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六甲海峽作為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黃金水道，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海運咽喉要道之一，新加坡也依託這條海峽，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為世界級的航運樞紐。而在泰國南部的克拉地峽，一個在此處開鑿運河的設想已經提出了上百年，這條運河一旦打通，能讓來往船隻縮短上千公里航程，泰國也能借此收取巨額通行費，日進斗金，甚至取代新加坡的航運地位。然而，這個設想至今仍停留在紙面上，即便民間機構拿出了十多套可行性方案，泰國方面始終不肯真正啟動該項工程，這到底是為什麼呢？克拉地峽的地理條件，是開鑿運河最直接的硬傷。很多人只知道這片狹長地帶最窄處僅50多公里，卻忽略了其複雜的地形地貌。這裡並非一馬平川的平原，反而群山綿延，部分規劃線路還穿越了地質斷層區，屬於地震多發區，地質穩定性堪憂。即便選擇專家組論證的最優開鑿方案，也需要挖掘上百公里的深水航道，還要配套建設船閘、導航等一系列設施，施工難度超出人們想像。這樣的工程不僅要耗時近十年，還需要數百億美元的投入，對於泰國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獨自承擔如此高昂的成本，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選擇。即便拋開施工成本，克拉運河的經濟收益也充滿了不確定性。外界只看到航程縮短的優勢，卻忽略了航運行業的實際成本考量。馬六甲海峽是天然航道，船隻通行無需繳納任何費用，而克拉運河作為人工航道，想要收回前期投入，必然要收取高額通行費。一艘30萬噸級的大型油輪，單次通行費動輒數百萬美元，這部分成本很可能抵消掉航程縮短帶來的運費節省，航運公司未必願意為了縮短幾天航程而承擔額外開支。更重要的是，航運樞紐的形成不是單靠一條航道，新加坡擁有成熟的港口、補給、維修、金融等配套體系，克拉運河即便建成，想要打造出同等規模的航運配套，還需要長時間積累，短期根本無法形成競爭力。有航運界專業人士預估，即便運河開通，能分流的馬六甲海峽航運量也僅有三成左右，遠達不到取代新加坡的程度。泰國國內的問題和矛盾，更是讓運河項目寸步難行。克拉地峽所在的泰國南部，是穆斯林聚居區，這裡的分離主義傾向已持續數十年。如果開鑿運河，會將泰國南部在地理上形成分割，很可能加劇當地的民族與宗教矛盾，直接威脅泰國的國內穩定。國際層面的利益博弈，也為克拉運河項目築起了一道無形的壁壘。這條運河的開鑿，本質上是對現有東南亞航運格局的重構，必然會觸動相關國家的核心利益。新加坡首當其衝，其經濟發展高度依賴馬六甲海峽的航運樞紐地位，運河的開通會直接分流其海運和港口收入，因此新加坡通過多種方式反對這一項目，甚至在東盟內部遊說，呼籲避免惡性競爭。除了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依託馬六甲海峽發展的國家也會受到直接衝擊，即便部分國家表示可以調整經濟策略，也會在無形中形成項目阻力。同時，克拉運河作為關乎全球能源和貿易運輸的重要航道，還牽扯到大國博弈，各大國在該區域的戰略佈局不同，對運河項目的態度也各有考量，泰國沒有得到明確的大國支援，自然不敢貿然動工。此外，克拉地峽周邊分佈著大片濕地、紅樹林等脆弱的生態系統，運河的開鑿會直接破壞這些自然環境，還可能引發海水倒灌，影響周邊的農業用地和淡水資源。而近年來泰國主推的克拉地峽陸橋項目，成為了比開鑿運河更優的選擇。這個項目無需挖掘航道，而是在克拉地峽東西兩岸分別建設深水港口，通過公路和鐵路連接，實現貨物的海陸聯運。該方案不僅建設成本更低、施工難度更小，還能規避運河帶來的地理分割和生態問題，同時也能達到分流航運、帶動當地經濟的目的。目前這一項目已被泰國納入發展規劃，正積極向國際尋求投資合作，成為取代運河構想的核心選擇。克拉運河的構想，從誕生之初就被賦予了太多的期待，看似是一本萬利的生意，實則是被層層現實因素困住的偽命題。它的擱淺，並非泰國沒有看到其中的潛在利益，而是清楚地認識到，想要打通這條運河，需要付出的成本，遠遠大於可能獲得的收益。 (寰宇志)

在東南亞的商業星圖上，新加坡猶如一顆璀璨明珠，而其光芒很大程度上源於一群華人企業家的智慧與汗水。他們從福建沿海的小村莊出發，乘著木船漂洋過海，在異鄉的土地上白手起家，建立起橫跨金融、地產、航運、製造的商業帝國。郭令明家族、邱德拔家族、黃加種家族、周玉琴家族——這四個名字背後，是四段交織著拚搏、傳承、危機與復興的傳奇。他們不僅創造了驚人的財富，更在“富不過三代”的魔咒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家族傳承之道，成為新加坡經濟版圖上不可忽視的力量。本文將追溯這些家族從福建祖地到南洋商界的跨越之旅，剖析他們事業成就與傳承智慧，並探尋那根連接著故土與南洋的、永不割斷的文化臍帶。四大豪門——商業版圖與傳承智慧郭令明、郭益智父子郭令明家族：地產王國的代際考驗2025年2月，新加坡商界被一則消息震動：83歲的城市發展集團執行主席郭令明與其長子郭益智陷入“奪權大戰”。這場父子內訌，意外地讓這個向來以“家和萬事興”著稱的老牌豪門暴露在聚光燈下。然而更令人驚訝的是，在這場風波中，郭令明家族的財富逆勢增長24%，以143億美元躍居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第二位。時間倒回1928年。廈門同安蓮花鎮沃溪村的16歲少年郭芳楓，懷揣8塊銀元買了半張船票，擠上英國輪船“大馬鴨家”號。鹹濕的海風拍打著少年稚嫩的臉龐，他回頭望了一眼逐漸模糊的閩南海岸線，轉身面向未知的南洋。誰曾想，這個連完整船票都買不起的少年，日後會創立影響東南亞的豐隆集團。在新加坡，郭芳楓從堂姐夫五金店的雜工做起，後與陸續南下的三位兄弟聯手，以7000元資本創辦豐隆公司，經營五金、輪船用具。歷經84年風雨，這個家族已“富過三代”。1994年郭芳楓去世後，長子郭令明與弟弟郭令裕接班，將家族地產旗艦城市發展打造成新加坡最具實力的開發商之一。然而傳承之路並非坦途。2015年郭令裕去世後，家族第三代開始走向台前。郭令明長子郭益智、郭令裕之子郭益升相繼進入集團管理層。2025年的父子矛盾，表面是投資中國協信地產失利引發的決策分歧，深層則是兩代人對企業控制權與未來方向的不同理念。耐人尋味的是，危機中郭令明火線提拔侄兒郭益升為臨時總裁，展現了家族內部平衡的智慧。與郭令明家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在馬來西亞的堂親——郭令燦家族。當年兄弟分家，郭芳楓主管新加坡豐隆，兄長郭芳來則掌舵馬來西亞豐隆。郭令燦作為大馬豐隆二代掌門人，將事業拓展至金融、製造等領域，曾位列馬來西亞第二大富豪。雖地理分隔，但兩地郭氏家族股權互持、利益相連，數十年來以團結著稱。此次新加坡主支的動盪，是否會影響這個橫跨兩國的家族網路，仍是未定之數。邱德拔女兒邱美玉（Mavis Khoo-Oei）邱德拔家族：跨越三代的“守業密碼”2004年2月21日傍晚，86歲的新加坡首富邱德拔因心臟病去世。消息傳出，不僅商界震動，新加坡政府也面臨挑戰：按法律，邱氏遺產需繳納高達4億新元的稅款。然而邱德拔生前早已佈局——他設立的遺產基金會，既確保了財富有序傳承，又延續了家族的慈善事業。邱德拔的創業故事始於一次職場挫折。1959年，在華僑銀行苦幹26年後，42歲的他因無法進入董事會憤然離職。這次打擊反而激發了他的創業決心。次年，他敏銳捕捉到戰後東南亞金融真空，以1000萬林吉特創辦馬來亞銀行。短短六年，108家分行如雨後春筍般開設，打破了外資銀行的壟斷。邱德拔深諳“危機即轉機”的投資哲學。1966年收購良木園酒店等5家上市公司；1980年控股文萊國民銀行；1986年聯手包玉剛收購渣打銀行37%股權——每一次收購都是精準的市場判斷。尤其是1985年的會德豐收購戰，雖最終敗於包玉剛，但其展現的戰略眼光，為日後合作奠定基礎。邱德拔去世時留下15名子女（4子11女）。按常理，如此龐大的家族極易陷入財產爭奪。然而邱氏家族卻走出了一條“分而不裂”的新路：六女邱美玉擔任良木園集團董事長，妹妹Elizabeth管理怡閣大酒店，幼子邱金海則活躍於電影藝術領域。14名在世子女形成了獨特的“協同治理”模式。每月舉行的家族會議採取“一人一票”原則，重大決策民主協商。家族委員會、交叉持股機制、清晰的利益分配——這些制度化設計避免了權力過度集中。更值得稱道的是，家族將慈善事業作為價值觀傳承載體：捐贈1.733億元建設北京大學邱德拔體育館、資助新加坡邱德拔醫院等。正如家族顧問所言：“邱家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既珍視福建人吃苦耐勞的傳統，又擁抱新加坡開放創新的精神。”泛聯集團創始人、新加坡“民營船王”黃加種（Ng Kar Cheong）黃加種家族：從賣油條到“民營船王”2025年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上，一個久違的名字重新出現：黃漢發及其兄弟姐妹以10億美元身家位列第50位。這是黃氏家族在缺席七年後重返榜單，背後是泛聯集團憑藉低碳水泥和人工智慧最佳化營運，實現股價翻倍的逆襲。時間回到1944年。二戰烽火中的新加坡，一個不滿10歲的男孩提著竹籃，在街頭叫賣油條。一根油條3分錢，他總能將50根一筐的油條賣光。這個男孩就是黃加種，福建晉江安海鎮一個清寒華僑家庭的長子。因父親失業，他被迫輟學養家，除了賣油條，還賣過糕餅。祖母心疼孫子，覺得街頭叫賣不是長久之計，便送他到五金店當學徒。1957年，黃加種結婚後向岳母買下一部“小羅釐”貨車，為建築工地拉水泥。祖母再次干預，認為他入錯行，並拿出積蓄的3000元資助他創業。1958年，黃加種與好友創辦“協順五金”，開啟商業征程。1963年成為轉折點。新加坡政府開放裕廊工業區，毫無工程經驗的黃加種大膽向美國佛羅建築公司分包項目。1974年，他在毛廣島標到1200萬新元的填海工程，斥資400萬購買8艘船運土填海。工程完工後，他順勢創立泛聯船務，奠定集團基石。從維修船舶到建造新船，再到1993年將泛聯集團推向新加坡交易所上市，黃加種被譽為“民營船王”。然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他啟動“分工不分家”的傳承佈局：長子黃漢發任董事經理，次子黃健華任執行董事，女兒黃美玉、黃美美分管財務和行政。其中黃美美的表現尤為亮眼。她推動集團低碳轉型，設下“2030年只提供低碳混凝土、2040年碳中和混凝土、2050年全公司碳中和”的目標。2016年，她與何晶、周玉琴一同入選亞洲50大商界女強人。2024年7月，她接替兄長成為集團執行主席，完成從二代到二代的平穩交棒。新加坡海峽貿易有限公司執行主席周玉琴（Chew Gek Khim）周玉琴家族：銀行世家的優雅傳承在新加坡社交場合，總能看到一位身著精緻旗袍的女性優雅穿梭。她是周玉琴——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第36位，身家15.5億美元的海峽貿易執行主席。旗袍是她的標誌，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她背後驚人的家族網路：外公是華僑銀行前主席陳振傳，堂舅是新加坡前總統陳慶炎，與李光耀家族還是遠親。周玉琴1961年出生於烏節路一棟百年洋房，這棟建築由陳嘉庚於1926年建造，後被其外公陳振傳買下。母親陳瓊蓮是陳振傳的二女兒，父親是醫生。作為長女，周玉琴從小在外公家長大，1984年從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系畢業後，卻選擇成為德尊律師事務所的律師。1987年，在陳振傳多次勸說下，周玉琴加入家族投資公司帝基集團。從基層做起的她展現出卓越能力，逐步走向管理核心。1999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新加坡要求私營銀行剝離非金融業務，這迫使陳振傳加速傳承佈局，周玉琴正式步入舞台中央。2005年陳振傳去世後，周玉琴面臨嚴峻考驗：家族試圖收購羅敏申集團和萊佛士酒店均告失敗。2008年，她力抗持股更高的李氏集團，經過三輪競價，以21.8億新元取得海峽貿易89%控股權。這場收購被外界視為陳氏與李氏兩大家族的對決，但周玉琴強調：“這純粹是商業決定。”除商業成就外，周玉琴深度參與公益。她自1991年起擔任陳振傳基金會理事，現為副主席。該基金會辦公地點設在陳振傳大廈，持續資助教育、醫療項目。她還曾擔任新加坡國際環境局董事會主席、國大校董等公職，2010年獲國家榮譽勛章，2021年獲授文學博士學位。陳振傳的傳奇同樣精彩。1908年他出生於銀行世家，17歲進入華商銀行任書記，1942年34歲即出任華僑銀行執行董事，成為新加坡銀行業最年輕的經理。二戰期間，他提前將銀行總部遷至孟買，保全了資產。1966年他接替李光前出任董事主席，直至1983年退任，被尊為“華僑銀行先生”。根脈永續！故土情深與傳奇密碼郭令明一家閩南基因：拚搏精神的共同源頭翻開四大家族的歷史，地理坐標不約而同指向福建沿海。郭令明的祖父郭芳楓來自廈門同安蓮花鎮沃溪村；邱德拔祖籍廈門海滄區；黃加種出生於晉江安海鎮；周玉琴的外公陳振傳祖籍廈門湖裡區殿前馬壟社區。這片土地背山面海、耕地稀缺，逼出了一代代“敢闖敢拚”的閩南人。16世紀以來，“下南洋”成為生存選擇，也錘煉出獨特的商業基因。郭芳楓16歲買半張船票南下時，黃加種的祖父輩已在南洋紮根。陳振傳的祖父陳春明在清末因熱心鄉務獲清政府“奮勉從公”牌匾，這種公益精神在家族中延續。邱德拔的父親在檳城經營米業並投資華資銀行，為兒子奠定金融基礎。閩南文化中的宗族觀念、信用體系、互助網路，成為這些家族在南洋發展的隱形資本。早期移民往往依託地緣、血緣關係形成商業網路：同鄉引薦工作、親戚合資創業、家族聯姻鞏固聯盟。郭氏四兄弟聯手、邱德拔與包玉剛合作、陳振傳娶銀行家之女、邱美玉聯姻印尼糖王家族——皆是這種網路的體現。黃加種家族二代故土情懷：從商業投資到文化反哺無論離家多遠，這些家族始終保持著對祖籍地的深情。1990年春，黃加種回到晉江安海，眼前是一片荒蕪的爛泥地。他毅然投資開發“安平工業綜合開發區”，這是全國最早的外商投資成片開發區之一。他動情地說：“我有一個心願，集天下華人的力量和智慧，一定要使中國的經濟更快地發展。”此後，他又投資安平碼頭、安平供水、興源塑料，並與福建電力合資辦電，開創合資電力先河。郭令明家族雖未大規模投資祖籍同安，但始終保持與福建的聯絡。邱德拔家族則通過邱德拔遺產基金會，在北京大學捐贈1.733億元建設體育館，將慈善延伸至華文教育領域。陳振傳基金會雖主要在新加坡活動，但陳振傳生前始終關注廈門發展，其家族在湖裡區的祖地仍有記憶。這種“反哺”不僅是資金投入，更是文化認同的延續。邱德拔常帶子女回廈門海滄祭祖，講述下南洋故事；黃加種支援家鄉修橋鋪路、捐建學校；陳振傳家族參與新加坡陳氏總會，維繫宗親紐帶。這些行為建構了跨越代際的“情感地理”，讓後代在商業決策中常考慮家族聲譽與社會責任。邱美玉在父親邱德拔塑像之前傳承密碼：制度創新與文化韌性四大家族打破“富不過三代”魔咒，各有關鍵密碼。邱德拔家族最突出的是“制度化傳承”。通過家族委員會、民主決策、基金會模式，將價值觀具象為可持續制度。這種“分而不裂”的協同治理，既保持商業帝國完整，又允許成員多元發展。黃加種家族體現了“分工不分家”的務實智慧。第二代各司其職又緊密協作，第三代黃美美以專業能力贏得領導權，展示女性接班人的可能性。同時，家族較早推動產業轉型（從航運到水泥再到低碳科技），避免路徑依賴。郭令明家族目前面臨代際磨合考驗，但其“危機中提拔侄輩”的舉措，顯示了家族內部的制衡智慧。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兩支雖獨立經營，但股權互持形成安全網，這種“分家不離根”的模式值得研究。周玉琴家族則展現了“精英教育+專業治理”的優勢。周玉琴本人擁有法學專業背景和律師經驗，接管企業後引入現代管理制度。同時，家族通過聯姻建構廣闊社會網路（與李光耀家族、陳慶炎家族關聯），並將慈善作為家族品牌維護的重要部分。更深層看，這些家族成功皆因把握了“變與不變”的平衡：變的是產業形態、治理方式、市場策略；不變的是閩商拚搏精神、家族凝聚力、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他們在新加坡的開放環境中吸收西方管理制度，又堅守華人傳統的家族觀念，形成獨特的“文化雜交優勢”。周玉琴（中）歷史啟示：華人商業文明的南洋篇章四大家族的百年沉浮，實則是華人商業文明在南洋的縮影。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苦力貿易”時期，第一代移民作為勞工踏上異鄉；到二戰前後，第二代抓住殖民經濟轉型機遇，涉足貿易、金融、地產；再到新加坡獨立後，第三代擁抱全球化，推動產業升級；如今第四代面臨數位化、低碳化新挑戰。在這一處理程序中，這些家族不僅是財富創造者，更是文化橋樑。他們將閩南商業倫理（誠信、互助、穩健）與西方管理方法結合；在保持華人身份認同的同時，深度參與新加坡國家建設；在商界成功之餘，通過慈善回饋社會。他們的故事也揭示了家族企業的永恆課題：創業需要膽識，守業需要智慧，傳承需要制度。邱德拔家族的民主治理、黃加種家族的產業轉型、郭令明家族的跨境網路、周玉琴家族的專業接班——每條道路都有借鑑意義。站在剛剛過去的2025年時間節點回望，這四個家族已走過近百年征程。從福建沿海的村莊到新加坡的摩天大樓，從一艘木船到跨國集團，從賣油條的少年到福布斯富豪——他們的傳奇仍在續寫。而連接著這一切的，是那條看不見卻無比堅韌的紐帶：對故土的眷戀，對文化的堅守，以及對“家和萬事興”的不懈追求。這或許就是華人商業家族能在異鄉枝繁葉茂的最終密碼：走得再遠，不忘從那裡出發；富得再久，記得為何而富。在財富的數字之上，總有更珍貴的東西在傳承——那是祖輩離鄉時回望的最後一眼，是祖母拿出的3000元積蓄，是外公講述的下南洋故事，是祠堂裡永不熄滅的香火。這些家族的故事，不僅是新加坡的經濟史，更是數百萬南洋華人的共同記憶。他們用百年時光證明：真正的傳承，從來不只是財富的轉移，而是精神的延續、文化的生根，以及那份無論走多遠都永不斷裂的鄉愁。 (一波說商業驗室)

2026 年 1 月 27 日，新加坡兀蘭（Woodlands）。 在推土機的轟鳴聲中，儲存巨頭 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 正式啟動了其在新加坡最大的一筆單體投資。 面對 AI 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儲存需求，美光宣佈斥資 305 億新元（約 240 億美元） 擴建晶圓廠。這座新工廠不僅承載著美光對 NAND Flash 市場的野心，更試圖通過獨特的“雙層”設計，在有限的土地上最大限度地搾取產能，以緩解可能持續數年的供應危機。1. 核心動作：305 億新元與“雙層”工廠美光此次投資的規模和技術細節都顯示出其對未來市場的極度看好。巨額投資：總投資額高達 305 億新元。這是美光自 1998 年進入新加坡以來，累計投資額突破 600 億美元的重要里程碑。雙層設計：為瞭解決新加坡土地稀缺的問題，新工廠將是美光在新加坡的首座 “雙層（Double-Storey）” 晶圓製造廠。目的：最大化土地利用率，同時提供額外的 700,000 平方英呎（約 6.5 萬平方米）潔淨室空間。產能提升：這將使美光在新加坡的潔淨室空間增加 50%，為生產下一代最先進的 NAND Flash 提供物理保障。投產時間：工廠預計將於 2028 年下半年 投入營運，並創造約 1,600 個高技能就業崗位。[圖片：美光新加坡新工廠動土儀式]圖註：新加坡副總理顏金勇（Gan Kim Yong）與美光 CEO Sanjay Mehrotra 共同出席新廠動土儀式。這座工廠將成為美光全球 NAND 生產的核心樞紐。2. 投資驅動：AI 的“無限貪婪”與短缺危機美光為何敢於在 2026 年初下如此重注？因為 AI 對儲存的需求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前所未有的短缺美光 CEO Sanjay Mehrotra 在儀式上直言：“AI 驅動的儲存需求是前所未有的。”他指出，目前的儲存短缺預計將持續到 2026 年以後。 美光全球營運執行副總裁 Manish Bhatia 補充道，目前美光只能滿足客戶 50% 到 66% 的需求。這種巨大的供需缺口迫使客戶不得不從傳統的“一年一簽”轉變為簽署 “多年期供貨協議”，只為鎖定未來的晶片供應。戰略地位的躍升Mehrotra 強調：“隨著 AI 的擴展，記憶體和儲存不再只是系統中的元件，它們已成為絕對能釋放 AI 潛力的 戰略資產。” 新工廠將專注於生產用於資料中心的 NAND Flash。這些晶片將被組裝成高性能 SSD，為訓練生成式 AI 模型提供海量且高速的資料吞吐能力。新加坡目前是美光 NAND Flash 的主要生產基地，貢獻了公司約 20% 的營收。3. 輔助資訊：地緣政治下的“避風港”除了商業邏輯，新加坡的 地緣政治穩定性 也是美光加碼投資的關鍵。 新加坡副總理 顏金勇 表示，在地緣政治緊張和供應鏈中斷頻發的當下，新加坡定位為 “值得信賴的樞紐”。美光選擇在這裡錨定其關鍵的 NAND 製造，正是看中了這種在全球動盪中依然保持“中立與穩定”的特質。目前，新加坡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生產了全球 10% 的晶片和 20% 的半導體裝置。「橙芯」視點1. “雙層工廠”：摩爾定律的另一種延續當電晶體微縮變得越來越難時，半導體製造開始在宏觀層面尋找空間。美光的“雙層晶圓廠”設計，本質上是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通過 物理堆疊 來換取產能。這與 HBM 在微觀上堆疊 DRAM 的邏輯如出一轍——向天空要空間，已成為半導體行業解決物理限制的通用法則。2. 只有一半需求被滿足的恐怖美光高管透露“只能滿足一半需求”，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訊號。這意味著，對於下游的伺服器廠商和雲服務商來說，即使有錢也買不到貨。這種極端的賣方市場將賦予儲存原廠極強的定價權，2026 年的儲存價格暴漲（如三星 NAND 翻倍）才剛剛開始，遠未結束。3. “戰略資產”的新定義美光 CEO 將儲存定義為“戰略資產”而非“元件”，這標誌著儲存晶片在 AI 時代的地位重估。就像石油之於工業革命，高性能儲存（HBM/eSSD）就是 AI 時代的石油。誰掌握了產能，誰就掌握了 AI 發展的命門。互動探討美光的新工廠要到 2028 年才能投產，而目前的 AI 需求缺口高達 50%。在未來兩年的“至暗時刻”，您認為雲服務商會因為買不到 SSD 而放緩 AI 模型的訓練速度，還是會不惜一切代價搶購現有庫存，從而將儲存價格推向歷史新高？ (橙芯視界)

大家已習慣於私人部門提供的數字型驗，對政府數字產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舊的系統和孤立的運作模式往往難以滿足這種期望。放眼當下，世界正悄然加速進入一個更數字、更智能的時代。短短幾年裡，生成式AI改寫了許多行業的運行方式，也不知不覺改變了人們處理日常事務的習慣，效率的門檻被整體抬高了。雖然這樣的體驗首先發生在商業領域，但假以時日，公眾自然會把同樣的期待投向政府：公共服務是不是也能跟上時代的節奏？但對於肩負社會信任與公共安全的政府而言，數位化不是一個簡單的課題。政府如何能夠一邊用AI提升效率，一邊又能夠有效抵禦錯誤資訊、隱私洩露和網路詐騙等風險？從新加坡的治理實踐中，我們或許能為破解這一全球難題找到新的切入點。一、從數字先驅到AI戰略應新加坡國際基金會（SIF）記者訪問計畫的邀請，我來到新加坡榜鵝數位園區 (Punggol Digital District, PDD)，與新加坡數位發展與新聞部的數位政府副常任秘書沈豐吉（Sim Feng-Ji）進行交流，並為我們詳細介紹了新加坡數位政府的最新成果和運作模式。新加坡的數字治理之路，起點可以追溯到半個多世紀之前中央公積金局（CPFB）引入的首台主機。作為一個國土面積有限的城邦國家，長期以來，新加坡一直將技術視為提升治理效率和國家競爭力的核心驅動力。而且新加坡的努力是系統化的，比如2003年推出的Singpass數字身份系統和2018年部署的PayNow全國即時支付系統，成功推動該國邁入全球數位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列。不過，對數字身份的執著並非新加坡獨有。比如歐洲的愛沙尼亞，早在2001年便推出了安全數字身份，並通過創新的e-Residency（電子居留權）計畫打破國家界限。然而當生成式AI的浪潮席捲全球，所有國家都面臨著比單純數位化身份管理複雜得多的挑戰。就當下而言，AI不再被視為一個可選的機遇，而是被視為一種攸關國家競爭力和社會韌性的必然選擇。這種視角上的升維，驅使政府將技術發展從零散的項目升級為全面、協同的生態系統。為此，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全國人工智慧策略2.0》（National AI Strategy 2.0），該戰略不再滿足於零散的技術“項目”，而是致力於建構一個全面的、由政府、工業界和研究機構共同驅動的“生態系統”。所有AI部署都以維護公眾的數字信任為前提，在追求技術紅利的同時牢牢守護通過通過科技改善國人生活的信念。二、當AI走進政府辦公桌這樣國家級的戰略雄心，最終還是得落到實處，滲透到每一位公務員的日常辦公桌上。然而，在公共部門應用最前沿的AI工具面臨一個核心挑戰：如何在提升效率的同時，確保資料的安全性？Pair Chat——在安全內部網路中實現生產力的指數級增長在政府體系裡推動採用生成式 AI 並不容易，因此 Pair Chat 的出現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這款部署在內部網路的產品，讓公務員能在安全環境裡運用“大模型帶來的那種速度”。對日常依賴文書、審閱、總結來說，它帶來的改變比外界想像的要大得多。這個類似ChatGPT的內部產品能夠幫助撰寫公文、總結報告、分析資料，大大緩解了日常繁瑣的文字工作。新加坡的這一嘗試並不是孤例，美國聯邦政府同樣認識到內部生成式 AI 的巨大潛力。例如，美國總務管理局（GSA）開發並部署了內部的生成式AI聊天工具，用於提升員工工作效率。但是與美國的嘗試不同，新加坡政府機構中對Pair Chat的應用儼然已經比較成熟。與商業工具不同，Pair Chat部署在政府的內部網路環境，可以處理機密級資料，並確保模型提供方不留存使用者資料。這讓公務員在使用AI時無需擔心敏感資訊洩露。環境信任度的提高，讓內部工具得以快速、大規模普及。目前，Pair Chat的使用者規模已達新加坡150,000名公務員的80%。效益資料有力證明了技術提升效率的價值，根據政府的估算，公務員每項任務上運用 Pair Chat可節省約一小時。這種效率上的飛躍使其成為提升行政效率方面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從新加坡建設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利用它簡化冗長報告的審查工作，到新加坡中央醫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的“Proph Abby”助手幫助臨床醫生即時查閱複雜指南，AI正在實現跨部門的專業知識協同。AIBots——用RAG技術保障政策的精確性此外，為了避免AI在專業諮詢中張冠李戴，新加坡還開發了“AIBots”知識管理平台，用於機構內部的知識管理。這個平台採用檢索增強型生成技術（RAG），讓各部門可以在短短15分鐘內將本機構的內部檔案庫接入AIBots，訓練出專屬的聊天機器人。這並不是簡單的“再造一個聊天機器人”。在政策、法規等對準確性要求極高的場景裡，新加坡選擇了更穩妥的路徑：讓 AI 基於機構自己的資料庫回答問題。換句話說，這是在儘可能確保“機器的回答即精準”。在公共部門，這種克制反而是一種成熟。由於AI回答有據可依，它最大程度減少了憑空捏造，也就是幻覺的風險。這使得公務員能夠負責任地利用人工智慧，為特定任務建立定製聊天機器人，例如解答人力資源相關諮詢，以及提供預算和採購流程的指導。三、從櫃檯到社區：AI公共服務的最後一公里AI帶來的變革同樣出現在面向公眾的服務前沿。各政府部門正將AI融入核心職能，以提升公民服務體驗並加強社會安全。比如在ServiceSG一體化聯絡中心，引入語音轉寫和自然語言處理AI後，允許官員在完成任務後，減少72%的文書工作時間。騰出的精力用在解決更複雜、更需要人情味的需求上，公民滿意度也隨之躍升至95%。而針對層出不窮的網路詐騙威脅，政府部署了“遞迴機器學習站點評估器”（RMSE）作為數字社會的安全哨兵。這個AI系統每天審查超過400,000個網站，每個網站在幾秒鐘內就完成審查，精準率也遠遠超過90%，為公眾的數字生活築起一道智能防線。在追求提高效率的同時，新加坡也不忘包容不同群體：樟宜機場試點無護照刷臉將通關時間縮短到10秒；針對年長者推出了支援多語種（含方言）的熱線，老人也能報修身邊事。這些舉措在帶來便利的同時，確保沒有人因技術進步而掉隊。四、技術之外：組織變革才是真正的挑戰儘管AI應用成果斐然，但政府內部的轉型之路並非坦途。到了2027年，約三分之一政府系統的歲數將超過10年。其中一些系統已經成為向公民提供服務的瓶頸。它們運行緩慢、過時，無法支援在當今數字世界中蓬勃發展所需的那種 快節奏、資料驅動的決策制定。另一個深刻的挑戰是公眾期望與現實的差距。大家已習慣於私人部門如Netflix和Grab提供的無縫、高度最佳化的數字型驗，對政府數字產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舊的系統和孤立的運作模式往往難以滿足這種期望。要跨越這些障礙，更深層的考驗其實來自組織本身的轉變。為此，新加坡將加大力度提高各級公共服務部門的數位能力。這些努力可以大致分為“系統、結構、技能”這三個層面。所謂“系統”，是開發和實施數字產品開發的最佳實踐；“結構”強調重新設計結構和程序，以促進更好的政策與技術整合，以及讓AI的作用能夠最大化；而“技能”則著眼於提升公務員的數字素養，在各個層面上取得卓越的數位表現。可以說，為了迎接AI時代的複雜挑戰，新加坡正試圖從根本上更新政府的運作方式。這場以AI為引擎的數位化轉型，讓我們看到新加坡在速度與審慎之間尋找平衡的一種努力。對政府來說，既不能一味追逐技術的前沿，也不能停留在低效的舊路徑上。新加坡之所以強調治理結構的調整，尤其是政策、營運與技術（Policy-Ops-Tech）的深度整合，是因為它觸及了數字治理的核心：技術的力量無需多言，但再強大的技術，也只有在穩健的治理框架和靈活的組織結構中，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FT中文網)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地區華人佔比較高的兩個國家，可兩國華人的身份處境與文化傳承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境況。華人佔馬來西亞人口的23%，是僅次於馬來人的第二大族群。但馬來西亞長期推行“馬來人至上”政策，華人在政治、教育與社會資源分配中長期處於劣勢，甚至被邊緣化為“二等公民”。▲馬來西亞民族構成面對巨大的壓力，馬來西亞華人在中文的傳承上表現突出，堪稱海外華人世界的典範，他們不僅擁有獨立而完整的中文教育體系，更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中文。馬來西亞華人學生閱讀魯迅、背誦唐詩宋詞、唱中文流行歌曲、活躍於小紅書等中文社交平台，讓華人在馬來西亞社會始終保持族群文化活力。▲馬來西亞華人獨立中學頗具反差的是，新加坡作為全球除中國以外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占人口70%以上），新加坡華人的中文水平卻不升反降，中文應用限定在日常用語，深層次的表達甚至要用英文輔助。隨著新加坡的中文學校被取消，不少華人家庭英語已取代中文成為主要溝通語言，中文在華人主導的新加坡正日益邊緣化。為何在華人佔多數的新加坡，中文走向式微？而同樣面對制度性排擠的馬來西亞，當地華人卻能熟練使用中文並成功延續中文的生命力？▲新加坡從幼兒起就開始全英語教學一、海外中華19世紀，西方列強加速向東南亞殖民擴張，來自閩粵等省的華人移民在下南洋大潮中，進入新加坡、馬來半島內陸定居。20世紀初，英國從印度引入泰米爾人到東南亞殖民地的種植園工作，新馬形成馬來人、華人、泰米爾人為主的多元社會。▲20世紀初的東南亞英國在殖民地行政和教育系統中推行英語，同時允許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等母語教學的存在。新加坡由於華人佔比大，20世紀初就出現了崇正、廣肇、端蒙等中文學堂。1919年南洋華僑中學的建立，成為新加坡華文中學的發端。▲新加坡華人比重變化1920年代後，新加坡華校逐漸採取中文“國語”教學。這些華校成為新加坡華人重要的教育陣地。另有少量華人精英進入殖民者創辦的英語學校就讀。二戰後，英國開始為撤離東南亞做準備。1948年，馬來半島各邦組建馬來亞聯合邦（英國保護國）。新加坡因軍事、經濟價值重要，轉成英國直屬殖民地。▲華人規模直追馬來人新加坡的中文教育不斷完善，1955年華人在新加坡集資創辦南洋大學，被譽為“東南亞華人最高學府”，該校是仿美國學制的私立華文大學，更是海外唯一的中文大學，旨在滿足東南亞地區華文中學畢業生繼續深造的需求。馬來亞因華人並非第一大民族，其教育權利受到馬來人地擠壓。馬來人認為自己是土著民族，應在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享受比華人、印度（泰米爾）人這些“外來人”更多的權利，但華人和印度人人數眾多且經濟佔優。▲馬來人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正式獨立。該國人口628萬（華人39%、馬來人49%）。為強化馬來語地位。馬來亞在《1957年教育法令》中確立馬來語的國語和唯一官方語言地位，同時允許華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在一定範圍內使用。馬來人懼怕華人和印度裔實力的增長，馬政府逐步削減華印族的語言學校補助，意圖讓華校改製為馬來文學校。▲馬來人蘇丹們輪流擔任國家元首，掌握了更多政治資源華人為防止被同化，馬華公會、華校董事聯合會（董總）、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聯合起來反擊馬來人。在教育界實力不強的馬來人被迫妥協，在《1961年教育法令》中，馬政府承認華文的教學語言地位，暫時放棄此前用英語、馬來語取代華文教育的企圖。馬來亞華文教育形成“華文小學-華文中學-國立大學中文系”的完整體系，但華人遭到馬來人的報復，教總主席林連玉被剝奪馬來亞公民權，其編寫的華文教材被列為違禁書籍。▲林連玉馬來亞獨立後，新加坡的獨立處理程序也被提上日程。1959年，新加坡成為英國控制下的自治邦，時任新加坡首任總理的李光耀在法令中確定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1963年，新加坡、砂拉越、沙巴三地與馬來亞組成馬來西亞聯邦。華人以44%的佔比成為該國第二大族群，僅比馬來人少3%。▲馬來西亞成立為削弱華人力量，馬來西亞在1965年將新加坡逐出聯邦，大馬華人佔比從44%下跌至36%（現在為22%）。此後，馬來人幾乎獨佔了馬國公務、軍隊、公立教育系統（華文學校除外）。▲李光耀評論馬來人二、失去母語的人新加坡位於國際重要航道馬六甲海峽一側，殖民時期建設了完備的港口等基礎設施，便於發展對外貿易。在此基礎上，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認為，新加坡要加速發展成全球重要轉口貿易港和金融中心，這樣才能保證國家存續和民生福祉。▲新加坡地理位置重要當時新加坡族群多，即便佔總人口70%以上的華人，母語也多為粵語、潮汕話、閩南語、客家話，溝通存在一定障礙。▲新加坡族群構成複雜英語曾長期作為新加坡官方用語，選擇英語而非華語作為共同語，不會受任何族群的排斥，避免了華人主導的印象，有利於各族群團結。當時正值冷戰高峰，泰國、印尼等國均有排華情緒。作為除中國外全球唯一的華人佔主體的國家，新加坡擔心自己被周邊國家看作“小中國”。希望通過全社會推廣英語標榜自己與西方的緊密聯絡，避免陷入冷戰的地緣漩渦。▲華人僅佔印尼人口3.5%1966年，新加坡開始實行雙語教育，即各族群兒童同時學習英語和本族母語。英語作為工作語言，成為各族群溝通的中立語言。▲60年代的新加坡此舉深遠影響了日後新加坡社會發展，英語使用範圍從新加坡精英階層擴展到中下層人口；由公開領域滲入私人領域。在新加坡政府設計的社會發展模式下，不掌握英語就很難取得較好的個人發展，中文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地位不斷被英語擠佔。▲英語貫穿新加坡人的一生諸如南安學校等知名新加坡華校因大量英校的出現而凋零，就連中文大學也無法擺脫消亡的命運。隨著政府推動英語教育，到1975年，時任新加坡教育部長的李昭銘兼任海外唯一的中文大學——南洋大學的校長。李昭銘推動南洋大學從私立改為政府資助乃至由政府監控、依英國學制而建設的英文大學。李昭銘就任當年，除中國語文學科外，南洋大學其他全部學科的教學用語從中英雙語改為單用英語，新加坡的大學中文教育日漸萎縮。▲南洋大學舊址在華人為主的新加坡，中文教育自此式微，而在華人淪為二等公民的馬來西亞，中文傳承是另一番模樣。新加坡被迫獨立加劇了馬來西亞華人的危機感，大馬華人期待通過投票來爭取政治和文教權利，馬來人則擔心因經濟實力較弱喪失政治優勢。1969年，馬來西亞爆發歷史上最嚴重的族群衝突——5.13事件。事件造成上千人傷亡，絕大多數為華人。衝突後，馬來人強硬派上台，在各領域強硬推行“馬來人至上”。▲513事件馬來西亞語言政策發生明顯轉變，馬政府通過《國家語言政策》，要求在行政、教育和公共領域確立馬來語優勢地位，還將所有英語小學改為馬來語學校，馬來語成為馬來西亞唯一教學用語。其他族群語言教學只被允許在私立學校中開設，這些學校如果想得到政府津貼，就必須改製為馬來語的國民學校。大量華文中學難以為繼，紛紛接受改制。▲馬來人要求特權此外，馬來西亞大學的中文系規模被壓縮，1965年，馬來西亞大學中有65%的導師為華人，到1975年下降至32%。馬來西亞的國立大學不再承認華文中學頒發的畢業證，致使華文中學生源減少。原有的“華小-華中-大學中文系”教育體系僅餘華小在苦苦支撐，華人面臨華小畢業就要入讀馬來語中學的困境。▲馬來西亞華人（紅色）、馬來人（綠色）分佈1971年，馬來西亞出台《大學及大專學院法令》，禁止開設採用非馬來語教學的私立高校。同年，公立大學開始依據族群人口比例錄取學生（“固打製”），超過70%的大學學位和獎學金定向分配給馬來人。為保住中華文化傳承，華人的教總、董總等華文教育組織再度發起反擊。▲馬來人霸佔教育資源1972年，霹靂州的9家華文學校負責人聯合起來，募捐100萬美元在馬來文主導的公立高中外，成立華文獨立高中（獨中）。董教總聯合組建了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三所獨立華文大學（獨大、三院），借此形成了“華小-獨中-三院”的新華文教育體系。▲韓江學院馬來語的國民中學由政府全額撥款，學費近乎全免，校服、活動等零散費用全年約180-510元人民幣。華文獨中得不到政府資金支援，全年費用3400-13700元人民幣，平均是馬來文國民中學的20多倍。但華校教育質量高，且符合華人文化傳承需要，超過80%的華人將子女送到華文獨中接受教育。獨中畢業證不被馬來西亞的大學承認，但憑藉優秀的教育質量，大馬華人可以前往歐美、台灣、香港等承認馬來西亞華文獨中文憑的地區上大學。▲海外名校承認馬來西亞獨中文憑此外，馬來西亞華人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同鄉會、各類商會、《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等華文媒體都是維繫華語日常使用的平台。在華人社團、中文教育和中文媒體“三大支柱”支撐下，中文等中華文化在馬來西亞強勢延續。▲《星洲日報》反觀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獨立時的中文教育體系比馬來西亞還要完善，其社會卻在獨立後因推行英語教育而快速英語化了。東南亞華人中文教育的最高學府——南洋大學在1980年徹底關閉，其各學科師資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英文教學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全英文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徽南洋大學校區則讓給了另一所英文大學——南洋理工大學，自此新加坡不再有任何一所專門的中文大學，中文教育的廣度和深度大幅壓縮。到80年代中期，經過二十餘年雙語教育，新生代新加坡人完全是在英語教育中成長起來，他們對英語的態度從被動接納變為主動使用，英語影響已滲透到普通家庭這樣的社會肌理，中文在新加坡的根脈被連根拔起。▲英語助推新加坡經濟騰飛三、積重難返1985年，為中文教育奔走一生的馬來西亞前教總主席林連玉去世，他的忌辰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教節”。1987年，全馬數千個華團在吉隆坡天后宮集會，抗議馬政府委派不諳中文的教師到華校擔任高職。但馬政府不採納華人請求，反而開展“茅草行動”搜捕鎮壓華人。▲林連玉去世華人為爭取文化權利與馬來西亞政府積極抗爭，可就在同一年，新加坡卻推行新的教育改革，給當地中文傳承帶來沉重一擊。1987年，新加坡取消對小學入學新生實施馬來語、華語、泰米爾語授課的過渡性做法，全面實施英語授課，這一決定標誌著英語在新加坡教育體系中的絕對主導地位正式確立。▲90年代全英語教學的新加坡小學1959年時，新加坡人口160萬，當年新加坡華校小一級新生有2.8萬人。教育改革後，新加坡將中文限定為“第二語文”，每天課時僅1小時，數理化等科目均以英語授課。文言文、中文文學名著、傳統中華文化思想被全部被踢出了新加坡中文基礎教育，唯有專門選修高階中文的學生才會接觸到這些內容。▲新加坡四年級中文教材仍停留在基礎對話階段到1989年，新加坡人口接近300萬，同年華校小一級新生已不足200人，華校在90年代逐步消亡。中文教育地位邊緣化讓新加坡人缺乏學習中文的動力，新加坡華人中文水平與馬來西亞華人差距逐步拉大。新加坡年輕華人因英語主導教育，其思考方式、邏輯表達乃至價值觀建構多以英語為中介。他們在社交、求職、戀愛乃至內心獨白中都慣用英文，即使對話對像是華人，也多以英文完成。▲新加坡華人變成英語家庭他們大多隻活躍在lnstagram、Reddit、Facebook等英文社交媒體，而馬來西亞年輕華人不僅登陸英文社交媒體，還更多出現在小紅書這類中文平台。21世紀的新加坡華人中文能力停留在“聽得懂、簡單說”的淺層，缺乏系統閱讀和寫作訓練，僅限於日常交流的中文有時也需要英文輔助才能聽明白，遑論用中文思考與複雜的表達。▲新加坡英文播報新聞據新加坡2024年統計資料，超過70%的新加坡華人家庭以英語為主要家用語言，85%的華人職場人士日常工作中使用英語。30歲以下新加坡華人中，僅9%會主動關注中文新聞。就連“講華語運動”這類新加坡政府組織的大型活動，主辦方都能將“聽說讀寫”中的“讀”錯寫為“瀆”，折射出新加坡社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中文空心化現象。▲國家級活動的錯別字在新加坡社會，中文已然退化為一種“儀式性語言”或“節日語言”，僅在春節、中秋等傳統節日象徵性出現。▲新加坡春節注入大量英語元素相較之下，馬來西亞中文教育在日趨完善，截至2023年，馬來西亞共有華文小學1300多所，華文獨立中學60所，以及三所中文大專院校，超過80%的華人家庭將子女送入中文學校。馬來西亞的華文獨中生不僅可用中文撰寫論文、閱讀中國現代文學，還能自如地參與中文網路討論，關注中國影視綜藝，與中國同齡人無障礙交流，其語言文化貼近程度，有時甚至高於海外第一代華人移民。▲馬來西亞華人課本保留了散文、詩歌等中華傳統文化內容正如一位馬來西亞獨中校長所言:"我們教出的學生可以和中國大學生一起上課、一起辯論、一起追劇流淚。而他們的新加坡同齡人或許只能點點頭說‘你好’，這才是中文傳承最核心的差距”。▲馬來西亞華文獨中來華交流學習回望新馬兩國獨立後，兩地華人中文水平在短短半個世紀內就產生如此巨大的差異，此種結果不免讓人唏噓。總結來看，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是新馬兩國的族群地位的“悖論”。馬來西亞華人作為面臨同化壓力的少數族群，將中文視為維繫身份、抵禦歧視的文化堡壘，因而產生了強大的傳承內生動力。▲馬來西亞華文小學新加坡華人作為主體民族，缺乏這種文化危機感，在國家政策引導下，更傾向於擁抱實用的英語而放棄了曾經擁有的成熟中文教育體系，最終蛻化為長著華人面孔的英語社會。其次是教育體系的“自立”與“依附”。馬來西亞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堅持與政府不公正的語言政策對抗，依靠民間力量建立了獨立於國家體系之外的中文教育體系。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則以“附屬品”的地位被納入國家統一的英語教育框架，從教學語言到評價標準均被削弱，最終從課堂到社會，中文在新加坡都難逃邊緣化命運。▲新加坡英文指示牌第三便是國家戰略的選擇。新加坡的國家生存戰略是成為全球節點，英語是通往世界的橋樑，中文更多是經濟上的工具。馬來西亞的國家戰略是建構馬來民族國家，華人作為被打壓的第二大族群，中文是華人群體“民族文化標籤”，更是身份認同的核心。如此一來，馬來西亞華人依然熟練掌握著祖先的語言，新加坡的選擇則如一位當地學者所言：“我們得到了一座通往世界的橋樑，卻差點失去了自己的根。”▲已然英語化的新加坡社會(環球情報員)

中國富豪，正在加速離開新加坡。英國老牌主流財經媒體《金融時報》近期刊登了一篇重磅報導，標題是《富裕的中國人繞開新加坡，轉向迪拜》。文章資訊量挺大，核心是釋放了一個清晰的訊號——曾經那股湧向新加坡的中國資本熱潮，正在調轉船頭，西進中東。新加坡這地兒，打從上個世紀起就是全球富人的“桃花源”，低稅、穩定，跟個金融避風港似的。可風水輪流轉，如今這保險箱為什麼就不香了？1首先，就是新加坡自己把大門焊死了。事情的起因是2023年，新加坡破獲一起史上最大的洗錢案，涉案金額高達30億。受其影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一系列新規，對家族辦公室、加密資產、財富流入等全面拉高門檻。以前新加坡恨不得把“歡迎資本”刻在國徽上，但自從洗錢案爆發，現在審查嚴得沒邊兒了。《金融時報》說了，中國富豪對新加坡那“日益增加的麻煩”早煩透了——資金來源要查，身份申請要卡，稍微有點跨境資本的爭議，就會被當成風險隱患。這時候迪拜就開始搶人了，直接甩出“黃金簽證”——投個54萬美元，就能拿10年居留權，還沒語言、學歷那堆破事兒。關鍵人家還零個人所得稅，換誰能不動心？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經濟體量，也無法支撐其“全球中心”的野心。它沒有市場腹地，資本和企業落地後很難施展拳腳，本土從未誕生過全球性大企業。核心產業薄弱，搞了20多年的電子、生物工程，幾乎沒有拿得出手的成果。如今，香港在金融領域的競爭力持續回升，而新加坡的金融光環本來就差點意思，政策一收緊，更成為了壓垮資本信心的最後一根稻草。中國富人流出新加坡，表面是“從獅城到迪拜”的地域轉移，實則是全球資本對“安全感與確定性”的重新排序。富豪們比誰都清醒，資產配置的核心不是“賺多少”，而是“穩不穩”。2新加坡的最大失算，在於誤判了“安全邏輯”。它一邊享受中國經濟的紅利，一邊在政治、軍事上充當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抓手，試圖中美兩頭獲利。可在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當下，中國富豪意識到，新加坡的中立只是利益驅動的暫時選擇，而非穩定的信任基礎，便不會再把身家性命放在這個“帳房”裡。這場轉移也給新加坡敲響警鐘：靠低稅吸引來的資本，終究會因不安全而流失。一旦大國不再給臉、資本不再賞光，新加坡能回歸的，不過是它本該有的“地理坐標”——一個小小的中轉站，而非什麼“亞洲金融中心”。資本從不說謊，它的每一次流向轉變，都是對全球格局、信任基礎與規則環境的投票。而新加坡，顯然在這場“安全感投票”中，失了分。 (青松參考)

英國首富、戴森公司創始人詹姆斯·戴森近日對其家族財富管理架構進行了重大調整。根據對公司註冊檔案的分析，戴森家族的投資公司韋伯恩（Weybourne）今年從其英國主要實體向新加坡控股公司轉移了至少6.24億英鎊的資金，此舉導致其英國實體的股本被削減至僅1英鎊。此外，該家族辦公室已落實此前公佈的計畫，關閉了兩家負責英國房產投資的公司，並將其部分股本轉移至新加坡的相關實體——那裡正是戴森公司（以創始人詹姆斯·戴森命名的真空吸塵器製造商）的全球總部所在地。其中，一家韋伯恩旗下的房地產公司於本月正式關閉，此前以2640萬英鎊的價格將其房地產投資所有權轉讓給新加坡實體；另一家位於格洛斯特郡莊園的英國房地產公司，亦於今年關閉，並同樣將其房地產投資轉讓至戴森名下的農業企業。▲當地時間2025年6月30日，新加坡，詹姆斯·戴森在其辦公室裡展示戴森最新產品 圖據視覺中國與此同時，韋伯恩近幾周在新加坡發佈了多個招聘崗位，旨在組建一支“新團隊”以支援多資產投資組合的管理；同時，該公司在美國的影響力也在收縮。全球家族企業戰略專家、麥肯錫高級顧問馬丁·羅爾表示：“這些變動很可能屬於家族企業長期接班規劃的一部分，這是一種長遠的佈局。”戴森集團的資深法務專家馬丁·鮑恩於今年2月接任韋伯恩首席執行長（CEO）一職，前任CEO詹姆斯·巴克納爾是一位退役陸軍軍官，在擔任該職位超過十年後退休。▲2025年8月，英國曼徹斯特，戴森門店外部招牌 圖據視覺中國據公司備案檔案顯示，鮑恩在出任CEO後的次月，韋伯恩的主要英國實體便向其新加坡母公司返還了2420萬英鎊的股本。本月，該實體進一步撤回了6億英鎊，由此完成了今年大規模的資金轉移目標。戴森公司一位高管此前曾表示，這筆交易有助於改善整體治理結構。截至目前，詹姆斯·戴森本人尚未對這一系列變動作出任何公開回應，也沒公佈完整的資產轉移計畫。 (紅星新聞)

一、海南自貿港正式啟動全島封關最近，全世界都在盯著海南，原因很簡單——海南封關了。但真正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封關”這兩個字。而是你有沒有看懂，這一步棋，國家到底在幹什麼。如果你還只是把海南理解成“免稅島”“旅遊島”，那坦白說，這一輪變化，跟你幾乎沒關係。可如果你把時間軸拉長，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清晰的規律：中國每一次重量級區域政策，背後都對應著一次外部壓力的升級。1979年的深圳，是向市場經濟，鬆開了一道口子；2001年的入世，是向封閉的市場突圍，倒逼了一場革新；而2025年的海南，邏輯已經完全不同了，這是一場針對“地緣封鎖”和“外部圍堵”的主動突圍。換句話說，這一次，不是發展問題，是安全問題。在大國博弈這盤棋裡，海南如同一枚經過精密打磨的楔子，正被穩穩嵌入東南亞經貿版圖的核心地帶。鋒芒所指，正是三千公里外，長期扮演美國區域支點的新加坡。大國博弈，首重“勢”而非“力”。 海南封關的核心政策叫“一線放開”，什麼意思？2025年後，從高精尖裝置到大宗原材料，進入海南將實現零關稅。而就在2024年，僅靠中國和印尼之間的中轉，新加坡就躺賺數百億美元的服務費。但問題來了，如果貨可以在海南“零成本中轉”，全球物流為什麼還要繞道新加坡？所以，這根本不是港口之爭，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擠壓”。 表面看，海南分流了新加坡的“貨”，但我們要明白一件事：離岸金融中心，靠的從來不是金融技巧，而是戰略緩衝。一旦實物流動萎縮，依附其上的資本安全性，就會被重新定價。換句話說，錢，開始感覺不安全了。那錢要走，往那裡走？國家早就安排好了。波士頓諮詢（BCG）最新報告顯示，香港已與瑞士並列，成為全球兩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這說明，資本正在從新加坡撤離，挪到了國家認可的“後院”——香港。這正是國家這盤大棋的高明之處：用海南在實物層面“堵”死新加坡，用香港在金融層面“革”去新加坡的命。如果說地緣上的變局是“海南 vs 新加坡”，那麼大洋彼岸的貨幣變局，則是另一場即將到來的風暴。二、聯準會近期動向我們把目光調回12月11日凌晨，此時聯準會如期降息25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到3.50%至3.75%之間。在降息公佈後不久，就遭到了美國總統川普的批評：降息力度還不夠。自上任以來，他就一直在不斷敦促聯準會大幅降息以刺激經濟進一步增長。16日，川普面試聯準會主席候選人——現任聯準會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加上之前的哈塞特跟沃什，這意味著現在主席位置已經變成了三選一。新出現的沃勒同樣也是支援進一步降息，以把聯準會的政策利率帶回“中性”水平，但同時表示政策制定者沒必要急於出手。說白了，就是會降，但是要慢慢降。這也意味著這三人均支援連續降息，無論是誰成為新的聯準會主席，都是符合川普口中的那個“聽話人選”。目前看來，在2026年至少會有一次聯準會降息調整，這也就意味著未來的全球資產迎來新的一次洗牌。聯準會降息早已經不是新鮮事，2024年9月以來已經降了六次。常規來說，降息會直接削弱美元的“利息吸引力”，理論上美元會貶值。但從現實來看，雖然美元對於全球主要貨幣都在走弱，而美元資產依然強勢，今年美股三大指數依舊在創新高。這是因為本輪降息是為了“應對經濟衰退風險”，全球資本可能因“避險情緒”反而湧入美元資產。整體看來，美元短期承壓但中長期韌性猶存，美股在流動性支撐下或延續強勢，美債收益率下行凸顯其配置價值，黃金的貨幣屬性或將再度強化。這複雜的局面，恰恰揭示了單一資產依賴的風險——沒有永遠上漲的資產，只有動態平衡的策略。這對我們的資產配置具有教育意義，眼界要變長變寬，同時多元配置資產，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中，才能讓資產穩妥穿越周期。尤其在美元角色變遷的當下，將其作為資產組合中的“穩定器”而非“賭注”，才是穿越周期的關鍵。那麼目前最穩妥的美元資產配置方式還有那些呢？三、資產流動下的高確定性資產2007年，巴菲特曾向華爾街的基金經理們發起了一場長達10年的賭約。賭標普500指數基金能跑贏避險基金組合，最後華爾街門徒基金經理泰德·西德斯應戰。賭約的結果令人咋舌，即便中間經歷金融危機，巴菲特的標普500依然穩穩回升，最終以125.8%的總收益完勝避險基金的36.3%。這也是價值投資美股這類美元資產的優勢，無論是標普指數還是納指近20年的平均年化收益率都達到了12%以上。不光是股票基金這種高風險的投資品，目前美元資產中固收類的政府債券、企業債券等也處於高位，以美債為例，目前收益率依舊在4%以上。正是美元資產能帶來這麼豐厚的回報率，所以大家會看到有這麼多人積極參與。 (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