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兒鑫磊，你的今天沒有父親的付出，是不可能的，就算你考上了墨爾本大學，沒有父親給你的經濟基礎，你也是不可能出國的……”當父親第8次說出這番話的時候，王鑫磊（化名）的心裡已經毫無波瀾，他任憑視訊另一頭的父親繼續翻開密密麻麻的手寫帳本：大姑15000元、三舅2000元、王廠長10000元……這些帳以後你都要還的，如果不是你父親的人脈，你是沒有錢出國的。掛斷了微信視訊後，身穿黃色反光馬甲的王鑫磊戴上頭盔，騎上某送餐平台的電動自行車，繼續穿行在墨爾本市中心的非機動車道上。說是非機動車道，只不過是一條被白色線從機動車道上劃分出來的細長輔道，中間並無防護欄。在市中心的茫茫人海和飛馳而過的車輛中，這條路似乎越來越窄，就像王鑫磊的未來一樣，消失在遠處的一個圓點。其實像王鑫磊這樣在學業和零工之間奔波的留學生並不是少數。澳洲教育部資料顯示，截止2025年中旬，在澳洲註冊入學的留學生人數達到了74萬人，比2024年同期增長32.14%。而這些留學生的勞動參與率（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約為53%。這也就是說，在所有國際留學生中參與工作或在積極找工的人數大約在37萬人左右。如果要再謹慎評估一下的話，那麼實際參與工作的留學生人數遠遠超過37萬，因為教育部和澳洲央行（RBA）的統計中並沒有包含現金工和黑工。“我沒覺得不好意思，自食其力，勤工儉學吧……人比人氣死人，同學裡開McLaren的和大G的都有，但人家父母努力的時候，咱也沒看見，是不？”王鑫磊告訴《澳洲財經見聞》記者，真正讓自己吃不消的，是幾乎從不停歇地在學業和謀生之間奔波。這種在國內親友眼裡是“狀元”，實際上在澳洲從事底層體力勞動的“雙重身份”落差感，就像涼透了的外賣麻辣燙一樣——特別不是滋味兒。按照澳洲移民局的規定，持有學生簽證的留學生在學習期間的工作時長上限是每兩周48小時（即平均每周24小時），在放假期間則不限。雖然2022年曾短暫放寬至不限時，以緩解勞動力短缺，但2023年起又恢復限制。表面看，這是為了確保學生有足夠精力學習，但現實是：不少留學生超時打工已是公開的秘密。和王鑫磊走一條路的，同樣不是少數。這些留學生主要集中在餐飲、零售、清潔、倉庫和送餐等行業。對用工方而言，留學生願意接受靈活排班和辛苦工作，是廉價且穩定的勞動力；對留學生而言，除了經濟上的需要，也有“融入社會”的心理驅動力。於是，法律規定與現實需求之間，形成了某種灰色的共識。而他們堅持打工的原因，不外乎自食其力、勤工儉學。如果要說還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少數的家長會把澳洲的工資折算成人民幣，獲得一種留學投資被套牢期間的類似分紅的慰藉。根據澳洲統計局（ABS）2024年8月的《員工收入報告》可見，留學生所集中的餐飲、零售、清潔、倉庫和送餐等行業，其時薪均在19.94~32澳元之間，其中餐飲配送行業的時薪偏差較大，在25~32澳元之間。雖然人力資源公司Seek、Indeed和PayScale改採集得出的資料稍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沒有簽證限制（兩周48小時）的情況下，全職去拼這些崗位，也能換來每年6~7萬澳元的年薪。而按照澳元兌人民幣4.75的匯率計算，這些半工半讀的年輕人們就已經輕鬆達到年薪30萬人民幣的門檻。但是，在澳洲高昂的生活成本擠壓下，這些零工賺來的生活費可謂杯水車薪。近幾年來，澳洲經歷了一輪明顯的物價上升：CPI 在 2022 年末達到高點，2022 年第四季度全年通膨率曾高達 7.8%，隨後才逐步回落到 2024 年的低位，但這段高通膨期已經把許多基本生活的成本推上了頂峰。其中對留學生影響最大的，是持續上漲的住房成本。權威房產機構與資料監測顯示，自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澳中位租金已經累計上漲約 36.1%（相當於中位租金每周多出約 A$171，約合每年多出 A$8,884）。在一些大城市，租金漲幅和絕對水平尤其刺眼：比如 2024 年中，雪梨市區的房屋中位周租曾高達 A$750，墨爾本的中位周租也在 A$550–$585 的區間徘徊。所以，“澳洲留學打工年入XX萬”，也只不過是紙面上的顱內高潮。如果說拚命打工是家境貧寒的留學生們的放手一搏，那麼因為過度打工而掛科就是逆襲失敗後的當頭一棒。按照3年全日制課程，比如商科，來計算，每“掛掉”一門的學費平均在4,000~7,000澳元之間（折合1.9~3.3萬元人民幣），而這筆費用遠遠不是幾百次送餐能夠彌補的。一旦失衡，將墜入萬丈深淵。而對於經濟條件較差的學生家庭來說，本已滿載著家庭期盼和債務的雙肩，將不得不背負更加稱重的負擔。這也揭示了惡性循環背後真正的問題——這種通過舉債來押注孩子逆襲來實現家族階級躍遷的豪賭，到底有多少成功率？而即便成功，所付出的實際代價到底又有多昂貴？在採訪結束時，鑫磊告訴記者：“日子總得往下過……等把父親欠下的錢還完了，我只想平平凡凡過一生，我想找個地方點份外賣，吃一頓不用和時間賽跑的飯。” (澳洲財經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