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ken，Token，還是Token。在12月18日的FORCE原動力大會上，火山引擎總裁譚待半小時的開場演講裡提了18次“Token”，而“雲”則只出現了7次。火山也再次更新了備受矚目的豆包大模型最新日均Token呼叫量：50兆。這一指標從發佈至今實現了417 倍增長，相比去年 12 月則是超 10 倍增長。作為對比，Google10月最新公佈的月均Token直接換算為日均量的資料是43兆。豆包大模型的呼叫量已經是中國第一、全球第三。而根據IDC的報告，火山引擎在中國的公有雲大模型的服務呼叫量上也是穩居第一，MaaS市場份額從2024年的46.4%進一步提升到了今年的49.2%。“也就是說，在中國公有雲上每產生的兩個Tokens就有一個是火山引擎生產的。”譚待在當天面對台下5000名觀眾說道。在當天的發佈中，一如既往由火山來更新了字節最新模型的進展。豆包大模型1.8正式亮相，它在多項指標上顯著提升，繼續走All-in-One的技術路線，文字、程式碼、Agent、音訊，圖視訊等能力，全部在同一個基礎模型裡演進；而專門為視訊生成服務的Seedance 1.5 pro也同步推出，在音畫同步、中文及方言處理上做到了“世界領先水平”。字節要傳達的資訊明顯：豆包大模型創造著Token，且它的進化方向也正對應著今天Token消耗的結構性變化——從“推理取代訓練”推動Token消耗，到今天多模態+Agent成為Token的絕對大頭，這些需求都可以被火山提供的服務滿足。這一切迅猛增長的背後，火山引擎正在建立起一套它自己的Token經濟學。更多的Token就是代表更多智能Token，是大模型處理資訊的基本單位。無論是文字、圖像還是視訊，在模型中都在被轉換為Token序列進行計算。本質上，Token就是人們對AI的呼叫量。但這背後存在一個問題：由於Token的計算方式基於長度，所以一篇文章和一段關鍵的程式碼可能消耗相似的Token數量。那麼，純粹的以Token數量來衡量，能否真實反映AI創造的價值？火山引擎的演算法人員在和我們的交流中回憶，其實曾經火山內部也有過類似爭論，但最終的結論是：Token量一定是對的指標。“AI要在實際場景產生價值，大家肯定要把它用起來，不管單位價值有大有小，但實際上一定是跟Token用量正相關的。可能你最終的那個關鍵決策對應的只是‘是’或者‘否’，一個Token，但得出這個結論必然已經用掉了大量Token。”所以火山內部最終明確，更多的Token就是代表更多智能。而今天Token的增長，其內在結構也在悄然變化。火山引擎智能演算法負責人吳迪提供了一個演化路徑：“可能到了2027，2028年，一個普通的C端使用者從AI助手得到的很多的訊號就是視覺的，你不會看到大段大段的文字了。那麼，到時候LLM會以coding和agent的形式下沉到整個數字世界的底層運行邏輯裡。”換言之，Token會分層，LLM會向下成為底座，多模態的視覺、互動Token將在上層湧現。這就會讓Token成為一個持續增長的指標，也是一個有效指標。吳迪預測，到2030年，國內市場的Token消耗量將是現在的百倍以上。屆時，衡量企業智能化程度的核心指標，將從其擁有的GPU數量轉變為消耗的Token總量，因為它是唯一能同時穿透“模型能力、使用頻率和真實需求”的統一指標。雲設施必須以模型為中心重構更多Token意味更多智能，那麼如何讓企業客戶更好生成它們需要的Token，就是火山作為從字節內部走出的“AI雲原生”基礎設施的任務。過往雲端運算所習慣的一整套體系也因此出現“不適”，它更多是一個圍繞算力設計的體系，而火山認為新的需求註定是圍繞模型的。“傳統 IaaS、PaaS、SaaS分層規劃的IT架構不再有效，以模型為中心的AI雲原生架構正在形成。”譚待說。此次的一整套體系也由此誕生。火山推出了“推理代工”，企業可將訓練好的模型託管至火山，按實際Token消耗付費，無需自建推理叢集；Agent開髮套件（ADK） 全面升級，支援動態執行階段、多會話共享、強身份傳遞與內建工具鏈；智能端點（Endpoint） 支援模型路由，可根據效果、成本等策略自動分流至豆包、DeepSeek、Kimi等多模型後端；方舟平台進一步升級，支援客戶在自有場景中做RL 強化學習等的微調。而且這一系列產品裡的很多細節，都體現出很多根本性差異。例如，Agent開髮套件（ADK） 的動態執行階段設計，直接挑戰了行業慣例。AWS AgentCore為每個會話啟動一個獨立執行階段，而火山採用多會話共享模式。火山引擎雲基礎產品負責人田濤濤直言，這是一個行業慣性的問題，AgentCore為每個session起一個Runtime，過去可以，但進入模型時代就太奢侈了，而火山對成本敏感，字節自己內部就一直有不同的更AI原生的需求，因此本就有不同的設計，現在可以推廣給更多模型使用者。在火山看來，人們最終會“躍過”對算力的關注，最終直接衝著模型而來。“你很難想像五年後新的創業者還會去雲上租GPU、開資料庫。到時候在他們創業的第一天，他們會直接向雲服務商‘要Token’，直接要的就是呼叫模型和配套工具。”吳迪說。“我們已經把像Response API、分佈式的KV Cache、良好的P/D分離、一大堆高品質的內建Tools組裝好了，等著你把你的一個齒輪裝上來，這輛車就能跑。”火山還配套改進了模型服務的定價模式，推出了一個“AI節省計畫”，讓企業達到模型使用成本的全域最優解。“客戶只需要為用了的Token付錢。”模型訓練和市場需求一桿子打通現在我們可以來看看字節和火山今天已經有了什麼：最大規模的雲端運算需求：內部支撐抖音等國民級產品帶來的規模效應和成本優勢。最多使用者的大模型產品：豆包。而且在火山的視角，它也是一個最大的Agent產品。第一的Token呼叫量：50兆/天，且還在猛漲。以及支援著豆包app和抖音這種巨量真實需求的多模態和推理大一統的豆包大模型。這種全端系統能力是今天最重要AI玩家必備的能力，橫向對比，可以把目前的玩家分為三種路線：OpenAI + 微軟路線：模型自己的，雲設施是戰略夥伴的。阿里雲路線：開源模型長在自己雲上，然後近期在強推產品。Google路線：全部自研，模型閉源，產品到研發直接全面打通。這裡面，字節的路線很像Google。豆包就對應著Gemini，一個大一統的多模態agent模型。Seedance 1.5緊跟Veo3，甚至超過了對方。這一切的技術基礎也和Google類似，都長在自己的以AI為核心的機器學習平台和雲服務上，然後這些“Gemini同款”和“豆包同款”細化成產品再提供給外界。而尚未被太多關注到的另一個“相似”，則是對待模型技術的方式上。Google在Gemini 3的“翻身仗”後分享了很多內部復盤，其中最重要一個因素就是模型、研發、產品和需求的統一打通。而字節如何訓練模型此前並未被外界瞭解，它與大多模型公司一個非常大的不同是，它把真實市場需求直接一桿子打通到了模型訓練層面。火山引擎作為模型對外統一的出口，也有自己的演算法人員，他們和字節的模型部門Seed緊密合作，甚至是“混合辦公”和各種靈活的配合方式，而火山引擎團隊所獲取到的市場需求情況，可以直接影響模型研發方向和決策。火山的模型策略團隊會把市場上的需求反饋收集和抽象出來，直接影響到模型的重要功能和研發方向。這都直接體現在豆包大模型的身上：豆包之所以是一個大一統的模型，除了技術路線的選擇，也是從客戶體驗出發：火山的客戶們認為模型版本太多了，甚至字節內部的“使用者”都搞不清楚各方面的區別，所以這個模型必須all in one來降低選擇成本。字節認為，今天訓練模型最重要的是評估體系，而它絕對不應該只是公開的benchmark，必須用真實業務價值來衡量模型能力。字節內部已經為B端建設了大量benchmark，模型開發成果必須真正符合實際的經濟價值要求。於是Seedance會在模型層面增加一個Draft樣片的能力，讓使用者不是抽卡，而是提前做預覽判斷；豆包模型在建設工具呼叫能力之外，直接在配套API中就配套做了許多built in的工具。128k上下文這種看起來能用來炫技但事實上實際需求並不高的能力，就會被去掉。“在25年，有超過100萬家企業和個人使用了火山引擎的大模型服務，覆蓋了100多個行業，我們也對他們在火山方舟上的用量進行了匿名統計，我們發現，有超過100家企業在火山引擎累計Tokens使用量超過了1兆。”譚待在發佈會上說。這可能是比市場份額增長更值得玩味的一組資料。 它最能體現字節這種用需求指引模型發展的方式所帶來的收益。所以，如果我們來拆解一下，字節的Token經濟學就是：1. 越多的Token意味越高智能Token是智能的度量衡，其增長與結構變化指引技術演進。2. 服務AI的雲必須以模型為中心重構傳統雲廠商的慣性已經太大，而火山服務的最大客戶就是字節自己，字節就是一個長在AI和模型上的公司，火山解決的一直是AI的需求，現在這些需求變成外界的廣泛需求，它的技術思路就可以用來重構整個雲行業的方案。3. Agent的普及會讓Token從原材料變為更高級的智能單元，進而帶來更大價值譚待曾經形容，目前基於Token的商業模式還很原始，而今天他認為，隨著Agent的進步和在企業裡的普及，Token最終會走出今天“原材料”的定位。Agent 可將模型串聯，雲平台和中介軟體進一步把Tokens組裝成Agents，並實現Agent和現有工作流、Agent和Agent之間的智能互通，以 API 或完整 Agent 的方式提供服務，從更高抽象層次創造價值。“今天討論Token，是從底層作業系統角度看，是在 IT 預算環節考慮；而抽象成 Agent 後，可從 BPO （業務流程外包）角度看待，那麼它就是在擴大整個市場的規模了。”譚待說。“人們常說的10兆Agent市場，核心就是這個邏輯。” (矽星人Pro)

最優的政策組合，最佳的政策安排，是在對入境規則實行具有公信力、穩定可預期的執法的同時，切實推動已經在境內的移民融入社會。唐納德·川普曾誓言要發起“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驅逐行動”，並已將聯邦執法人員派往全美各大城市著手實施。在官方敘事中，這場行動主要被包裝成一項治安政策，是一場為了宣示“法律與秩序回歸”的高調行動，同時也被標榜為保護美國工人免受就業競爭衝擊的手段。其邏輯看上去簡單明了：把無證移民驅逐出去，犯罪率就會下降，本土工人的工資就會上升。在經濟學的視角下，故事則完全不同。移民問題是整個經濟學領域中研究最為充分、方法最為嚴謹的議題之一，數十年的證據都在否定這樣一種前提設想，即無證移民會推動犯罪，或者在具有實質意義的程度上壓低本土居民的工資。大量研究發現，移民群體，尤其是那些在此非法居留的人，其犯罪機率低於美國本土出生人口。與此同時，大規模驅逐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將遠遠超出執行這一行動本身所需的數十億美元財政支出：這種政策會掏空關鍵產業，侵蝕公眾對公共機構的信任，並削弱它自稱要恢復的那種公共安全。問題在於，我們究竟要建構的是那一種體制：是一種既鼓勵移民成為有生產力、守法並作出貢獻的社會成員，又通過可信的執法來有效遏制非法入境的體制，還是一種將數百萬人推向社會邊緣、待那些本可預見的種種失靈後果陸續顯現時又故作驚訝的體制。這種張力長期塑造著移民政策與相關研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喬治·博爾哈斯（George Borjas）與戴維·卡德（David Card）之間曾展開過一場極具影響力的學術爭論：低技能移民是否會損害本土工人？博爾哈斯認為，這會壓低與之可比的本土工人的工資。卡德則通過一系列“自然實驗”進行反駁，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便是1980年的“瑪列爾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他的研究表明，這種移民衝擊對本土工人的就業或收入幾乎沒有影響。卡德發現，勞動力市場的動態性遠高於批評者的想像：移民確實增加了勞動力供應，但也創造了新的需求。這在現代經驗層面印證了薩伊定律（Say’s law），即經濟增長並非僅僅取決於“崗位數量”，而是取決於人口數量的增長。隨後又有數以百計的研究問世。如今的廣泛共識是，正如卡德在2009年向美國經濟學會發表“伊利講座”時所說，“移民對本土居民工資不平等的影響非常有限”。在那些確實存在影響的情形中，這種影響更多落在早期移民群體身上，而不是本土工人身上。更為關鍵的是，即便這些影響有限，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新移民在經濟中被“融入”得有多好。這一點在犯罪問題上同樣適用。川普總統將他的政策包裝為一套關乎公共安全與薪資的方案，但其根本性錯誤是相同的，即把移民當作一次性、靜態的衝擊，而不是視為會對周圍激勵結構作出反應、並被這些激勵所塑造的人。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在1968年發表的經典論文《犯罪與懲罰：一種經濟學方法（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犯罪的理解，他將犯罪視為對預期成本與收益的一種理性回應。對於移民而言，其犯罪的機會成本會隨著獲得體面工作、教育機會、法律保護以及社會網路的能力提升而上升。當這些路徑存在時，走上犯罪道路在理性上就變得不再划算。但如果我們將他們的日常生存本身刑事化，剝奪其合法工作的機會，並讓他們始終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威脅，就等於降低了他們犯罪的機會成本，從而在悖論意義上讓犯罪變得更具吸引力。驅逐出境不僅在道德上高度存疑，在財政上極為昂貴，而且還破壞了那些本來可以遏制犯罪的機制。批評者擔心，賦予移民融入社會或合法化身份的機會會刺激更多非法入境。這一擔憂並非全無道理。遷移行為的規模確實會對工資差距以及最終被納入合法體系的主觀機率作出反應。如果“合法化”被視為板上釘釘的結果，移民流量會增加；在執法可信的情形下，移民流量則會下降。美國始終在這一取捨之間搖擺。由此得出的教訓並不是我們必須在“開放邊境”與“大規模驅逐”之間二選一。這兩種極端方案都代價高昂，而且都忽視了人的激勵結構。經濟意義上的“最佳平衡點”，是對入境規則進行可信的執法，同時對已經在境內的人實行嚴肅認真的融入政策。執法可以遏制非法入境，而融入可以最大化個體貢獻，並提高犯罪的機會成本。這才是既獲取移民帶來收益，又將風險降至最低的路徑。證據為這一路徑提供了支援。那些讓無證移民更接近合法身份的項目，往往能夠減少犯罪行為，同時提高就業、教育和公民參與水平。這並不是因為人們在恐懼之下“被嚇得規規矩矩”，而是因為失敗的代價在上升，成功的道路在變寬。2018年發表在《犯罪學（Criminology）》期刊上的一篇論文發現，無證移民規模與暴力犯罪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某些類型的犯罪甚至可能因此減少。《犯罪學年度評論（Annual Review of Criminology）》中的一項元分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更高比例的移民人口並不會帶來更多犯罪，反而常常與更少的犯罪相聯絡。川普總統的計畫無視這些證據，同時給包括農業和酒店業在內的諸多行業強加數百億美元的成本，只為解決一個資料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問題。更大的危險在於象徵層面。大規模驅逐向外界傳遞出的資訊，是數百萬移民被永久排除在“共同體之內”的邊界之外。這一訊號在經濟上具有腐蝕性。當人們相信無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真正被接納時，遵守規則的激勵就會瓦解。社會排斥不僅是道德上的失敗，也在實質上摧毀了那些鼓勵守法與生產性行為的機制本身。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務實的融入政策。這既不是“大赦”，也不是“開放邊境”，而是對語言學習、資歷認證、住房和教育進行有針對性的投入，並與可信的邊境執法相配套。這是一套激勵相容的政策框架，正是這種框架在歷史上讓移民得以繁榮發展，並反過來增強了整個國家。如果這場爭論的核心其實並不在工資或犯罪上，那麼真正驅動這種焦慮的是什麼？戴維·卡德（David Card）、克里斯蒂安·達斯特曼（Christian Dustmann）和伊恩·普雷斯頓（Ian Preston）的研究給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答案。公眾對移民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謂‘構成性顧慮’所塑造的，也就是對社區文化與社會人口構成發生變化的擔憂，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因素。根據他們基於歐洲資料所作的估算，這類構成性顧慮的重要性，是傳統經濟因素的二至五倍。對移民的抵制，更深層地反映的是對文化變遷的不安，而不是對就業市場的恐懼。從一種極其狹隘的視角看，大規模驅逐似乎可以‘解決’這種構成上的不適，但代價是選擇了一條經濟成本最高、社會破壞性最強的道路。如果無視這些潛在偏好的存在，任何移民政策都註定難以成功。美國移民史，本身就是一連串將新來者納入共同繁榮的實驗。當我們把“融入”做對時，移民會蒸蒸日上，國家也會隨之更加強大。驅逐式政策在每一個關鍵激勵環節上都理解錯了。它誇大了工資方面的威脅，誤用了犯罪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並且把文化焦慮當成一個可以靠把人趕走就予以消除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必須通過管理社會變遷來加以應對的議題。主張‘開放邊境’的立場，則在相反方向上犯下了性質相近的錯誤。經濟現實是，勞動力市場具有適應能力，犯罪行為會對激勵結構作出反應，而有關文化的顧慮則必須被正面面對，而不是指望用一廂情願的想像將其抹去。當我們把移民視為“未來的公民”而不是“永恆的局外人”，並同時對邊境規則進行可信的執法時，我們建設的是更安全的社區、更有韌性的勞動力市場，以及一個有足夠自信、願意把新來者轉化為貢獻者的國家。 (一半杯)

金刻羽教授深度解析地緣經濟學與全球新秩序12月6日上午，第二十五屆中國經濟學年會的重磅環節“海聞講座”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舉行。本屆年會邀請了國際宏觀和貿易經濟學家金刻羽教授開展題為“地緣經濟學與全球新秩序”的精彩演講。本屆“海聞講座”由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王鵬飛教授主持。金刻羽教授現任香港科技大學地緣經濟研究所所長，此前長期擔任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終身教職，主要研究方向為全球化和中國經濟，研究領域橫跨全球宏觀經濟、國際金融與地緣經濟戰略，擅長以跨國視角解析中國經濟與全球治理的互動。她曾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國際知名經濟學期刊發表多篇關於國際宏觀經濟和中國經濟的文章，並為《金融時報》、《財信雜誌》等國內外知名媒體撰寫專欄，兼具政策影響力與市場洞察力。講座伊始，金刻羽教授開門見山地指出，過去四十年的國際“超全球化”時代主要由經濟發展推動國際政治格局。當前形勢卻出現逆轉，政治力量正在深刻塑造經濟格局。在此背景下，如何基於現狀建構理解世界的理論框架，顯得尤為重要。當前，地緣政治邏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滲透並主導經濟決策，地緣政治風險帶來的不確定性已直觀地反映在通貨膨脹加劇、資本市場波動等經濟現象中。她通過詳實的資料分析總結出了一系列關鍵特徵事實：儘管全球貿易面臨地緣風險加劇、制裁工具使用頻率上升等“分裂訊號”，但全球化整體仍展現出超預期的韌性；儘管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和保護主義措施，世界對中國的依賴指數仍舊在攀升。她指出，在當今深度互聯的“網路”世界中，國家在貿易網中的重要性不僅取決於生產規模大小或所在地，更在於其在全球生產、貿易與知識網路中所處的“樞紐”位置。相關統計資料表明，儘管面臨外部壓力，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中心節點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中國不僅是眾多“卡脖子”環節中關鍵原材料和製成品無可替代的供應者，其龐大的市場也成為連接全球貿易的重要樞紐。並且，中國對進口中間品的依賴度呈現顯著下降趨勢，體現出供應鏈自主性的不斷增強。她強調，當前全球格局中，“不結盟”或“中間地帶”的中等規模國家正扮演著日益關鍵的“連接者”角色。在地緣政治集團間貿易有所弱化的趨勢下，這些國家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和吸納多方投資，正漸漸成為維持全球經貿往來的重要緩衝區。這不僅構成了全球化“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意味著世界格局並非簡單的“兩極化”，而是呈現出更複雜的多中心網路形態。針對未來競爭邏輯，金刻羽教授指出，未來的技術競爭核心邏輯正在從追求“技術壟斷”轉向發展“技術擴散與應用能力”。她以太陽能太陽能、電動汽車等產業為例，指出中國憑藉規模製造、成本創新和快速應用的優勢，在推動技術普及、降低全球成本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這種“擴散能力”所帶來的全球影響力，可能超越單純的技術源頭創新。她警示，保護主義和技術封鎖往往適得其反，非但難以遏制知識在全球創新網路中的自然流動，更可能激發目標國家的自主創新，並加速形成替代體系。最後，金刻羽教授總結，目前全球化正經歷深刻重構，並展現出非凡的韌性。面對地緣經濟新格局，各國的戰略重點，應是鞏固和增強自身在全球網路中的樞紐性與連接性，並行展成為具備強大技術擴散能力，能深度增益全球體系的核心節點。歷史經驗與未來趨勢共同指明，保持開放與合作，仍是實現可持續增長與共同繁榮的根本之道。演講結束後，現場聽眾反響熱烈。王鵬飛教授在主持總結中指出，金刻羽教授的演講融合了深邃的歷史視野、嚴謹的學術分析與敏銳的政策洞察，是學術研究與政策影響相結合的典範，為理解變動中的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分析框架。 (New Economist)

我今天聊的話題，可能和過去的經濟學理論角度都不一樣，我查了下，似乎當下經濟學對戰爭風險的解釋都是集中在產能過剩、供需矛盾，導致市場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但是，現在的世界經濟局勢，似乎和工業革命後的任何時期都不一樣（主要原因是工業絕對優勢在我方），在西方堅持古典經濟學和自由市場理論下，全世界的製造業實際上都進行了國際分工，這也就給了一些新興經濟體製造力提升的時代機遇，隨著購買力差異、生產成本差異等因素的持續分化，全球漸漸變成了消費驅動型金融主導經濟體，和生產驅動型貿易主導經濟體兩種大類！而這種模型下，前者實際上是進行了工業去勢，陷入了債務驅動福利的社會不可持續經濟模式中，而後者則進行了工會去勢，很可能也陷入了內部成本壓縮的價格不經濟增長模式中。因此，要想過上好日子，勢必要進行平衡，前者恢復生產和市場，後者恢復消費和福利，這樣的話，兩邊的流動性都得到了實體的釋放，市場也就會開始復甦！但話說起來簡單，難的是如何才能撐過這一過渡時期，而這個難，其實就是當下！今天我就想從經濟學一個全新的視角去審視：日美韓近期在軍事領域的密集動作，也許並非孤立的安全政策調整，而是其傳統製造業競爭力持續衰退後，通過軍工複合體維繫工業基礎、緩解經濟壓力的戰略選擇。這種 “以軍工補製造” 的路徑，會導致產能位置從充滿競爭的民用領域轉向特定市場的軍事領域，這不僅會重塑了三國產業結構，保護原本失去競爭力的傳統行業，還能通過 “武器供給增加 — 地區軍備競賽 — 政策立場激進” 的傳導鏈條，加劇了全球尤其是亞太地區的戰爭風險。所以，我這次的邏輯不同於傳統“工業過剩轉嫁危機”理論，而是呈現出 “製造業衰退——轉軍工依賴——製造安全衝突” 的新特徵，但因為我主要的理論還在最佳化，今天就簡單說說！順便說下，朝鮮的“先軍主義”或許也是這種經濟學下的異化選擇！一、日美韓傳統製造業競爭力衰退的現狀與動因日美韓曾憑藉技術優勢和產業叢集效應，在全球製造業版圖中佔據核心地位，但近年來均面臨競爭力下滑、產業空心化或增長乏力的困境，且與中國等新興製造業大國的差距逐漸擴大，或其轉向軍工領域的底層動因。（1）日本：產業空心化與製造業佔比持續萎縮日本製造業的衰退始於安倍經濟學時期，2020後進一步加劇。據日本經濟產業省資料，2022 年日本製造業佔 GDP 比重已降至 20.1%，較 2012 年下降 3.4 %，為戰後以來的歷史低位，2025年更是已經降到了19.23%左右。其傳統優勢產業如汽車、電子元器件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中國新能源汽車的低價策略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快速擴張，擠壓日本汽車產業空間；另一方面，半導體材料、精密機械等領域的技術優勢被韓國、中國TW地區稀釋，導致日本製造業 “技術護城河” 縮小。而這種產業空心化還體現在企業外遷與投資收縮上。為降低成本，日本豐田等車企將生產線向東南亞、墨西哥轉移，國內僅剩研發和高端部件生產環節，導致本土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產業鏈完整性受損，久而久之技術工人也就進一步減少。在此背景下，防衛產業成為日本少數仍保留技術優勢的領域 ，比如： 三菱重工的潛艇技術、川崎重工的戰機發動機製造能力，已經被日本政府視為 “維繫高端製造基礎” 的核心抓手，這也解釋了為何日本會在 2025 年啟動 “防衛產業戰略”，試圖通過軍工拉動製造業復甦。（2）韓國：增長失速與傳統產業承壓韓國在製造業方面也面臨 “高端突破受阻、中低端被替代” 的雙重擠壓。2025 年一季度，韓國開發研究院（KDI）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期從 1.2% 下調至 0.8%，創下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值，核心原因是製造業增長乏力。韓國經濟人協會剛對從事十大出口產業的200家企業進行了“關於韓美中日的競爭力現狀和展望”調查，結果顯示受訪韓國企業認為中國企業在鋼鐵、通用機械、蓄電池、顯示器、汽車和零部件五個領域領先於韓企，而在半導體、電子和電機、船舶、石油化學和石油產品、生物健康領域仍短暫小幅落後於韓企，但據業界預測，韓國十大出口產業競爭力將在未來五年內全部被趕超。更嚴峻的是，韓國製造業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度極高（出口占 GDP 比重超 50%），而美國的關稅壓力與中國製造業的崛起進一步加劇了其困境，這就迫使韓國尋找新的產業增長點，而其軍工產業因 俄烏衝突和“產能規模大、政府訂單穩定、技術附加值高、出口潛力大”的特點，成為了韓國政府的優先選項。（3）美國：製造業外流與經濟金融化反噬美國製造業的衰退是長期 “去工業化” 的結果，主要是因為蘇聯沒了。冷戰結束後，美國推動製造業向低成本地區轉移，國內經濟重心轉向金融、科技服務業，製造業佔 GDP 比重從 1965 年的 28% 降至 2023 年的 8.4%，僅保留航空航天、高端裝備等少數高端製造領域。這種 “金融化優先” 的發展模式導致美國製造業產業鏈脆弱化，當下，美國軍工產業所需的 35 種關鍵礦物中，19 種依賴中國進口，稀土元素進口依賴度更是高達 80%，原本技術發明人，先在連基本加工能力都沒了，就暴露了 “軍事優勢與製造基礎脫節” 的矛盾。而俄烏衝突的爆發，才是真正讓美國意識到製造業空心化的風險 ！美國軍工企業初期因炮彈產能不足，不得不從韓國、以色列採購彈藥補充庫存。為此，美國政府開始推動 “軍工製造業回流”，2024 財年軍費預算高達 8420 億美元，同比增長 3.2%，其中 35% 用於裝備採購，直接拉動洛克希德・馬丁、雷神等軍工巨頭重啟生產線。但這種 “以軍費刺激軍工” 的模式，本質上是用財政資源維繫製造業片段化優勢，而非重建完整的民用製造體系，只會讓經濟進一步強化了對軍工複合體的依賴，但也維繫住了鋼鐵等一些列配套行業的基礎產能！二、製造業衰退驅動軍工複合體生長的內在邏輯日美韓選擇軍工複合體作為製造業衰退的 “替代方案”，並非偶然。從經濟特性、政策工具和產業協同三個維度看，軍工產業恰好契合了三國 “維繫工業基礎、緩解增長壓力” 的需求，形成了 “製造業衰退 — 軍工擴張 — 複合體壯大” 的閉環。（1）經濟替代：軍工產業具有抗周期屬性相較於民用製造業，軍工產業具有 “政府主導、需求穩定、技術密集” 的特點，能在經濟下行期提供穩定的增長動能。具體而言：首先，軍工的訂單確定性高，軍工產品的採購主體是政府或軍方，不受市場周期波動影響。其次，軍工能帶動的產業鏈非常廣工產業涵蓋機械、電子、材料、軟體等多個領域，對上下游的拉動效應顯著。最後，軍工是特許高附加值貿易，通常出口收益可觀！（2）政策推動：政府開始宏觀調控日美韓政府正通過政策工具將資源向軍工領域傾斜，並開始重塑生態體系！比如：日本已經修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將 “非戰鬥地區” 概念彈性化，準備為武器出口鬆綁！同時設立 “戰略技術開發基金”，其中 45% 的預算用於防衛相關研究，要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國立科研機構與軍工企業共建聯合實驗室，打破了戰後 “學術與軍事隔離” 的傳統。而韓國的模式則是政府與企業 “共生式發展”：韓國政府與韓華集團、現代重工等軍工企業形成緊密協作關係，甚至允許企業 “推遲國內訂單、優先滿足出口需求”，確保出口訂單按時完成。同時，韓國政府為軍售提供擔保，2023 年為埃及 K9 火炮訂單提供 12 億美元出口信貸，降低了企業的海外風險，這種市場行為的國家化，實際上就是典型的支柱產業扶持特徵！至於美國，就是進一步對“金融 — 軍工複合體”進行強化，旋轉門大家想必都知道，軍工企業通過遊說推動軍費上漲，國會則通過批准軍費預算獲得地方就業支援，政府則借助軍工出口強化全球影響力，這種利益繫結導致美國軍工複合體規模持續擴大，穩佔全球市場份額的 35%~45%。（3）技術協同：民轉軍穩產能製造業衰退導致日美韓的高端民用技術面臨 “無用武之地”，而軍工領域成為這些技術的 “承接池”，形成 “民用技術軍事化” 的異化趨勢。例如：日本防衛省重點發展的量子計算、人工智慧、高超音速技術，原本用於民用通訊、自動駕駛等領域，但在 “防衛產業戰略” 推動下，這些技術被優先應用於軍事場景，若不加以限制，5 年內日本民用技術軍事化轉化率可能突破 40%，實質會架空和平憲法對戰爭權的限制。而韓國的造船業的銲接技術、汽車產業的精密機械製造能力，被直接應用於潛艇、坦克生產 ，KSS-3 型潛艇的耐壓殼體製造技術，源自現代重工的大型集裝箱船建造經驗。K2 坦克的發動機技術，則基於現代汽車的高端發動機研發平台。這種 “民用技術軍工化” 的路徑，降低了軍工研發成本，也讓韓國軍工產品在性價比上具備優勢。此外，美國也已經提出機器人軍隊概念，其希望用矽谷的人工智慧、無人機技術，快速轉化為軍事裝備，比如用Google的深度學習演算法用於美軍無人機的目標識別，特斯拉的電池技術被改造為軍用車輛動力系統。這種 “科技 — 軍工” 聯動，可以讓美國軍工產品始終保持技術領先！三、產能位置異化加劇戰爭風險的傳導路徑我們看到，日美韓將製造業產能向軍工領域轉移的 “異化” 過程，並非單純的產業結構調整，其通過武器供給增加推動軍備競賽、又用軍工利益集團影響政策立場、甚至不惜製造安全失衡引發衝突隱患！從供給端看，軍工產能的快速擴張，直接導致地區武器存量增加，很容易引發周邊國家的 “安全焦慮”，進而陷入 “你擴軍我也擴軍” 的螺旋式競爭。而從政策端看，軍工複合體的壯大，會影響政府決策，使政策立場更趨激進，增加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機率。最後從結構端看，軍隊永遠不是擺設，日美韓的軍工擴張，會打破原本相對平衡的地區力量格局，導致一些敏感議題更容易升級為衝突。所以，日美韓選擇 “以軍工複合體維繫工業基礎” 的路徑，本質上是一種 “飲鴆止渴” 的策略。從經濟角度看，軍工產業的 “低帶動性” 決定了其無法替代民用製造業！德國基爾研究所的研究顯示，軍工產業每創造 1 個崗位，僅能帶動 1.5 個上下游崗位，而汽車產業能帶動 4.5 個崗位；同時，軍工產業依賴政府預算，長期大規模投入會擠佔教育、醫療等民生支出，影響經濟可持續增長，說到底，軍工沒有“勝利的戰爭”永遠都是成本，我們不得不防！(聞號說經濟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頭，一種​​詭異的平靜籠罩著匯率市場。阿根廷披索的官方匯率被頑強地錨定在一個狹窄的區間內，彷彿這個擁有全球最高通膨率之一的國家正處於貨幣風暴眼中。然而，在這表面的平靜之下，是國庫美元如開閘洪水般奔湧而出的轟鳴聲。光是在九月底的七個交易日內，阿根廷財政部就拋售了18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捍衛披索，試圖維持一個在市場看來，在10月26日中期選舉後隨時可能崩塌的匯率。Javier Milei, pictured during a closing campaign rally at Movistar Arena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on October 18. | Anita Pouchard Serra/Bloomberg Pre-election show: Milei plans musical book launch bonanza at Movistar Arena Argentina's President will promote his latest book – and more pertinently, his election chances – with a musical event at the Movistar Arena in Buenos Aires next month, https://www.batimes.com.ar/news/argentina/milei-to-star-in-musical-to-present-his-new-book.phtml這場捍衛戰代價慘重。短期債務利率一度飆升至87% 以上，央行的彈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這不僅是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的一場經濟豪賭，更已成為美國財政部的地緣政治冒險。隨著選舉日的臨近，這場圍繞披索價值的攻防戰，正將阿根廷乃至整個南美的經濟命運推向一個危險的臨界點。一、 米萊的「電鋸」與「強勢披索」的悖論2023年12月，當自詡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米萊揮舞著電鋸（既是象徵也是實物）走進總統辦公室時，他承諾要用這把「電鋸」砍斷數十年庇隆主義留下的干預主義枷鎖，恢復阿根廷的經濟信譽。他初期的舉措確實石破天驚。在財政整頓上，米萊展現了驚人的紀律。 他在一個季度內就實現了預算平衡，將財政赤字從佔GDP的5%硬生砍到零。這項「休克療法」的核心是大幅削減公共開支。效果是顯著的：年化通膨率曾經超過200%，在米萊的強力緊縮下，通膨開始退潮。根據阿根廷官方數據，到2025年年中，月均通膨率已降至2% 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多次公開讚揚其財政紀律，稱其為「強而有力的開端」。更微觀的經濟領域也出現了「米萊奇蹟」。上任首月，他便廢除了扭曲市場的租金管製法。效果立竿見影，阿根廷房地產平台上的房源數量飆升了180%。實際租金下降，長期租約回歸，被卡托研究所稱為放鬆管制改善民生的「教科書式案例」。同時，隨著高通膨的緩解，消失已久的抵押貸款重新出現，凍結的房屋交易市場開始解凍。然而，米萊經濟哲學中最核心的承諾──經濟美元化──卻在上任後悄悄被擱置。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他身邊的一些顧問，都認為這在阿根廷缺乏美元儲備的情況下是不切實際的。取而代之的，是他推出了「強勢披索」策略。這構成了米萊經濟政策中最大的弔詭： 一位極端自由市場的信徒，卻採用了高度干預主義的匯率政策。他認為，一個穩定甚至強勢的披索將是抑制通膨的「名目錨」。這項策略在初期確實透過穩定匯率預期，輔助了通膨的下降。但它很快就引發了嚴重的副作用：鼓勵進口，抑制出口：人為高估的披索使得進口商品變得異常便宜，而阿根廷的出口商（如農產品）則在國外市場上失去了價格競爭力。資本外逃與「購物旅遊」 ：阿根廷人蜂擁至鄰國智利，像「黑色星期五」一樣搶購電視、筆記型電腦和衣物。彭博社生動地描述道，如果一國的貨幣使得購買外國電子產品比在國內購買主食便宜，那麼這個經濟體的定價機制顯然已經嚴重扭曲。儲備枯竭：為了維持這個高估的匯率，央行必須不斷地在外匯市場上拋售美元，購買披索，這直接導致了外匯儲備的急劇下降。披索，這本應是米萊經濟紀律的象徵，如今卻成了他政策中最大的一顆地雷。二、 美國的非常規干預：地緣政治壓倒經濟理性？面對日益枯竭的儲備和即將到來的選舉壓力，米萊急需外部支援。這時，美國伸出了“援手”，但這一援助的方式和規模都令人瞠目。九月下旬，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宣佈了一項非同尋常的決定：動用美國外匯穩定基金直接購買阿根廷披索。 這一舉動打破了數十年的慣例——在過去三十年裡，ESF僅進行過四次直接干預，上一次還要追溯到2011年七國集團為應對福島核事故後的日元升值。最著名的先例是1994年墨西哥披索危機後，ESF提供了200億美元貸款，墨西哥動用了其中120億並最終獲利償還。此外，貝森特還與阿根廷央行敲定了2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框架，並高調宣佈米萊的改革計畫「具有系統重要性」。此舉短暫安撫了市場，披索小幅反彈，阿根廷美元債券上漲。然而，這項干預在華盛頓引發了跨黨派的強烈反對。共和黨人質疑此舉如何符合「美國優先」的議程，除非「美國優先」被解讀為「阿根廷需要200億美元和一個擁抱」。民主黨人則啟動調查，質疑與貝森特有關的避險基金是否從這筆交易中獲利，以及為何要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去支援一位其政策可能損害美國農民利益（透過阿根廷農產品出口競爭）的外國總統。那麼，為何貝森特要冒如此大的政治風險呢？答案在於地緣政治。 文章明確指出，此舉「不僅關乎經濟，也關乎地緣政治」。中國是阿根廷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並與阿根廷央行有18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額度。貝森特本人表示，米萊「致力於將中國趕出阿根廷」。支援米萊，就是支援一個親美反華的自由市場樣板，旨在遏制北京在南美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更諷刺的是，據報導，川普政府曾要求阿根廷恢復農產品出口稅——這雖能保護美國農民，卻完全違背了米萊的自由市場原則，並會減少阿根廷賺取美元償還外債的能力。這暴露了美國干預的內在矛盾：它一方面支援米萊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可能迫使其採取損害其經濟基礎的政策。三、 政治根基的侵蝕與十月選舉的終極考驗就在米萊的經濟改革步入深水區時，他的政治堡壘卻出現了裂痕。三起重大醜聞嚴重損害了他的反腐敗形象：迷因幣騙局：米萊被指控參與推廣一種名為「Javier Milei」的迷因幣，存在內線交易和詐欺嫌疑。妹妹兼幕僚長的回扣案：其妹妹兼幕僚長卡里娜·米萊被指控收受與藥品銷售相關的回扣。主要盟友的賄賂醜聞：他的主要國會候選人何塞·路易斯·埃斯佩特辭職，並承認收受了一名正接受販毒調查的商人的賄賂。這些醜聞讓米萊「對抗貪腐建制」的人設大打折扣。政治上的潰敗在九月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選舉中達到高潮。該省擁有全國近40%的選民，儘管預期會失利，但失敗的慘烈程度遠遠超出預估。分析普遍認為，這是選民對緊縮政策帶來的生活成本上升感到疲憊，以及對腐敗擔憂加劇的明確訊號。與此同時，米萊在國會舉步維艱。他與中間派反對黨的脆弱聯盟已經破裂。國會成功推翻了他對一項支出法案的否決，並準備挑戰更多否決。眾議院甚至通過法案，試圖限制他透過緊急法令執政的權力，進一步削弱其推動改革的能力。因此，10月26日的中期選舉，已成為米萊政治生命的生死劫。 即使只是小幅增加國會席位，也能幫助他阻止敵對立法，為改革議程續命。但如果結果糟糕，他的執政能力將徹底被質疑，投資者信心可能瞬間崩塌，目前所有基於其政治信譽的經濟安排都將崩塌。四、 歷史的幽靈與未來的懸崖經濟學界有一句廣為流傳的戲言：「世界上有四種經濟體──發達經濟體、不發達經濟體、日本和阿根廷。」阿根廷的貨幣問題，彷彿是經濟史上不斷重複的悲劇劇本。1992年英國：喬治·索羅斯狙擊英鎊，英國耗盡儲備後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英鎊暴跌。1994年墨西哥：披索危機引發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500億美元的紓困。1997年泰國：捍衛泰銖與美元的固定匯率耗盡外匯存底，最終放棄並引發亞洲金融風暴。這些危機的模式驚人地一致：貨幣被人為高估→ 消耗巨額外匯儲備進行捍衛→ 儲備枯竭，市場失去信心→ 貨幣崩潰。阿根廷正完美地復刻這一模式。自1816年獨立以來，它已經九次主權違約，如今是IMF最大的借款國，佔其全球貸款組合的三分之一以上。 IMF目前對阿根廷的援助項目包括一項200億美元的中期貸款，其中120億已發放，但阿根廷已多次未能達到儲備累積目標。與1994年救助墨西哥時附加嚴格條件不同，美國此次透過ESF提供的救助被批評為「無條件救助會激勵糟糕的政策」。如果不要求阿根廷轉向更靈活、可持續的匯率制度，就等於默認了其當前不可持續的政策路徑。彭博社估計，在選舉日之前捍衛披索可能還要花費高達80億美元。美國財政部的干預，或許為米萊爭取到了幾周寶貴的政治時間，但並沒有改變根本的經濟邏輯。捍衛一種被高估的貨幣，不僅在經濟上不合理，在政治上也同樣危險。唯一的出路，或許是讓披索自由浮動。 這雖然會引發短期內的大幅貶值和通膨反彈，但它能立即恢復阿根廷的出口競爭力，抑制不必要的進口，停止儲備的無謂消耗，並向市場展示阿根廷面對現實的決心。這恰恰與米萊的自由市場概念相符。然而，在選舉前夕，採取如此痛苦的措施在政治上是自殺性的。結論：一場多輸的賭局？阿根廷再次站在了熟悉的懸崖邊。米萊的改革是一場悲壯的實驗：他的財政緊縮證明了傳統療法在某些領域依然有效，但他的匯率政策卻將其拖入了傳統危機的泥淖。美國的干預則是一場精明的賭註：用數十億美元賭米萊能贏下選舉、穩住政權，從而在南美樹立一個對抗中國的橋頭堡。但這場賭局的風險極高。如果米萊失敗，美國投入的巨資將隨著披索的崩潰而大幅縮水，地緣戰略遭受重挫。對阿根廷人民而言，這又是一個在「緊縮的陣痛」與「民粹主義的狂歡」之間做出的殘酷選擇。在改革的墳墓裡，或許即將迎來又一塊新的墓碑，上面刻著的，可能是一位最意想不到的「自由戰士」的名字。 10月26日的選舉，不僅將決定米萊和披索的命運，也將為這場21世紀最戲劇性的經濟改革實驗，寫下階段性的判詞。歷史正在註視，而時間，已經不多了。 （周子衡）

China Has Overtaken America中國已超越美國。川普的政策則確保我們永遠無法迎頭趕上保羅·克魯曼2025年10月15日1957年，蘇聯將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送入軌道。美國的反應近乎恐慌：當時冷戰正處於最緊張的階段，人們普遍擔憂蘇聯在科技領域佔據領先地位。回想起來，這些擔憂被誇大了。隨著蘇聯崩塌，我們才得知蘇聯經濟的發達程度遠低於許多人的預期。儘管如此，「斯普特尼克時刻」帶來的影響是有益的：美國向科學和高等教育領域投入大量資源，為其長期保持領先地位奠定了基礎。如今，美國的領先地位再次受到挑戰。從經濟實力來看，中國是一個比蘇聯強大得多的競爭對手。周一我指出，以實際價值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已大幅超過美國，一些讀者對此表示懷疑。事實是，購買力平價GDP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衡量標準，但如果這個概讀過於專業，不妨直接看看發電量──發電量與經濟發展水準高度相關。正如本文頂部的圖表所示，中國目前的發電量是美國的兩倍多。然而，我們非但沒有迎來又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反而陷入了一個“反向斯普特尼克時刻”。川普政府非但不承認美國面臨被中國的科技和經濟實力永久超越的風險，反而削減對科學研究的支援，並抨擊教育領域。以打擊「覺醒主義」和「深層政府」這些假想敵為名，本屆政府在關鍵領域極力阻礙發展，卻對加密貨幣產業等投機領域的貪婪訴求有求必應。川普對關鍵領域發起“戰爭”，其中最明顯、對未來十年影響最深遠的例子，便是他對再生能源的刻意打壓。川普推出的《宏大美麗法案》廢除了拜登政府針對再生能源的稅收激勵政策。目前，該政府正試圖叫停一個已接近完工、可為數十萬戶家庭供電的大型海上風電場，並取消70億美元的住宅太陽能電池板補貼。此外，一個本可為近200萬戶家庭供電的大型太陽能項目，似乎已被其成功扼殺。政府還取消了80億美元的清潔能源補貼（這些補貼大多流向民主黨執政的州），據稱還計畫再取消數百億美元補貼。儘管川普宣稱「鑽吧，寶貝，鑽吧」（，但由於政府的敵意，美國太陽能和風能的增長預期已受阻，甚至可能陷入停滯：在聯合國發表的冗長演講中，唐納德·川普堅稱中國並未使用風能：「他們用煤炭、用天然氣，幾乎什麼都用，就是不用風能。」我不知道川普的這些錯誤資訊來自何處——或許與告訴他“波特蘭正處於火海之中”的是同一批消息源。但現實情況如下：川普政府的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稱太陽能不可靠：「當太陽被雲層遮擋，或是太陽下山（幾乎每晚都會發生）時，你就無法獲得電力了。」身為全球科技最發達國家的能源部長，他竟然對電池技術突飛猛進所推動的能源革命一無所知。而這場革命此刻正在美國上演，例如在加州。以下是今年6月加州普通一天的電力供應情況：這種對發展的極度無知與敵意，根源何在？人們自然會將對再生能源和氣候科學的攻擊歸咎於化石燃料利益集團。此外，我們不應忘記，川普是一個心胸極度狹隘的人——他厭惡從自己的蘇格蘭高爾夫球場看到海上風力渦輪機的景象，這種厭惡根深蒂固。但這兩個因素都無法解釋本屆政府為何反對疫苗，也無法解釋其在其他許多領域對科學研究與教育的攻擊。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皮特·赫格塞斯對「愚蠢」的推崇——抱歉，他稱之為「戰士精神」——並將其視為提升軍事力量的關鍵。這一觀點無視了21世紀戰爭的現實，而任何關注烏克蘭戰爭的人都能看清這一現實。在無人機和精準炮火主導的現代戰場上，這種「硬漢姿態」不僅毫無用處，反而有害。拋開特殊利益集團和川普的狹隘心胸不談，我認為還有一種更本能的情緒在作祟：美國國內有一個強大的派系，已對科學乃至專業知識產生了深深的敵意。過去十年間，共和黨對高等教育的支援率出現顯著下滑，這一資料便是有力證明：但事實是，對科學和專業知識的敵意，一直是美國傳統的一部分。還記得關於「斯科普斯猴子審判」的歷史課內容嗎？直到2007年，美國最高法院才通過一項裁決，禁止政治人物強迫公立學校教授「神創論」。而面對如今的最高法院，誰又能保證「神創論」不會捲土重來？「反科學主義」在宗教右派群體中極為普遍，而這個群體正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核心組成部分。然而，在過去幾十年裡，人文主義和科學探索的力量尚能戰勝「反科學主義」。部分原因在於，當時人們普遍認識到，美國的科學實力對國家安全和國家繁榮都至關重要。但現今的美國政府卻聲稱，透過對櫥櫃和浴室洗手台加征關稅、削弱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和環境保護署（EPA）的職能，就能保障國家安全。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在爭奪全球領導地位的競賽中正在輸給中國？不，我認為這場競賽本質上已經結束了。即便川普及其「破壞團隊」在2028年失去權力，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到那時美國已經落後太多，幾乎不可能再迎頭趕上。 （邸報）

導讀你是否曾想過，我們習以為常的經濟成長、科技爆炸和生活水準的持續提升，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其實是個驚人的「例外」？為什麼照亮現代科學的閃電，劈在了17世紀的歐洲，而不是其他偉大的文明？主流解釋往往聚焦於制度、資本或地理。但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的代表作《成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卻給了一個石破天驚的答案：現代經濟的起源，最深層的動力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變遷」。這不是關於藝術或文學的文化，而是關於「有用知識」的文化——整個社會，尤其是菁英階層，如何看待知識、如何獲得知識、以及相信知識能帶來怎樣的未來。今天，就讓我們跟隨這本書的指引，穿越回500年前的歐洲，揭開那場徹底改變人類命運的思想巨變的序幕。《成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美] 喬爾莫克爾 著胡思捷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01. 中世紀的微光：為何修道士成了技術先鋒？在通常的敘事裡，中世紀是「黑暗時代」。但本書指出，這其實是被低估的技術勃發期。機械鐘、眼鏡、風車、鑄鐵、深耕犁……這些發明奠定了後來發展的基礎。更關鍵的是，當時掌控知識的精英——修道士們，對科技抱持驚人的熱情。像羅傑·培根這樣的修道士，本身就是頂尖的技術作家。書中引用了林恩懷特的論點：修道院是中世紀科技進步的先鋒。為什麼？因為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觀裡，科技活動被視為「為了幫助大眾，為了彰顯上帝的榮耀」。這是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信念，認為人類有責任和權利去利用上帝所創造的一切。然而，問題在於：中世紀有技術，卻沒有可持續的成長。這些發明如曇花一現，未能形成連鎖反應。為什麼？本書一針見血地指出：因為這些進步多源自於工匠的「緘默知識」和偶然試錯，缺乏對背後科學原理的深刻理解。手藝可以改變世界，但若無系統的「命題知識」與之並行，進步很快就會陷入停滯。02. 大轉折點：「工業啟蒙」與文化的裂變那麼，轉折點在那裡？本書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工業啟蒙」。這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前，大約在哥倫佈到達新大陸後的兩個世紀。這是一個科學革命的時代，但真正關鍵的，是精英階層「信仰和態度」的根本性變化：有用知識的看法改變了：知識不再是用來註釋經典的，而是用來改善生活、創造財富的。獲得知識的方式改變了：從迷信權威，轉向觀察、實驗和實證。傳播知識的態度改變了：從秘傳、封閉，轉向開放、分享。這種新信仰催生了新制度（如皇家學會），新制度也反過來強化了新信仰。最終，在18世紀中葉，一種認為「科技可以驅動持續物質進步」的信念，成為了西方社會的共識。這才是工業革命得以發生的文化溫床。03. 致命的開放性：歐洲為何能「抄襲」全世界？本書揭示了歐洲文化一個至關重要的特質：對外來知識的極度開放和「抄襲」意願，且毫不羞愧。這與世界其他地區形成了鮮明對比。作者引入了生物學概念—「傳播隔離機制」。許多社會都建有文化防火牆，認為外來者是野蠻的，沒什麼好學。例如，德川幕府下的日本和明清時期的中國，都對西方知識抱持著深刻的懷疑和選擇性接受。但歐洲呢？政治分裂和激烈競爭，迫使它們必須模仿對手，即使對方是異教徒或敵人。於是，大航海時代後，歐洲人如飢似渴地吸收全世界的有用知識：他們使用“阿拉伯數字”，喝“酒精”，學習“代數”。他們迷戀中國的瓷器、絲綢和漆器，掀起「中國風」熱潮。他們種植美洲的玉米、土豆，穿著印度的棉布，並最終在這些領域反超原產國。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術」被明確標註來自君士坦丁堡，然後被歐洲人改進。正如書中所說：“棉花和陶瓷工業，工業革命中的兩個典型產業，不僅反映出了歐洲對採用外國技術和產品的意願，而且表明他們對這種做法完全沒有絲毫的羞愧之情。”04. 屠神之戰：他們為何敢向「古人」的權威挑戰？開放是對外，而對內，歐洲發生了更深刻的革命：對古典權威的信念崩塌了。在1500年之前，亞裡斯多德、托勒密、蓋倫的學說與神學緊密結合，構成了不可挑戰的正統。懷疑經典，近乎褻瀆。但這一切從16世紀開始崩瓦解。本書生動地描繪了那些「文化企業家」驚世駭俗的言行：帕拉塞爾蘇斯當眾焚燒蓋倫的醫學經典，被稱為「醫學界的路德」。威廉·吉爾伯特在其著作《磁石論》開篇就宣稱，不引用希臘古人，因為他們的“錯誤像邪惡和有毒的植物一樣瘋長”，追隨托勒密的是“一群烏合之眾”。法蘭西斯·培根更是系統性地批判古典科學，稱希臘人的智慧只是“男孩的智慧”，呼籲建立基於實驗的新科學。推動這場「屠神之戰」的，是新工具帶來的新事實：望遠鏡讓伽利略看到了木星的衛星，宇宙不再以地球為中心。顯微鏡打開了微觀世界。氣壓計和真空幫浦證明了亞裡斯多德「自然厭惡真空」是錯的。解剖學發現蓋倫的人體結構描述漏洞百出。環球航行證實赤道附近可以居住，推翻了古典地理。古典教條與觀測事實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最終，權威的聲望也被不可逆轉地摧毀。 「好奇心」從一種罪惡，變成了一種美德。05. 思想的市場：競爭如何催生偉大？本書另一個精闢的論述在於，它將早期現代的歐洲視為一個高度競爭的「思想市場」。在這裡，沒有唯一的真理仲裁者。亞裡斯多德主義者、原子論者、醫療化學家、蓋倫信徒……各種學說激烈交鋒。書籍可以被禁，但印刷術讓思想無法被徹底扼殺。伽利略的禁書在新教地區被大量翻印傳播。這個市場雖然不總是能迅速達成共識，但在證據確鑿、邏輯嚴密的問題上，「內容偏見」最終會發揮作用——人們會被更有說服力的觀點所說服。哈維的血液循環論、牛頓的力學體系，最後都贏得了市場。而推動這個市場的，還有一群被稱為「技藝愛好者」的貴族菁英。他們有錢有閒，出於好奇和榮譽感，投身於自然哲學研究，收集全球的「奇珍異寶」。他們為科學活動提供了資金、聲望和社會合法性，為後來的專業科學家鋪平了道路。結論：一場沒有保證的勝利讀完這本書的論述，你會形成一個強烈的印象：現代經濟的起源，並非由某種「必然性」所驅動。它不是歐洲人更聰明，或純粹由經濟利益使然。它是一系列獨特文化要素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耦合」：源自中世紀的、對操控自然的正面態度。大航海帶來的全球視野和致命開放性。對古典權威的徹底懷疑和背叛。高度競爭的思想市場制度。印刷術、新工具帶來的「事實」革命。作者強調，這不是一場命中註定的勝利。文化企業家（如培根、伽利略）的成功，是與保守勢力不斷鬥爭的結果，充滿了偶然性。其他社會在面對類似衝擊時（如明清中國、德川日本），選擇了保守與內斂。而歐洲，恰好在那幾個世紀裡，完成了一次文化的“適應輻射”，就像寒武紀生命大爆發一樣，新思想、新物種（科學方法、進步信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湧現，最終為工業革命準備好了所有的文化條件。《成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不僅是一本經濟史著作，它更是一部關於思想、勇氣和開放如何塑造現代世界的宏大敘事。它告訴我們，經濟成長最深的根，紮在文化的土壤裡。如果你想知道我們為何能活在今天這個物質豐裕的時代，如果你對「李約瑟之謎」和「大分流」充滿好奇，如果你相信思想的力量能夠改變世界——那麼，這本書絕對是你書架上不可或缺的珍藏。 （IMI財經觀察）

台北時間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美國西北大學的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以及法蘭西學院的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布朗大學的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的闡釋”。這次的頒獎，將經濟增長理論的兩個核心分支——宏大的歷史敘事與精密的數學模型——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在人工智慧浪潮席捲全球、地緣政治重塑產業格局的今天，重溫和深思三位巨擘的洞見，對於尋求高品質發展的中國而言，無疑是恰逢其時！01 熊彼特的幽靈要理解本次諾獎的意義，我們必須回到思想的源頭——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這位特立獨行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在一個世紀前就提出了“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一顛覆性概念。1942年，熊彼特寫下煌煌巨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將資本主義描繪成一個“從內部不斷革命化經濟結構”的動態過程，即舊的被不斷摧毀，新的被不斷創造。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並非源於價格的短期波動或市場的自我均衡，而是來自企業家引入的“新組合”——無論是新產品、新工藝、新市場，還是新的組織形式——這就是創新。這種創新過程如同“經年不息的狂風”，它摧毀了馬車伕的飯碗，卻創造了汽車工業的繁榮。熊彼特的理論極具洞察力，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更像是一個生動的隱喻，而非一個可供分析的嚴謹理論。它提出了“是什麼”，卻沒有完全解答“為什麼”和“怎麼樣”。而這正是今年三位獲獎者的工作價值所在：莫基爾探尋創新得以持續的文化與制度根基；而阿吉翁和豪伊特則用精準的數學語言，建構了可計算的動力學模型。02 喬爾·莫基爾的歷史羅盤我們首先來看喬爾·莫基爾，作為一位傑出的經濟史學家，他主要研究工業革命前後的歐洲，試圖回答一個根本問題：為何持續的經濟增長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是例外而非通則，卻在過去兩百年成為可能？莫基爾的核心洞見在於，他提出了“有用知識”（Useful Knowledge）的概念，並將其劃分為兩大類：1，命題性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即關於自然規律和現象的科學知識，回答“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這類似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基礎科學。2，指令性知識（Prescriptive Knowledge）：即關於如何操作的技術、工藝和配方，回答“怎麼做”的問題。這類似於應用技術和工程訣竅。在莫基爾看來，工業革命前的創新大多依賴於工匠的經驗和試錯，即指令性知識的緩慢積累。然而，要實現持續的、自我驅動的增長，兩種知識必須形成正反饋循環。在工業革命時期，歐洲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知識生態”：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和工匠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科學原理被用來解釋和改進技術，而技術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又反過來催生了新的科學探索。莫基爾的研究也證明，一個開放、寬容、鼓勵思想交流和質疑權威的社會文化，是創新之樹得以枝繁葉茂的土壤。制度保障（如專利法）和激勵機制固然重要，但更深層次的，是一種追求進步的信念和將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文化。他的歷史分析為我們理解為何某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成為創新高地，而另一些則陷入停滯，提供了深刻的歷史鏡鑑。03 阿吉翁與豪伊特建構創新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的工作，則是對熊彼特思想最重要的一次現代化和形式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如索洛模型）將技術進步視為一個“外生”變數——如同上帝的禮物，從模型外部給定，無法解釋其來源。這顯然無法令人滿意。而以保羅·羅默（Paul Romer）等為先驅的“內生增長理論”則試圖將技術進步的動力放到模型內部來解釋。阿吉翁和豪伊特在1992年發表的開創性論文，正是內生增長理論中“熊彼特學派”的奠基之作。他們建構了一個優美的數學模型，數學公式咱們就不放了，但是其核心思想如下：增長的引擎是“質量階梯”：經濟增長表現為產品或技術質量的不斷提升。創新來自逐利動機：企業投入研發，是為了創造出更高品質的產品來取代現有市場領導者，從而獲得暫時的壟斷利潤。創造與破壞並存：每一次成功的創新，都意味著對前一代技術和相應企業的“創造性破壞”。這種破壞是增長的必要代價。政策與制度至關重要：模型的增長率並非天定，而是受到專利保護強度、市場競爭程度、教育水平和金融市場效率等一系列可由政策影響的因素決定。阿吉翁和豪伊特及其後續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極具啟發性的政策洞見。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競爭與創新的“倒U型關係”。他們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完全壟斷或過度激烈的競爭都不利於創新。在競爭不足時，領先企業缺乏“逃離競爭”的動力去創新；而在競爭過於激烈時，創新成功後的利潤又太低，無法覆蓋研發成本，從而削弱了創新激勵。因此，維持一個適度的競爭環境，是激發創新的關鍵所在。他們的框架將熊彼特的思想從一個哲學洞見，轉變為一個強大的分析工具箱，讓政策制定者可以具體地探討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來培育一個持續創新的經濟體。04 駕馭破壞性創新三位諾獎得主的理論之所以在今天顯得尤為重要，是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創造性破壞”空前加速的時代。人工智慧，特別是生成式AI，無疑是當下最典型的創造性破壞力量。它正在自動化許多認知性工作，對內容創作、軟體程式設計、客戶服務等行業造成巨大衝擊。根據麥肯錫的報告，到2030年，全球多達30%的工作小時可能會被自動化。然而，正如歷史所揭示的，技術在摧毀舊崗位的同時，也在創造全新的崗位和產業。阿吉翁等人的框架提醒我們，應對AI衝擊的關鍵，不在於阻止破壞的發生，而在於如何通過教育改革、終身學習體系和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幫助勞動者適應轉型，並抓住AI帶來的新機遇。此外，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下，技術競爭成為大國博弈的核心。莫基爾的理論強調了開放交流對於“有用知識”傳播的重要性，這對於當前一些逆全球化和“脫鉤”的思潮提出了警示。而阿吉翁-豪伊特的模型則為理解不同國家的創新模式提供了視角。例如，他們區分了兩種創新模式：一種是模仿和改進（接近技術前沿的國家），另一種是前沿創新。這兩種模式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援（即“適配性增長政策”）。這對於思考中國如何在堅持開放合作的同時，建構自主可控的創新體系，具有深刻的啟示。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是痛苦的。技術變革會加劇收入不平等，因為創新的收益往往不成比例地流向資本所有者和高技能勞動者，而被替代的勞動者則可能面臨失業和收入下降的困境。這也正是當前許多社會矛盾的根源所在。三位獲獎者的工作同樣也涉及到了這一部分，他們的理論框架強調，一個成功的創新驅動型經濟體，必須輔之以強大的社會安全網和包容性政策。這包括：對人的投資：大力發展教育和職業再培訓體系，提升勞動力的適應能力。健全的保障體系：提供失業保險、社會救助等，為在轉型中受損的群體提供緩衝。競爭與監管的平衡：實施有效的反壟斷政策，防止創新巨頭扼殺新的競爭，同時確保創新成果能夠以更低的價格惠及消費者。202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對“創新”經濟學的又一次致敬。喬爾·莫基爾以其深邃的歷史眼光，為我們展示了創新得以生根發芽的土壤；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則用精巧的數學模型，揭示了創新之樹開花結果的內在機制。他們的工作共同描繪了人類社會如何通過一場持續的“創造性破壞”，掙脫了千年的停滯，走向了今天的繁榮。正如諾獎委員會主席所言：“獲獎者的工作表明，經濟增長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必須維護創造性破壞背後的機制，這樣才不會再次陷入停滯。”理解並善用“創造性破壞”這股力量，在鼓勵顛覆性創新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緩衝其社會衝擊，將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課題。您覺得呢？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