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賀錦麗的落敗，給了民主黨迎頭一擊。很快民主黨人就陷入了相互指責中：一些人將失敗歸咎於歐巴馬時代的顧問和戰略家的歷史影響，“這些人停留在2009年”；另一些人則指責拜登沒有更早退出。在分歧背後，民主黨失去工人階級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他們先失去了底層白人，現在又失去了拉丁裔和黑人工人。有評論稱，“（工人們）寧願領川普任下的最低工資，也不願領賀錦麗任下的失業救濟。”這些聲音直指賀錦麗在選民最關心的“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上含糊不清，反而在“墮胎、捍衛民主和抨擊川普”上用力過猛。

本文認為，賀錦麗沒有從她“馬克思主義者”的父親那裡學到改善收入分配的精髓。賀錦麗之父唐納德·賀錦麗出生於牙買加，是斯坦福大學第一個獲得終身教職的黑人經濟學家。對照牙買加的發展歷史，他發現牙買加的獨立和自治並沒有改善人民生活。儘管歷屆政府都曾試圖通過擴大再分配和其他經濟干預來減少貧困和收入不公，但並沒有顯著效果，反而使政府債務激增。

他倡導政府發展有潛力促進出口增長的製造業，積極削減預算赤字，同時為私人投資提供財政激勵，擴大公共基礎設施等，以更好地融入全球經濟。他的許多見解和觀察，與新自由主義浪潮下眾多後發國家的發展道路具有平行關係。他認為，當前全球經濟的核心問題是“不平衡發展”，這不僅指國與國之間的不平衡，還指向國內群體之間的不平衡。黑人等少數族裔所面臨的經濟困境，無法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單獨解決，而要從美國經濟整體入手，觀察黑人如何在既有的經濟結構中遭到壓迫和排斥。

7月底，卡瑪拉·賀錦麗（ Kamala Harris）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後不久，《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將她的父親唐納德·賀錦麗（Donald Harris ）描述為“一個好鬥的馬克思主義者”。唐納德·賀錦麗是斯坦福大學第一個獲得終身教授職位的黑人經濟學家。在 9月的總統辯論中，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重複並擴大了這一指控，稱父女倆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把她教得很好，”川普說。最近，我問在牙買加長大、現年 86 歲的唐納德·賀錦麗，他會如何描述自己。賀錦麗回答說：“馬克思自己說過，‘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反對同時代人以他的名義給他們的思想實踐貼標籤，他們歪曲了他的思想。今天我也可以用馬克思這句話，來談論我個人和我的工作。但我不需要這樣做。我不能為媒體或其他人的愚昧無知承擔責任，也不需要對此回應。”賀錦麗已經多年不與媒體接觸了，他同意回答我提出的一系列書面問題。他接著回答道：“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公開的。任何花時間和精力去核查的人都會明白其中的意義。”

最近幾周，我儘可能多地閱讀了這方面的材料——學術論文、政策簡報、牙買加報紙上的文章、1978年的一篇名為《資本積累與收入分配》（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的論文——我也與賀錦麗的一些前同事和學生進行了交談。我所看到的是一位非常嚴肅的學者，而且很難被歸類。儘管川普的競選團隊一直在努力利用他的學術工作作為武器攻擊他女兒，而不管他們關係早已疏遠（賀錦麗和卡瑪拉的已故母親沙瑪拉·戈帕蘭Shyamala Gopalan於1972年離婚，卡瑪拉聲稱自己由母親撫養長大）。

賀錦麗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參加了許多經濟辯論，這些辯論在學術界之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0 世紀 70 年代，賀錦麗成為斯坦福大學第一位獲得終身教授職位的黑人經濟學家。他教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課程，這在當時是一個活躍的研究領域。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分析資本主義的長期動態，提供了理論框架——經濟如何增長以及財富如何分配——這比標準教科書和課堂上宣揚的理論更有用。賀錦麗在 1978 年出版的書中考察了多種不同的經濟發展方法，他寫道，儘管馬克思主義體系在某些基本要素上並不完整，但“今天仍然是建構現代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理論的強大基礎”。儘管如此，他自己的許多理論工作都來自一個獨特但相關的思想傳統，即後凱恩斯學派（the post-Keynesian school），該學派最初與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一些英國左翼追隨者有關。賀錦麗將後凱恩斯主義方法擴展到發展中經濟體，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一個關鍵特徵是“發展不平衡”，無論是在國家內部還是國家之間。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他見證了一場漫長而激烈的跨大西洋辯論：凱恩斯學派的兩個堡壘——英國劍橋和馬薩諸塞州劍橋——在關於資本主義經濟中如何分配蛋糕的基本問題上相互對立。從 80 年代開始，他與自己的祖國牙買加保持了一致，提倡經濟增長戰略，這使他站在全球化支持者一邊，與那些拒絕國際資本主義、主張向社會主義進行革命性飛躍的左派保持距離。

他的經濟觀點受到在牙買加殖民時代成長的經歷影響。他於 1938 年出生在奧蘭治山（Orange Hill）——牙買加島北部海岸附近的一個小村莊，他的家人在那裡擁有一個農場。他在 2018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他的祖母克里希小姐擁有一家乾貨店，正是對她日常生活的觀察，激發了他對經濟和政治的興趣。賀錦麗的父母讓他去上主日學校，學習教義問答。他在高中時是一個勤奮的學生，並在西印度群島大學學院（College of the West Indies）獲得了一席之地，該學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在首都金斯敦郊外的一塊土地上建立的。在那裡，賀錦麗不僅獲得了學士學位，主修了經濟學、英語和拉丁語，也更多地接觸了外面的世界。

儘管英國在戰爭期間允許牙買加實行有限自治，但該島自1655年以來仍由倫敦統治。然而，世界正在發生變化。1959 年初，賀錦麗還在上大學，鄰國古巴的一場革命推翻了美國支援的獨裁者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 Fulgencio Batista）。賀錦麗在他的自傳文章中講述了牙買加媒體對古巴事態的高度關注，牙買加有著類似的歷史：殖民主義、甘蔗種植園和奴隸制。“我在校園演講和國際新聞中發現，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帝國主義等詞被隨意使用，”賀錦麗寫道。“但對我來說，它們只是文字。我對它們沒有結構化的認識。關於資本主義，我從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能學到的知識很少。”

1961 年，賀錦麗搬到伯克利攻讀經濟學博士，他仍然對教科書中的理論感到失望，這些理論描繪了一幅和諧的經濟圖景：市場力量有效地分配資源，工人和僱主之間的衝突卻被掩蓋了。這種方法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賀錦麗認為這種不切實際的寓言故事沒有反映現實。他在大學圖書館偶然發現了一本 20 世紀 30 年代的書《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這是劍橋大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論文集。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理論的普適性，而多布則強調歷史、階級衝突和帝國主義。

賀錦麗已經熟悉了兩位更著名的劍橋經濟學家的作品：凱恩斯和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他們都深受大蕭條的影響。在凱恩斯 1936 年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他挑戰了資本主義經濟具有自我修復能力、政府只能置身事外的傳統觀念。他認為，經濟衰退時期需要財政刺激政策——這一見解為西方國家戰後資本主義時代奠定了思想基礎。

羅賓遜更進一步；她認為大蕭條已經讓自由市場經濟失去人心，必須徹底取代它。（1933 年，當她在劍橋大學擔任助理講師時出版了一本開創性的書，講述了在所謂的競爭市場下，價格和工資水平是如何被大公司控制的。）在戰後的幾十年裡，她和她的同事們試圖將凱恩斯的基本見解（不能僅依靠市場力量來穩定經濟）擴展到對增長和不平等等長期問題的理論研究。

賀錦麗對劍橋經濟學的興趣在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 來到伯克利擔任客座教授時進一步加深。阿馬蒂亞·森現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但當時還是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一名年輕教員。森的博士導師是多布，因此賀錦麗邀請他加入自己論文的審查委員會，這篇論文研究牙買加經濟的通貨膨脹、資本積累和增長。森和賀錦麗談論了劍橋經濟學，並向他介紹了義大利學者皮耶羅·斯拉法 (Piero Sraffa) 的一本書。斯拉法自 20 世紀 30 年代逃離墨索里尼政權後，一直是該校三一學院的研究員。

斯拉法的著作出版於 1960 年，代表了超越新古典理論的雄心：它使用現代數學技術來復興和擴展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理論，大衛·李嘉圖是 19 世紀早期的英國人，他關於租金和工資的著作影響了當時包括馬克思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李嘉圖將社會分為三個相互競爭的階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展示了地主如何通過佔有土地這一稀缺資源，並收取租金來獲取經濟剩餘的最大份額。讀完斯拉法的著作後，“我知道我必須去劍橋”，賀錦麗回憶道。

1966 年，賀錦麗在伯克利獲得博士學位的同一年，也就是他的大女兒卡瑪拉出生兩年後，他作為訪問學者在康河畔的古老大學城度過了一段時間，見了多布與羅賓遜。羅賓遜當時參與了所謂的“劍橋資本之爭”（Cambridge capital controversy），這場論戰使他們與一些著名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對立起來，其中最著名的是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和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他們都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儘管雙方名義上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但他們之間卻產生了很大的敵意和怨恨。

表面上看，“劍橋資本之爭”的焦點是物質資本（工廠建築、機床、電腦等）的本質，以及是否有可能出於理論和實證目的，將這些部分彙總為一個整體，並為其貼上美元數字。美國劍橋隊的回答是肯定的。英國劍橋隊則是否定。

但分歧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方法論和意識形態差異。在薩繆爾森、索洛和許多其他麻省理工學院式的凱恩斯主義者所依賴的新古典主義經濟模型中，工資由工人的生產力決定，利潤反映資本的生產力：高生產力工人的工資高於中等生產力工人，而提高生產力的新投資會產生更高的回報率。事實上，這些關係可以用一個數學方程來描述，即所謂的“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在這個框架中，工人和資本家遠非對立，而是作為“生產要素”處於平等地位。市場力量確保他們都根據生產力獲得回報，而生產力最終由技術狀態決定。剝削和階級鬥爭與此無關。英國劍橋的凱恩斯主義者對這一理論猶豫不決。尤其是羅賓遜，將新古典主義方法視為對資本主義制度和不平等問題的幾乎不加掩飾的合理化。由於對麻省理工學院團隊成員盜用凱恩斯主義者的綽號感到憤怒，她開始稱他們為“混蛋凱恩斯主義者”。

儘管賀錦麗的經濟觀點越來越與羅賓遜保持一致，但他告訴我，這些交流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思想上的交流。“對觀點進行批判性思考是一種文化規範，在任何有待辯論的問題上，各方都接受並歡迎這種做法，”他接著說，這種環境“與我在美國所經歷的一些同事（包括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反應（思想封閉、居高臨下，甚至充滿敵意）形成了鮮明對比。”

英國凱恩斯主義者也對他表示歡迎。英國經濟學家約翰·伊特韋爾（John Eatwell）當時是劍橋大學一年級的教員，他回憶說：“我認為他的優勢之一是，他比劍橋人更瞭解美國的經濟敏感性，後者傾向於閱讀他們自己、薩繆爾森和索洛的著作，僅此而已。”賀錦麗很快就受到“劍橋經濟學團隊”的歡迎，伊特韋爾回憶道。“他成為該領域分析能力最強的作家之一。”

賀錦麗回到美國後，專注於將後凱恩斯主義方法（主要以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的模式發展而來）應用於印度次大陸和加勒比地區等發展中地區。在他的論文中，他強調了發展中經濟體的某些結構性特徵，例如農業部門的龐大以及進口先進機械的資金短缺，他認為這些特徵可能會阻礙經濟增長。這些特徵在簡單的新古典模型中沒有出現，賀錦麗的目標是超越這些模型。

1968 年，賀錦麗被任命為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終身教授。他再次訪問劍橋大學，並於 1970 年獲得福特基金會獎學金（ Ford Foundation fellowship ），前往在印度經濟學領先的德里經濟學院（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學習。此時，劍橋資本之爭已逐漸平息——雙方都聲稱自己獲勝——但經濟學界仍然因通貨膨脹、工會和開發中國家貧困等問題而爭論不休。賀錦麗還與瓊·羅賓遜重逢，後者即將退休，但仍在公開辯論中發表重要言論。她直言不諱地批評冷戰、越戰以及芝加哥大學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市場經濟學說。

1972 年，賀錦麗接受了斯坦福大學的聘任，幫助研究生課程建立一個名為“經濟分析的替代方法”（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Economic Analysis）的新領域。當時有反戰抗議活動，一些學生要求擴展經濟學教學大綱，納入激進的經濟學方法。《斯坦福日報》（The Stanford Daily）在頭版以“馬克思主義者獲經濟學職位”為標題報導了賀錦麗被聘為全職教授的消息。（應該指出的是，在七十年代，對馬克思理論的興趣並不侷限於極左派。保羅·薩繆爾森在他廣受歡迎的教科書中引入了關於馬克思的一節，他寫道：“直到最近，即使是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也學不到任何關於卡爾·馬克思的東西，他們只認為他是一個不健全的人，這令人憤慨。”）

賀錦麗還教授一門名為“資本主義發展理論”的本科課程，該課程強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他還舉辦了一場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生研討會，聽眾包括經濟系以外的學生。每周三下午都會有不同的演講者發表演講，主題包括奴隸制、契約勞工和殖民主義對土著人民的影響等。演講結束後是長時間的討論，討論經常延續到附近的一家名為楚師傅（ Chef Chu's）的中餐廳。

我最近採訪了兩位在斯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參加賀錦麗研討會的經濟學家：奇蘭吉布·森（Chiranjib Sen）和吉塔·森（ Gita Sen），兩人是夫妻。“斯坦福大學的的主流是新古典主義，我們很多人認為它不現實，唐就像一股清新的空氣。它讓我們瞭解到資本主義歷史演變的大量歷史事實。”吉塔·森後來成為健康和性別經濟學方面的知名專家，並擔任聯合國高級顧問，他回憶說，賀錦麗“不喜歡寬泛的概括。他敦促人們不要以政治經濟學的名義胡編亂造，要真正理解爭論的含義。我個人認為他是我最優秀的老師。”

當時，許多左翼經濟學家都參與了反戰運動和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該聯盟由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和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學生和教師於 1968 年創立。賀錦麗沒有加入該組織，也沒有參與公開抗議活動。“我認為他總是小心翼翼地與學生中最狂熱的激進主義保持距離，”數學經濟理論家、賀錦麗的同事鄧肯·福利 (Duncan Foley) 告訴我。儘管如此，賀錦麗的種族使他在校園裡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以前從未有過黑人教授。”奇蘭吉布·森回憶道。吉塔·森說，賀錦麗不僅是黑人，而且是牙買加人，這對她和斯坦福大學的其他海外學生來說尤其重要，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來自前殖民地。“我們對他有一種歸屬感，”她說。

在賀錦麗的理論著作中，他並沒有過多關注種族問題，但他偶爾也會寫一些關於種族的文章，他的貢獻表明他願意挑戰主流。在 1972 年發表在《黑人政治經濟學評論》（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的一篇文章中，他反對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等多位黑人領袖以及一些左翼學者提出的一個論點，即貧窮的黑人社區可以被視為“內部殖民地”，被缺席的白人企業主所利用。賀錦麗承認“經典的殖民狀況與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在形式上存在相似之處”，但他認為，這種比較掩蓋了重要的“特定歷史條件”，並導致了關於改善黑人社區最佳方式的錯誤結論。“例如，有一種說法認為，黑人經濟和黑人國家是建立在維持黑人隔離地位、把黑人與整個體系隔離開來的基礎之上的，”他告訴我。“我不同意這一點，如果你與經濟體系的其他部分沒有聯絡，你怎麼能生存呢？”

賀錦麗並非聚焦特定的社區及其問題，而是關注黑人在美國經濟中扮演的整體角色。奴隸制結束後，無論才能和工作習慣如何，他們都被排除在好工作之外，被迫接受低技能、低工資的工作。而且，這還是在他們有工作的情況下：黑人的失業率遠高於白人。賀錦麗認為，克服歧視、縮小種族收入差距的重點在於，“白人和黑人在就業和失業問題上機會平等”以及“加強工人階級的地位”。如果不解決這些更廣泛的問題，就算建立更多黑人所有的公司——這是“內部殖民地”理論支持者主張的補救措施——也不會產生太大影響。

賀錦麗的大部分研究仍然聚焦如何創造並分配經濟價值，當年正是這些問題激發了“劍橋資本之爭”。回顧那段時期，他在 1980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羅賓遜一派已經證明了，利潤由生產率決定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賀錦麗說得對。1966 年，在爭論最激烈的時候，保羅·薩繆爾森本人承認，新古典主義生產理論是一個“寓言故事”。英國劍橋大學團隊將薩繆爾森的讓步視為重大勝利。但在實際操作中，麻省理工學院的凱恩斯主義者最終站了上風。儘管對手在他們的理論框架中挑出了漏洞，但大多數經濟學家仍然依賴它。“這很奇怪，”約翰·伊特韋爾評論道。“就好像有人證明了地球是圓的，但每個人都繼續假設它是平的。”

新古典主義方法之所以能存活下來，原因之一是，無論其理論合理性如何，為不同形式的資本（從拖拉機到儲存晶片）賦予美元價值，都使得實證研究變得容易得多。“劍橋觀點意義深遠。資本是無法聚合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告訴我。“但這只是一個幫助你做更多工作的簡化假設。”在一篇被廣泛引用的論文中，索洛利用新古典主義工具包，能夠估計並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巨大貢獻——這一發現表明，政府應盡一切努力鼓勵科學研究和創新。正如 70 年代在斯坦福大學認識賀錦麗的新學院經濟學家鄧肯·福利向我解釋的那樣，羅賓遜和她的同事們沒有這樣“決定性的經驗反例”。到了 80 年代，他們提出的理論模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

與此同時，賀錦麗繼續專注於批評和尋找新古典主義的替代品。在1978 年獻給他兩個女兒的書中，他研究了從李嘉圖和馬克思，到斯拉法和羅賓遜以及新古典主義的各種經濟發展理論。正如他的書名“資本積累和收入分配”所示，他將經濟蛋糕如何分配的問題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1978 年，當唐出版他的書時，在許多主流經濟學文字中你根本找不到‘不平等’和‘分配’這兩個詞”，鄧肯·福利指出，這種分配問題的省略不僅產生了理論影響，它還具有重要的現實後果：“唐研究的所有模型，無論是從斯拉法還是馬克思的角度來看，都揭示了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對立關係。那裡沒有主流經濟學家的位置。他們認為工資是由技術決定的。這就是他們從 20 世紀 90 年代到 21 世紀都理解不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影響的主要原因。”

例如，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預測，勞動力和資本在總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將長期保持不變。幾十年來，美國經濟的資料表明情況確實如此。但在 2001 年至 2010 年間，勞動力在總收入中所佔的份額下降了約 5 個百分點，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下降幅度如此之大。經濟學家仍在爭論是什麼導致這一戲劇性轉變，但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是，將工作轉移到開發中國家的現實威脅，嚴重削弱了美國工人的議價地位，使他們更難從僱主那裡獲得加薪。另一方面，全球化提高了企業利潤。收入分配嚴重不利於勞工，是引發民粹主義政治反抗的因素之一。歷史戰勝了新古典理論。

賀錦麗沒有預測到這些結果，他也不是唯一一個質疑索洛模型的人。（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建立了新的增長模型，在某些方面更注重實際。）但他對主流正統觀點的懷疑得到了證實。賀錦麗強調了分配衝突，而當時很少有正統經濟學家這樣做。在回覆我時，他說他在書名中加入“收入分配”是為了強調它被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忽視的事實，並強調“由李嘉圖闡述（並由馬克思進一步發展）的原則，即剩餘的分配和使用是理解經濟結構和運動的關鍵。”

20 世紀 80 年代，賀錦麗不再從事理論研究，而是開始參與政策辯論，尤其是在牙買加。牙買加自 1962 年脫離英國獨立以來，經濟一直舉步維艱。“我強烈地感覺到，國家的獨立和自治並沒有改善牙買加人民的生活，這是我的使命召喚，”賀錦麗告訴我。歷屆牙買加政府都曾試圖通過擴大再分配計畫和其他經濟干預措施來減少貧困和收入不平等。但這一戰略並沒有顯著提高大多數人口的生活水平，卻使政府債務激增。（1984 年，政府債務佔 GDP 的比例超過了 200%）。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監督下，牙買加實施了一系列痛苦的“結構調整計畫”，包括削減預算和增加稅收。

在牙買加和許多其他前殖民地，一些政客和左翼評論員將經濟困難歸咎於殖民遺留問題——新獨立的國家幾乎沒有自己的資本，仍然嚴重依賴外資企業。事實上，有一整套左翼經濟學理論稱之為依賴理論，其追隨者認為開發中國家應該徹底擺脫國際資本主義。賀錦麗承認牙買加經濟面臨的歷史挑戰，包括缺乏資本、製造業薄弱以及過度依賴鋁土礦和糖等初級產品的出口。但他認為國家自己也承擔了部分責任。“同樣明顯的是，政府自身的行動在很多方面導致了經濟持續低迷，特別是市場扭曲、組態效率低下、尋租和腐敗，”他在2012年一篇關於如何刺激長期增長的報告裡寫道，“沒有什麼比缺乏財政紀律更明顯的治理失敗了，這導致了公共債務的大量積累，現在嚴重限制了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選擇空間。”

鑑於牙買加面臨的挑戰，賀錦麗認為需要制定新的經濟戰略。在一系列政策檔案中（其中一些是與其他人共同撰寫的），賀錦麗倡導一項旨在讓牙買加以更有利的條件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計畫。該計畫包括削減預算赤字，同時為私人投資提供財政激勵，擴大公共基礎設施，發展有潛力促進出口增長的製造業。“我清楚地看到，總體目標是建立一個正常運轉的資本主義經濟，由追求利潤的私營企業管理生產和投資，政府則積極提供有利的合作環境和政治領導，”賀錦麗告訴我。

他所建議的一些政策，例如財政緊縮和對外資開放，是《經濟學人》等親資本主義、親自由市場的出版物長期以來所倡導的政策。其他政策，包括針對個別行業的發展，則受到干預主義的亞洲虎模式的啟發——最近已被拜登政府採納。賀錦麗堅稱，他的政策建議與他之前的理論工作（包括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之間沒有矛盾。儘管馬克思致力於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但他也強調了以私有財產和利潤動機為基礎的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中，資本主義必須充分發展，然後才能用社會主義和最終的共產主義取代它。“我從馬克思作品中得到的基本教育是，需要資本主義來‘使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發展成熟’”，賀錦麗在自傳文章中寫道。

我問賀錦麗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對於“社會勞動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的經濟體，比如美國，有什麼適當的政策。他說，他不想捲入當前的政治辯論，但他對人工智慧的發展如何加劇現有的社會分化很感興趣。他說，美國正處於“第四次工業革命”之中，這可能會創造出一個這樣的經濟體——擁有人工智慧技術的人賺得多，而缺乏這些技能的人收入很少。最大的政策挑戰是試圖更均衡地分配這些收益，避免群體衝突。但在賀錦麗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政治話語沒法解決這個問題”，“你會陷入極端的權術和黨派之爭”。這是一個政治答案嗎？也許是。但這也凸顯了賀錦麗關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在當今的政治和政策辯論中，如何棘手卻關鍵。事實上，如果過去幾十年證明了什麼的話，那肯定是以高科技為動能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不平衡發展”。賀錦麗所屬的非正統經濟學派當然不能回答全部問題，但它提出了一些正確的問題。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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