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我想從一個你曾提到的觀點開始——關於美國存在某些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盲點。你指的是什麼？ 彼得·蒂爾：表面上看，我們當前的辯論之一是，左派，尤其是“佔領華爾街”運動，主要關注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問題——99%的人對抗1%的人。顯然，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都在急劇上升。大概從1973年至今，這一趨勢的上升速度甚至超過了19世紀的增長幅度。然而，右翼並不願意正視這一問題。他們要麼否認不平等的存在，要麼認為它無關緊要。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盲點。顯然，如果你對指數增長進行外推，這種趨勢可能會發展得更遠。如今，我們所處的不平等水平堪比1913年或1928年；在全球範圍內，甚至可能已經超過了1913年的峰值，更接近於1789年的狀況。 在現代歷史上，財富不平等問題只有通過三種方式得到解決：共產主義革命、戰爭或通貨緊縮引發的經濟崩潰。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在當今社會，這三種情況中的那一種會發生？或者是否存在第四種解決途徑？另一方面，右翼的“茶黨”運動則主要關注政府腐敗問題——並非道德上的腐敗，而是政府的低效，即政府無所作為、浪費資金。我認為這一點是正確的，而且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政府的運行效率遠不如以往。在我的辦公室外，就能看到金門大橋。這座橋是在羅斯福總統執政的20世紀30年代建造的，僅用了大約三年半的時間。而目前，他們正在修建一條通往金門大橋隧道的連接公路，預計至少需要六年才能完工。 弗朗西斯·福山：而且，這還需要無數的環境許可、訴訟等等。 彼得·蒂爾：是的。整體而言，在許多不同領域，政府的運作都極其低效，表現不佳。在外交政策方面，中東戰爭的成本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你還可以看看類似政府主導的領域，比如醫療和教育支出，這些成本已經完全失控。政府要麼花更多的錢去做相同的事情，要麼花相同的錢卻做得更少。左派對政府浪費和低效存在很大的盲點。 在某種程度上，這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爭論，其實應該被視為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問題的核心是：富人應該保留他們的財富，還是應該由政府徵收？反對富人持有財富的觀點是：“是的，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太多。” 反對政府的觀點是：“不，因為政府只會浪費這些錢。” 如果我們把經濟問題的視角放寬一點，儘管我個人認同自由意志主義右翼的立場，我仍然認為我們有責任重新審視過去四十年的歷史。尤其是，我們需要徹底反思里根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政策。從某種角度來看，自由意志主義的“小政府”觀念並不是永恆的真理，而是對政府日益失能的應對策略——這種政府失能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已顯現。因此，政策的回應是將資源保留在私營部門。然後，像拉弗的供給側經濟學（Laffer’s supply-side economics）為這一政策提供了政治支援，即使這些理論並不完全精準。我們可以承認，這些經濟理論未能完全實現其承諾的效果，但如果歐巴馬試圖推翻里根時代的政策，他必須面對當年這些理論所針對的政治現實。我們不能僅僅說信用創造在20世紀80年代出了問題，我們還必須應對20世紀70年代政府失能的問題。 所以，左右兩派各有不同的盲點，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它們的共同盲點——一個我們在社會討論中較少涉及的問題：技術減速（technological deceleration），以及我們是否仍然生活在一個技術持續進步的社會中。我認為，20世紀60年代末不僅是政府開始失能、社會契約各個方面開始瓦解的時期，也是科學和技術進步速度顯著放緩的時期。當然，電腦時代，以及過去15年間網際網路和Web 2.0的發展，是一個例外。金融領域或許也是如此，它在這段時間裡經歷了大量創新（有些人甚至認為是過度創新）。 然而，在其他領域，技術進步幾乎全面放緩。以交通運輸為例：從字面上看，我們的移動速度並沒有真正加快。能源危機已經演變為更廣泛的商品危機。在許多其他方面，如今的現實遠未達到我們曾經懷抱的宏偉期待。我認為，世界上的發達經濟體本質上依賴技術進步來實現增長，而當技術進步的速度放緩時，經濟增長也會減弱，這就會對我們的政治體系造成巨大壓力。我認為，政治體系的核心功能在於達成一種妥協，使得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裡都能受益。但在缺乏增長的情況下，政治就會變成一場零和博弈，每個贏家的背後都伴隨著一個輸家。大多數輸家最終會懷疑，贏家是否在利用某種欺騙手段。因此，我認為技術減速與政治和經濟上的犬儒主義和悲觀情緒之間存在密切聯絡。 因此，我認為我們對當前問題的診斷完全是錯誤的。所有的討論都圍繞宏觀經濟學展開，比如我們應該印多少貨幣。我認為，貨幣可以繼續增發，導致通貨膨脹；也可以停止印鈔，導致通貨緊縮。糟糕的通膨表現為商品和原材料價格上漲，而糟糕的通縮則體現在工資、薪水和房價的下降。然而，所謂的“恰到好處”的情況——即商品和消費品價格下降，而工資上漲——在現實中似乎遙不可及。在一個沒有增長的世界裡，我看不到如何能夠實現這種理想的經濟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