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claude母公司Anthropic的聯合創始人傑克·克拉克（Jack Clark），上了美國公共廣播電台的節目Planet Money。主持人問他，生成式AI會給社會帶來什麼。他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然後他講了個故事。

他說，一百年前，英國作家C.S.劉易斯（《納尼亞傳奇》的作者）寫過一本書，叫《魔鬼家書》。地獄裡有個等級很低的小鬼，負責腐蝕地球上的一個普通人，他定期給上級寫匯報。

有一封信裡，小鬼難掩興奮：好消息，我的人類拿到了一項新發明，叫電話。以後每當他獨處、眼看就要反省自身的時候，他就會拿起電話打給朋友。他又朝地獄靠近了一步。

這個故事講得流暢、動人，寓意分明，幾乎就是為AI時代量身定做的：技術誘惑人墮落，從獨處的消失開始。

只有一個小問題。這個故事幾乎每個細節都是錯的。《魔鬼家書》不是一百年前寫的，是1942年。寫信的也不是小鬼，是地獄裡資歷更老的叔叔；收信的，才是那個負責腐蝕人類的新手小侄子。《魔鬼家書》的“家”，說的就是這層叔侄關係。至於電話，全書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節目播完，主持人不得不在節目裡口頭補了一條更正。

這件事是《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在新專欄裡翻出來的。他自己又往下追了一步：劉易斯確實抱怨過收音機，在一封私人信件裡建議想躲開上帝的人，就“讓收音機一直響著”。

更有意思的，哈福德把這句話粘進Google，想找原始出處。搜尋結果還沒出來，Google的Gemini先答了：你引的是《魔鬼家書》。

又錯了。那句引文其實寫於《魔鬼家書》出版之後二十年。

所以，一個AI公司的創始人，在公開場合講了一個流暢動人的錯誤故事；一個專欄作家去核實，被另一個AI用新的錯誤攔在半路。

這看上去是一個科技圈的趣聞，但它也是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時代的一個切面和標本：這個時代最新的愚蠢長什麼樣，從那裡生產出來。相比之下，“AI會不會讓人變笨”的爭論，從ChatGPT發佈起就沒停過，其實是一個膚淺的問題，或是是一個愚蠢的問題。

一、無知只是空白，愚蠢則是建構起來的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聖塔菲研究所的複雜系統科學家大衛·克拉考爾，題目很直白：是什麼讓人類愚蠢。

他從一個看上去很愚蠢的現象說起：沒有人會罵一塊石頭蠢。河流不蠢，颶風不蠢，恆溫器也不蠢。他說，愚蠢其實是一種相當高級的行為，低級的東西沒資格參與。

這跟直覺相反。我們習慣把愚蠢理解成智力的缺席，彷彿從一個人身上抽走思考，剩下的就是愚蠢。克拉考爾說，不對。智力是把一個難度為X的問題變容易，愚蠢是把這個本來就難的問題變得更難。而把問題變難最可靠的辦法，是搬來一套精妙的裝置：複雜的理論，繁複的信念，聽起來頭頭是道的演算法。效果還不如什麼都不做。

一個不知道答案的人，只是無知。一個給錯誤答案寫出一百頁論證的人，才是愚蠢。愚蠢是智力的作品，手藝越高，作品越驚人。

奧地利小說家羅伯特·穆齊爾（《沒有個性的人》的作者）1937年就把這兩種東西分開了。一種他叫“體面的愚蠢”，就是跟不上一段難懂的論證。這不可怕，人人都有。可怕的是另一種，“聰明的愚蠢”：調動全部智力資源，為一個錯誤服務。一個學生看不懂數學證明，不蠢。一個數學教授為了捍衛一個小孩都看得出是錯的命題，蓋起一座優雅的理論大廈，這才是聰明的愚蠢。

這種樣本，歷史上從來不缺。1895年，英國最受尊敬的物理學家開爾文勛爵（當時皇家學會會長）鄭重斷言：比空氣重的飛行器，不可能。論證很硬，地位更硬。八年之後，萊特兄弟的飛機上了天。

回到克拉克。他不是沒讀過劉易斯，人物、通訊、寓意，他都有印象。問題出在每一處模糊的地方，他都補上了一個最合理的細節：書該是一百年前寫的，小鬼該向魔頭報喜，電話該出現在那個故事裡。每個補丁都合情合理，合理到他在台上講得沒有一絲遲疑。智力全程在崗，只是全部用來給一個不存在的故事做了精裝修。

說回克拉考爾的定義，他順著往下推，推出一條規律：愚蠢的上限，與智力同步增長。細菌談不上蠢，貓狗只能小規模地蠢。人有語言、抽象能力和制度，所以能在文明的尺度上蠢。於是，可以說：超級智能就是或將是超級愚蠢的序幕。

這個推論可能很反直覺。既然造一座像樣的錯誤大廈需要智力，那麼當一種東西把智力變成自來水，擰開就有，錯誤的大廈就會進入成片開發。

只是，這裡有一個歷史上從不成立的條件。聰明的愚蠢本是奢侈品：造一座錯誤的大廈，需要一個聰明人幾個月的智力投入，所以它零星、昂貴、總有人圍觀。大廈蓋歪了，砸到的也是局部。

無知本來無害，它自己知道自己缺什麼。加工過的無知才致命：它有結構，有論證，有細節，態度誠懇，只是全錯。

這樣的東西，AI之前從來沒有過。現在有了。

關於AI讓人變笨的敘事，有一個隱藏的假設，即錯誤出在人的內部，能力退化了，腦子生鏽了。克拉考爾的框架裡沒有這一層。他給的機制在外面：環境變了，舊規則還在跑。

以飛蛾撲火為例。飛蛾在夜裡飛行，靠的是對遠方的月亮保持一個固定角度。這套導航系統運轉了幾百萬年，穩定、可靠，幾乎不佔用神經資源。後來人類發明了蠟燭和電燈。飛蛾習慣對月光保持固定角度，導致它繞著近處的光源打轉，越轉越近，最後栽進去。

飛蛾撲火不是導航系統壞了，恰恰相反，系統運轉依然完美，它只是還在執行一條好規則，而世界已經換了。

其他還有，海龜寶寶出殼之後靠月光反射的海面亮光認路下海，一億年沒出過錯。現在它們爬向的是海濱公寓的燈光。信天翁在海上世代捕魚喂雛鳥，現在從浪裡叼起來的，是打火機和瓶蓋。

人類手裡那幾條現役的判斷規則，同樣是舊的，同樣也曾經可靠。

講得流暢的大機率靠譜。這條規則在"撒謊很貴"的時代是成立的：編一個完整的故事要花力氣，還容易留下痕跡，所以流暢本身是一種抵押。現在流暢免費了，機器張口就來，成本為零，抵押沒了。

自信的大機率可靠。過去一個人對自己越有把握，多半意味著他為此付過學費，錯過、疼過、被現實校準過。現在自信也是免費贈品，任何觀點都能得到斬釘截鐵的表達。

拿到答案，約等於理解了。這條規則在過去也大體成立，因為答案稀缺，獲取答案必須經過你自己的加工：去讀、去找、去消化。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遍粗篩。現在答案隨手可得，篩子沒了。

不是人在變笨。是我們的聰明集體過期了。

這不是"每一代人都擔心新工具"的老故事。那種敘事講的是能力退化：文字削弱記憶，印刷殺死專注，每一次都有人哀嘆，然後被歷史部分證偽。這裡的區別在於：衰老是個體內部的退化，過期是規則與環境的關係。

愚蠢是一種時差：規則還是那條規則，世界已經不是那個世界。

這個視角還有一個弔詭的地方。直覺最可靠的人，恰恰摔得最重。一個在舊環境裡從沒被直覺辜負過的人，最敢不加檢查地依賴它。

克拉克的智力和他在AI圈的地位，正是讓他敢把那個故事講得那麼篤定的資產。越聰明，越敢信自己；越敢信，翻車越重。變笨敘事解釋不了這個方向：笨人不會犯這種錯，這種錯需要膽量，而膽量是聰明喂出來的。

三、不在乎真假，是無能還是無力？

那麼，我們至少會警惕吧。畢竟關於AI幻覺的警告已經講了三年，人人都“知道”它會一本正經地胡說。

不過，問題沒那麼簡單。仔細想想，生成式AI的真實風險，不是我們完全相信它，是我們不再在乎到要去檢查它。

這兩個狀態經常被混為一談，其實隔著一條溝。前者是信任問題，後者是精力問題。現在沒有多少人真的信AI不出錯，懷疑早就普及了。但懷疑普及之後，檢查並沒有跟上。它停在理論層面：我知道它會編，遇到關鍵的再說。

至於什麼算關鍵的，不知道，因為還沒遇到。理論上懷疑，實踐上依賴，這就是現狀。懷疑不再通向任何動作，它只是讓人心安理得地繼續。

金融時報的哈福德在專欄裡用劉易斯的體例，替地獄裡的叔叔又寫了一封信。信裡教的辦法很具體：不要去說服那個人機器是萬無一失的，這太粗糙，很快會被戳穿。要讓他保留懷疑，但把懷疑養在理論層面，不讓它落地成對具體事實的核對。要把他的懷疑慢慢醃成犬儒，那是最好用的東西。讓他覺得核實是書呆子才幹的低效勞動，配不上他的時間。讓他享受他的懶惰，並稱之為生產力。人類歷來分不清有答案和找到真相，讓他繼續分不清。That's the game.

這封信是偽造的，但它令人信服，你會覺得魔鬼確實會這麼幹。劉易斯的原版信，誘惑靠的是修辭；哈福德的仿信，誘惑靠的是它對讀者狀態的描述太準。你懷疑AI，但你今天核實過它說的任何一句話了嗎。

當懷疑只停在理論層面會發酵成什麼？犬儒。

犬儒就像是懷疑的退休狀態：機制還在，但不再工作。一個犬儒主義者對一切資訊都保持一個姿態，即“都有可能是假的”。這個姿態讓他免於被騙，也免於核實，順便免於理解。他不會被騙，因為他誰也不信；他也不會知道任何事，因為核實是書呆子干的事。

把這一層和AI時代的答案通膨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完整的閉環。

社會本來靠“解釋分工”運轉。你不懂免疫機制，但你孩子發燒時，兒科醫生給你一個“流感引起發燒”的解釋，你據此行動。這個安排安全，因為你清楚那個解釋長在醫生的腦子裡，你只是借用。界線是清楚的：誰懂，誰不懂，各自心裡有數。

AI把這條界線模糊掉了。解釋變得免費、即時、隨叫隨到，“我有個解釋”和“我懂了”之間的距離，肉眼可見地縮短。心理學研究早就發現，僅僅是知道一份解釋存在於自己夠得著的地方，人就會高估自己的理解：同一份說明，能免費看到的人，比要付費才能看到的人，自認為懂的比例更高，儘管誰都沒有真正打開它。一位寫了十幾年部落格的人說得最直白：我現在知道的東西比任何時候都多，但我感覺自己變笨了。

答案不值錢之後，稀缺的是知道自己不知道。

然後是最後一環。克拉考爾把危險說到了根上：AI出錯本身，從來不是最危險的部分。人類一直在出錯，所以才發明了科學方法、同行評審、核對引文這一整套糾錯機制。危險的是，AI開始以人類無法察覺的方式出錯，因為負責察覺的那部分能力，先被外包出去了。你不再檢查，不是因為你檢查不了，是因為檢查這個動作在你的生活裡已經沒有位置。

《銀河系漫遊指南》裡那個著名的玩笑：超級電腦算了七百五十萬年，得出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終極答案是42。為什麼是42，沒人知道，電腦說，你們要先理解問題本身。一個連“為什麼是這個答案”都問不出來的文明，拿到什麼答案都一樣。

我們沒有失去判斷力。我們失去的是使用它的理由。答案隨手可得，檢查顯得迂腐，在乎成了奢侈品。受益者和受害者是同一個人，所以沒有人喊停。這才是愚蠢共謀的完整形態：它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只需要每個人都覺得，反正也就這樣了。

四、理解愚蠢，是我們能做的最聰明的事

把時間拉長看，認真對待愚蠢的人，其實一直有一條線。

1511年，伊拉斯謨寫《愚人頌》，為愚蠢翻案：沒有自欺和過度自信，人類任何偉大的事都不會有人去嘗試。愚蠢是成就的引擎，問題只在於一個文明產生的愚蠢，能不能被它自己熬過去。

1726年，斯威夫特在《格列佛遊記》裡畫了拉加多科學院：研究員們從黃瓜裡提取陽光，把大理石軟化成枕頭，培育不長毛的綿羊。方法嚴謹，流程完整，產出為零。這是對"系統性誤用智力"最早的漫畫。

1937年，穆齊爾區分體面的愚蠢和聰明的愚蠢。

1943年，納粹監獄裡，一位神學家在信紙上寫下：愚蠢不是認知缺陷，是一種被強加的社會結構。人在權力的蠱惑下會自願交出獨立判斷，變成“愚蠢”的工具。他觀察到的現像是，對抗這種愚蠢，靠講道理沒用，因為對方的智力已經被借走了，你面對的阻力是借來的。

1976年，一位義大利經濟史學家寫了本小冊子，叫《人類愚蠢基本法則》。定義很精準：愚蠢的人，是讓別人受損、自己也不得利的人。他還提出一條定律：愚蠢之人的比例，在所有人群裡恆定，教授和清潔工一樣。克拉考爾順著這條線往前補了一刀：比例恆定，威力不恆定，複雜性每上一個台階，愚蠢的當量跟著翻倍。

五百年來，從這個列表能看出來一件事：這些人裡沒有一個是“愚蠢研究”的從業者。小說家、諷刺作家、神學家、經濟史學家、囚徒。愚蠢學從來沒有過院系、期刊、預算和職位。

這個空缺不是偶然的。智力研究許諾的是增強我們：更聰明的大腦，更強的機器，更準的預測，聽的人有獲得感。愚蠢研究要求的是承認我們自己就是研究對象，還得承認研究它的那筆經費，大機率也是打水漂的。前者有人排隊資助，後者就只有那些不怕尷尬的人偷偷認領過。

克拉考爾的提議就建立在這個空缺上：我們需要一門和智能科學一樣嚴謹的愚蠢科學。不客氣地翻譯一下，至少要回答三個問題：聰明的系統，如何產出愚蠢的結果；什麼樣的制度條件下，集體智能會退化成集體愚蠢；什麼樣的工具在增強認知，什麼樣的工具在替換認知。

第三個問題現在離我們最近。AI的那個對話方塊，是增強還是替換，界線不在產品說明書裡，在使用者的手上。同一個工具，一個人拿它墊在思考下面，另一個人拿它代替思考，產品經理分不出這兩種使用者，儀表盤上也看不出區別。界線消失的位置，正是愚蠢科學要開始工作的位置。

在一個痴迷於更強認知技術的世界裡，理解愚蠢，可能是我們能做的最聰明的事。(虎嗅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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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超級智能更先到來的，是超級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