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在紐約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表示，越南與美國“非常接近”達成貿易協議。

談到外界對中國商品借道越南進入美國的質疑，他明確表示：“我們不接受貨物轉運。”商品必須在越南實際生產，並達到相關標準。

這裡所說的“轉運”，指商品沒有在越南發生足以改變原產地的加工，卻以越南產品名義進入美國，從而規避針對原產國的關稅。某種程度，這句話也是說給投資越南的中國企業聽的。

越南處在中國供應鏈和美國消費市場之間。中國是越南重要的裝置、原料和零部件來源，美國則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場之一。中美貿易摩擦後，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將部分生產轉移到越南，越南出口能力隨之擴大，美國對“中國商品經越南改變身份”的懷疑也不斷上升。

這種懷疑已經進入關稅和執法安排。2025年，美國將越南原產貨物的“對等關稅”稅率定為20%；被美國海關認定為通過轉運逃避關稅的貨物，則可能適用40%的附加稅率，並面臨罰款及原產國相關稅費。

2026年，美國又以越南未建立並有效執行強迫勞動產品進口禁令為由，對多數越南商品採取12.5%的301附加關稅，另有產品例外。越南同時還面對美國以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執法為由啟動的301調查。

因此，蘇林想讓美國相信：從越南出口的增長主要來自真實製造。只有建立這種信任，越南才有可能爭取更穩定的市場准入和關稅安排。

第一類，是沒有實質生產、主要從事換包裝、換標籤和重新申報的企業。

蘇林表態以後，越南更有動力加強查處這類業務。企業可能面對原產地證書被拒、貨物扣留、補稅、罰款，甚至刑事調查。

越南還可能加強對進口數量、裝置能力、用電、用工和出口規模的比對。一個只有少量工人和簡單裝置的工廠，如果短期內出口大量與中國進口貨物高度相似的產品，將很難作出合理解釋。

第二類，是在越南進行簡單組裝，但關鍵部件和主要價值仍來自中國的企業。

這類企業有廠房、有工人，也確實開展了生產，卻處在最不確定的位置。美國判斷原產地，並不只看貨物在那裡完成最後一道工序，也不必然接受越南簽發的原產地證明。它還會考察關鍵部件來自那裡、工序是否複雜，以及加工有沒有改變產品的名稱、性質或用途。

美國海關曾對不同電機生產方案作出不同判斷。如果定子、轉子等關鍵部件在越南製造，其他中國部件在當地完成裝配，產品可能被認定為越南原產；如果核心部件均來自中國，越南只進行簡單組裝，原產地仍可能被認定為中國。

第三類，是已經在越南形成完整或較完整生產能力的企業。

這類企業受到的影響並不完全是負面的。越南要向美國證明本國製造的真實性，反而會更需要能夠帶來裝置、技術、就業、稅收和本地採購的長期投資者。擁有完整工序、穩定員工和可核驗生產記錄的中國企業，更可能被越南視為應當保留的製造能力。

但“真實生產”只能解決轉運和部分原產地問題，不能保證美國關稅長期不變。企業仍可能面對針對越南產品本身的反傾銷、反補貼、301或行業性關稅。

博威合金的越南海陽電池片項目就是例子。項目有真實產線，原計畫向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工廠供應電池片，再在美國製成元件。但美國後來對越南太陽能產品作出新的反傾銷、反補貼認定。公司披露，其相關產品面臨307.78%的“雙反”稅率，項目試產後無法對美銷售，並計提約7.03億元資產減值。

蘇林的表態最終會傳導到企業的投資方式。企業需要回答一系列更具體的問題：

決定產品性能的核心部件在那裡製造？越南工序佔多少成本和工時？當地員工完成了那些具有技術含量的操作？工廠的裝置、用電和產能能否支援申報的出口數量？中國進口原料與越南出口成品之間能否對應？

這會推動部分企業增加越南本地採購、擴大關鍵工序、培養當地管理和技術人員，也會迫使另一些企業重新計算成本。

此前，路透社報導過杭州戶外家具出口商 Jin Chaofeng 關閉胡志明市車間並把生產遷回中國，就是因為越南難以提供完整配套，連螺絲和杯架模具都要從中國運入。

浙江省貿促會記錄的一家紹興針織企業，則因勞動效率、面輔料進口、停電和管理成本等問題，最終在經營八年後虧損關停。

這些案例說明，增加越南本地價值，要在當地重新建立供應鏈。只為規避關稅而設立的工廠，未必承擔得起這種成本。

蘇林表態以後，最直接的變化或許體現在合規證明檔案上。

企業需要保留從原料進入越南到成品出口的完整證據，包括供應商來源、物料清單、工藝流程、裝置產能、工資與考勤、能耗、庫存變化和物流記錄。合同中也應明確供應商的原產地陳述、資料提供義務、審計權和錯誤申報後的追償責任。

可以說，蘇林“不接受轉運”的承諾是越南為了保住美國市場而作出的監管選擇。它不會阻止中國企業繼續赴越投資，但會加快中國企業在越南的分化。  (經濟學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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