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為什麼敢帶領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
這是馬拉西亞華人公會(馬華公會)會長陳修信一直無法理解的問題。
在陳修信看來,華人在東南亞勢單力薄,勢必要臣服於異族的統治,而李光耀卻不夠現實,不能像他一樣接受馬來人的特權從而讓自己能繼續留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外交部常務秘書本‧沙菲益預言:
「在經歷了幾年的孤立無援後,新加坡將陷入嚴重的困境,並將低聲下氣地乞求再回到馬來西亞。」
而陳修信的預言則是:
“新加坡不可能成為貧困沙漠中唯一的繁榮綠洲。”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分離,可以看成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和一個以馬來人為主的國家的分離。
華人與馬來人的矛盾貫穿了新馬分家的整個過程,因此我們還得先從很久以前、華人與馬來人的歷史恩怨講起。
馬來人一直認為自己是馬來亞這片土地的主人,是「大地之子」、是土著,因此相較於後來的華人,他們應該有更高的地位。
但其實馬來人不是第一個抵達馬來半島的種族,他們也是移民過來的。在馬來人之前,這個半島上就有一群原住民(Orang Asli) ,馬來人來了之後,在與原住民的競爭中取得了上風,到今天,原住民已經所剩不多了,只佔到了馬來西亞總人口的0.7% 。
而後來的馬來人則成了馬來半島上人數最多的民族,不過馬來人說的倒有一點是對的,他們的確比華人要來得更早。在華人來到之前,馬來人就在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文明和國家。
那華人又是怎麼來的呢?
在古代,中國長期佔據亞洲第一大國的位置,並建立了以自身為核心的朝貢體系,而馬來人歷史上最輝煌的國家——馬六甲王國,也是這個朝貢體系中的一員。
馬六甲王國自始至終都承認明朝的宗主國地位,多位國王曾親自來華朝貢,中國也以宗主國的身份幫馬六甲王國遏制過暹羅、安南對其的侵犯。
馬來半島上的其他國家,如彭亨和吉蘭丹也曾來華朝貢,用寧夏大學民族史教授孫振玉的話來說:
“馬來群島諸國歷史上向中國派遣朝貢使團的事情,那是史不絕書。”
而這種政治上的緊密聯絡,也造就了兩地在經濟上的緊密聯絡和人員的頻繁往來,馬來群島諸國既是古代中國的直接貿易對象,也是中國與印度、阿拉伯地區海洋貿易的中間人
來到馬來半島上的第一批華人,主要是商人,他們既與馬來人互通有無,也對馬來半島的開發貢獻良多。
後來的英國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咸寫道:
「早在西方人發現到馬來半島的航線以前,中國人已經在這裡開礦經商了,中國人是馬來亞礦業的拓荒者,中國人還承包了許多土木建築工程,蓋政府建築,修建了許多公路、橋樑、鐵路、河道,他們在歐洲人尚在猶豫未敢在馬來亞進行投資時,早已把他們的全部資金投入到馬來亞。
到了近代中國衰落、英國人開始對馬來亞進行殖民統治時,這裡的華人也和馬來人一起受苦,除了主動來經商的華人,還有許多華人都是被英國殖民政府坑蒙拐騙來的。
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時期,英國殖民者急需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他們看上了數量龐大、吃苦耐勞的華人。而落後的清政府根本無力保護自己的人民,在不平等的《北京條約》中,專門有一條就是強調清政府不能阻撓華人去英國殖民地做工,只要英國人能拿出和這個華人簽訂的契約。
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田貝評價:
“這就是一個取得廉價勞動力的條約。”
自此以後,英國資本家便用這些不平等條約作為護身符,千方百計地誘拐、掠販中國勞動力到馬來亞做工,這些可憐的華人被稱作“苦力”、“豬仔”,他們與英國資本家訂立的契約,本身就是一紙騙局,雖然寫明了工作地點、年限、工資數,但招募者基本上不會履行,對華人來說,這契約就是賣身契。簽約後的華人完全喪失人身自由,被迫做起了殖民地最危險的工作,連身為英國殖民者的瑞天咸也承認:
「英人初經營(馬來)半島時,著手建築鐵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於華人之手。至於開礦事業,完全是華人充當開路先鋒,深入蠻荒,開闢叢林,冒盡一切危險取得巨大成功。
當時華人的死亡率有多高呢?
1910-1920的這十年中,華工的平均死亡率達到了20% ,比同一時期、同一地區的當地居民高了7倍,比當地歐洲人高了23-30倍,而每年光是抵達新加坡的華人就有十余萬,其中70%都是這種「苦力」、「豬仔」。
除了被殖民者騙來的,還有許多華人是為了躲避戰亂、天災和饑荒,他們鼓起勇氣出海遠洋,到南洋來討生活。
當時的馬來半島上人口密度不大,資源也很豐富,華人和馬來人也不是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反而都是被英國殖民者壓迫的受害者,因此兩者的矛盾並不明顯,但兩個民族在長期生活中,還是留下了一個大的隱患,那就是經濟地位上的差距。
後來的華人竟然比自視為「土著」的馬來人都要更富裕一些。
這背後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中華文明本來就要更發達一些,不然馬來人的國王也不會向明朝皇帝稱臣、朝貢了,華人是帶著各種各樣先進的知識技術來到馬來亞的,他們在競爭中天然處於優勢,例如是華人在威爾茲利省開創了糖料作物的種植,令後來的歐洲人都大受啟發;在開採地下7米以及更深的錫礦時,馬來人的方法都不怎麼有效,但華人就想得到辦法。
其次,是謀生方式的不同。馬來人先來,先佔據了大片耕地,他們更傾向於從事穩定、沒有太多風險的農業;而華人大多來自中國沿海的福建、廣東一帶,他們富有商業冒險精神,他們不懼危險、遠渡重洋抵達馬來亞,就是這種精神的證明;華人在馬來亞先天也沒有耕地,因此他們傾向於從事風險更高、但利潤也更高的商業;相比於馬來人,華人也更擅長以宗族、同鄉、方言等為紐帶,結成商業組織;華人對教育也更重視一些,他們自己就主動出資建設了大量學校,而馬來人的入學率卻很低、以至於官辦學校都會倒閉,這是因為馬來人更想讓孩子幫助父母在田間勞動,比起讀寫和算數,他們也更想讓孩子學習《古蘭經》(馬來人幾乎都是穆斯林)。
這種種原因最終導致兩個民族的經濟地位出現了明顯差異,華人的財富很容易讓馬來人感到不平衡,尤其是當馬來人認為自己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的時候,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加深了這種情緒,而1941年日本人的到來,更是將馬、華兩族的關係推向了一個無底的深淵。
1941年12月,以偷襲珍珠港為開端,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他們在極短時間內就攻下了從菲律賓到印尼的大量領土,形成了連歐美列強都未曾實現的獨霸東南亞的局面。
資源豐富的馬來亞也淪為了日本人的佔領地。
但在統治馬來亞時,日本人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這裡的華人太多了,華人是民族意識覺醒較早的群體,也是對日本侵略者真實面孔最為理解的群體。
許多華人雖然身居南洋,但仍心繫中國,之前日本還沒有打到馬來亞時,就有許多華人華僑為中國抗日出錢出力,現在已經打到了馬來亞,華人們更是奮起反抗,馬來亞最大的抵抗組織,由馬共(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就主要是由華人組成。
為了瓦解抵抗軍、降低統治成本,日本人在馬來亞採取了一種噁心的戰術,那就是分而治之,拉攏馬來人來對付華人。
日本人與馬來人的封建貴族(包括蘇丹)相勾結,通過保留其特權和地位來獲得其支援,日本人宣揚“馬來亞是馬來人的馬來亞”,並將馬來語定為東南亞的公共用語,以此來迎合馬來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彰顯自己所謂的「親馬」態度。
為了挑撥馬、華兩族關係,日本人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向馬來人灌輸,馬來人的生活之所以過得不好,就是因為華人在政治和經濟上對其有所「侵害”,日本人甚至還假扮過華人,跑到馬來人的清真寺裡去殺豬;日本人也大量吸收了馬來人進入自己的偽政府、偽軍中,讓馬來人官員和馬來人軍警去監視華人,去和華人的遊擊隊發生衝突,這樣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的矛盾,就被轉移成了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矛盾。
日本人的策略非常成功,馬來人與華人之間最終結下了深深的血仇。
在與遊擊隊作戰中,當地警察傷亡為兩千人,其中基本都是馬來人,在被華人抗日武裝處決的2542名與日本合作的人中,也以馬來人居多。
在森美蘭州馬口,一些馬來警察與華人發生衝突後,向日軍誣告馬口華人皆為馬共,致使2000多名華人慘遭日軍殺害。
前面提到的清真寺殺豬事件,最後也演變成了一場馬來人對華人的屠殺,超過一千人死亡,日本人的這種政策後患無窮、流毒甚遠,以至於在日本投降後,馬、華兩族間的仇殺事件仍層出不窮。
重新回到馬來亞的英國人,發現自己甚至需要出動軍隊和坦克,才能阻止這種民族仇殺,經歷過血腥的日據時代,馬來亞曾經朦朧模糊的民族矛盾,在鮮血的浸透下變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尖銳。
從今往後,凡是涉及兩大民族地位、權力的事情,也都將激起熱帶風暴一般猛烈的民族情緒。
在歷史上,馬來半島雖然早已被馬來人佔據,但他們從未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連號稱最偉大的馬六甲王國也沒能做到這一點。
半島上總是土邦林立、多個蘇丹並存。
後來的英國人和日本人也是在此基礎之上進行的殖民統治。
到了二戰後的1946年,英國人為了方便自己統治,決定將馬來亞所有各州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殖民地國家-馬來亞聯邦。
但這個國家從誕生之初,就充滿了矛盾與爭議。
英國人有一項安排,深深刺激了馬來人,那就是各個種族之間地位平等,也就意味著華人與馬來人也得是平等的。
要知道在日據時期,馬來人已經嚐到了特權的甜頭,由於能優先進入日本人的統治機構,擔任公務員、軍警,馬來人整體的社會地位相比於華人有了明顯優勢,工資也提高了,馬來人並不認為這種針對種族的特權和優待有什麼問題,反倒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自視為馬來亞的主人,而華人和印度人都是後來的“賓客”,主人的權利當然應該大於賓客。
著名的馬來民族主義者,後來當上了馬來西亞總理的馬哈蒂爾就寫道:
「馬來人堅持馬來亞一直是、而且現在仍然是馬來人的土地,馬來人是馬來亞的合法所有者,如果公民權要頒發給馬來人以外的其他種族,那是因為馬來人同意這樣做。
馬哈蒂爾圖來源:網路
而馬來人還認為,給自己特權才是種族平等的表現。
因為馬來人已經在經濟、教育等領域嚴重落後於華人了,所以他們需要特殊的保護,需要在學校名額、公司股份和政府職位中都享受到優待,才能和華人發展得一樣好。
用馬哈蒂爾的話來說:
「為什麼馬來人要獲得優先的待遇?這些優先待遇的目標並不是要將馬來人置於優先的地位,而是要把他們提升到非馬來人(主要就是華人)的水平。馬來人們並不為這種特權而感到驕傲,就好像殘疾人也不會因為自己享受的照顧而驕傲一樣。
這些觀念深深紮根在馬來人的民族意識中,當他們目睹一個統一的國家即將在馬來半島誕生時,他們就決心在這個國家中佔據主人翁的地位。
1946年3月1日,各地的馬來人協會領袖齊聚吉隆坡,建立起了巫來由人統一組織(「巫來由」為「馬來」舊譯),簡稱巫統。
巫統是民族主義傾向特別強烈的政黨,他們只接受馬來人作為黨員,並要求在憲法中明確馬來人作為土著的特殊地位和特權。
例如政府公務員中馬來人與華人的比例得為4:1 ,馬來人在取得商業執照和獎學金方面也都得享有優先權。
巫統的主張獲得了大量馬來人的支援,當時有一句口號:
“巫統就是馬來人,馬來人就是巫統。”
在巫統的組織和煽動下,馬來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越發膨脹和極端。
在另一邊的華人當中,本來也有一個聲勢浩大、為華人爭取平等權利的政黨,那就是馬共(馬來亞共產黨)。
但馬共因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被英國人視為了最大威脅,遭到了英國人最堅決的打擊。和馬共一比起來,巫統在英國人看來就顯得非常順眼了,因為巫統的許多領導人都是接受的英國教育,在英國留過學,他們雖然有反殖民主義的一面,但他們也非常反共,英國人發現自己走到了和當年日本人類似的處境,那就是對他們威脅最大的是以華人為主的馬共,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迎合馬來人的特權訴求,用馬來人的民族主義來避險華人的共產主義,以此來確保馬來亞在冷戰中永遠不會變紅。
在馬來人的激烈要求下,英國人最終放棄了一開始成立的種族平等的馬來亞聯邦,轉而將其改為了馬來亞聯合邦。
聯邦、聯合邦雖只有一字之差,但華人的命運卻是天差地別。
在聯合邦中,馬來人享有廣泛的特權地位,而華人卻連最基本的公民權都難以被承認。
在1950年,根據苛刻的入籍要求,只有1/4的馬來亞華人成為了馬來亞公民。
而剩下的華人,在法律上根本不被承認是這個國家的一員。
在英國人和巫統聯手的血腥鎮壓下,馬共也逐漸衰落了,廣大華人急需另一個更加溫和、能夠被馬來人和英國人所容忍但也能為華人爭取到利益的政黨,馬華公會就這樣誕生了。
馬華公會是由華人當中的知識分子和商界領袖成立的政黨,他們與馬共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他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手段也相當溫和。
當他們為華人爭取利益時,他們總是表現出資產階級所特有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在他們的骨幹成員中也有許多都是接受的英文教育,這就讓英國人和巫統很青睞他們,樂意將他們扶植成華人的代表政黨。
平心而論,馬華公會還是做了一些有利於華人的事的。
例如,他們曾阻止了英國人將大量馬來亞華人遣返回中國的項目;他們還幫助華人社群建設家園,資助建築材料;設立學校、會堂和圖書館;從事了許多幫助華人的慈善福利活動,這也使得他們在馬共衰落後,贏得了廣大華人的支援。
但馬華公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他們很容易向英國人和馬來人妥協,這既是源於他們自身的階級屬性,也是因為他們親眼目睹了暴力革命的馬共的失敗,馬華公會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在馬來亞聯合邦,馬來人的確比華人來得早、而且數量比華人多,馬華公會屈服於這樣的現實,做出了一個充滿妥協的決定——
他們決定承認馬來人的特權、承認馬來人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以此換得華人的公民權。
華社商人向巫統領袖東姑承諾:
“我們華人無意接管這個國家,我們只是希望做生意,我們很樂意把國家政治留給馬來人管理,我們願意看到他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
巫統接受了這樣一筆交易。
到了1957年,獲得公民權的華人已由最初的50萬人上升到200萬人,其比例達到85% 。而作為代價,馬來人的特權則被寫入了國家的憲法之中,得到了製度性的、系統性的實施,馬華公會也成為了巫統的跟班,兩黨名義上是聯盟關係、是在馬來亞聯合執政,但巫統的成員在政府中佔據了最顯赫的職位,手握最龐大的權力。而馬華公會只是從屬,唯巫統馬首是瞻。
因此還是有一些華人對馬華公會感到不滿的,他們將其譏諷為「賣華公會」。
馬共失敗了,馬華公會則是妥協了,那這個世界上難道就沒有一個華人政黨能夠撼動巫統的地位,為華人爭取到平等的地位嗎?
人們將目光轉向了新加坡。
在那裡,一個以閃電為標誌的政黨正在不斷崛起,它的黨首野心勃勃、從不甘屈於人下,就連巫統和馬來人也不能讓他低頭。
在英屬馬來亞,新加坡的地位非常特殊,以至於李光耀成為了這場種族鬥爭的最後一位攪局者。
我們前面講道,英國人將馬來亞各州整合成了一個統一的殖民地國家-馬來亞聯合邦。
但英國人唯獨沒有把一個地方納入馬來亞聯合邦,那就是新加坡。
這是因為新加坡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地位都特別重要,英國人想要直接控制它,並將其列為了直轄的皇家殖民地。
而且新加坡的華人也實在太多了。
如果不算新加坡,馬來亞的馬來人比華人多的。
但如果算上新加坡,華人的數量就會反超馬來人。
於是英國人決定將馬來亞和新加坡分開處理,待這兩個地方都選出了一個自己滿意的領導人,然後伺機合併。
馬來亞最後選出了巫統的領導人東姑,而新加坡則選出了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李光耀。
乍一看,東姑和李光耀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出身於上流家庭,都在英國劍橋大學留過學,他們都是親英的、反共的,在反共一事上還曾相互合作(東姑支援李光耀的冷藏行動)。
英國人以為他們能好好相處,但李光耀和東姑有一點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李光耀堅定地認為,各個種族應該是完全平等的,馬來人不應該享有任何特權。
相較於馬華公會,李光耀要硬氣得多,也要有野心得多,他不會心甘情願地接受巫統的領導和統治。
但對李光耀來說,有一點比較尷尬,那就是他所在的舞台比較小,李光耀和左派、勞工陣線、民主黨、自由黨之間眼花繚亂的鬥爭,但這麼多鬥爭都是發生在新加坡這個小小的舞台上的,李光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也就是坐上了新加坡的總理之位,對於更廣闊的馬來亞,他還沒有涉足。
而馬來亞舞台上的主角是東姑。東姑也是從激烈的政治博弈中殺出來的,但他年紀比李光耀大、涉足政壇比李光耀早,最後取得成就也比李光耀快。
早在1955年,東姑就贏得大選、成為了馬來亞的首席部長。
在1957年,東姑更是帶領馬來亞聯合邦成功擺脫了英國殖民統治,實現了獨立、建國。
東姑是怎麼做到的呢?
他其實和李光耀一樣,也是沾了馬共的光。
東姑寫道:
“為這個國家獨立而進行的戰鬥是由共產主義者承擔的,他們所從事的是一場顛覆性的、真刀真槍的戰爭。”
馬共這種真刀真槍的反殖民遊擊戰顯著提升了英國人在馬來亞的統治成本,就連英國人自己也承認:
“我們在遠東內部安全領域有著沉重且昂貴的軍事負擔,我們現在在遠東的國防開支與我們在那裡的經濟利益完全不成比例。”
在全球反殖民主義的浪潮中,英國人發現自己最體面的方式就是將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交給東姑和李光耀這種接受英國教育的本地人,東姑和李光耀既能夠保證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在冷戰中不變紅,又能夠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英國人的殖民利益,東姑和李光耀都願意在獨立後讓英國人繼續駐軍,也願意加入英聯邦和英鎊區,幫助英國人繼續賺美元外匯、維持英鎊的國際地位。他們也不會把英國私企在馬來亞的資產給國有化了。
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種最不壞的殖民地獨立方式。於是,英國人就同意了。
1957年馬來亞的獨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馬共來說,他們再也無法用「獨立」作為口號來動員群眾了,因為人家東姑已經帶領馬來亞獨立了。
而東姑政府也加入了對馬共的鎮壓之中,此後馬共更加衰落,再也沒有了成功的希望。
而對那一年的李光耀來說,這個事情也有點微妙,要知道在1957年,李光耀連新加坡自治政府的總理都沒當上,而東姑不僅是總理,還獨立建國了,比李光耀快了不只一步,當李光耀哼嘩地爬上山時,就將發現東姑已經在山頂上等他了。
李光耀的尷尬之處就在於──他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早已有主的馬來亞,而他自己的新加坡則是地小人少,這一仗不好打,但不論怎麼打,李光耀和東姑都已經成為了這場吃雞大賽的最後兩位決賽圈選手。
新馬合併之日,就是雙方決鬥之時。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Series B Volume 8 :Malaysia 》AJ Stockwell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layan Independence 》Alex Sutton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Lee Kuan Yew
《Leaders of Singapore 》Melanie Ch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Lee Kuan Yew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 Commemorating 50 Years 》Poh Soo Kai, Tan Kok Fang. Hong Lysa
《風雨獨立路-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 》李光耀
《新馬分離與合併研究:1945-1961 》龐衛東
《英國戰後馬來亞政策的演變及其影響》廖小健
《戰後馬來西亞族群關係研究》廖小健
《李光耀在新馬合併與分離處理程序中的作用研究(1959-1965) 》陳建建
《從對抗到合作-馬來亞非殖民化研究》王成
《從西方化到本土化英國的殖民統治與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王成
《東南亞華僑華人經濟簡史》郭梁
《從文化適應的角度看東南亞華人與當地民族的關係》曹雲華《東南亞華人的政治參與》曹雲華、許梅、鄧仕超
《東南亞華人問題的形成與發展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案例研究》方金英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王國璋 (亞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