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崩離析的國際經濟體系及其前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際經濟失衡逐漸成為各方的共識。但這麼多年過去了，為什麼世界經濟不但沒有再平衡，反而越來越不平衡？

鄭永年教授指出，我們需要回到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講的「兩個均衡」來尋找答案。今天，內部和外部失衡已經產生了兩種經濟不平等——內部經濟不平等（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不平等）和外部經濟不平等（國家間的經濟不平等），並導致了兩種主義（內部的民粹主義和外部的民族主義）的崛起。地緣政治再次回歸，不僅終結了超級全球化的處理程序，更使得在地緣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的國際經濟不會出現任何確定性。

如何解決？本文強調，重要的是大國如何處理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的關係問題。切記不可遇到了自己國家的“私利”，就忘記國際利益。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這個地球上，想要“同球共濟”，就需要全球經濟治理。

01  經濟不平等導致意識形態崛起

今天討論如何透過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協調來維護全球成長的平衡與穩定性問題，我們需要回到經濟學家凱恩斯所關切的兩個均衡，即內部均衡與國際均衡。在凱恩斯那裡，內部均衡主要表現在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之間，而外部均衡主要指的是國家間貿易的平衡。凱恩斯的兩個均衡深刻影響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都深受凱恩斯思想的影響。

今天的世界經濟與凱恩斯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無論是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都具有了全新的內容。儘管如此，凱恩斯的兩個均衡對理解今天世界經濟依然具有理論意義。即使從凱恩斯的兩個均衡的角度來看，實際上國際經濟的形勢遠較我們大多數人所分析的還要壞。儘管凱恩斯是經濟學家，但是他比較充分地考慮到其他非經濟因素對國內和國際經濟的影響。今天的經濟學研究越來越微觀，經濟學家們已經把非經濟要素完全排除在經濟思考之外，甚至很難考慮不同經濟要素之間的關聯。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誰也不會否認今天國際經濟的失衡。至少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際經濟失衡已經是各方的共識。各方也試圖努力去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但問題在於，這麼多年過去了，世界經濟不但沒有再平衡，反而越來越不平衡了。如果僅僅從經濟要素來分析世界經濟，那麼就會導向比較樂觀的結果。但如果考慮到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因素，那麼人們就不會那麼樂觀了。今天，說世界分崩離析並不為過。實際上，越來越多的人會認同這一看法。

凱恩斯的兩個失衡產生著兩種經濟不平等，因此導致了兩種主義（意識形態）的崛起，使得整個世介面臨內部革命和外部衝突甚至戰爭的風險。

無論是西方或東方，無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內部經濟和國際經濟都是失衡的。國際經濟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國際經濟由各主權經濟體組成，是各主權經濟體內部失衡才會導致國際經濟的失衡。今天，內部和外部失衡已經產生了兩種經濟不平等，即內部經濟不平等和外部經濟不平等。內部不平等表現為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不平等，表現收入和財富差異過大，社會過於分化。如果考慮到種族、民族、宗教等因素，社會分化趨勢更為嚴峻。外部不平等表現為國家間的經濟不平等，富國越富，窮國越窮。數十年的全球化幾乎把所有國家都捲入全球經濟處理程序之中，但不僅沒有減少國家間的貧富差異，反而在增大。

這兩種不平等已經導致了兩種主義的崛起，即內部的民粹主義和外部的民族主義。內部不平等導致民粹主義崛起。經驗地看，民粹主義總是和內部不平等聯繫在一起的。儘管也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但經濟上的不平等是主體。同樣，民族主義總是和外在不平等連在一起的。今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北方與南方的關係主要是經濟意義上的，即經濟發展的不平等。儘管西方國家也用「民主」與「專制」「全球東方」等概念來模糊國家間的不平等，但很難取代各主權國家在國際層面對發展權的追求。

歷史地看，由內部不平等所導致的民粹主義運動經常導向內​​部革命，而由外部不平等所導致的民族主義運動經常導向國際衝突甚至戰爭。一戰和二戰的歷史都說明了這種關聯。並且一旦國際衝突開始，世界經濟不平衡的問題就更難解決了。實際上，當各種試圖解決內部和外部平衡的方法都無效和失敗之後，人們（往往掌握權勢的政治人物）便開始訴諸暴力來解決問題，在內部暴力往往表現為革命，在外部暴力往往表現為衝突與戰爭。

02  地緣政治的回歸

更有趣的是，如果考慮到地緣政治因素，人們以往的關於國家間經濟關聯或全球化對國際經濟影響的諸多結論就不成立了。總體上看，是地緣政治優先於經貿交往。在學術和政策界，這些年來人們一直在討論全球化所產生各國間的（高度）相互依賴是否能夠穩定國家間的關係，即人們所說的經貿關係是否構成兩國關係的“壓艙石” 。但經驗地看，不管國家間的經貿關係是多麼的緊密，國家間還是發生衝突和戰爭。一戰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一戰前，歐洲各國之間的經貿高度依賴，以至於許多人相信，再也沒有人愚蠢到訴諸暴力來解決國家間的矛盾。但事實上，戰爭發生了，而且不只是一次，而是兩次。

至少近代以來的國際經貿關係發展大多指向了地緣政治的優先地位，也就是說，只有國家間尤其是大國間的地緣政治穩定下來了，全球化才有可能。 1914年一戰爆發之前的三十年之所以經歷了一波全球化，這與歐洲和美國之間解決了地緣政治之爭有關，即美國通過“門羅主義”和歐洲國家確定了各自的地緣政治範圍，那一波全球化的主力是歐洲。二戰之後的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和蘇聯確定了各自的地緣政治範圍，但當時的全球化只發生在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世界，因為蘇聯陣營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沒有任何全球化的前提。 1980年代之後之所以經歷了一些經濟學家所說的「超級全球化」正是因為中國主動向西方開放和隨後的蘇聯解體，地緣政治競爭似乎暫時消失了。今天，地緣政治再次回歸，過去數十年所經歷的超級全球化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地緣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的國際經濟不會出現任何確定性。

沒有人會否認今天的國際經濟處於嚴重的失衡狀態，也沒有人會否認有效的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協調不僅會影響全球貿易體系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也是推動全球經濟朝向更加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同時，人們也知道，大國在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中必須扮演重要角色，同時這樣的改革必須適應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決策過程。要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可以透過採取有效措施包括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現有機構，以及建立新的多邊治理機構等方式。在氣候方面，我們知道需要專門為全球氣候變遷等設定新的政策應變與協調機構，將協調壯大全球新能源產業囊括進來。

儘管我們並不缺乏改革全球治理體系的知識，但為什麼改革那麼難呢？原因很簡單，在地緣政治問題的解決沒有明朗之前，其他所有問題都難以解決。人們可以討論「應該怎麼做？」的問題，但所有的「應該」都不會在現實層面發生。

儘管在主權國家平等的時代，人們並不喜歡「霸權」和「強權」等概念，但大國在塑造國際秩序（包括經濟秩序）過程中的作用是較小國家不能取代的。也就是說，在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問題上，大國的合作是關鍵。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好的國際公共品。大國理應在提供國際公共品上負有更大的責任，因為小國在這方面無能為力，往往選擇「搭便車」。即使小國能夠團結起來，但仍不會改變全球公共品短缺的局面。在這方面，今天的大國關係出現問題了。儘管今天似乎形成了諸多大國和區域集團並存的局面（日本、俄羅斯、印度、土耳其、印尼、歐盟和東盟等），但就經濟重要性而言，中美關係無疑決定了國際經濟秩序的大局。但恰恰是這對關係出現了大問題。

03  中美在全球經濟秩序上的認識差異

儘管美國迄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但其今天的行為和大國責任並不相符。一句話，美國過於自私，並且其以自己為主的經濟政策產生巨大的負面的外溢效應。當前的國際經濟治理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二戰後的國際力量格局，尤以美國為中心。但拜登上台後延續了先前川普“美國優先”的經貿政策，對內回歸以貨幣主義為核心的新凱恩斯主義，大搞產業政策和放任債務失控，對外發起“新華盛頓共識”，用“小院高牆」和新的排他性的多邊經貿組織來扭曲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這不僅加大了對全球經貿秩序、政策協調機制的破壞，而且使得全球經貿結構、金融穩定性受到嚴重衝擊，將全球置於更大風險之上。

在過去的數十年裡，中國是全球化的參與者，也是受益者，因此在美國搞經貿脫鉤的情況下，一直在全力推動全球化。 「一帶一路」「金磚」「亞投行」等都是中國推動全球化的手段。但美國則不這樣看，美國把中國所有這些努力都視為針對美國的「地緣政治之爭」。沒有人會否認中美兩國是世界經濟秩序最重要的兩個基石，如果合作，世界經濟秩序基本上是穩定的。但一旦當地緣政治優先的時候，經貿合作就變得極其困難了。

再者，就凱恩斯經濟學的兩個平衡問題，即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問題，中美兩國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國強調的是內部平衡，認為不存在抽象的世界經濟，世界經濟是各國經濟的總和，因此世界經濟的失衡主要是各國尤其是大國內部經濟失衡的產物。中國因此一直強調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對世界經濟的最大貢獻。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不這麼看，西方很多經濟學家強調內部經濟要平衡，首先要實現國際經濟的平衡。例如，兩位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一系列國家內部問題只有在理順世界經濟問題後才能解決。國際（外部）問題不解決，國內（內部）經濟問題就不可能解決」（Peter Temin and David Vines, The Leaderless Economy: Why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Fell Apart and How to Fix I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因此，西方國家從不反思內部的經濟政策，總是指責他國的經濟政策。這種觀點的背後便是美國霸權論。根據這個理論，只有美國恢復了往日的霸權，世界經濟才會恢復均衡狀態。不過，這種觀點離美國的現實情況已經太遠了。不管如何，這種認知的差異也是今天東西方無法就世界經濟達成共識的一個重要原因。

04  唯有面臨生存危機才能促使合作

也同樣重要的是大國如何處理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的關係問題。在全球化時代，這兩個利益區分不開來，需要人有一個平衡的看法。但許多國家過於注重自身國家利益，而反對那些有利於國際利益的經濟活動。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針對中國新能源產品的政策就是一個例子。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為了本身的利益而反對和阻止中國新能源產品的出口，即所謂的「產能過剩」。但實際上，各國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有了比較優勢，才有各國間的貿易。並且，氣候變化是今天各國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氣候利益也是各國所追求的國際利益。一旦遇到了國家的“私利”，一些國家就把國際利益忘得一干二淨了。

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有助於重塑世界經濟治理體系，但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隨著全球南方、東南亞、墨西哥等非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貿結構中的實力提升，其在國際經濟金融政策的製訂和協調中的影響力也理應增強。但在這方面，世介面臨兩個挑戰：一是如何在國際經濟金融政策的製訂中反映新興市場國家的聲音和利益；二是更多國家的參與使得政策協調變得更加複雜，如何建設處理這種複雜性的製度和機制。這兩方面都有問題。儘管全球南方的聲音很大，但能力依然很小。能夠反映全球南方利益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機制建設還遙遙無期。正如現存聯合國體系的改革一樣，如果大國之間沒有共識，那麼任何改革會變得困難，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話。再者，全球南方也並非鐵板一塊。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差異性多於它們的共同性，全球南方國家之間並不存在有效的協調機制，而且它們之間也開始盛行貿易保護主義和資源民族主義。

隨著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惡化，在氣候變遷、公共衛生、糧食危機等全球共性治理問題上，國家間並沒有有效、強而有力的政策協調。沒有人會否認，所有這些全球性問題需要各國加強政策協調，共同回應。人們也知道，今天應對這些問題尤其需要拋開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產業競爭的態度進行政策協調，否則情況會加速惡化。如果各國陷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如何能夠加強對脫碳產業的支撐而維護全球公共利益？

但現實是殘酷的。歷史經驗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如果沒有解決好地緣政治問題，所有這些「應當有」的合作，發生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這不是世界的終結。原因很簡單。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這個地球上，是“同球共濟”，因此，這個世界需要全球經濟治理。如果全球經濟治理，繼續惡化，那麼所有人必然失去地球這個安身立命之地。

也就是說，當所有國家都同樣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候，人們就有動機合作。從這個角度來說，基辛格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基辛格認為，今天中美之間的人工智慧談判猶如美蘇冷戰期間的核武談判，因為正如核武器，中美兩國的人工智慧都能致對方於死地。一旦中美兩國就地緣政治達成了共識並且達到一個均衡點，那麼兩國其他方面的合作（包括國際經濟貿易的合作）就不再變得困難。再者，氣候問題也越來越對人類構成致命的威脅。在共同的生存危機下，不僅中美兩國之間，不僅大國之間，而且大國與小國之間，會有更多的共識、更多的利益、更多的動機來促成合作。 （大灣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