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亞太提出一套耐人尋味的“君子合約”

亞太地區對美國的全球霸權至關重要，而該地區的力量變化也塑造了美國的亞太戰略。本文作者認為，由於中國以及亞洲的崛起和美國力量的相對衰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定位正在發生轉變，從強勢的領導者轉向更謙和的合作者。本文作者指出，許多亞太國家正在對中國的崛起發展持觀望態度，但也認為美國力量的減弱和其國內政治的分裂使其無法保持領導地位；而美國官員同樣認識到這一力量變化，通過技術支援和戰略合作，美國放低姿態以拓展和強化地區聯盟，試圖讓盟友分擔其與中國抗衡的壓力。不過作者認為，因為擔心激怒中國、爆發衝突，美國與其亞太盟友的雙邊戰略和支援力度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一種謙和的姿態正在成為美國在該地區戰略的一大特徵。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網站評論文章，原標題為《在“中國的後院”，美國放低姿態加強與盟友合作》（In China’s Backyard, America Has Become a Humbler Superpower），作者是《紐約時報》國際新聞記者達米恩·凱夫（Damien Cave），負責印太地區的新聞報導。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在遠離烏克蘭和加薩的地方，七國集團（G7）齊聚義大利，討論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挑戰”；而在美國認為對未來一個世紀至關重要的亞太地區，美國實力的性質正在發生轉變。在亞太地區，美國不再是一個自信的“安全保障者”，不再是揚言“相信我們、我們有辦法”的超級大國。這片地域過於遼闊，與此同時中國正在迅速崛起與發展。因此，美國正提出扮演另一種“角色”，即為盟友提供軍事現代化和技術發展的“熱心隊友”。

“過去，我們的專家會談論印太地區安全的軸輻模式，”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J. Austin III）本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一場全球防務會議上表示，“現在的情況卻完全不同。”在這個新時代，無論是獨自行動還是在美國的幫助下，許多國家加快行動步伐。——美國與澳大利亞合作建造核動力潛艇、讓韓國參與核武器規劃、與印度合作生產戰鬥機發動機、與一些太平洋島國分擔海上監視任務、與日本合作增加進攻能力。還有一些在幕後悄悄進行的事，比如美國官員與合作夥伴測試新的安全通訊系統。

然而，這些與美國進行合作的國家是否會長期押注於美國而非中國？抑或是它們認識到了自身實力在不斷增強，因而表現得像實用主義者一樣，以從其選民希望不要插手國際事務的動盪超級大國那裡獲得它們想要的東西？在過去一年裡，美國和印太地區國家的100多名現任和前任官員接受了採訪，其中許多人表示，下個世紀很可能不像上個世紀那樣由美國主導。他們表示，無論誰贏得下屆或以後的選舉，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中國的崛起以及美國的內部分裂，都大大削弱了這個對當今世界秩序負有責任的大國。

世界也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國家強大到足以左右事態的發展。隨著美國分享“敏感技術”並開始優先考慮與他國合作，許多人認為他們正在目睹全球格局的重組和美國力量的演變。他們認為，目前美國正在適應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美國正在學習以許多執著於固守其霸主地位的華盛頓政客所不願討論的方式進行合作，即承認美國有更大的需求，行事態度更加謙和。

衰弱的美國

美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凌駕於全世界之上。自二戰以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所佔的份額已減少了一半，這主要是因為亞洲經濟的穩步增長。僅中國就生產了全球約 35% 的製成品，份額是美國的三倍。日本、印度和韓國也在全球產量方面躋身前七位，使亞洲的工業影響力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美國的軍事優勢雖然得到了很好的保持，但中國現在的海軍力量愈發壯大，在高超音速武器領域可能已經處於領先地位，而且其工廠規模也在逐漸擴大。

美國的所謂“民主”也已今非昔比，僅從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的法案數量不斷減少就可見一斑。共和黨一再拖延預算，迫使在海外訪問的總統回國處理國務，還拖延了對烏克蘭等盟友的援助。最近的民調顯示，大多數共和黨人希望美國在解決世界問題時扮演更為保守的角色。然而，兩黨都在如何處理亞洲不斷變化的力量動態以及美國所陷入的侷限性上面臨挑戰。

“這可以追溯到幾屆政府之前，”曾在歐巴馬總統任內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退役海軍陸戰隊將軍詹姆斯·L·瓊斯（James L. Jones）表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美國發出了相互矛盾的資訊。”歐巴馬政府承諾的“重返亞洲”戰略似乎從未實現。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夾雜著“反華”色彩，另一方面放棄一項重要的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協定，事實上是美國對中國構成的競爭感到不安的表現。

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巨人，是印太地區大多數國家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和主要投資國。在過去幾十年裡，該地區各國還培養了數百萬的新中產階級消費者，擴大了先進的工業生產，推動了地區貿易的激增，使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下降，同時讓更多的亞洲國家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絡。現在該地區的許多國家認為自己是新興多極秩序的參與者。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R. Marcos Jr.）在新加坡會議的主題演講中表示，“我們是我們集體故事中的主角。”因此，當他們向美國求助時，與其說美國是保護者，不如說是商品（武器）、服務（培訓）和投資（新技術和裝置維護）的提供者。

在這些國家中，日本的轉變最為明顯。從緩和與韓國的緊張關係，到從數十年的“和平主義”中抽身、計畫大幅增加軍事預算，再到與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簽署部隊調動協議，日本當局已表明，它現在尋求在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然而，即使美國對日本的舉動表示歡迎，後者的行動也部分源於對前者的批判性評估。在去年與美國空軍在關島舉行的一次聯合演習中，一位不願透露姓名以免冒犯美國同行的日本高級情報官員說表示，“美國已不再像二三十年前了。”他補充道，“無論下一任總統是誰，美國的作用都會相對減弱。”

調整中的美國

美國官員意識到了世界的疑慮。當得知一些亞洲同行從美國的反應中看到了謙和時，華盛頓的一些官員不禁皺起了眉頭。五角大樓的一些領導人已經公開表示要尋求與合作夥伴“共同分擔一切”（“co-everything”）——共同開發、共同生產、共同維護。儘管美國官員幾十年來一直在談論在亞洲結盟的問題，但近年來他們的語調和行動顯示出微妙的轉變，即在安全問題上採取更加分散的策略，並更加坦率地表達他們的擔憂。

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去年9月份發表講話，呼籲外交政策要更加謙和，以應對 "任何國家都無法單獨應對的挑戰"。前身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最高將領大衛·伯傑（David H. Berger）將軍曾在2019年推出一項全面計畫，試圖通過重新分配部署美軍在亞洲的兵力來“制衡中國”，將美軍轉向更為機動的小型部隊，可以進入許多國家的基地。在大規模的多國軍事演習和小型項目中都能看到美國放低姿態的影子，前者讓其他國家發揮更大的作用，後者的例子包括去年在太平洋島國萬那杜成立的太平洋融合中心（Pacific Fusion Center）。這個資料中心用於進行一系列海上分析，一開始更多由美國單獨運作，後來在當地合作夥伴的要求下，美國才表示退讓並允許他國參與。

美印關係也體現了美國力量的演變。美國一直有興趣通過長期、全面的計畫與日益自信的新德里緊密合作，即使這意味著要淡化對該國民主倒退的擔憂。一些印度官員在採訪中表示，美印關係的轉折點出現在2021年8月，美國從阿富汗的撤軍行動釋放了一個訊號，即該地區需要更多來自地區自身的參與。在美國駐新德里大使館舉行的會議上，美國官員的態度有所緩和，更多地談到了兩國民主制度中的共同之處，對印度政府宣揚印度教民族主義或壓制異見的擔憂已被淡化為“極端主義、仇恨言論和虛假資訊”。

隨著美國官員看待自己國家的方式發生變化，他們對印度的認識也在不斷擴大：印度不僅是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巨大市場，還是創新的倍增器。印度每年畢業的工程師超過140萬人，與中國不相上下。當美國開始擔心中國在電動汽車、導彈、量子計算和其他技術領域的進步時，美國認為印度可以提供一個“人才庫”，幫助美國跟上中國的步伐。

在2023年印度總理莫迪對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期間，雙方達成了一項以戰略防禦和技術為重點的協議。最令印度方面興奮的是聯合生產戰鬥機發動機，這是其多年來一直在尋求的，但白宮則在聲明中強調，通過在從核能到微晶片等各個領域的共同投資，這種“從海洋到星際”的合作關係會觸及“人類事業的任何角落”。曾任美國駐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敘利亞、科威特和黎巴嫩大使的退休外交官瑞安·克羅克（Ryan Crocker）表示，在其他國家的推動下，美國可能終於認識到更謙遜的態度可以產生強大的效果。他表示，“一定程度的謙遜並不意味著軟弱。”

美國行動的風險

拜登總統領導下的美國一直在出售和贈送大量物資。它向日本提供戰斧導彈，為越南提供海岸警衛隊船隻，為戰略地位重要的島國帛琉改進跑道，似乎為亞洲每個提出要求的一方提供培訓。那麼如此慷慨的行動是否會帶來危險？一些分析人士擔心，美國在一個更加分裂的世界傳播其產品的努力可能會增加與中美邊緣政策（brinkmanship）的敏感觸點，提高了使得誤解升級為衝突的風險。美國當局的兩位防務研究人員邁克·慎太郎（Mike M. Mochizuki）和邁克爾·斯溫（Michael D. Swaine）最近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華盛頓追求日益複雜的安全關係是一場危險的遊戲。”

如果說美國的“合作”策略的一大風險是做得過多可能會引發對抗，那麼另一個風險則可能是美國未能從其合作夥伴那裡獲得足夠的支援。美國在亞洲的力量越發由其聯盟所定義，而這些聯盟存在很多模糊之處。比如，如果亞太地區某個地方不小心陷入暴力衝突，該地區將如何回應？許多人認為，恰恰這種不確定性，正是各國在與美國拉近關係時迫切希望瞭解的。

“在我對美國有所瞭解的40多年裡，我見證了美國過度自我批評的低谷，也目睹過美國一波波狂妄自大的浪潮，”新加坡最資深的外交官之一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說，“無論哪一種，人們都不應視之為永久的情況。”他補充說，亞洲和世介面臨的挑戰是，美國日益陷入功能性障礙，儘管其作用仍不可小覷。

不同以往的是，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現在承認，這個昔日的超級大國現在需要更多的幫助。在這個充滿迷失與挑戰的時代，美國試圖讓其他人相信，謙遜可以像自信一樣，成為美國的新特徵，而且無論誰當總統，這都會是持續下去的戰略。 (民智國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