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試工程師會通過各種手段——有時甚至採取極端方式——來模擬現實，以確保飛機不會解體、兒童無法打開藥瓶、熊也不會闖入冷藏櫃。

本文即將刊登於2026 年 10 月 12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作者：吉迪恩·劉易斯-克勞斯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報導領域涵蓋科技、學術界和書籍等。他著有回憶錄《方向感》。

即便是最優秀的模型，也難以匹敵宇宙那令人難以理解的動態複雜性。插圖： Lisa Sheehan

與人類零食的幾次“邂逅”，讓毀滅者科布克的母親變成了一隻“麻煩熊”。作為阿拉斯加荒野的原住民，這只灰熊很可能因翻找垃圾箱或偷吃露營地的殘羹剩飯而染上了壞習慣——在她看來，食物就是隨手可得的，這無疑為那個每逢晚餐時間便老生常談的難題增添了一條妙計。這樣的結局從來都不妙，沒過多久，她對散養雞的嗜好就讓她招致了牧場主的致命一擊。既然她是問題的根源，那她留下的兩隻幼崽便被“徵召”來協助解決這一難題。

防熊容器的發明旨在遏制那些因無意間而養成“問題熊”習性的個體。在讓熊們有充分機會嘗試打開並最終失敗之前，任何新型冷藏箱或堆肥桶都不得被冠以“防熊”的名號。這一領域的黃金標準由一個名為“跨機構灰熊委員會”（I.G.B.C.）的聯合體制定。該委員會最初的認證體系偏重機械測試：測試人員會從相當高的位置向容器投下重物，並用金屬尖刺反覆戳刺，試圖將其刺穿。毋庸置疑，這些測試手段遠未體現出它們所要防護的動物應有的智慧與機敏。而那些小熊——尤其是科布克——則在西黃石的一處庇護所找到了自己的“職業定位”：在那裡，I.G.B.C.邀請熊們擔任產品測試員。人類工作人員將魚、花生醬、蜂蜜和狗餅乾裝入新容器，鎖緊蓋子，再交由這些熊類“同事”進行合規性測試。只有經受住整整六十分鐘的“無限制熊類接觸時間”，且容器表面未出現直徑超過四分之一英吋的破損孔洞，才算通過測試。

先驅性機器人專家羅德尼·布魯克斯曾評論道：“世界本身就是最好的模型。”換言之，再好的熊類替代品也比不上真正的熊。科布克之所以能長期領取聯邦薪酬，並贏得“毀滅者”的綽號，並非因為他野蠻（儘管他確實如此），而是因為他精明狡黠。他輕而易舉地撬開了那些本該抵禦熊爪的鎖扣。美國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委員會之所以能夠繼續坐享聯邦俸祿，正是由於“防熊”這一標準不能交由熊來界定。我們需要人類來判定：一旦某種產品在熊襲擊的最後關頭——也就是那驚險萬分的第五十九分鐘——仍能被打開，那就意味著它已經徹底失敗了。

參與其中的熊被期待表現出自然的行為：它們會咬人、抓人，還會小動作不斷。而與之打交道的人類，則必須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則：他們精心設計實驗方案，商定合理可行的衡量標準，並公開發表評估結果。熊象徵著現實世界的樣子；而人類則代表著理想中的世界——一個令人安心、沒有“問題熊”的世界。這兩種角色之間的張力，正是亞歷克斯·戴維斯的《科布克：毀滅者，以及測試工程那片鮮為人知的荒野世界裡的其他故事》（諾頓出版社）一書的組織原則。這本書以一種頗具趣味、節奏明快的筆調，為那些讚美專業能力的案例研究這一類型作出了引人入勝的貢獻；同時，它也試圖徹底為人類的判斷力正名。戴維斯認為，讓熊參與其中，乃是科學探究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希望我們也能同樣珍視並認可自身所具備的這種特質。

測試工程聽起來似乎是個枯燥的領域，但實際上卻能成為講述精彩軼事的絕佳載體。戴維斯將這一學科描繪為一種向來熱衷於那些如今與YouTube頂級內容創作者緊密相連的“花式操作”的專業。以對通過其嚴苛的安全與可靠性測試的產品頒發無處不在的“UL”認證而聞名的美國保險商實驗室，最初便帶著一股宛如“樂一通”動畫片製作廠般的瘋狂勁頭起步。當該機構的工程師們想要驗證某款保險櫃是否能在火災中可靠地保護貴重檔案時，他們竟把樣品裡塞滿雜誌和活頁紙，再鋪上一層引火物，然後澆上半浴缸的煤油，最後扔進一根點燃的火柴。隨後的更多試驗更是讓這款保險櫃經受了數小時的工業爐高溫炙烤，以及從三十英呎高空墜落到一堆精心散置的磚塊上的重重撞擊。

沒有任何對現實的追求顯得過於極端。戴維斯寫道，一架飛機的黑匣子飛行記錄器要經受“足以模擬噴氣式飛機以接近超音速的速度撞上山體，或從平流層直墜入海時所可能發生情形的殘酷考驗”。它會被裝入四十英呎長的炮管，以極高的初速射出，擊穿鋁製蜂窩結構，隨後再被置於加壓鹽水艙中浸泡。這些測試既需要非同尋常的蠻力與高強度的體力，又要求嚴苛的程序化操作；它們只青睞那些穿著襯衫、袖子捲起的書呆子。

在許多情況下，測試工程師們展現出一種頗具戲劇性的風格。十九世紀末的聖路易斯，新建的伊茲橋便由一列又一列愈發沉重的機車“洗禮”而宣告啟用。（這一做法如今僅略有改進：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工程師們為檢驗密歇根州一座橋樑的腐蝕狀況，竟讓M60型坦克停駐其上。）此外，為了進一步向公眾證明伊茲橋的堅固可靠，建造者還曾牽著一頭大象從橋上緩緩走過。戴維斯補充道，工程師們或許早已意識到，列車的重量遠勝於大象；他們同樣清楚民間流傳的那則俗語：“大象能感知並避開不穩固的地基。”

人類也不喜歡急速墜落。伊萊沙·奧蒂斯發明了一種萬無一失的電梯，讓世界從此能夠安全地建造摩天大樓。1854年，他在一場工業展覽上令觀眾大為驚嘆：他乘坐一個平台升至三十英呎高空，隨後請人切斷了牽引鋼纜。鋼纜的鬆弛觸發了一個彈簧裝置，使制動器卡入導軌上的凹槽，從而穩穩地剎住了下墜之勢。這種看似魯莽的冒險之舉，竟成了安全領域中一種反直覺卻歷久彌新的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空軍試圖評估飛行員在彈射以及遭遇其他極端加速度時的生存能力。軍醫約翰·斯塔普把自己牢牢綁在一輛開放式火箭滑車上，僅用五秒鐘便將時速推升至六百多英里；又過了一秒半，他便被一股撞上磚牆般的巨大力量猛地剎停。他的臉色瞬間發紫，視野也縮窄成他所形容的“一片閃爍的鮭魚色光暈”；而要喘上一口氣，竟花了大約八秒鐘。他的事蹟登上了當時首屈一指的推薦引擎——《時代》周刊的封面。

儘管總有取之不盡的“瘋子”志願者，但在野外實施這類試驗並非總是可行。自人類開始飛行以來，撞上飛鳥的事故就屢見不鮮。威爾伯·萊特在首次遭遇鳥擊時倖存下來；而另一位早期飛行員，或許覺得讓一群海鷗猝不及防會很有趣，卻沒能倖免。很少有人願意在空中演練發動機故障。想必鳥類也是如此。“鳥擊試驗”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測試人員必須在模擬條件下開展工作。他們搭建起一座機庫，配備一台專用炮，將解凍後的鳥屍射入已啟動的發動機進氣道。相關規程經過精心制定：先從一隻重約兩公斤的雞開始，繼而以八隻體型較小的鳥類連續“轟炸”，最後以十六個細小的羽毛團收尾。只要發動機仍能保持至少四分之三的推力，便可認定風險在可接受範圍內。

其統計推論是合理的，即便攝入試驗的可信度略顯含糊其辭。鳥類種群本就處於動態變化之中，遷徙模式——專家稱之為“生物量波”——更是變幻無常。在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所調查的鳥擊事件中，近一半的案例裡，發動機內殘骸堆積得如此雜亂，以至於肇事鳥種究竟為何仍難以定論。（戴維斯對各類專業術語頗為敏感，欣然指出，鳥類排泄物被稱作“snarge”。）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絕無任何“snarge”源自雞——畢竟雞不會飛。據戴維斯記載，從1990年到2019年，“FAA記錄的髯海豹撞機事件（一起）竟多於雞與飛機相撞的事件（零起）。”而在缺乏穩定可靠的魚鷹供應管道時，測試人員便不得不動用“雞肉炮彈”。

使用“無過錯的雞”體現了可操作性與相似性之間的折衷。只有當實驗程序切實可行、可重複且標準化時，其結果才具有可信度。我們不會因為某人曾經成功過就貿然乘坐飛機。同時，也只有當該程序能夠較好地近似我們預期將面臨的實際情境時，其結果才具有參考價值。很多時候，一些基本的權宜之計便已足夠。製造商通常通過讓目標使用者親自使用醫療裝置來評估其可用性，有時甚至會在配備真實報警聲的模擬病房中進行測試，在那裡護士可能會被某個愛多管閒事的人打斷，詢問他們是否擁有那輛“警報響個不停的藍色雪佛蘭”。

其他情形則更為棘手。從事火箭滑橇實驗的約翰·斯塔普對自己的身體抱有一種超然的觀照——他曾指出：“在人類工程師看來，人體不過是一個薄而柔韌的皮囊，裡面裝著十三加侖的纖維狀與膠狀物質，僅靠一套可活動的骨骼框架勉強支撐”——然而，我們大多數人對自身肉體卻懷有更為深沉的情感。以汽車的安全性能為例，其測試往往借助於屍體進行，而這些屍體通常已不再面臨進一步傷害的風險。儘管如此，戴維斯仍指出，死者“也有其侷限性”。首先，他們無法在撞擊時做出自我保護的姿勢，而且常常伴有既往病史。此外，獲取屍體的成本高昂，且在倫理上也頗為棘手。相比之下，碰撞試驗假人更容易製造，其統一性也有利於實驗控制，但它們終究只是不完美的替代品。這些假人按照較瘦年代“平均”男性的體型打造，旨在實現“一碼適用所有”的效果，卻難以精準反映女性、兒童以及當今“平均”男性的生理特徵。

戴維斯強調，檢測行業自上而下無處不面臨取捨。儘管一些最終上市的產品本可避免地存在危險——比如戰後的一款玩具“小女士電爐”，其表面溫度根本沒必要高達六百華氏度；又如同時期的科學實驗套裝裡竟真的裝著鈾——但另一些產品若不能對你造成傷害，也就談不上有什麼用處。理想的平衡並不總是顯而易見的。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每年約有六萬人伸手去清理割草機的出草口，結果卻因此被送進急診室。1974年，新成立的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中的技術官僚為全國的園藝工人奔走呼籲，最終推動在所有手推式割草機的把手處安裝“急停開關”。在四項研究中，數百名志願者將手從割草機把手移至出草口，結果顯示這一動作所需時間大致集中在三秒左右。工程師們確認，在此時間內能夠以經濟可行的方式使刀片停止運轉後，三秒便成為行業標準。然而，業界遊說者認為這一規定過於嚴苛；而安全倡導者則主張刀片應當更快停轉。最終，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權衡了額外成本與有限的安全收益，做出了一個折中的決定，並且這一決定得到了採納。

台鋸卻走上了另一條路。戴維斯講述了一位名叫史蒂夫·加斯的業餘木工的故事：他發明了一種用電的方法，旨在減少美國每年三萬起的木工事故。（為了給自己的“肉身”找個替身，他最終選了熱狗。）這台裝置效果極佳，但由於使整機價格陡增數百美元，還是被“大鋸”徹底擊敗了。

兒童誤服藥品櫃中的藥物，曾是一個類似的問題，而人們也為此找到了一種巧妙且有效的解決方案。正如割草機和電鋸無法用橡膠刀片來替代一樣，藥物也無法被安慰劑所取代。人們可以將藥物存放在難以開啟的瓶子裡，但若瓶子過於難開，人們便會乾脆不擰緊瓶蓋，結果反而使情況更糟。最終，一種名為“Palm N Turn”的容器應運而生，它在孩子能夠輕易拿到藥片的“斯庫拉”與成年人卻難以取用的“卡律布狄斯”之間開闢了一條中間道路。這類容器經過嚴格校準：即便在明確向孩子們演示了正確開啟方法之後，它仍須在十分鐘內讓五十名幼兒組成的測試小組中至少八成的孩子無法打開；隨後，在五分鐘內，它還必須讓由一百名年齡介於五十至七十歲之間的成年人組成的測試小組中至少九成的人屈從其設計。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因兒童意外中毒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已下降了四分之三。

《科布克：毀滅者》的主體部分，講述的是一群默默無聞的立法者——那些出於善意、甘於承擔瑣碎而乏人稱道之責的謙遜之人。書中的角色多為工程師、科學家與官僚，他們往往供職於大型企業或聯邦政府，面對種種威脅從不掉以輕心，以榮譽感、巧思與毅力投身其中，並在彼此對立的利益之間斡旋達成微妙的共識。作為一次令人愉悅的隱形專業技藝巡禮，本書理所當然地躋身於邁克爾·劉易斯的《第五風險》乃至其新作《阻斷者》之列。

戴維斯的抱負超越了單純的故事陪伴。他認為，測試工程師所做的不僅僅是保障我們的安全，更向我們揭示了推動進步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他的論述得到了一批學者的有力支撐，這些學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關注科學技術領域，其中包括社會學家特雷弗·平奇、約翰·道納和查爾斯·佩羅，以及哲學家伊恩·哈金。這一傳統強調，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與我們選擇如何理解它、以及我們為之設定的目標，是密不可分的。

1954年3月，約翰·斯塔普乘坐“音速風1號”火箭滑車，借助其九枚固體燃料火箭在五秒內產生四萬磅的推力，最高時速達到約418英里。這項試驗旨在測量極端加速度對人體的影響。圖片來源：美國空軍／阿拉米圖庫

優秀的工程師深知，自己的決策會影響其所收集的證據。科布克顯然是一隻稱職的熊——它近在咫尺，關鍵時刻也能從容應對。然而，就其在野外的同類而言，它是否足夠相似呢？阿拉斯加很可能存在著一些棕熊，讓科布克看起來簡直像小熊維尼；正如戴維斯所言：“那些為藥瓶貼上‘兒童安全’標籤的四歲孩子，可未必就是會在你家試用這玩意兒的那群四歲孩子。” 在某些領域，這一問題可以通過對單個單元進行逐件檢驗來加以緩解。數十年間，茶葉檢驗員會從每一批進口茶葉中隨機抽樣，以由聯邦機構對其口感作出評判。（曾幾何時，這幾乎就是一個只有唯一一名官員的辦公室，陷入一種因過度攝入咖啡因而產生的惡性循環。）這種做法既繁重又荒唐，但至少對於正山小種這樣的茶品而言尚屬可行。若要對AirPods也採取同樣的方式，則未免過於苛刻，因此蘋果公司轉而依賴統計抽樣：只要缺陷表現為聲音微弱，而非有爆炸風險，便可容忍極低比例的次品。至於疫苗，其風險特徵則截然不同。“安全”與“可靠”在不同語境下有著不同的含義，而這種語義上的協調正是制度性職責的一部分。

實驗者也承認，實驗室條件不僅可能缺乏代表性，甚至會起到誤導作用。當德哈維蘭公司試圖評估其首款商用噴氣客機“彗星號”的可靠性時，工程師們對機身的若幹部件進行了精心設計的一系列模擬增壓測試，以檢驗其強度，並進一步考察其疲勞損傷的敏感性。這些試驗件經受住了1.6萬次循環載荷，似乎印證了此前預計的1.5萬次飛行壽命。然而，1954年，一架“彗星號”在僅執行約1200次飛行後便於海上解體；三個月後，另一架飛行時間更短的“彗星號”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故。事實證明，工程師們的測試順序存在問題。極壓試驗部分修復了鉚釘周圍的細小裂紋，從而延緩了隨後疲勞測試中裂紋的擴展。結果，這一實驗反而使試樣變得比它所要模擬的飛機更為耐久。在這種情況下，貿然行事顯然並非明智之舉，但德哈維蘭的工程師別無選擇：當時人們對受力鋁材的疲勞行為尚不甚瞭解。

我們確實會、也的確試圖預先模擬現實。然而，即便是最精良的模型，也難以匹敵宇宙那令人難以理解的動態複雜性。在一段引人入勝的論述中，戴維斯探討了摩天大樓對街面氣象的影響，並描述了一種“大氣邊界層風洞”的建造——研究人員借助這種裝置，將量身定製的強風吹過擬建城市景觀的縮尺模型——連“陽台、樹木、女兒牆”都一應俱全——以預測風場分佈。這些研究者希望借此避免戶外咖啡館的顧客遭受時速超過5.6英里的陣風之苦。戴維斯寫道，對於矩形建築而言，這種風洞的預測相當準確；相比之下，曲面立面所涉及的大氣物理過程往往過於錯綜複雜，難以被精確把握。要真正弄清這些問題，恐怕就得把整座摩天大樓蓋起來，再讓人去裡面喝咖啡——而這顯然就背離了進行測試的初衷。

這類事情的荒謬之處，正是湯姆·麥卡錫的小說《餘燼》或內森·菲爾德的劇集《綵排》的核心笑點；可是在虛擬世界裡，我們卻屢見不鮮。戴維斯解釋說，一級方程式車隊借助軟體最佳化空氣動力學性能，但每年只有一回機會讓原型車在賽道上進行初步試跑。他們總會發現一些計算中未曾納入的現實因素，並以此為鑑，在賽季開始前對設計加以完善。於是，賽車便在持續不斷的改進與反饋循環中疾馳前行。倘若大獎賽變得乏味，或者勝負過於可預測，F1的管理者便會調整規則，以保持這項運動的活力。

在所有這些案例中，都是人們構想目標、設計衡量指標、開展試驗，並從失誤中汲取教訓。種種軼事累積起來，為人類的判斷力提供了有力的辯護。不難理解為何戴維斯認為這種做法十分必要。正如他所言：“我們正處在一個岌岌可危的時刻：疫情留下纍纍傷痕，氣候危機加速惡化，科技企業肆意妄為，虛假資訊氾濫成災，公眾對公共機構的信任日益瓦解。”政治環境對那些制定、維護並執行文明規則的人始終充滿敵意。在那些曾為埃隆·馬斯克的DOGE項目效力的年輕而缺乏經驗者，以及那些已使監管與科研機構權力大為削弱的年長且資深的任命者看來，這些人不過是步履遲緩、面無表情的蠢材，除了拖慢進度之外別無他法。戴維斯恰當地將他的研究對象重新定位為勤勉嚴謹、富有想像力的公僕——他們守護我們的手指免受割草機刀片的傷害，也保護我們的孩子遠離灼熱的玩具烤箱。

這還只是冰山一角。戴維斯指出，工程師們試圖在實驗室裡重現現實的雄心壯志，進一步表明：“完美的相似性是無法企及的，而一切測試都離不開某種信念上的飛躍。”我們最初使用的是些模模糊糊、形似熊的砝碼和形似爪子的鉤子，隨後又用真正的熊取而代之，而這些熊又被更優秀的個體所取代——其中最傑出的一隻甚至為戴維斯的著作冠名。整個過程彷彿帶有一種高貴而近乎祭司般的意味：這項工作永遠沒有終點。

“測試與現實之間的差異雖可被儘可能縮小，卻永遠無法徹底消除——這乃是一個根本卻常被低估的現實，”戴維斯寫道，其行文間流露出幾分在通俗科普讀物中並不常見的認識論上的宏大抱負。正是這一鴻溝的持續存在，使他堅信我們離不開測試工程師。倘若我們能夠以完美無瑕的方式再現世界，便不再需要他們的服務；屆時，我們只需為自己模擬出未來那片陽光普照的高地。然而，由於任何模擬都不可能臻於完美，測試工程師便不可或缺。在戴維斯看來，試錯不僅是一種瞭解世界的良方，更是唯一的途徑。

如果說“毀滅者科布克”在某種程度上源於馬斯克式思維的崛起，那麼它同樣也受到馬斯克為DOGE所作的終極辯護——人工智慧——的驅動。矽谷的許多人早已將人類判斷的無可救藥的不足視為理所當然。不妨看看圍繞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一場持續爭論：在科技自由主義者眼中，該機構守舊而畏風險，彷彿一座珍藏著傳真機與針式印表機的聖殿，幾乎處處阻礙著醫學的進步。他們認為，我們之所以仍不得不依賴那些昂貴、耗時且往往難以得出明確結論的臨床試驗，是因為我們對生物法則缺乏嚴謹的認知。一旦人工智慧能夠建構出細胞的完美數字模擬體，我們就有望繞過現實世界的種種瓶頸。儘管如今許多對人工智慧最為熱忱的鼓吹者已開始收回此類論斷，轉而主張建立類似一級方程式賽車般的反饋機制，但人們依然時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正如一位觀察者所言，一種人工超級智能甚至能夠僅憑三幀蘋果下落的影像就推匯出廣義相對論。

關於蘋果下落與廣義相對論的那番說法，之所以令人存疑，原因可謂五花八門。戴維斯指出，理論家與實驗者彼此不可或缺。正如一級方程式賽車的建模師從試車資料中汲取經驗一樣，航空航天工程師也從物理學家那裡獲益；如今，我們已經能夠通過白板推演，清晰地梳理出德哈維蘭公司機身試驗中究竟出了什麼差錯。至於數字孿生的前景，目前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更何況，一台電腦究竟能否從蘋果墜落的影像中推匯出相對論，其實並不重要。戴維斯所描述的那些測試，其目的並非追求完美的模擬，而是要再現足夠多的真實世界，以滿足我們不斷演進的需求——比如讓藥瓶不易被兒童打開、讓飛機不會解體、讓咖啡館裡的報紙不會被風吹走，以及讓賽車疾馳時轟鳴不至、驚險而不毀。真正棘手的是，如何界定模型究竟應當在那些方面做到恰如其分，又該在那些相互衝突的目標之間作出怎樣的權衡取捨。而這些決策，我們或許可以寄望於：既不由電腦也不由熊來做出，而是由那些能夠為之負責的人類來作出。♦  (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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