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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第一篇 | 從出口到出海：中國企業出海發展研究報告（2024）：宏觀驅動
從出口到出海，日益成為企業的重要發展戰略。出海並不是貿易摩擦下的被動外遷和過剩產能的無奈輸出，而是經濟增長的內在訴求和產業升級的必經之路。為了幫助企業、政府、投資者更好的理解出海邏輯、把握出海需求、提供出海支援、挖掘投資機會，中信建投證券研究所特推出重磅聯合報告《從出口到出海：中國企業出海發展研究報告（2024）》：第一部分從宏觀和政策角度對企業出海進行刻畫；第二部分介紹高端製造代表性行業的出海策略；第三部分介紹資訊科技代表性行業的出海策略；第四部分介紹大消費代表性行業的出海策略；第五部分介紹服務行業的出海策略。
從出口到出海，日益成為許多企業的重要發展戰略。當下，百年變局深刻演化，產業變革方興未艾，中國經濟正處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換擋期，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加強標準引領和質量支撐，打造更多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的任務目標，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出台了助力企業出海的政策。中國企業的經營模式也從“引進來”向“走出去”轉型，從“出口”向“出海”嬗變。
從出口到出海，是企業全球經營、品牌建設、文化宣傳能力的綜合提升。不同於出口側重於貨物、技術等向海外簡單銷售，出海更加強調在海外市場的長期經營發展、品牌價值建立、文化理念宣傳，對企業的要求全方位提升。中國企業正通過投資自建、供應商合作、併購等路徑推進出海，佈局上除了歐美外，也在拓展非洲、中東等新興市場。
從出口到出海，不是貿易摩擦下的被動外遷，而是經濟增長的內在訴求。從日本等國家的經驗看，隨著人均GDP、貿易份額等提升，一國企業的競爭力也隨之增強，出海成為重要選擇，國民生產總值（GNP）也開始逐步趕超國內生產總值（GDP）。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出海的大方向是由經濟增長達到一定階段所決定，貿易摩擦問題可能僅僅是邊際催化。
從出口到出海，不是過剩產能的無奈輸出，而是產業升級的必經之路。一方面，歐美等國的頂尖企業均有著全球生產經營的特徵，中國企業在做大後，出海歷練是進一步做強的必經之路。另一方面，無論是當年日本部分過剩與落後企業無法持續出海、還是眼下國內出海從沿海傳統出口產業擴散到內陸其他高端產業，這些現象都提示，過剩產能消解只是出海表象，產業升級才是實質。
從出口到出海，如何抓住時代的機遇？為了幫助企業、政府、投資者更好的理解出海邏輯、把握出海需求、提供出海支援、挖掘投資機會，中信建投證券研究所特推出重磅聯合報告《從出口到出海：中國企業出海發展研究報告（2024）》，力圖從宏觀驅動、經驗案例、行業策略、政策建議等多維度提供最具價值的資訊。
一、中國企業出海的宏觀驅動
1、中國企業出海：背景、動力和趨勢
近期出海話題討論熱烈，尤其是當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對外面臨較高貿易壁壘，企業出海節奏加快，這些現象讓人不禁聯想到日本。上世紀90年代初，大量行業產能過剩的背景下，日本開啟了一輪節奏加速的企業出海潮。
種種相似性，讓市場直覺感知出海便是應對產能過剩的解藥。但當我們仔細比對日本出海經驗，並穿透到企業出海的微觀邏輯之後，我們發現真正促成企業出海的並不是國內產能過剩這一因素本身。
到底哪些因素決定企業出海，復盤日本，我們又能夠得到怎樣的經驗啟示，進而把握中國未來企業出海方向？
（1）中國出海的三大宏觀背景
市場探討日本企業出海，原因是曾經日本企業加速出海過程中，當時面臨的國內生產環境、海外經貿條件，均與當下的中國有一定相似性。
出海大背景是一國企業綜合競爭力提升
經濟只有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才會迎來大規模出海潮。
以人均GDP衡量經濟發展程度，我們發現一個全球性規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後，人均GDP越高的國家，OFDI佔GDP的比重也就越高。
2022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3萬美元，OFDI存量佔GDP比重為16.3%。按照這一規律，未來中國企業出海的節奏和速度或將快於以往。
對比曾經的日本，除了經濟發展程度之外，經濟總量以及貿易競爭力同樣也是企業加速出海的解釋因素。
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後，日本推出“黑字環流”計畫，政策鼓勵下日企出海明顯加速。市場討論日本加速出海，一般以1985年為觀察分界線。
當時日本，GDP規模佔全球的份額突破15%， 1994年更是達到歷史峰值17.9%，出口占全球比重近10%。
2022年中國GDP佔全球的份額在18%左右，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約為15%。從表觀資料來看，當前中國經濟總量以及出口競爭力與當前日本頗相似。
國內產能利用率下行時企業出海加速
除了發展階段、增長和外貿競爭力之外，我們還發現企業加速出海現象與國內產能利用率偏低有一定相關性。這一點曾在日本加速出海時發生過，類似的，當下中國企業出海也面臨類似狀況。
1990年代，日本產能利用率中樞顯著下移，行業面臨廣泛的產業過剩壓力。
以2020年產能利用率指數為錨（定基為100），1990年及以前日本產能利用率指數在140附近，1993年，日本企業產能利用率驟降至117.6，較1990年144.7的高點下降18.7%。
1990-1993年間日本運輸裝置、機械行業、鋼鐵行業產能利用率下滑最為嚴重，分別下降25.2%、22.8%和22.5%。紡織品、紙製品、金屬製品行業產能利用率下滑則相對偏低，降幅分別為5.0%、7.9%和13.0%，而石油及煤製品行業產能利用率甚至繼續上升，增幅為3.2%。
目前，中國也正面臨著“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挑戰。
2023年12月中央經濟會議指出：經濟回升面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挑戰。中國產能利用率在2021年達到高點（77.5%）；此後下滑， 2024年一季度末產能利用率僅73.6%。
細分行業來看，2021-2023年，非金融礦物、電腦、通訊及其他電子裝置、電氣機械製造業產能利用率下滑最多，分別下降5.23%、4.56%和4.01%。有色金屬冶煉和黑色金屬冶煉及加工業、化學纖維製造業產能利用率則下滑幅度較小。
今年一季度末，中國汽車、電腦、通訊及其他電子裝置製造業產能利用率較2023年下滑更為明顯，分別下滑9.7%和4.25%。
今年春節假期結束後，由比亞迪秦PLUS榮耀版車型打響降價第一槍，新能源車企、傳統燃油車企紛紛跟進降價，汽車“內卷式降價”的背後是企業試圖通過價格戰方式擴大市場份額。
貿易摩擦升級下企業主動被動選擇出海
1970-80年代，隨著日本對美貿易順差的迅速擴大，美日貿易摩擦不斷升級。作為應對，日本主動減少對美出口並增加對美進口，日企主動或被動的選擇出海。
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在1970年不足20億美元， 1985年順突破了500億美元。
來自日本的鋼鐵、電視機、機床、汽車等商品出口，持續搶佔美國市場份額。由此承擔競爭壓力的美國中西部和東北部等工業中心紛紛衰敗，失業率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日貿易限製法案接連出爐。最開始以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逐漸升級到汽車、半導體、船舶等資本密集型行業。
除簽署廣場協議推動日元升值外，美國要求日本移除進口壁壘，開放全行業市場，並對紡織品、鋼鐵、電視和機床等行業實行出口限制並擴大進口。日本紡織品、汽車等行業就曾自願限製出口，並將工廠向中國和東南亞轉移。
再次將目光聚焦到中國。2016年強調美國優先、主張保護主義的川普上台後，將美國對華貿易摩擦於2018年升級為加征關稅的貿易衝突。中國企業對美出口面臨高關稅和“去中國化”困境，選擇海外投資建廠。
早在1991年，美國就以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遭遇不公平壁壘為由挑起貿易衝突，並於次年8月公佈了價值39億美元的報復清單。最終經過談判，中國承諾未來5年裡對美國商品取消進口壁壘。
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隨著中美貿易逆差逐漸擴大美國對華反傾銷、反補貼、特殊保障調查及“337調查”覆蓋行業範圍更加廣泛。
2016年川普上台後，中美貿易爭端進一步加劇。2017年8月14日開啟針對中國的301調查。次年3月22日，川普簽署美國總統備忘錄，宣佈依據“301”調查結果，將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
截止2020年2月14日，美國對中國共有四輪中美加征關稅措施落地，就徵稅對象來說，主要涉及電機及電氣裝置、機械裝置、精密儀器、汽車零部件等產品，同時整體上美對華加征關稅規模不斷擴大、稅率不斷提高，最終導致對約5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
（2）企業出口到出海的三個關鍵影響因素
日本曾經的經驗規律似乎指向這樣一條企業出海路徑，一國企業競爭力達到一定程度之後（人均GDP、GDP和貿易相對全球份額偏高），國內市場近乎飽和（產能利用率下降），此時企業選擇加速出海。
企業從國內生產，到出口，再到出海，這些環節順利推進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兩個現象引發思考：出海還是出口？
兩個現象提示我們思考，並非產能一旦過剩，企業便要從出口轉為出海。
第一，日本鋼鐵企業、汽油和煤炭、橡膠、精密儀器等行業儘管產能過剩，但未有明顯的出海潮。
1990年代，日本大量行業都出現了產能過剩現象，其中運輸裝置、機械行業、鋼鐵行業產能利用率下滑最為嚴重。同一時期，運輸裝置、電氣機械、一般機械行業對外投資佔比顯著上升，如運輸裝置在1980年以前對外投資佔比僅在8%左右，此後佔比顯著提升，2001-2005年期間一度佔比達到29%。
1996-2000年期間，對外投資佔比最多的行業分別是電氣機械（34%）、食品（17%）、運輸（15%）、化工（10%）、金屬（7%）、一般機械（6%）、木材（2%）和紡織品（2%），前8個行業佔比和為93%。同樣過剩的鋼鐵企業、汽油和煤炭、橡膠、精密儀器等行業，卻未有明顯出海潮。
第二，當中國企業積極出海的同時，我們看到更多國際資本選擇投資中國。中國作為東道國，依然對全球資本具備較強吸引力。
2022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逆勢增長。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佈的《世界投資報告 2023》，在全球外資規模延續減少趨勢的2022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仍在增長，規模達到1891億美元，佔全球FDI比重約為15%，已經連續六年成為全球第二大外國投資接收國。
出口到出海，或涉及三個關鍵因素
當一個國家的產品具有全球競爭力，國內市場日趨飽和，對不可貿易品而言，出海可能是化解產能過剩的好方法。對可貿易品（尤其是大部分標準化製造業而言）而言，出口和出海都可以成為企業化解產能過剩壓力的手段，可見國內產能過剩並非企業出海和出口的決定變數。
判斷企業出口還是出海，我們還是要回歸到一個樸素的微觀底層邏輯，出口和出海，收益孰高？
為分析需要，我們特意將企業利潤模型簡化，如東道國政策不確定性風險等都歸類為海外生產成本。
對於企業出口產品而言，出口利潤=海外價格-（國內生產成本*匯率+關稅）。
對於企業出海投資而言，出海利潤=海外價格-（海外生產成本/匯率）。
對於製造業企業而言，國內外生產成本差異、關稅和東道國生產壁壘差異、匯率升貶值趨勢，這才是真正影響企業決定出口還是出海。
（3）中國出海的四個宏觀特殊性
中日出海有較多相似宏觀背景，企業的全球競爭力較高，國內市場階段性飽和，外部貿易壁壘較高。然而中日還有更多差異，這為我們借鑑日本經驗，展望未來中國出海節奏，提供更為深刻的思考維度。
全產業鏈優勢下中國國內生產成本更低
作為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已形成“關鍵零部件-整機製造-整合應用”的完整供應鏈體系。對比1990年代的日本，中國國內綜合生產成本更低。
首先，中國的規模生產優勢突出。
按照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資料，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全部製造業門類的國家，22個製造業大類行業的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世界500種主要工業品種，目前有約230種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
中國很多產業都能夠實現從上游到下游的全覆蓋。製造業分工細化，能夠在供應商間進行比價篩選，降低採購成本，設計不同價位產品，通過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價格優勢。
其次，中國製造業所使用的能源價格遠低於全球水平。
根據Global Petrol Prices公佈的各國電價資料，截止2023年9月，中國電價僅有0.088美元/千瓦時，而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最多的22個國家，其電價平均值為0.198美元/千瓦時。中國的電價甚至不足這22個國家均值的一半。
最後，中國遙遙領先的通訊和物流效率優勢。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在交通和通訊網路領域。
高速公路和鐵路網路加快了貨物和人員的流動速度，降低了運輸成本。有力的提高了中國製造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的整體效率。
正因為中國生產成本低且市場巨大，截止目前我們觀察到的現象更多是其他國家投資中國。中國FDI和OFDI規模差異巨大。
2022年，中國共獲得1891億美元的FDI，高於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1631億美元，主要集中在製造業和高科技行業，而且大多來自歐洲的跨國企業。
1990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就達到508億美元，而當年日本所獲得的FDI規模僅有18億美元，此後FDI最高也沒超過400億美元，日本的OFDI規模一直遠遠高於其獲得的FDI。
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國海外生產壁壘更高
1990年代日本企業加速出海時，日本企業可以享受全球化紅利。
2001年全球化浪潮正興起，日本企業出海，一開始大量投資佈局亞洲，尤其中國。恰逢中國改革開放，國內需求擴張帶來的市場優勢以及低端勞動力成本優勢共存。
我們使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力度來觀察當時全球化的熱度，1991年全球FDI規模約為1540億美元；2000年，規模已超1.3萬億美元，漲幅高達7.8倍。這段時間也是日本企業出海加速的過程。
2016年以來，逆全球化現象越發明顯。中國企業出海的外部環境弱於曾經的日本。
以英國脫歐、川普當選宣佈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為標誌，近年逆全球化趨勢明顯。
全球FDI規模在2015年創下歷史新高（2.06萬億美元）後便一直回落，2020年疫情期間甚至不足一萬億美元，創自2006年以來新低，緊接著雖然在2021年略有反彈後，但2022年再次回落，僅有1.3萬億美元。
逆全球化形勢下美歐等發達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力度。美國在2018年出台的外國投資監管新規則擴大了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查管轄權，對涉及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和公民資訊安全的投資加強審查，並列出特別關注國家，增加審查程序。歐盟也於2019年3月批准外國投資監管新法規，對涉及敏感技術、基礎設施及公共秩序和安全領域的投資加強審查。
部分國家通過對中國進行有針對性的指向政策，使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面臨新的障礙。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22年中國對外投資併購實際交易總額為200.6億美元，同比下降37%，規模僅有2016年峰值（1353.3億美元）的14.8%。
1985年後日元升值而近年來非美貨幣偏弱
廣場協議後日元持續升值，對出口不利，但利好對外投資。
1985年9月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簽署“廣場協議”，開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在國際外匯市場大量拋售美元，促使美元兌主要貨幣貶值。
協議簽訂前，美元兌日元在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在簽訂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兌200日元左右，跌幅20%。到1994年美元兌日元一度下探至100以下。
自2022年3月美聯儲開啟本輪加息周期以來，美元走強，非美貨幣普遍承壓，包括人民幣匯率。匯率偏軟，有利出口而非出海。這也是當前中國企業出海與曾經日本的不同之處。
中國目前面臨的關稅壁壘比日本更高
雖然美日貿易摩擦迫使日企限製出口，開放國內市場，但並沒有全行業限制日本行業發展。美國對中國出口限製程度要高於曾經的日本。
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測算 ，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平均關稅仍高達19.3%，比2018年貿易衝突開始前高出六倍多，關稅涵蓋了66.4%的進口商品。若從商品所屬行業（將商品歸類為HS6位編碼）來看，加征關稅的商品涉及了 80.4%的行業。
（4）中國企業出海的真正驅動力及未來趨勢
如何理解企業出海的驅動力？產能過剩肯定不是直接因素，因為化解產能過剩可以用出口方式。
企業從出口到出海，企業層面的決策影響因素有三：國內外生產成本差異、關稅和東道國生產壁壘差異、匯率升貶值趨勢。
從出海驅動力理解中日出海差異
相較曾經的日本，當下中國企業出海面臨四處宏觀環境上的差異。
一是“關鍵零部件-整機製造-整合應用”的完整供應鏈體系優勢下，中國國內生產成本更低。
二是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國企業在海外開展生產面臨的壁壘高於國內。
三是美元指數偏強，非美貨幣承壓（包括人民幣對美元相對處於歷史低位）。
四是1990年代日本面臨的貿易摩擦，低於當下中國企業面臨情況。
對比不同之後，我們認為出海是未來中國一個重要方向，但在體量規模上或弱於曾經的日本。
中國製造業企業出海或有四大方向
前文提到對於製造業企業而言，產能是否過剩不是關鍵，關鍵是三個因素影響出海，國內外生產成本差異、關稅和東道國生產壁壘差異、匯率升貶值趨勢。
以此推斷，我們認為四類中國製造業企業更容易出海。
一是關稅敏感型企業，如汽車、消費電子和機械裝置。考慮這類企業生產技術更為複雜、且組裝環節多，這類企業更可能是組裝、代工等部分環節出海。
2018年中美貿易衝突後，蘋果等品牌廠商就要求旗下供應商進行全球化佈局，保障供應鏈安全，如立訊精密，作為蘋果手機三個組裝廠商之一，就在墨西哥、印度和越南佈局。
以消費電子為例，消費電子涵蓋的細分子行業眾多，如晶片、螢幕、射頻/天線、攝影機等，經濟小國並不具備完整的產業鏈，因而消費電子不適於整條產業鏈外移。
自中美貿易摩擦後，越南承接消費電子下游環節生產，並加大對中國電子零部件進口需求。相印證的資料是中國對越南電子產品及零部件出口在貿易衝突之後迎來快速增長。2017-2020年，中國電子產品出口金額年均複合增長38%，絕對金額增長至306億美元，對應電子產品及零部件佔總出口比重也從14%升至27%，成為中國對越出口第一大商品。
二是通過併購品牌，從貼牌代工到品牌出海。海外併購可提高海外銷售價格，最典型的行業便是家電。
中國企業通過海外併購整合的方式，發揮國內產業鏈的產品、效率優勢，獲取出口國本地經銷管道，對被收購的海外資產輸出組織管理，進而提升全球份額、兌現盈利。
以海爾為例，2011年，海爾收購三洋洗衣機業務，獲得日本市場；2012年，海爾收購Fisher & Paykel，獲得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市場；2016年，海爾收購GE家電業務，獲得美國市場；2018年，海爾收購義大利Candy，獲得歐洲市場。憑藉這四筆關鍵收購，海爾徹底打開發達國家市場。
2023年，海爾海外營收佔比52%，在全球擁有10大研發中心、35個工業園、138個製造中心、126個行銷中心和23萬個銷售網路，業務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三是因為海外生產成本更低而出海。主要涉及兩類，一類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東盟國家勞動力成本低，勞動人口偏年輕，廉價勞動力優勢明顯；另一類是化工，部分化工產品具有腐蝕、易燃等特性，對溫度和壓力等都有特殊要求，產品難以運輸或運輸成本更高，靠近海外市場生產更有優勢。
四是降低國內生產成本，整合上下游產業鏈，這類企業以資源品併購居多。
比如中國缺乏鈷、鎳、鋰這三種與電池相關的關鍵金屬，自身資源已無法支撐飛速增長的行業需求，中國礦企可以通過併購鎖定上游供應而獲得的優勢。
2、日本經驗：出海政策、節奏和規模
（1）泡沫破滅後政策鼓勵日企出海
泡沫戳破後日本國內需求持續疲軟
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後，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下行。為應對出口受阻帶來的GDP增速下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接連出台。
流動性充沛推升日本股市和房地產異常繁榮。日本股票市場總市值於1987年超越美國，躍居全球第一。東京商業地價在十年間漲了四倍。
1989年起，貨幣和財政政策收緊戳破了繁榮背後的泡沫。此後，日本經濟增長陷入停滯，通脹持續低位徘徊，日本進入“低慾望社會”。
1991-2000年，日本GDP年均增速僅為1.69%，與1981-1990年期間高達6.19%的年均GDP增速形成明顯對比。2001-2010年，日本GDP年均增速進一步下滑，並轉負，為-0.54%。20年的平均增速不超過1%。
1991年以後，日本的通貨膨脹率趨近於零，甚至在1999-2004年期間始終為負值，遠低於2%的通脹目標。如此低的CPI讀數反映了日本在需求上的動能是偏弱的。
刺激政策再也無力挽救經濟頹勢，日本國內步入通縮時代。國內投資機會減少、企業盈利空間狹小，大量企業開始轉向海外尋找投資機會。
為挽救崩潰的經濟，日本政府不斷擴大公共投資規模，央行推行量化寬鬆政策，致使日本國內資本市場流動性充裕。然而日本國內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在泡沫經濟崩潰後長期低迷。
投向固定資產投資的新增貸款規模在1989年高達57萬億日元，自泡沫破滅後就一路下跌，到2011年僅為36萬億日元，降幅達38%。此後略有復甦，但至今仍然低於1989年的峰值。
1990年代以後，企業海外裝置投資與國內裝置投資形成鮮明剪刀差。
日本內閣府公佈的資料顯示，以2000年為基期，企業海外裝置投資增長迅速，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裝置投資增長陷入停滯。
日本政府鼓勵企業走向海外拓展
《廣場協議》簽訂，同時日本“黑字環流”計畫推出，標誌著日本對外投資轉折點。
日本戰後經濟有較強的出口導向型特徵，日本貿易順差不斷加大，1985年旨在解決美國巨額財政赤字、平衡英美對日貿易逆差的《廣場協議》簽署，日元大幅升值，大量過剩資金開始尋求海外市場。
日本從“貿易立國”向“對外投資立國”轉變。
“黑字環流”計畫核心是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日本不但可以確保貿易順差資金（黑字）回流，還可以獲得更高投資回報，擴大對外市場，獲得更多資源和技術。
這一計畫實施，標誌著日本企業開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日本經濟走上了以對外投資和跨國公司為主導發展道路。日本大舉投資東亞和東南亞開發中國家，建立了大量產業基地，形成了日本企業全球生產網路。
投資收益回流日本，資金形成環流，有力支撐了日本經濟持續發展。
（2）出海梯次從大企業向中小企業，從製造業向非製造業
日本出海企業的投資主體正發生顯著變化，中小企業和非製造業企業正在成為日本海外投資的新生力量。
從大企業向中小企業，從製造業向非製造業，日本對外投資主體在發生擴散和多元化。
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參與其中
早期出海過程中大型企業一直是日本海外投資的主力軍。
豐田、日立、三菱等傳統大企業長期以來一直是日本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的先鋒。憑藉技術積累和資金實力雄厚，建設海外子公司，加速海外本土化擴張的步伐，大舉進軍北美和歐洲市場，開創了日本企業出海的先河。
近期日本的海外投資中，中小企業已成為新的增長點。
根據《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資料，資本金規模在10億日元以上的大型企業數量佔比不斷下降，從2000財年佔比高達56.6%，持續下降，到2020財年僅佔比僅為23.5%。
資本金規模在5千萬日元以下的企業數量佔比不斷增長，從2000財年佔比最小，到2020財年在不同資本金規模的企業中佔比最高。
中小企業由於體量相對較小，長期以來在全球化處理程序中處於被動和跟隨地位。但隨著全球一體化加速，中小企業也面臨國內市場空間有限、成長動力不足的困境，最終日本中小企業也選擇逐步走向海外。
中小企業出海也得益於政府的大力支援，如提供各類補貼和優惠貸款等。中小企業通過兼併收購或聯手抱團出海的方式，大幅提高了其海外投資規模，已成為日本海外投資新的增長點。
非製造業對外投資佔比日益增加
日本製造業一直是國家經濟的支柱產業。全球產業鏈的重組讓日本製造業面臨挑戰，傳統製造業產業鏈被打破，利潤空間減少。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非製造業企業對外投資規模超過製造業企業。
從對外投資企業行業分佈來看，日本對外投資在2008年前以製造業企業為主；而從2008年開始，非製造業對外投資比重超過了製造業，2022年非製造業對外投資佔比達到68.1%。
製造業對外投資主要集中於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
從製造業內部細分行業來看，對外投資企業主要分佈在運輸裝置、食品、化學與製藥、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通用機械裝置、電氣機械和裝置等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
金融與保險業是日本非製造業對外投資中的領頭羊。
從非製造業內部細分行業來看，金融與保險行業在日本對外投資企業中居於領先地位，歷年佔比均在10%以上。1995年，日本輸出入銀行與海外經濟協力基金合併組建日本國際協力銀行，主要負責對外投資的政策性金融支援。與此同時，趁著日元國際化的東風，助力日本的金融與保險業在全球市場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日本國內市場規模有限，批發和零售貿易行業的對外投資佔比也在不斷增加。通過拓展海外市場，做大做強。
（3）日本企業出海的規模和重要性
對外投資規模存量達到日本2022年GDP總量的50%
1996年至2022年，日本對外投資規模翻了8倍，佔2022年GDP總量約50%。
1996年，日本對外投資規模存量30.6萬億日元，佔GDP比重僅為5.7%。26年之後的2022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存量已達到274.7萬億日元，規模翻了8倍，佔日本當年GDP總量的比例已達到49.4%。
日本借助經濟合作協定（EPA）和自由貿易協定（FTA）推動貿易自由化，2000年後，日本陸續與新加坡、墨西哥、菲律賓等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彼時美聯儲採取寬鬆貨幣政策，資金成本低，為日企提供更多投資機會。趁著全球化趨勢加速的東風，日本對外投資規模迅速增長。
對比同時期中國，日本對外投資佔GDP比例增速顯著領先。
2002年，日本對外投資規模存量佔GDP的比重為7.1%，中國為2.0%。
2021年，日本對外投資規模存量佔GDP的比重已經為42.6%，增長了35.5個百分點。中國為15.4%，增長了13.4個百分點。
海外收入相對GDP的規模佔比不斷提升
日本國民總收入（GNI）與GDP之間差值正越來越大。
1970年前，日本的GNI還低於GDP。從1982年開始，日本GNI與GDP的差值越來越大。到2021年，GNI與GDP間差值佔GDP的比重已經近4%，這一比例高於同時期的德國（3.5%）、美國（1.3%）和法國（3.0%）。中國的GNI小於GDP。
2022年日本海外收入相對日本GDP的比重10%。
據日本內閣府公佈的資料顯示，日本從海外獲取的收入保持了總體增長的趨勢。1994財年，日本海外收入佔GDP比重為3%，到2022財年，日本從海外獲取的收入為51.61萬億日元，已佔到GDP總值的近10%。
2021年日本海外淨投資規模相對GDP比重超過70%。
1996年，日本海外淨資產頭寸佔GDP比重為19.2%。
截至2021年，日本海外淨資產頭寸已達到411.18萬億日元，相較1996年增長了3倍，佔當年日本GDP的74.7%。
海外子公司收入佔日本企業總收入7成
對開展跨國經營的日本企業而言，海外收入已經佔公司總收入比重約70%。
日本經濟產業省每一財政年度都會展開《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對擁有海外子公司的日本企業海外經營情況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1997到2020財年，日本企業海外子公司獲取的淨利潤規模不斷增加。1997財年，海外子公司營業收入佔總公司收入比重為37.5%；截止到2020財年，海外子公司營業收入已達到總公司營業收入的69.3%，佔比近乎翻了一倍。
海外子公司的經常收益在總公司經常收益中的貢獻度不斷擴大。
日本企業經常收益等於營業收入-營業成本-費用+營業外收益-營業外費用，與國內利潤表科目略有不同。
海外子公司經常收益佔總公司的比重從1998財年的23.6%，增長至2010財年的76.9%，這一比例在十多年間翻了兩倍多。
日本企業海外市場戰略取得成效，已成為國內企業發展的新引擎。
以豐田汽車為例，2022財年全球銷量為960.98萬輛，同比增長1.03%，創歷史新高。其中本土市場銷量為140.72萬輛，同比增長0.81%；而海外市場銷量佔比85.37%，為820.26萬輛，同比增長1.1%。銷量佔比更高且增速更快的海外市場助力豐田汽車連續三年穩居全球銷量第一。
二、中國企業出海的潛在風險
1、逆全球化浪潮洶湧，“脫鉤斷鏈”和“小院高牆”思維漸起
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多年裡，經濟全球化取得了顯著成就，推動了全球經濟的大幅增長。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呈現疲軟態勢，並開始出現逆全球化的趨勢。美國作為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在川普上台後實施了“美國優先”政策，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在全球範圍內興起，逆全球化運動甚囂塵上。而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之下，拜登政府開始主導脫鉤斷鏈和小院高牆的政策實施，加快供應鏈的“去中化”，對中國的新能源、光伏、電車等領域展開貿易抵制，對中國的科技企業頒布禁令，這樣的趨勢在中美競爭的大背景下難以逆轉。
一直以來，全球化被認為是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但隨著經濟下行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在歐美發達經濟體中愈演愈烈，社會兩極分化和分配不均等問題引發了反全球化的運動。以美國為例，美國收入分配情況自上個世紀80年代後開始惡化，到2000年左右，美國的收入不平等情況已經達到1913年的水平，社會中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佔國民總收入比重已經達到50%。根據美聯儲於2021年公佈的美國財富分佈報告，美國收入最高的1%美國家庭總淨資產超過了佔比60%的中等收入家庭總淨資產，美國70%的財富集中在20%的家庭中，全球化導致的收入分配和勞動收入下降等問題成為逆全球化的潛在誘因。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低迷，雖然2009年後有所回升，但自此之後的貨物貿易運輸增長陷入停滯，全球貨物貿易與GDP的比值也開始降低，儘管G20集團在金融危機之後加強了國際經貿的協調工作，但事實上各國的貿易壁壘逐步增加。伴隨著貿易去全球化的還有金融去全球化，由於全球化加大了各個經濟體之間的互相依賴程度，當危機來臨之時經濟體抵禦風險的脆弱性也開始暴露，眾多發展中經濟體加強了金融管制以降低對外國銀行的依賴，西方的銀行部門也開啟了長期的去槓桿過程。
川普在2016年的當選無疑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處理程序，美國與中國在這個階段的貿易衝突逐步升溫。川普的當選本身就是國內民粹主義和本土主義抬頭的產物，2016年開始歐美的反建制思潮興起，冷戰後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被批判，單邊主義和反多邊主義盛行。上任後川普以“美國優先”為準則發起對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衝突，從2018年開始中美貿易衝突歷經三年，衝突高潮期間美國對中國的鋼、鋁、太陽能板、機電類裝置、汽車和飛機零部件等商品進行高額關稅制裁，中國則在農產品、汽車零部件和水產品等領域對等反制，中美關稅爭端涉及超過4607億美元商品，是史上最大規模的關稅攻防戰。本輪貿易衝突直接導致中美貿易額在2019 年下降，中斷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美兩國雙邊貿易依存度穩步上升的態勢。
新冠疫情襲來為興起的逆全球化注入強心劑，中國超大規模工業國優勢凸顯，而歐美由於供應鏈紊亂和去工業化陷入戰略物資短缺的窘境。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全球眾多國家嚴重依賴中國供應的醫療物資和商品，而在經歷了過度的依賴後則開始出現對華過度依賴的擔憂，這意味著在特殊外生衝擊下本國經濟的脆弱性，這一現象引發了歐美“脫鉤斷鏈”的思維，眾多國家開始強調經濟民族主義，策略上推進貿易保護主義和科技民族主義，這些舉措客觀上加快了海外企業重組工業鏈的處理程序，也加快了外企遷移出中國的速度。
拜登政府在疫情期間上台，一方面延續了川普時期對華的關稅政策，另一方著重在科技領域設定“小院高牆”。拜登政府所代表的民主黨在競選期間譴責了川普不負責任的關稅制裁行為，但在拜登上任四年期間並沒有調整對華的關稅措施，而是將重心放到了對華的科技制裁上，在半導體等多個領域對華進行科技圍堵。截止2024年4月底，拜登政府時期將319家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清單，超過了川普政府時期的306家。而隨著美國2024年大選臨近，美國去工業化嚴重的“鐵鏽州”又成為了民主共和兩黨爭奪的焦點，拜登政府於近期針對中國的鋼鋁和造船業展開調查，如果最終決定製裁，將對中國鋼鐵和鋁製品目前0%或7.5%的關稅分別提高至25%，已經徵收25%關稅的產品的稅率維持不變。從拜登政府上台後通過了多輪財政擴張法案，對美國製造業回流進行了大規模的補貼，這些財政擴張計畫客觀上刺激了美國製造業景氣度的回升，美國中長期實現國內製造業回歸和貿易“友岸外包”的路徑已經明確，建立有利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去中化”供應鏈也成為了兩黨共識。
2、企業出海面臨地緣衝突、關稅制裁、投資落地等多重風險點
首先，企業出海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逐步凸顯。從近幾年的投資目的地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地主要包括東盟、北美和歐洲等國家和地區，東盟和非洲是增速較快的區域，北美和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的投資增速從2018年前的兩位數增長逐步下滑至個位數增長。受到“友岸外包”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影響，“Made in China”開始向“Made by China”轉型，眾多企業前往墨西哥、越南、摩洛哥等貿易中轉地投資設廠；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引導下，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投資增速維持中高速，近兩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增速快於其他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增速，中東、非洲和拉美等目的地受到眾多出海企業青睞。
其次，所在國的關稅、制裁等政策不確定性成為中企出海的潛在風險因素。分區域看，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吸引了大量外國公司的投資，但隨著中美關係趨冷，中企在美投資的領域成為美國政府極為敏感的議題，美國對中資企業近年來採取的一系列歧視政策也讓中企在美的投資經營活動遇到阻礙。美國眾議院今年3月13日通過了針對TikTok的禁令法案，要求字節跳動剝離其短影片分享平檯子公司TikTok的股權，否則TikTok將面臨在美國被停用的後果。TikTok並不是個例，2023年4月，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點名Temu、Shein兩家企業存在所謂強迫勞動、利用貿易漏洞、產品安全隱患和智慧財產權盜竊的問題。預計後續美國大選不管是川普還是拜登上任，對華企業的打壓行為不會停止。
歐洲各國在近兩年緊隨美國腳步，加強了對華企業的審查和歧視性貿易政策，中國企業對歐洲投資的不確定性增加。一方面，歐洲對於中國企業對歐洲敏感行業公司的兼併購加大了監管力度，出海公司需要注意當地的法律風險；另一方面，歐洲對中國光伏、新能源汽車等產品的創新競爭力認知為產能過剩，侵害了歐洲企業的利益，對中國產品採取歧視性貿易措施，例如法國取消了國內中國產電動車的補貼，使得中國電動車的市佔率大幅下降。
最後，企業出海面臨品牌落地水土不服和發展受限的風險。海外市場和中國市場存在較多不同，不同的法律體制、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政治格局、基礎建設、教育水平等多個維度都需要出海企業仔細評估。比如中國的部分製造業品牌在出海後容易引起智慧財產權問題，企業應該在針對具體市場設計產品時規避相關風險；又如中國企業對出海目的地國家的人力資源和用工勞動合同瞭解不深入，很容易在用工問題上與工會產生矛盾；再如部分出海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如國內發達，貨物的運輸、供應鏈的暢通和資金的打款匯兌均需要企業提前準備和適應。
三、中國企業出海的政策建議
1、政府
如前所述，出海的風險和難點主要在於去全球化的國際大勢和地緣衝突、貿易制裁和關稅等方面，因此政府需要從國家層面著手，改善國際關係、減少貿易制裁、降低關稅壁壘，為上市公司出海提供穩定、良好的環境，減少上市公司出海的不確定性。
一是積極應對去全球化的國際大勢，堅持改革開放，堅定維護自身利益。逆全球化潮流實際上是針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所引發的全球東西南北關係的變化，而中國的和平崛起無疑是其中最大變數。實際上，中國是在美國主導的市場經濟的全球性制度安排與開放格局中融入全球化，而目前美國已經把中國作為最大的競爭對手，並且正在用實際行動推翻原來的市場經濟的原則。中國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經濟全球化，具體可從以下幾點著手：（1）擴大銀行保險等領域的市場准入，提高外商投資自由化水平，調動外商投資積極性。（2）加大金融支援、稅收支援力度，降低外商投資成本，提高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3）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對外資一視同仁，破除隱性壁壘與不合理限制。（4）對來華從事必要經貿、科技等活動的外商人員作出便利性安排，增加與主要投資來源地之間的航班，提高外商人員來華便利度。（5）為減輕歐美霸權主義國家反全球化的影響，出海目的地應由傳統的歐美更多向東南亞、中東等新興市場發展。新興市場不但有更為低廉的人工、水電、土地、所得稅等成本，經濟體量也在不斷增長，能夠為中國企業出海提供較大的市場容量，更重要的是，新興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普遍較為友好，如《東南亞態勢報告：2024》顯示59.5%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對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大國”，而認為美國對該地區最具經濟影響力的受訪者僅佔14.3%，這是該調查開展多年以來選擇中國的人數首次超過美國。此外，多半受訪者均認為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關係趨於良好，而對美國作為戰略夥伴和保障區域安全的信心則明顯下降。因此，政府應加大對企業出海東南亞的支援力度，降低反全球化風險。
二是加強國際協調，通過投資保護等雙邊協定減少地緣政治風險，為上市公司出海提供有力保障。當前，國際形勢面臨許多不確定性，國際衝突加劇，企業全球化處理程序因各國利益在政局動盪中被裹挾。嚴峻複雜的國際局勢使得爆發地緣政治衝突的局部地區的企業業務受阻，開拓國際市場遇到一定的障礙和困難。因此，企業出海不得不考慮地緣政治風險。政府部門應積極與有關國家簽訂經濟合作、投資保護、司法協助、領事條約、人員往來、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政府間雙邊協定，擴大和利用國際合作機制，儘量避免地緣政治風險對企業出海的影響，為企業出海營造穩定、安全的環境。
三是主動應對與反擊國外不合理貿易限制措施，保證出海企業商品與服務流動的自由、順暢。在他國制定的貿易限制措施面前，企業是無能為力的，此時只能通過國家出手解決。面對個別霸權主義國家制定的不合理貿易限制措施。例如，許多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產業和就業，採取了一系列的關稅壁壘措施。這些關稅壁壘措施使得中國出海企業產品成本增加，競爭力下降，長期的發展受到影響。特別的，美歐近期紛紛提出所謂中國“產能過剩”的說法，導致西方多國相繼實施了一系列針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關稅措施，加劇了與中國的經貿緊張關係。中國政府應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堅決捍衛自身權益、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行徑予以回擊，如在世貿組織提起訴訟，通過法律手段解決不合理貿易限制問題、保障對外貿易的正常進行。
四是加強與他國之間的海關互助合作，降低關稅壁壘，同時避免雙重徵稅。政府應加強與他國海關之間的國際交流和合作，簡化不必要的通關手續，並及時跟進他國海關的最新政策動態，密切關注貿易便利化、關稅優惠承諾等措施落實情況，降低關稅壁壘。此外，政府還應完善相關制度設計、與他國簽訂相關協定，避免雙重徵稅。為了避免和消除向同一納稅人、在同一所得的基礎上重複徵稅，根據平等互惠原則，中國政府應與他國簽訂避免雙重稅收協定，提供解決投資國稅收爭議的國內救濟管道，從根本上減少企業出海的稅收負擔，通過免稅、抵免、減免、扣除等方式避免雙重徵稅。中國政府還應不斷更新與完善《國別（地區）投資稅收指南》，為出海企業系統介紹各國基本營商環境、現行稅收制度，幫助出海企業快速學習各國複雜的稅制體系和快速變化的政策規則。
五是加強中華文化宣傳，降低文化隔閡，加強他國對中國、對中國企業的認同，便利中國企業出海。文化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交流和互鑑成為促進國際合作的重要手段。為了應對文化差異帶來的貿易壁壘，中國需要加強以政府為主導的文化輸出，降低文化隔閡。首先，中國需要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和合作，通過各種管道，如文化節、藝術展覽和學術研討會，向外界展示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增進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瞭解和認同。其次，中國還需要加強文化產業的發展，政府應當鼓勵文化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合作，推動中國文化產品的出口。同時，也可以利用數位技術，如網際網路、社交媒體和數字廣播，擴大文化輸出的管道和覆蓋面。
2、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在出海前應充分瞭解中國政府對上市公司出海的相關支援政策以及海外市場與環境，提高創新能力以及本土化營運能力以更好地實現企業與品牌在海外的落地和發展，同時應密切關注海外國家的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等，做好風險管理並制定相應應對計畫。
一是深入解讀中國出海相關扶持政策，乘政策之風破出海之浪。中國出海相關扶持政策對於中國企業出海的推動作用日益顯著，出海政策支援力度與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增長情況往往呈現出正相關的趨勢。近年來，無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省市層面，中國政府均出台了一系列多樣化的出海扶持政策，例如簡化出口手續、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效率，為出海企業提供稅收減免或退稅政策、減輕企業負擔等，旨在促進貿易增長並建構優質的出海生態系統。此外，政府針對特定優勢行業還專門出台了相關支援政策，如《商務部等9單位關於支援新能源汽車貿易合作健康發展的意見》等。因此，上市公司應深入解讀並利用好出海扶持政策，精準把握政策要點、充分享受政策紅利，乘政策之風破出海之浪。
二是充分瞭解海外市場與環境，明確出海方向、做足相應準備。企業在做任何投資之前都應該充分瞭解市場，才能保證經營的成功。面對不熟悉、資訊不充分的海外市場，更應該結合市場資料、自身優勢、政府對不同行業出海的扶持政策進行精準定位以及戰略規劃。實際上，企業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制定出科學、合理的出海戰略與目標，選擇好合適的出海目的地和出海方式，是企業成功出海的關鍵所在。在出海目的地方面，跨境電商、新消費、社交文娛、金融科技、企業服務、新能源等企業可選擇消費能力高、網際網路基礎設施完善、對新能源需求高的中東作為出海目的地，數字經濟相關行業企業可選擇數字經濟快速增長、擁有龐大的年輕消費群體和便利的地理位置的東南亞作為出海目的地，產品力、服務力兼具的小眾品類企業可選擇經濟基礎好、商業環境較為完善、消費者消費能力強的北美、西歐地區作為出海目的地。在出海方式方面，企業可針對不同海外市場及各行業特點，選擇海外併購、投資自建和供應商合作等出海方式。
三是動態調整營運策略，提高本土化營運能力，更好地實現企業與品牌在海外的落地和發展。企業應根據海外實際營運情況不斷調整經營策略，並通過建立海外分支機構、引進國際化人才等方式，提升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營運能力和管理水平。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成功，部分歸功於其能根據目標市場的文化和法規進行本土化營運。這種能力使得中國企業能更好地適應外部市場，降低風險，有效地管理和避免可能的法律和文化衝突。
四是密切關注海外風險，做好風險管理，確保出海穩健與安全。海外投資將面臨國內投資所沒有的海外國家的政治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等，而這些風險對於企業的海外經營來說有可能是致命的，例如Tik Tok在美國面臨被封禁的風險。因此，出海企業應密切關注海外經營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做好風險管理並制定相應應對計畫。風險管理對現代企業而言十分重要，良好的風險管理有助於降低決策錯誤機率、避免損失可能、相對提高企業本身附加價值。出海企業應建立完善的風險預警機制，通過收集和分析市場資訊、政治動態等資料，及時發現潛在風險並採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五是不斷開拓創新，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技術進步是推動經濟和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也是促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開拓海外新市場時，由於海外消費者對品牌與產品不瞭解，企業難免會遇到阻力。因此，企業需要持續投入研發、創新核心技術，不斷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形成競爭優勢，才能贏得消費者的青睞，成功開拓海外市場。華為、比亞迪、字節跳動等企業之所以能夠成功出海，相同的一點是它們都十分注重核心技術的研發和創新，並開發出了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最終才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3、金融機構
當前，世界各地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貿易制裁頻發，中國企業想在去國際化的時代背景下出海必然需要金融機構的賦能。金融機構一方面要幫助企業搭建包括融資環節在內的全環節供應鏈管理，加強全流程風險管理與控制；另一方面要最佳化跨境交易、融資管道，提高企業交易、融資效率，防範匯率和國際收支風險。對此，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著重提出“推動外貿品質的提升與穩定增長”的戰略方針，並強調了進出口信貸、跨境結算流程、出口信用保險等關鍵節點。
目前中資金融機構支援企業資金出海的方式主要包括銀行授信、國際銀團貸款、境外發行債券和跨境金融服務。金融機構又可以細分為銀行和非銀機構：銀行通過接受公眾存款來發放貸款，所受監管較強，風險偏好較低；非銀機構如信託公司、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則具有更高的風險偏好和更靈活的操作空間。
作為服務外貿發展的關鍵金融機構，當前銀行受風險控制要求所限，風險偏好低，常無法滿足企業的融資信貸需求。加上銀行傳統金融服務缺乏直接融資市場且常為後向型授信模式，信貸與融資往往產生領域錯配、屬性錯配、期限錯配問題，中國企業出海，依然面臨融資難、期限短、效率低等問題。因此在未來銀行應當加速建設數字金融體系，創新授信模式，以全力支援外資外貿行業的出海處理程序。銀行應通過將電子結算記錄納入徵信評估體系，提高信用評估的精準性，縮簡訊貸審批流程。此外，銀行還應當充分發揮金融科技優勢，完善演算法匹配機制，提高信貸分配精度，降低貸款人搜尋成本，提高企業獲得信貸的機會。
作為溝通內外的跨境金融機構，銀行應當最佳化結算流程，加強風險防範。目前中國企業出口交易主要呈現“小額、高頻、線上化”三大特點。為更好地助力企業出海，銀行應當加快建構數位化產品體系，搭建高效的跨境結算管道，致力於全場景線上化服務；此外，由於當前國際政治衝突不斷，國際匯率波動，銀行應當加強跨境匯率管理和避險服務，抓住企業即期購匯需求，並持續最佳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環境，通過產品、流程創新，提高人民幣跨境結算效率。
作為服務實體經濟、賦能企業發展的重要一環，銀行還應當加強對中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援力度，開展“清單式”管理。目前，中國中小企業佔到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佔到GDP的60%以上 ，但由於中小企業的資質和規模往往在信用評估獲得等級較低，總體呈現融資難、所獲信貸規模小且期限短的特徵。首先，銀行層面應當大力發展普惠金融，施行減費讓利，合理確定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其次，銀行應加強“政企”對接，梳理急需資金的中小微外貿企業名單，進行專項、重點扶持；此外，銀行應深化出口信用保險保單融資合作，增加信保保單融資規模，全面賦能中小微企業出海。
作為跨境網路資源的擁有者，銀行應協助中國企業建立有效的跨境合作關係，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從機會角度來看，銀行因全球各地網點而擁有廣泛的商業資源，可以為中國企業識別潛在的合作夥伴，幫助企業在短時間內與多家潛在的合作夥伴或客戶建立聯絡，從而快速進入市場，瞭解市場規則與需求，尋找共贏的合作模式。從風險角度來看，銀行可以借助豐富的資訊管道幫助企業規避潛在風險，以防範包括匯率、關稅、投資限制在內的國際政治風險。
銀行受其行業特性限制，往往受到更嚴格的監管。相比之下，非銀機構所能提供的賦能模式則更多樣。保險機構可依賴資金投放期限長的行業特點，為企業提供更長期限的出口信用保險，並通過創新出口信用保險模式，提高保險額度和覆蓋範圍，降低企業營運風險，提高信用評級，降低融資難度。證券公司作為中介機構，可通過設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提供財務顧問、打造資本生態圈等方式對出海企業進行賦能；此外，證券公司深耕投融資業務，有豐富的市場挖掘經驗，可幫助中國企業評估目標市場的政治和商業風險，制定應對策略，確保企業在遭遇不可預測的地緣政治和市場變化時，能夠最大程度地減少損失。
4、券商
當前，上市公司出海已經成為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獲取新技術、提升品牌影響力的重要途徑。然而，面對去全球化的國際大勢、地緣衝突、貿易制裁和關稅以及企業與品牌在海外的落地和發展等問題，上市公司出海之路充滿挑戰。作為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券商機構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一是做好國際市場研究及風險評估。現階段國際政治經濟政策不穩定性加劇，合規與法律存在地域差異，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針對上市公司出海面臨的去全球化和地緣衝突問題，券商機構應在國際市場研究、合規諮詢、風險評估、危機應對、形象樹立等方面為上市公司提供支援。具體來說，第一，提供全面的國際市場研究與分析。券商機構可以利用其專業的研究團隊，為上市公司提供目標國家或地區的宏觀經濟分析、政治風險評估、市場准入政策解讀以及行業發展趨勢預測，從而幫助上市公司更好地理解外部環境，制定合理的出海戰略。第二，提供國際法律和合規諮詢。券商機構可以與國際法律顧問合作，為上市公司提供關於目標國家法律法規、稅務政策、智慧財產權保護等方面的諮詢服務，幫助企業合規經營，減少法律風險。第三，進行風險評估與管理。券商機構可以幫助上市公司評估和管理海外擴張過程中的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和政治風險，提供風險緩解策略，如通過衍生品進行對沖。第四，制定危機應對策略。面對去全球化和地緣衝突帶來的不確定性，券商機構可以協助上市公司制定全面的危機應對計畫，制定應急預案，以快速響應市場變化，保護企業利益，包括危機溝通策略、媒體關係管理以及與當地監管機構的互動等。此外，券商機構還可以為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和員工提供危機管理培訓，提高他們對危機的識別、應對和恢復能力。第五，企業文化與價值觀溝通。券商機構可以幫助上市公司在海外市場清晰傳達其企業文化和價值觀，以建立正面的品牌形象。
二是加強貿易政策監測，提供顧問及併購服務。為應對貿易制裁和關稅挑戰，為上市公司出海提供支援，券商機構首先應加強政策監測與更新，持續監測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和貿易政策的變化，及時向上市公司提供最新的政策動態和影響評估。其次，在面臨貿易制裁導致的財務壓力時，券商機構可以提供財務顧問服務，幫助上市公司進行資金籌集、債務重組或提供其他財務解決方案。再次，根據貿易環境的變化，券商機構可以為上市公司提供業務模式調整的建議，如建議採用不同的供應鏈管理策略或市場多元化策略來降低風險。最後，券商機構應協助企業進行跨境併購和融資。在面對貿易制裁和關稅問題時，券商可以通過其廣泛的國際網路和專業經驗，協助上市公司進行跨境併購，獲取先進技術或品牌，或者通過國際資本市場進行融資，以規避單一市場的貿易壁壘。
三是支援海外機構本地化營運，加強國際溝通。由於海外市場的文化、消費習慣及商業環境與國記憶體在較大差異，企業與品牌在海外的落地和發展過程中面臨一系列挑戰。為了幫助上市公司在海外更好地可持續發展，券商機構可以採取以下措施：第一，支援企業建立海外分支機構和本地化營運。券商機構可以協助上市公司在海外設立子公司、代表處等分支機構，並提供本地化營運的策略建議，包括人才招聘、市場推廣、文化適應等方面，以促進企業在當地市場的快速融入和發展。第二，建構國際合作平台。券商機構可以搭建國際合作平台，促進上市公司與海外企業、投資者的交流與合作，拓展業務網路，提升品牌國際影響力。第三，提供定製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針對不同海外市場及上市公司的特定需求，券商機構可以提供定製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如國際結算、外匯管理、海外投資保險等，幫助企業有效管理匯率風險和投資風險。第四，加強國際市場的研究和培訓。券商可以通過組織國際市場研究和培訓活動，提升上市公司管理層和員工的國際視野和跨文化溝通能力，為海外市場的拓展打下堅實的人才基礎。 (中信建投證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