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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經濟學
凱恩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是一種關於經濟中總支出（稱為總需求，aggregate demand）及其對產出和通脹影響的理論。儘管這個術語多年來一直被用來（和濫用）描述許多事物，但凱恩斯主義似乎有六個核心原則。前三個描述了經濟如何運作。
1.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總需求受到一系列經濟決策的影響——包括公共和私人決策——有時表現不穩定。最突出的公共決策包括貨幣和財政（即支出和稅收）政策。幾十年前，經濟學家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相對優勢展開了激烈辯論，一些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貨幣政策作用不大，一些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效果不佳。這兩個問題在今天基本上都是無疾而終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現在都認為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會影響總需求。然而，一些經濟學家相信債務中性（debt neutrality），即用政府借款代替稅收對總需求沒有影響的理論（下文將詳細介紹）。
2.根據凱恩斯理論，總需求的變化（無論是預期的還是未預期的）對實際產出和就業（而不是價格水平）的短期影響最大。例如，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s）顯示，失業率下降時，通貨膨脹率只會緩慢上升。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短期的真實情況不一定能從長期必然發生的事情中推斷出來，我們生活在短期內。他們經常引用凱恩斯的名言“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來說明這一點。
只有在某些價格是剛性（rigid）的情況下，例如，如果名義工資（以美元計算的工資，而不是實際購買力）不會立即調整，貨幣政策才能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實際影響。否則，新資金的注入會以相同的百分比改變所有價格。因此凱恩斯模型通常假設或試圖解釋剛性價格或工資。使剛性價格合理化是一個困難的理論問題，因為根據標準的微觀經濟理論，如果所有名義價格成比例上升或下降，實際供求不應發生變化。
但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由於價格具有一定的剛性，任何支出組成部分——消費、投資或政府支出——的波動都會導致產出波動。例如，如果政府支出增加，而支出的所有其他組成部分保持不變，那麼產出就會增加。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模型還包括所謂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也就是說，產出增長是導致產出增長的最初支出變化的數倍。因此，政府支出增加100億美元可能導致總產出增加150億美元（乘數為1.5）或50億美元（乘數為0.5）。與許多人認為的相反，凱恩斯主義分析並不要求乘數超過1.0。然而，為了讓凱恩斯經濟學發揮作用，乘數必須大於零。
3.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價格（尤其是工資）對供求變化反應緩慢，導致週期性短缺和過剩（尤其是勞動力）。就連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承認，“在任何可以想像的制度安排下，當然也是在美國目前流行的制度安排下，價格和工資的彈性都是有限的。”按照目前的說法，這肯定會被稱為凱恩斯主義立場。
僅憑這三個信念，沒有任何政策處方可以遵循。儘管如此，許多不自稱凱恩斯主義者的經濟學家還是會接受這份清單。凱恩斯主義者與其他經濟學家的區別在於他們信奉以下三條經濟政策原則。
4.凱恩斯主義者並不認為典型的失業水平是理想的——部分原因是失業受總需求的反覆無常影響，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價格只會逐漸調整。事實上，凱恩斯主義者通常認為失業率平均過高且波動太大，儘管他們知道這些觀點很難得到嚴格的理論支援。凱恩斯主義者還確信，衰退或蕭條時期是經濟疾病，而不是像真實商業週期理論中那樣，是對缺乏吸引力的機會的有效市場反應。
5.許多（但不是全部）凱恩斯主義者主張採取積極的穩定政策來降低商業週期的幅度，他們認為商業週期是所有經濟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然而，在這一點上，即使是一些保守的凱恩斯主義者也持不同意見，他們要麼懷疑穩定政策的有效性，要麼懷疑嘗試這種政策是否明智。
這並不意味著凱恩斯主義者支援過去所謂的微調——每隔幾個月調整政府支出、稅收和貨幣供應，以保持經濟充分就業。包括大多數凱恩斯主義者在內的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現在都認為，政府根本無法及時瞭解情況，從而成功地進行微調。三個滯後使得微調不太可能奏效。首先，在需要改變政策和政府認識到這一點之間有一個時間差。第二，在政府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和採取行動之間有一個時間差。在美國，財政政策的這種滯後可能會很長，因為國會和政府必須首先就支出和稅收的大部分變化達成一致。第三個滯後發生在政策改變和改變影響經濟之間。這也可能需要好幾個月。然而，許多凱恩斯主義者仍然相信，穩定政策的更溫和的目標——如果你願意，可以說是粗調——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明智的。例如，當失業率非常高時，經濟學家不需要對滯後有詳細的定量知識就能開出一劑擴張性貨幣政策的藥方。
6.最後，更不一致的是，一些凱恩斯主義者更關心解決失業問題，而不是戰勝通貨膨脹。他們從證據中得出結論，低通貨膨脹的代價很小。然而，有許多反通脹的凱恩斯主義者。例如，不管喜歡與否，世界上大多數現任和前任央行行長都配得上這個頭銜。不用說，關於失業和通脹相對重要性的觀點嚴重影響著經濟學家給出的、政策制定者接受的政策建議。凱恩斯主義者通常比非凱恩斯主義者主張更積極的擴張政策。
凱恩斯主義者對政府採取積極行動穩定經濟的信念是基於價值判斷和以下信念：( a)宏觀經濟波動會顯著降低經濟福祉；( b)政府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改善自由市場。
20世紀80年代凱恩斯主義者和新古典（new classical）經濟學家之間的短暫辯論主要圍繞(a)和凱恩斯主義的前三個原則——貨幣主義者已經接受的原則——展開。新古典學派認為，貨幣供應量的預期變化不會影響實際產出；市場，甚至是勞動力市場，會迅速調整以消除短缺和過剩；商業週期可能是有效的。由於下面將要闡明的原因，我相信關於這些問題的“客觀”科學證據強烈地指向凱恩斯主義方向。20世紀90年代，新古典學派也開始接受價格具有粘性的觀點，因此勞動力市場不會像他們之前認為的那樣快速調整。
在離開定義的領域之前，我必須強調幾個明顯的故意遺漏。
首先，我沒有提到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像凱恩斯本人一樣，許多凱恩斯主義者懷疑該學派的觀點，即人們利用所有可獲得的資訊來形成他們對經濟政策的預期。而有一部分凱恩斯主義者接受這一觀點。但是，當涉及到我自己所關心的大問題時，期望是否合理並不重要。例如，理性預期並不排除剛性價格；按照我的定義，帶有粘性價格的理性預期模型是徹頭徹尾的凱恩斯主義。不過，我應該注意到，一些新古典主義者認為理性預期對這場辯論更為重要。
第二個遺漏是關於長期存在“自然失業率”（natural rate）的假設。1970年以前，凱恩斯主義者認為，長期失業水平取決於政府政策，政府可以通過接受高但穩定的通貨膨脹率來實現低失業率。20世紀60年代末，貨幣主義者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凱恩斯主義者哥倫比亞大學的埃德蒙·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從理論上拒絕了這種長期權衡的想法。他們認為，政府將失業率保持在他們所謂的“自然率”以下的唯一方法是宏觀經濟政策，這種政策將不斷推動通脹率越來越高。他們認為，從長遠來看，失業率不可能低於自然失業率。此後不久，凱恩斯主義者如西北大學的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為弗裡德曼和菲爾普斯的觀點提供了經驗證據。大約從1972年開始，凱恩斯主義者就已經將“自然失業率”納入了他們的思考。因此，自然失業假說在1975-1985年的思想活躍期間基本上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第三，我忽略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哪個作為穩定政策首選工具的選擇。經濟學家對此意見不一，偶爾會改變立場。然而，根據我的定義，作為一名凱恩斯主義者，完全有可能仍然認為，穩定政策的責任原則上應該讓給貨幣當局，或者在實踐中確實如此。事實上，今天的大多數凱恩斯主義者都持有其中一種或兩種觀點。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凱恩斯理論在學術界遭到了很多詆毀。然而，自那以後，它又強勢回歸。主要原因似乎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比其主要的智力競爭者新古典經濟學更能解釋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濟事件。
忠於其古典根源，新古典理論強調市場經濟通過下調工資和價格來治癒衰退的能力。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將經濟衰退歸因於人們對相對價格(如實際工資)的錯覺（misperceptions）。他們認為，如果人們不知道當前的價格水平或通貨膨脹率，就會產生錯覺。但這種錯覺應該是短暫的，在物價指數每月公佈、典型的月通脹率低於1%的社會中，這種錯覺肯定不會很大。因此，按照早期新古典主義的觀點，經濟衰退應該是溫和而短暫的。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大多數工業經濟體都經歷了嚴重而長期的衰退。凱恩斯經濟學在理論上可能是混亂的，但它肯定預測了持續的、非自願的失業。
根據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新古典理論家的觀點，正確認識到的貨幣供應增長的下降，即使對實際產出有影響，也應該只有很小的影響。然而，當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和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宣佈將收緊貨幣政策以對抗通脹，並隨後兌現承諾時，兩個國家都出現了嚴重的衰退。新古典主義者可能會聲稱，緊縮是意料之外的(因為人們不相信貨幣當局所說的話)。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但可以肯定的是，限制性政策的大致輪廓是預料到的，或者至少是隨著政策的展開而被正確理解的。老式的凱恩斯理論認為，任何貨幣限制都是收縮性的，因為企業和個人都被鎖定在固定價格合約中（而不是通脹調整後的合約）。這種理論似乎更符合實際情況。
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提出的新古典理論的一個分支是債務中性的概念。巴羅認為，通脹、失業、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和實際國民儲蓄不應受到政府是以高稅收低赤字還是低稅收高赤字為支出融資的影響。他認為，因為人們是理性的，他們會正確地認識到，今天的低稅收和高赤字必然意味著他們和他們的後代未來的高稅收。巴羅認為，未來每增加一美元的稅收負擔，他們就會減少消費，增加一美元的儲蓄。因此，私人儲蓄的增加應該會抵消政府赤字的增加。相比之下，天真的凱恩斯主義分析認為，在政府支出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赤字增加意味著總需求增加。如果像美國20世紀80年代初那樣，緊縮性貨幣政策抵消了對需求的刺激，實際利率應該會大幅上升。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沒有理由期待私人儲蓄率上升。
美國在1981年至1984年間的大規模減稅為這些不同觀點提供了類似於實驗室測試的場所。發生了什麼事?私人儲蓄率沒有上升。實際利率飆升。由於財政刺激被貨幣緊縮所抵消，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幾乎不受影響；它的增長速度與最近的增長速度大致相同。同樣，這一切似乎更符合凱恩斯理論，而不是新古典理論。
最後是上世紀80年代的歐洲大蕭條，這是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凱恩斯主義的解釋很簡單。以英國和德國央行為首的各國政府決定採取高度緊縮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對抗通脹。歐洲貨幣體系加強了反通脹運動。實際上，歐洲貨幣體系將德國嚴厲的貨幣政策推廣到了整個歐洲。新古典學派沒有類似的解釋。新古典主義者和一般保守經濟學家認為，歐洲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更為嚴重（比如高失業救濟金和限制解僱工人）。但這些干預大多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當時失業率極低。 (ECONOMICS 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