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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衰敗三大因素：精英隔離，深層政府，馬其頓陷阱，第三個最關鍵
一個政權的覆滅方式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土崩，像亞歷山大帝國那樣頃刻之間坍塌，讓人猝不及防；另一種是瓦解，像古羅馬一樣經歷較為漫長的衰敗過程。
1991年12月8日，全世界都注意到了克里姆林宮一夜之間變換了旗幟，但很少人注意到美國同時也開啟了漫長的政治衰敗過程。
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政治實踐，本質上都可以歸於一個問題：管理這個國家的精英是如何產生的。同時，一個國家的政治衰敗，也幾乎都是出於同一個原因：精英階層的過度自我繁殖。
從數量來說，精英群體的人口遠低於平民群體。即使精英階層能夠普遍享受到更好的成長和教育條件，但是平民群體依然可以憑藉數量優勢，產生大量優秀的個體。
正如生物學上的近親繁殖容易帶來生物個體的機能退化，在社會層面，精英階層如果不廣泛從平民中吸納有才之士，也會導致管理層綜合能力的腐朽。
而滯留在底層的有才之士逐漸積累，則遲早會引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疑問，導致政治生活的混亂和社會秩序的崩壞。
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完美的政治制度，因為即使是同一套制度，精英階層的運作和繁殖方式在不同時期也有著巨大的差異。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從一個地區性大國向世界霸權的轉變過程中釋放出了大量紅利，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強勁的動力。
不過，這個過程也同時深刻改變了美國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的互動方式，引發了系統性的政治衰敗。
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經濟上貧富分化的加劇，越來越少的超級富豪佔據了越來越多的財富；政治上，社會共識急劇減少，意識形態陣營化，政治鬥爭手段極端化。而這一切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蘇聯解體後釋放出來的龐大財富。
1.財富的詛咒
公元前168年，羅馬執政官保盧斯攻陷馬其頓王國，將亞歷山大大帝留下的遺產徹底摧毀，15萬名居民變為奴隸。
隨後，羅馬人迅速征服了地中海周圍大大小小的王國，直至將強大的迦太基城縱火焚燬，居民遭到屠戮，剩餘5萬人被掠為奴隸。羅馬人消除了地中海周圍所有的威脅，成為了唯一的霸主。
然而，隨著戰爭的接連勝利，大量價格低廉的奴隸勞工在短時間內湧入帝國，永久地改變了羅馬的經濟結構。
這些奴隸被派入農場，進行集中生產與勞作。貴族們通過奴隸生產出的農產品，成本要遠低於平民。
於是，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那些以土地為生的古羅馬自耕農便紛紛破產。他們原有的土地也被大貴族兼併。
平民破產，貴族暴富，兩個階層從單純的經濟隔離逐漸走向綜合性的社會隔離，這一歷史處理程序深刻地影響到古羅馬帝國的方方面面。
同樣，當前蘇聯的龐大身軀突然倒下，它所釋放出的解體紅利讓整個西方集團為之興奮的同時，也深刻地改變了美國金融資本創造財富的模式。
蘇聯的解體讓美國主導的單極霸權秩序成為了現實，這遠比它留下的那些實體資產更加有價值。
如果說雙極世界的主要特徵是陣營對抗，那麼單極世界就是全球化。
它帶來的第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美元成為了唯一的世界貨幣。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美元以及絕大多數國家的貨幣都是以國家主權信用背書。
而此時的美國作為世界霸主，可以說是唯一擁有完全的獨立主權的國家。美元也自然成為信用最堅挺的貨幣。
同時，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保證了美元資本可以放心地在全球尋找經濟增長點。
然而，正如羅馬帝國的貴族們在戰爭勝利後，通過奴隸勞工生產出了大量廉價的農產品，沖垮了自耕農經濟，美國的資本家在冷戰勝利後，利用全世界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生產出了大量廉價的工業品，沖垮了本土的工業體系。
現代製造業擁有很長的生產鏈條，能夠天然地為平民階層提供一條相對平滑的上升曲線：流水線上的普通工人，掌握了某種專業知識的技術工，接受過系統理工訓練的工程師，再到負責企業決策的中、高層管理等等。
但是，在金融、高科技等行業，類似的上升階梯要陡峭並且稀少得多。當通向上層的機會變得非常稀缺，精英的子女本身又會消化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的聯絡就會變得越來越微弱。
然而，依照美國憲法，這些在經濟生產活動中已經逐漸喪失價值的平民依然享有政治上的權利，或者更直白點說，就是選票。
這種經濟地位和政治權利上的不對稱性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美國政治出現合法性危機。
用精英階層的話來說就是民粹主義的興起，即民眾開始變得愚蠢、狂熱、失去理性，容易被一個有煽動性的強權人物利用。
然而，這種對民粹主義的指責不僅虛偽，更加無恥，因為當民眾仍然保持著理性，仍然願意傾聽和溝通的時候，這些精英階層正忙於從民眾手中撈走最後一枚硬幣。
這樣的人沒有任何立場和資格，埋怨和指責“民粹”。甚至，就連“民粹主義”這個詞也不過是精英階層用來為自己的貪婪推卸責任而發明出來的術語。
實際上，當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自我繁殖，自我封閉到一定程度，一個強權人物的出現反而有可能通過獻祭一部分固化板結的利益集團，或者扶植另一部分新興利益集團，暫時為帝國續命。
例如，君士坦丁大帝將吸引了大批貧民的基督教奉為國教，極大地緩解了管理基層社會的壓力，為羅馬帝國延續了將近百年的國運。
然而，在二戰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政治實踐中，美國逐漸形成了政治精英過度依賴經濟精英的巨大慣性，導致美國的政治衰敗處理程序難以扭轉。
2.權力的中介
1937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帶著將美國人民從絕望中拯救出來的光環，進入了第二任期。
在上一個四年任期中，羅斯福開創了通過廣播直接向普通人宣講政治理念的先例——“爐邊談話”。
這種形式打破了總統無法直接與普通美國人產生聯絡的政治傳統。爐邊談話在和平時期的收聽率平均為18%，在戰爭期間為58%，超過了當時最受歡迎的廣播節目。
這種與政治的親密程度使人們覺得自己也是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部分。很快，許多美國人覺得他們認識羅斯福本人，而且越來越信任他。
然而，這種狀況在其他美國精英看來是極其危險的。
在羅斯福之前，報紙、雜誌等紙媒，以及各地的地方權威和意見領袖充當了美國政客和平民之間主要的溝通管道和思想中介。
不過，中介並不是中性的。任何事件或話語在經過中介之後，到達受眾時都會發生不同程度的失真。這便是“中介”的權力來源。
在羅斯福之前，由於技術上的限制，一名政客要想影響和動員民眾必須通過大量的社會精英充當中介，也因此必須同他們分享權力。
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下，假如出現了一個足夠強大的壟斷性中介，那麼這個中介才是真正的權力擁有者，政客僅僅充當了檯面上的代言人。
但是，爐邊談話的出現讓羅斯福可以繞開中介，直接調動普通公民。這對當時的美國精英來說不亞於一場政治地震。
此時，另一件事加劇了美國政治精英的集體恐慌。
1937年2月5日，羅斯福剛剛開始第二屆任期，便宣佈了一項司法改革計畫。
由於在上一任期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屢屢利用對憲法條款的解釋權，推翻了羅斯福新政的許多改革措施。
為了深入推進新政，羅斯福提出每當一名大法官年滿70歲且未能退休時，總統便有權任命一名額外的大法官，最多可任命6名。
這一計畫震驚了整個政壇，被認為是羅斯福總統試圖削弱最高法院，破壞三權分立。
最終，改革方案不僅遭到了共和黨的阻撓，甚至就連副總統迦納也聯合民主黨的議員表達了強烈的反對。
幾年後，隨著羅斯福的去世，美國的政治精英開始迫不及待地清除他留下的隱患。如何將總統的權力重新置於中介的約束之下，回到精英共治的局面，成為了美國戰後政治最重要的主題。
這套機制直到里根總統時期才宣告成熟。它的最終形態便是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崛起。
所謂深層政府，最核心的圈層是負責將總統的決策過程從問答題變成選擇題，並給出選項的技術官僚。他們的外圍是能夠影響這個過程的遊說團體、政治金主、情報機構和政策執行部門等。
同時，隨著大眾心理學、新聞學、行銷學、統計學等方面的研究日漸深入，政客的選舉過程變得日漸專業化，開始大量依賴行銷專家、民調專家、法律顧問等專業人士。而廣播、電視、網路等傳播媒介也被私人資本所掌控。
這些人共同構成了新的權力中介，並成功地將政客與普通公民隔離了開來。總統僅僅是經過了他們精緻包裝後的產物，選舉也變成了越來越昂貴的遊戲。政治獻金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客的前途。
至此，美國總統的權力已經被中介深度挾持。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美國的政治精英實際上已經被經濟精英廣泛挾持，因此無法對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進行獨立的診斷，更加無力糾正。
當普遍的經濟增長停滯了，到了必須損害一部分經濟集團的利益，來彌補另一部分經濟集團的時候，政治衰敗就難以避免了。因為所有經濟集團在白宮和國會山都有利益代言人，誰都得罪不起，誰讓步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終結。
對於世界來說，最好的結局就是美國這樣持續癱瘓下去，直至失去它的地位和影響力。然而，美國手中至今仍然掌握著空前的暴力機器，這樣一個國家是無法平靜地接受自己的沒落的。
如何管理一個日漸衰敗的美國，是21世紀足以影響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命題。
3.管理美國衰落
1992年2月，蘇聯解體後不久，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前往戴維營會見美國總統布什。兩個國家宣佈正式結束七十年的競爭，開啟“友誼和夥伴關係”的新時代。
蘇聯解體後留下了很多問題。不過，這次會面解決的唯一實質性問題是雙方同意建立一個聯合中心，收留2000多名俄羅斯核專家，防止他們將核技術擴散給其他國家或組織。
實際上，當蘇聯解體的消息傳到美國，驚喜之餘，白宮最擔心的就是前蘇聯龐大的核武庫和相關技術會不會失控。
事實證明，這個最大的難題並沒有那麼棘手。作為前蘇聯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加盟國，俄羅斯承擔了管理前蘇聯遺產，以及與美國談判解決遺留問題的角色。
與歷史上類似規模的帝國的崩潰相比，蘇聯解體帶來的混亂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整個過程很迅速，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社會秩序保持了最基本的穩定。經濟上，除了俄羅斯，許多加盟國獨立後發展得還算不錯。
這是因為蘇聯的崩潰並不是因為中央政府“失能”。能夠如此“快速且有序地”解體，實際上說明了各加盟國的政府還有相當程度的組織力和執行力。
美國的政治衰敗則完全不同。首先，美國50個州中不存在一個足夠強大，佔據主導地位的州，能夠繼承“前美國”的政治遺產，並代表“前美國”與其他國家進行談判。
這為管理“前美國”在全世界留下的龐大的生物、化學武器，核武器，海外駐軍等軍事資產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在極端情況下，全球可能會同時出現多個擁核國家，極大地改變所在區域的地緣政治格局，引發全球動盪。
其次，蘇聯的加盟國在歷史沿革、人口構成、文化傳統等方面都保持了一定的傳承，在解體時並沒有帶來過多的邊界糾紛。但是，美國各州種族混居嚴重，州內部的大城市和農村之間觀念衝突嚴重。
一旦聯邦政府發生失能，州間和州內的矛盾會讓美國陷入廣泛的內戰，其混亂程度將遠超蘇聯解體時期，甚至會比滿清滅亡後的軍閥割據更加糟糕，連一個名義上可以代表國家的“北洋政府”都很難出現。
更加棘手的是，如何管理美國在本土建立的龐大核武庫，避免流向境外，將成為一個讓全世界頭痛的難題。
實際上，由於美國的政治精英被經濟精英深度挾持的現狀，只要美國不出現一個“凱撒式”的領袖，有能力全面壓制經濟集團的利益訴求，美國主動發起世界大戰等級戰爭的風險是很小的。
歷史上，無論是一戰的德皇威廉二世，還是二戰的希特勒統治集團，都是經濟體系的無能導致必須用政治和軍事手段解決，最終政治精英壓制了經濟精英從而決定發動戰爭，而不是相反。
但是，另一方面，美國政治精英的無能，聯邦政府的癱瘓給世界帶來的風險要大得多。而且，美國在政治上是一個極其年輕的國家，缺少應對衰敗的歷史經驗。
由於美國崩潰帶來的巨大風險，全世界的文明國家及早防範，做好預案才是對人類命運負責任的做法。
因為聯邦政府的失能，一旦混亂降臨，美國各州本地的政治世家將成為維持基本社會秩序的一股可用力量。
提早接觸並幫助他們培養自身勢力，隨時準備接管當地政權，將能有效地降低社會失序的程度，幫助當地人民儘早恢復穩定的生活。
另外，盡快建立有關美國重點科技人才和研究項目的檔案，防範危險的武器和技術資料流向世界，也是控制美國危害的重要措施。
當然，如何管理美國實現和平、有序的衰落將是一個龐大的課題。而認識到這一課題的嚴肅性和重要性，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棱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