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朋友要我寫一篇回憶與金庸交往的文章，我想了一下，捋了捋歲月逐漸封塵的記憶，發現我其實認識兩個不同的金庸。認識金庸本尊，也就是查良鏞先生，已經是金庸晚年退休以後，退在家居修訂早年著作，同時投身到學術圈中，先是應邀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之後又集中精神研究歷史，攻讀劍橋大學博士學位的時候了。

至於寫武俠小說的作家金庸，我沉迷於他創作的武俠天地，並成為終身粉絲，可以上溯到1963、1964年，我在台灣讀初中，經常到租車鋪租看武俠小說，好像兩三毛錢一本。

那時候，金庸的小說在台灣還是禁書，只隱隱約約聽說香港有個武俠小說作家叫金庸，寫的武俠人物活靈活現，故事精彩跌宕，可惜是個左翼作家，把造反的流寇李自成寫成農民起義的英雄，顛覆了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是絕對不能進入台灣，以免腐蝕了年輕人的心智。

年輕人對禁書總是充滿了好奇，「警備總部」說要禁，就更引起我們中學生的興趣，何況又不牽涉政治問題，只是武俠小說而已，居然還要嚴禁，連租車舖裡都不見蹤影，就更對金庸的著作滿懷憧憬。可巧我們班上有個南部的富豪子弟，時常在同學間顯示自己家裡有千畝土地，家財萬貫，總是做出些驚世駭俗的事蹟，勾引全班羨慕的眼光。這天他帶了一大疊小冊子來學校，每本小冊子的封面都是白紙一張，不知道要顯示什麼花招。他滿臉發光，好像剛從西乃山走下來的摩西，大聲宣布，我手上的這套書是金庸的《射雕英雄傳》，花了好幾千塊錢，請人從香港走私過來的。我們大家同學一場，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等我看完了，也可以藉給你們看看，不收租書錢。

這一下不得了，小富豪在學校的地位，不但超過了班級主任，甚至凌駕於校長之上。有的同學為了及早讀一冊金庸，開始學著使用諂媚奉承的言語，向他噓寒問暖，甚至還出現幫他開門的舉動，讓我深刻理解了《論語》所說「巧言令色鮮矣仁」的意義。不過，小富豪頗有及時雨呼保義宋江的派頭，要澤被蒼生，保證班上的眾位兄弟都多少沾點雨露，有時會主動垂問，有沒有讀過金庸啊？搞得我們也不好拂逆盛情，會向他借一冊金庸，效法古人「雪夜讀禁書」的樂趣，在執行戒嚴法的天羅地網之中，偷偷享受漏網之魚的刺激與僥倖。

在小富豪雨露均分的政策下，我有幸讀過兩三冊單章的《射雕英雄傳》。他借書的方式十分隨意，皇恩浩蕩，順手拿一冊，也不管故事情節的先後次序，你愛看不看。我還記得，讀過丘處機大戰江南七怪那一章，真是寫得石破天驚，跌宕有致，雖然不知道前情如何，依舊讀得津津有味，愛不釋手。這種讀小說的方式，大概與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儒生喜獲劫餘中斷簡殘篇的心境有類似之處，只想著如何能夠得到全帙，補足念念不忘的懸念。當時初讀《射雕》的印象，有如醍醐灌頂，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武俠小說居然可以令人夢寐思服。那時剛讀過大仲馬的《基督山恩仇記》，因為不是禁書，可以從頭到尾一氣讀完，覺得故事跌宕起伏，精彩萬分。讀《射雕》的經驗完全不同，雖然讀得斷斷續續，一共也只是兩三個斷章，卻在腦海中縈回不去，一直到1970年我赴美留學，才在圖書館裡找到了全書，通宵達旦，一口氣讀完。

我1998年來到香港教書，認識金庸本尊之後，大概每隔兩三個月，就會應他老人家之邀，到港島香格里拉酒店的夏宮相聚，與一眾友好共享美食。我說了這段初讀金庸的往事，他不禁笑逐顏開，說虛構的小說，能讓年輕人讀得念念不忘，也不枉他費盡心血，編寫故事了。我在香港推廣中國傳統文化，時常勸導中小學生讀讀金庸，不僅學流暢的文筆，生動的敘述，更重要的，是從細緻的情節結構與人物刻畫，學到嚴密的思維邏輯，以及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

我與査先生有同好，就是喜愛崑曲，不只是愛好崑曲的優雅動聽，更喜歡那種慢條斯理的悠閒與閒適。我每學期會邀請崑曲團來香港，一連三天，在學校表演傳統折子戲，總會預先邀約査先生前來看戲。他每次一定高高興興，應約前來，而且經常是早到一個小時，由查太陪同，安安靜靜，像小學生等著上課鐘聲一樣，坐在我們中心的客廳裡，絲毫不嫌等待時間的漫長。我有次問他，離開場還有一個多小時，為什麼那麼早就趕來？他回答說，從港島來九龍塘，怕過海底隧道會塞車，誤了戲，豈不失算？還有一次我問他，怎麼喜歡上崑曲的？他說，小的時候在海寧，家裡上上下下都喜歡聽戲的，一家大小，到了晚上休閒，都唱崑曲，就像現代人在家裡唱卡拉OK那樣，從小習慣了，就會牽動鄉情，讓他回到無憂無慮的童年歲月。

上圖：金庸（左二）、鄭培凱（右二）與浙江昆劇團藝術家合影。

査先生雖然退休，時間比較容易自由支配，但還是有偶爾無法前來看戲的時候。有一次我又邀他觀賞崑曲，他猶猶豫豫告訴我，這次來不了，但要先請我吃飯，可否先給他一張戲單，讓他過個乾癮。我便拿出素雅的箋紙，用工整的小楷抄了三天的劇目，還抄了飾演者名字，整整齊齊寫了兩三張紙，寫得像從前的戲單那樣。吃飯時我交給査先生，他仔細看了一遍，笑了笑，小心翼翼折成四折，放進上衣口袋裡，說這次只好自己想像演出的情景了。

査先生來學校劇場看戲，我通常都會作陪，安排他坐在第一排正中央。他看戲的時候，十分安靜，好像進入了劇中情景，偶爾也會莞爾一笑，那是劇情出現詼諧場面的時候。大多數時間，他都靜靜地欣賞，或許是心境已經到了從心所慾不踰矩的地步，看戲也如同觀察世情，人世多少悲歡離合，多少喜怒哀樂，都在唱做之中，如水中月，如鏡中花。有一次，觀看《遊園驚夢》，杜麗娘夢中初見柳夢梅，表現出無限羞澀，卻又情投意合，雙雙翩翩起舞。演到柳夢梅驀然扶著小姐香肩，隱到湖山石邊、牡丹亭畔，寬衣解帶，雲雨好合之時，身邊有人悄聲驚呼：「一見面就除衫（脫衣服），咁（那麼）快？」查先生不動聲色，悄悄回答了一句，「是夢啊」。

我當時有所觸動，覺得査先生頗似金庸筆下的王重陽，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新民週刊）

撰稿｜鄭培凱（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

“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

今天，是金庸誕辰100週年的日子。

在他的老家浙江海寧，一系列紀念活動正在舉行。站在金庸故居門口，環球人物記者試圖探索他成長為「金大俠」的軌跡。

正如許多大企業家最初創業只為稻粱謀一樣，金庸寫小說的初始動機非常煙火氣——為了提高報紙發行量。

按今天的說法，金庸的正式職業是媒體人。1959年，他與中學同學沈寶新在香港合資創辦了《明報》，最初只是一張對開小報。

第一年的銷售在千份之內起起伏伏，虧空嚴重，幸虧金庸還有寫武俠小說這個副業。

他的前三部小說《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和《射雕英雄傳》，分別連載於《新晚報》和《香港商報》，廣受歡迎。

根據他的「御用插畫家」董培新回憶，《射雕英雄傳》連載時，編輯不用看也知道一個錯字都沒有，因為金庸的稿子一到， 20多名排版工爭相傳看，等於義務校對了20多遍。

於是，為了提升《明報》的發行量，金庸從創刊號就開始連載《神鵰俠情侶》。隨著小說情節漸入佳境，讀者熱情越來越高。

《明報》上連載的《神鵰俠情侶》。

董培新去報社拜訪金庸時，常看見這樣的場景：金庸伏案奮筆疾書，寫滿半張紙就撕下來，交給等候在桌旁的工人去排版，再埋頭接著寫下半張。

正如金庸好友、小說家倪匡說的那樣：“《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既然為了吸引讀者，金庸小說當然是有「套路」的，要讓故事長久地發展下去，又不能令讀者產生厭倦感，情節自然要錯綜複雜、跌宕起伏，同時還要符合邏輯、前後呼應。

其實世界上擅長編故事的人何其之多，只要有一定的虛構寫作天賦，或者受過相關訓練，每天編出幾千字的故事並非難事，但金庸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對複雜人性的深刻理解與透徹詮釋，從而塑造出一批各具特色、生動鮮活的人物，令後人不斷分析琢磨，津津樂道。

「與金庸同時代的武俠小說作家，有的也很會編故事，也有自己的文字風格，但筆下人物的性格不那麼豐富多彩，對人性的刻畫也不如金庸鮮活、深刻。 」金庸讀書會會長袁斐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在袁斐看來，其他作家筆下的大俠，性格往往是相似的，或者沒有突出的特點，而金庸筆下的郭靖、楊過、張無忌、令狐沖……讀者能在腦海中描繪出他們各自的樣子，雖然都是大俠，個性卻各具特色。

金庸曾自謙：“武俠只是作為娛樂大眾的一種表現形式，不足以稱之為文學。”

但在塑造人物性格、刻畫人性方面，他總能透過情節變化和豐富的細節賦予其不同的靈魂，展現人性之複雜、人生之無常，頗有《紅樓夢》《水滸傳》刻畫人物群像的功力。

郭靖這樣的忠厚之人，也會冤枉黃蓉；

喬峰這樣頭腦清醒之人，也會誤殺愛人阿朱；

小龍女這樣的純潔女孩，竟然被尹志平給侮辱了；

韋小寶這樣的小痞子，在陳近南面前竟然說不出謊話。

如果說情節是小說的骨架，那麼人物就是血肉，人性則是靈魂。

除主角外，還有很多次要人物、小人物，金庸即使著墨不多，對其人性的刻畫也十分到位。

有些令人討厭的角色，可能在不經意間展現出可愛的品格；有些以正人君子麵目示人的傢伙，卻會在一瞬間露出猙獰本色。

楊康中毒臨死前，一向以慈父面目示人的完顏洪烈，喊著“康兒”，卻最終將他推倒在地，上馬逃竄離去；

「德高望重」的花鐵幹，為了活命在公頃刻間給仇敵下跪；

歸鐘這個「巨嬰」在書裡沒幹過一件討人喜歡的事，當父母拼死為他殺出一條生路時，武功高強的他竟然自己跑了回來，撲在父母屍身上說：“媽，我不認得路…”

作為通俗小說，金庸作品的「套路」看多了都能總結一二，例如「菜鳥男主角逆襲的事業之路」「多女追一男的感情之路」「正派原來是反派的真相之路」等，但鑲嵌在「套路」裡的種種人性，猶如開掘隧道過程中遇到的各種物質，有鑽石、黃金、水晶，也有朽木、煤渣、毒氣，這使金庸筆下的人物超越了「武俠」概念的桎梏。

「這時潮聲愈響，兩人話聲漸被淹沒，只見遠處一條白線，在月光下緩緩移來。驀然間寒意迫人，白線越移越近，聲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嶺，際天而來，聲勢雄偉已極。潮水越近，聲音越響，正似百萬大軍衝鋒，於金鼓齊鳴中一往無前。”

這是《書劍恩仇錄》中的一段描寫，將世界奇觀「海寧錢塘江大潮」的磅礴氣勢刻畫得淋漓盡致。

對於故鄉海寧的感情，從金庸的文字中可見一斑。

從海寧市區東行20公里，就來到金庸的出生地袁花鎮新袁村。順著鄉間小徑一路前行，望見一座黛瓦白牆的深宅大院，便是金庸故居了。

穿過前廳，沿著迴廊往裡走，轉角處有一間小屋，屋中是一張舊式木床和一個雕花梳妝台，金庸就是在這裡呱呱墜地的。

旁邊的書房還保留著，少年金庸正是在這間書房裡秉燭夜讀，打下了最初的文學基礎。

在嘉興市南湖區教育局工作的查傑慧，是金庸的族人，參與了近期對金庸故居內部展陳的更新。

他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故居之前的展陳比較簡單、空曠，很多金庸迷參觀後，覺得不過癮。這幾年，我們又發現了新的史料、徵集了一些新的實物，同時增加了多媒體、互動性的聲光電展陳設備。”

目前的金庸故居分為「居」和「展」兩部分。「居」部分聚焦在復原當年生活場景，呈現金庸的出生成長環境與家族背景；「展」部分以「文心俠骨赤子情－金庸的故事」為主題，展現了金庸的生平，以及手稿等一手資料。

嘉興市文旅局副局長馮雷對環球人物記者表示：“對於金庸故居，我們沒有做商業化營銷，而是把重點放在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

「海寧查氏是個很重視傳統文化的家族，例如耕讀傳家的概念，既包含了農耕文明的傳統，也體現了儒家士大夫的理想：家族世世代代守在這塊土地上，平靜和諧地耕作、讀書，享受著太平安寧的田園生活。」查傑慧說。

與金庸同族或有親戚關係的名人。

故鄉的一草一木、風土人情，家族的詩書禮儀、耕讀傳統，對金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他對於江南的描寫，隱約可見家鄉的影子。

海寧市袁花鎮黨委委員巫笑飛告訴環球人物記者：「1940年，金庸為躲避戰亂，曾到浙江衢州地區求學，他在《碧血劍》中提到了許多當地元素。此外，金庸在小說裡提到的煙雨樓，就在嘉興。這些地方直到今天仍被研究者們探訪，不斷挖掘其歷史文化內涵。”

2006年，金庸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從玄武門看早唐皇位繼承》。2010年，金庸以86歲完成博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的答辯，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金庸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這兩篇論文的標題，反映了金庸的中國歷史文化情結。這種情結源自於家庭薰陶，更源自於中國人思想深處的文化認同。

金庸曾說，家族對他有兩個影響，一是使他知道外國人欺負中國人，二是懂得了要多讀書。

「家中藏書很多，幼時雖然看不懂，但找書很方便，不僅有古書，還有新書。家人間的活動也很文雅，閒來多是下棋、看書。”

他早年曾在《大公報》工作，據他後來回憶：「當時聶紺弩在《文報​​》任副總編輯，每天要寫社評。他最大的興趣是跟文統（梁羽生）兄和我下圍棋……往往殺得難解難分，常常下到天亮，聶紺弩就打電話給《文匯報》，說今天沒有社評。”

2001年，金庸（前右）與聶衛平對弈。

中華文化的血脈基因在金庸作品中隨處可見，亂世常成為小說的時代背景。

《越女之劍》的故事發生在春秋末年，這是金庸武俠世界的時空起點；

《白馬嘯西風》裡，女主角李文秀愛上了一個哈薩克少年，故事背後是金庸對民族關係的思考；

《天龍八部》《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鹿鼎記》等作品都涉及中國歷史上不同王朝的興衰與更迭。

金庸在書中藉著黃藥師之口慨嘆：“什麼皇帝將相，都是害民惡物，改朝換姓，就只苦了百姓！”

除了歷史，金庸也寫遍了神州大地的萬水千山、風土人情。

從江南水鄉的美食美景，到大漠黃沙的鐵血鐵騎，從華山之巔的比武論道，到峨眉少林的處世哲學…

如果說遼東的皚皚白雪寄託了金庸的北方追憶，雲南的鳥語花香則承載著他的文人雅趣，虛實之間，彰顯出金庸深厚的文化積淀。

「金庸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了許多營養，融入作品裡，包括諸子百家、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等。」袁斐說。

在《笑傲江湖》中，令狐沖學琴一段，金庸寫道：「據說當年黃帝命伶倫為律，聞鳳凰之鳴而製十二律。瑤琴七弦，具宮、商、角、徵、羽五音，一弦為黃鐘，三弦為宮調…”

「如果把這一段刪掉，對情節沒有任何影響，但金庸明顯是想普及一下中國傳統音律知識。此外，金庸小說中對儒釋道哲學思想、歷史典故、建築、中醫、烹飪等都有描述，堪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小百科全書。」袁斐說。

金庸一生，家國意識、民族情懷始終非常強烈，但其格局與境界是發展變化的。

在《金庸作品集「三聯版」序》中，金庸自述：「我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有了些進步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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