從經濟上看，出於共同利益需要，中歐雙方可共同反對保護主義，從輿論和實際行動上共同推動全球化理念獲得新的尊重和信任，雙方智庫和研究機構應共同推廣有關經濟全球化和開放主義對繁榮世界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理念，這會提升雙方加強雙邊經貿交流和促進全球經濟相互依賴的信心。

在一些具體領域，中歐雙方應儘量將各自目前正在進行的產業升級視作自身的機遇，而不是惡性競爭的源頭或理由。如今各大國的產業升級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以數位技術和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科技為基礎的產業大發展，在這一世紀性的全球產業更新迭代的處理程序中，中歐可以從中獲得各自的發展與優勢，共同推動全球產業的升級。就像19世紀工業革命時代，製造業的現代化發展共同推動西方國家實現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化國的躍升，如今的產業變革應帶動和促進中歐共同發展，而不應讓雙方陷入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為此，中歐雙方可在各自產業升級處理程序中尋求與對方產業的“齧合”，共同做大經濟蛋糕，實現各自發展和繁榮。實際上，這在中歐關係中已有先例，譬如歐洲的空客公司在天津建立了組裝廠，中國的寧德時代在匈牙利投資電池生產廠。空客公司減少了勞動力成本，中國工人獲得了就業機會；寧德時代找到了新的發展空間，歐洲汽車製造商得到了物美價廉的電池，從而提升了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這是中歐利用各自稟賦、通過合作來實現共同繁榮的典型案例。相互依賴而不是惡性競爭與“去風險”，才是共同的“生財之道”。

從政治領域來看，中歐雙方現存的諸多沖突應通過加強信任和對話來逐步解決。這些衝突多數源於歐洲對中國的指責與意識形態歧見，往往涉及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和主權的侵犯。無論如何，歐洲要想推動相關事務的良性發展，應將雙方的爭論與分歧帶到“中歐人權對話機制”中去解決，而不應在機制外採取單邊行動。這樣做無濟於事，且會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對此，中國也需要在這個機制內認真和直接回應歐方的訴求與關切，畢竟中歐都高度尊重和重視人權問題。在不涉及破壞各自社會制度的穩定性的前提下，雙方以建設性方式和機制化途徑儘量彌合與化解雙方政治性衝突，並非沒有可能。

在其他領域，中歐雙方合作也能大有可為。在人文交流方面，如何推動雙邊跨境流動的便利性，促進各自公民方便快速融入對方社會，進行安全、愉快的旅行、學習和工作，雙方都還有很多改進空間；如何通過合作取長補短，提升各自教育水平和創新能力，也還有大量合作機會。在防務領域，雙方可繼續推動在國際維和行動方面的合作，包括反恐資訊的共享、培訓合作與在營地的聯合行動；也可嘗試推動在防務領域的雙邊對話，促進安全領域的信任建設。

在國際關係層面，雙方在解決烏克蘭危機和巴以衝突方面具有不少共識，包括都希望通過談判解決衝突，期待能在《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關於上述議題的相關決議基礎上，盡快促成恢復地區和平。因此，雙方可考慮共同推動這些國際熱點問題的解決，甚至考慮合適的共同行動以及在國際多邊場合進行更廣泛合作。在國際治理層面，尤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維護生物多樣性等領域，雙方可以成為堅定的夥伴。

第三，積極管控雙方的分歧與挑戰。

無論如何，為建立一個務實和具有現實意義的穩定的中歐關係，雙方都應正視雙邊關係的複雜性乃至存在的嚴峻挑戰。只有共同積極管控這些分歧與挑戰，雙方的合作才能行穩致遠。

為此，雙方首先要對歐盟的對華“去風險”政策進行共同管理。“去風險”政策顯然會給中歐經貿關係帶來嚴重挑戰，在損害中國市場利益的基礎上，也會最終反噬歐洲資本和市場發展前景。具有高度保護主義性質的“去風險”政策，實際上是在逐漸背叛歐盟歷來所標榜並在事實上帶來歐洲繁榮的經濟自由主義原則，也最終會讓歐洲企業失去競爭優勢。

為避免兩敗俱傷，歐洲應該對所謂的“去風險”政策與中國進行共同協商，以避免這一政策過分損害各自的市場利益。這一共同協商包括歐方向中國確認“去風險”的邊界，或協調一個毫無交易阻礙的“正面清單”，甚至逐步推進解決雙邊貿易逆差，以確保雙邊經貿交流的信心，並且將損失控制在有限範圍之內。

另外，歐盟和一些成員國將對華政治挑釁視作一張對華施壓的“牌”。然而對中國而言，這張“牌”涉及對中國主權與核心利益的傷害，屬於不可接受和容忍的行為。歐方試圖通過輕易可以發起的挑釁來“激怒”中國，並以此作為壓制中國的工具，將會讓歐洲在短期內贏得輿論和外交上的優勢，但它會在其他領域因中國可能的回應和反擊遭受損失，比如經濟方面的反制或國際治理層面的合作降級。因此，對華政治上的傷害往往會讓歐洲得不償失。

對歐洲而言，如何處理好關於中國是“夥伴、競爭者和對手”的三重定位是歐洲穩定中歐關係的重要基礎。一味地將中國定位為“制度性對手”從而使用一切政治手段進行對抗，對歐洲而言顯然是不現實的。對中歐雙方而言，通過積極對話和管控分歧的機制來解決摩擦和衝突，才是可行途徑。

（作者係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 (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