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佈的非農資料顯示:美國季調後非農就業人口變動為27.2萬人,大幅超過預期的18.2萬人——這意味著美國的工作崗位增長超預期;
美國的失業率從最低的3.4%上升到4%——失業的人口更多了;
美國平均每小時工資增長率0.4%,超出預期的0.3%——工資上漲了。
崗位多了,失業人口卻多了,這是因為許多人失去了優質的全職工作,所以一個人多打了幾份工。工資水平增長這說明通膨在服務業的薪酬上面沒有得到抑制。
這個資料說明美國的服務業一邊降級一邊通膨。
服務業是沒本的生意,即不需要像製造業一樣進貨,只需要人付出精力勞動就可以獲得收益。所以服務業可以脫離正常經濟的物質資源循環而獨立發展。比如開曼群島就要啥沒啥,但是可以給全世界想要避稅的企業提供“服務”。
如果理一次發10元,結果政府發錢大家手裡都有錢了,這時候理髮師漲價到理一次發30元,結果就是理髮這個業務一下子膨脹了3倍。而如果人人都這麼漲價,最後就是全社會通膨——所有生活領域的服務業都一起漲價。這麼做的結果,就是工資的上漲被迅速“吃掉”,但是政府發的錢卻可以在民間流通很多次。因為這些業務都在消費領域發生,而且價格比較低不發生貸款,所以銀行這些金融部門插不上手。於是錢從居民到居民,一直在老百姓手裡流通。
這種情況下,在美國就只有租房的房東可以割到普通居民的“韭菜”。在美國找工作必須要固定地址,所以很多流浪漢就是因為付不起房租,又信用破產無法貸款,所以變成只能流浪街頭而找不到正式工作。所以美國人可以不理髮、不吃飯、卻不能不租房。於是在美國,房租成為了通膨資料中的“主力”。既不是房價,也不是家用電器。因為房價是大公司的中產們撐起來的,家電是可以湊活的,但是只有房租,是必須支付的。
這也就是拜登政府不得人心的原因,因為紙面上的經濟資料雖然好看,老百姓的日子卻不好過。
實際上,同為西方國家的加拿大與歐洲,就更能如實地體現世界的經濟形勢。
加拿大是資源出口國,歐洲是高端製造業出口國。這兩個都是實打實的業務,所以沒法像美國一樣靠服務業來裱糊資料。
在6月初,加拿大和歐元區都降息了。因為這兩個地方的失業太高了,所以他們急切地需要降息。而這兩個地方的通膨,卻都比美國更低。
所以美國與加拿大、歐元區的表現不同,其實就是服務業與製造業產業鏈表現的不同。
這一點我們也有同樣的經歷。在五一假期,我們的旅遊服務業非常旺盛,但是同時我們的製造業的利潤也在減少。
說到底,全球同此涼熱,全球化之後沒有完全獨立的經濟走勢。
一樣的經濟大考,一樣的地獄難度,但是解題思路卻可以不一樣,做題的人也不一樣。
中國的產能,低端的過剩,高端的不足;買辦的過剩,民族的不足;金融的過剩,實體的不足;陳舊的過剩,新質的不足。
房地產這個行業,有較強的金融屬性。簡單來說,就是房地產公司是個加槓桿的信用中心。土地是地方政府的,資金是銀行的,勞動是建築公司的,房地產公司實際上各個生產要素都不是自己的,但是卻可以決定加多大的槓桿。這類似於信用中心,風險載體。
風險與收益匹配,房地產公司的收益,其實主要是承擔房價下跌的“風險收益”。
所以房地產公司的經營情況,與房價是息息相關的。
房地產企業為什麼不能發展新技術、新科技,就是因為其業務屬性更偏金融業而非製造業。金融業的特點就是,堅持錦上添花,不會雪中送炭。比如銀行,放貸是必須有抵押物的,要不然不合規。可是有抵押物的,往往不是最需要錢的。
所以房地產,宏觀上起到的是社會財富轉移的作用,卻不太具有財富創造的功能,也不是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動力。
房價下跌,是一種解放。放開限購、降低首付比例,在下跌的趨勢中增大交易標的流動性、增加槓桿比例,有助於風險的進一步出清。
在下跌趨勢中,還能加槓桿進場的交易者,是趨勢的主要阻力,釋放掉這部分阻力,有助於市場回歸平衡。非理性的繁榮要靠非理性的爆破來解決。
最終的市場底部,會在國資大規模下場收購法拍房後形成。因為此時市場中加槓桿的人都受到了教育,大部分參與者都經過幾番歷練終於形成了堅定的看空信仰。這時候價格降無可降,房源籌碼都被收走不再流通,於是房地產的供給減少遇到增量資金的需求,二者可以平衡。
製造業,是中國未來有發展的行業,最終是新時代的主流。無論走哪條路徑,最終的交匯點都是新質生產力。
中國的製造業即將在國際市場大肆“攻城略地”,中國“一帶一路”的歷史意義很可能會超過美國的“馬歇爾計畫”。而之所以可能會這樣,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拜登政府快不行了。
拜登任內迎不來降息,拜登就很難連任。拜登的勢力如果衰落,美國的國際戰略就會收縮,大量的“白地”會呈現在中國產業力量的面前。
川普公開表態自己不想要一個爛攤子,自己不想當美國1929年大蕭條時的胡佛總統。
巴菲特公然說美國玩金融搞金融帝國搞不下去,將來靠發債斂財不好使,還是要靠收稅斂財;
達里奧則表示美國這麼搞下去很可能是內戰。
這三位,都沒有跟上拜登政府的腳步。
“金融資本請慢下你的腳步,等一等你的產業資本”
川普被判有罪,巴菲特空倉被嘲,達里奧被逼退休,這三位基本上都在美國被金融資本逼到了牆角上。
川普走基層路線,從原來的產業工人、現在“紅脖子”中汲取政治能量;
巴菲特專門投資帶有“護城河”的美國“國營”企業,常年拿實際利潤說事,完全不搭理金融資本“吹B講故事”,喪失了“金融神聖”的信念;
達里奧堅持用“否定之否定”規律看經濟史,認為“凡是存在的都是要滅亡的”,一貫鼓吹美國衰落、中國崛起,認為美國既得利益集團太腐朽,只有中國才能制霸天下。
這三位,達里奧觀天時而斷經濟周期,巴菲特借地力而入資壟斷“國有”產業,川普謀人和而集合“暴民”,都是站在了拜登政府的對立面,所以也都被“下了降頭”。因為這三位,都持有上個時代美國人的價值觀,對虛擬金融業不接受不瞭解不認可,所以都被暫時“晾成人幹”,甚至還有被搆陷定罪的。
那麼拜登這個代表金融勢力的總統,依靠的是什麼力量呢?簡單來說,就是黑人的國防部長、變性人的“監軍”、想搞“計畫經濟”的幕僚沙利文、搞不定任何一個國家的國務卿布林肯。可以看出這個陣容,堪稱黑白不分、雌雄莫辨,年少無知。
所以俄烏、以巴、台海,拜登都沒有搞定就很容易理解了。因為拜登政府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拜登政府被以色列討厭,被選民噁心,軍人自戕,學生造反,這就是因為他除了保金融財閥的利益,棄其他所有階層於不顧。
這種情況下,我們就看到了美國的經濟資料一面“穩中向好”,美國的社會一面“大打出手”的奇妙景觀。這種現象,就是政治勢能與經濟動能不匹配的結果【世界繁榮與蕭條的交替:政治勢能vs經濟動能】。這種情況下,經濟上的問題絆倒的往往是政治上的頭領。因為財富可以被金融體系定義,而權力卻來源於大眾。 (暢明談宏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