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America Chose Not to Hold the Powerful to Account美國的國家精英免責計畫。作者：亞當·瑟韋爾（Adam Serwer）插圖：Paul Spella/《大西洋月刊》。圖片來源：Getty。發佈日期：2026年2月25日在世界範圍內，有權有勢的人物正因其行為而面臨後果。巴西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因企圖發動類似“1月6日”式的政變推翻政府而被定罪；韓國總統尹錫悅也遭遇同樣命運。波蘭前副司法部長馬爾欽·羅曼諾夫斯基因涉嫌濫用公共資金而躲進了匈牙利。前安德魯王子——安德魯·蒙巴頓-溫莎成為幾個世紀以來首位被捕的英國王室成員，他被指控與已故性交易金融家傑佛瑞·愛潑斯坦的關係涉及犯罪行為。他們很不幸，不是美國人。否則，他們很可能早已逍遙法外。看待唐納德·川普崛起的一種方式，是將其視為美國領導階層幾十年來對“問責制”理念的反撲的一部分。自理查德·尼克松被迫辭職以來，兩黨中的權勢人物一直不遺餘力地確保他們的領導人能夠逃避行為後果。川普既逃脫了輕微罪行的懲罰（如競選財務違規，他雖被定罪，但因2024年勝選而無需入獄），也避開了重罪追責（如2020年選舉失利後企圖推翻聯邦政府的行為，最高法院授予其“君王式豁免權”使其免於起訴）。這不僅僅是關於川普的問題；他的免責是整個社會長期努力幫助富人和權貴逃避犯罪懲罰的產物。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以“治癒國家”為名赦免了他的前任，卻無意中確立了一個先例：行政違法不算犯罪。里根政府在“伊朗門”醜聞中公然違反聯邦法律，向伊朗政權出售武器，並用所得資金支援尼加拉瓜的反共死亡小隊。老布什，這位前中央情報局局長，赦免了幾乎所有捲入“伊朗門”事件的官員——這一舉動得到了許多美國人的支援，因為他們認為對抗GC主義可以為極端手段辯護。小布什政府在“反恐戰爭”中屢次違法，但幾乎無人承擔後果，因為許多美國人相信打擊恐怖主義可以為極端措施開脫。比爾·克林頓在宣誓下作偽證，遭到彈劾，隨後被參議院宣告無罪——許多美國人也支援這一結果，因為他們同情他在婚外情問題上撒謊的行為。此後，國會以兩黨共識決定受夠了特別檢察官對行政部門的調查。巴拉克·歐巴馬承諾“向前看，不向後看”，不僅關閉了對行政違法行為的起訴大門，也未能追究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及隨後大衰退的責任人。當國會和總統府竭力將行政部門置於法律之上時，最高法院也盡其所能，確保反賄賂和反腐敗法律幾乎無法執行。通過一系列關於競選資金的裁決，羅伯茨大法官確保了富人可以在不正式違法的情況下試圖收買選舉。結果是，政客們欠下了數百位億萬富翁的人情，這些人在每個選舉周期都投入巨額資金。在美國，要想被判定犯有賄賂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例如紐澤西州前民主黨參議員鮑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z），他在家中藏匿金條被發現後，因代表當地企業和埃及出售影響力而被定罪。川普首次上任時，完全暫停了對外國賄賂案件的執法——但有跡象表明，他打算重啟此類起訴，將其作為打擊政治對手的武器。這種對反腐敗法律的侵蝕往往是一項兩黨共同推動的工程。2016年，弗吉尼亞州前州長鮑勃·麥克唐納（Bob McDonnell）因收受捐贈者禮物而被判賄賂罪，但該判決被美國最高法院一致推翻。自此，羅伯茨法院逐步瓦解反腐敗法律。2024年，在“斯奈德訴美國案”（Snyder v. United States）中，最高法院裁定聯邦法律並不禁止事後因“官方行為”而接受“餽贈”。這不僅對政客有利，對那些享受著由在法院有利益訴求的億萬富翁資助的奢華生活的法官們來說，也同樣便利！羅伯茨法院試圖將白領犯罪合法化的邏輯，最終導致了“川普訴美國案”。該案於2024年裁定，總統在履行“官方職責”過程中基本上可以犯下任何罪行，並成功保護川普乃至未來總統免受對其任內任何“官方”行為的聯邦刑事起訴。右翼大法官們荒謬地將此包裝為“保護民主”，而非削弱民主。儘管其中一些裁決比其他更具辯護空間，但它們共同揭示了一種精英階層的團結模式：有權有勢者確保同類很少面臨真正的後果。“MeToo”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可被視為對這種精英免責文化的短暫反抗。由於缺乏正式的申訴管道，大量民眾要求那些利用地位脅迫他人發生性關係的老闆和名人，以及濫用職權殺人卻無需擔責的警察，為其傷害他人的行為付出代價。但這些運動未能持久。針對它們的反彈反而助長了一種川普式的懷舊情緒，懷念那個性侵犯和警察暴行容易被合理化甚至根本不被討論的“美好舊日”。這種懷舊也解釋了為何對問責的呼籲會引發如此極端的反應——許多有權有勢的旁觀者表現得彷彿剛剛躲過羅伯斯庇爾和斷頭台，並致力於通過審查與之相關的言論來防止此類運動再次出現。愛潑斯坦檔案曝光後也曾激起類似的憤怒浪潮，不過這一次，焦點已從早期運動所強調的制度變革，轉向了黨派間的相互指責。這並不是說富人和權貴從未被問責。梅嫩德斯就是一個反例，而愛潑斯坦本人也是一位億萬富翁，最終死於牢房之中。但只有當記者朱莉·布朗（Julie Brown）揭露了愛潑斯坦罪行的全貌以及執法部門數十年來對其寬大處理的態度後，當局才認真對待其罪行。不幸的是，許多本應對這套免責體系感到憤怒的美國人，卻將怨恨轉向了窮人和弱者，支援一個殘酷無情的刑事司法系統：嚴厲懲罰社會經濟底層的人群，同時讓頂層的許多人完全免於問責。所以，你遇到過幾次死亡小隊屠殺或婚禮炸彈襲擊？沒關係，那是美國對抗恐怖主義所必須做的。如果你是川普政府的移民沙皇湯姆·霍曼（Tom Homan），甚至可以收下便衣聯邦調查局特工遞來的一袋現金而不受懲罰。但如果你簽證過期或做了墮胎手術，那你就活該受到法律嚴懲。川普本人也可被視為從最後一處美國權貴似乎仍需面對問責的地方——輿論法庭——的反撲中受益。川普及其他權貴人物向公眾提出了一項交易：“讓我們為所欲為，你們也可以。”“他們投票支援自己獲得免責權，同時將專制的暴力施加於他們所憎恨的一切人身上：女同、骯髒的搶工作移民、邪惡變態的跨性別者，等等，”凱瑟琳·亞歷杭德拉·克羅斯（Katherine Alejandra Cross）在《自由潮流》（Liberal Currents）中寫道，描述川普隱含的交易，“國家暴力的殘酷本應只針對他們的意識形態敵人。作為交換，川普選民將永遠不必再承受責任帶來的屈辱折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也提供了一項隱性交易：你不僅可以仇視任何讓你不爽的群體，而且所有人都必須愛你、尊重你。這是一個無法兌現的承諾——就連川普也沒能迫使嘲笑他的喜劇演員閉嘴——但政客們總是做出不可能的承諾。許多美國人滿足於通過川普的免責權來獲得替代性滿足，即使他們自己無法分享這種特權。我無意誇大美國在擁抱精英免責方面的獨特性。巴西和韓國在捍衛民主完整性、抵制權貴腐敗方面堪稱例外。但它們也從未自詡為“不可或缺的國家”、“山巔之城”或所有其他民主國家應效仿的典範。為何世界其他地方的權貴會面臨後果，而在美國卻極少如此？答案在於：精英免責已成為一項美國的國家工程。我們或許需要重新定義“美國例外論”。我們不再有“新政”（New Deal），而是有了“白領犯罪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 for white-collar crime）、“行政違法的新邊疆”（New Frontier of executive lawbreaking）、“不讓任何一個富人罪犯被抓”（No Rich Crook Left Behind）。我們大多數人甚至尚未意識到這一點。然而，這一直是富人和權貴的優先事項，他們成功說服了相當數量的美國人相信自己也能享有同樣的特權。但他們不會。本文作者Adam Serwer是《大西洋月刊》的專職撰稿人。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