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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務》|強者行其所能為,弱者忍其所必受
修昔底德真正的權力觀。 如今,在許多人眼中,世界似乎已成一座叢林,只受一條法則支配。自2025年重返白宮以來,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不僅把美國力量變成一場炫目的強權表演,襲擊加勒比地區所謂毒品走私者,綁架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洛,轟炸伊朗,甚至威脅盟國主權,而且還把這種做法奉為一項原則。川普把馬杜洛被抓稱作對“始終決定全球權力格局的鐵律”的證明。白宮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也在1月作出類似表述,聲稱世界“由武力支配”,“由權力支配”,並說“這些就是自時間開端以來支配世界的鐵律”。觀察人士從這些直白而粗糲的表述中聽出了修昔底德的回聲。這位古代雅典貴族常被視為冷峻乃至冷血的現實主義學說的第一位倡導者。他的宏偉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述了公元前5世紀雅典與斯巴達之間那場持續數十年、終以雅典敗亡告終的戰爭,其中寫下了那句著名的話:“強者可以做他們能夠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們必須忍受的一切。” 這句名言出自書中一個重要篇章,即“米洛斯對話”。在這段文字中,雅典代表對米洛斯島的使節步步緊逼,迫使他們屈服。雅典人未能說服米洛斯人接受無條件投降後,便殺死島上所有成年男子,並把婦女和兒童賣為奴隸。長期以來,修昔底德關於米洛斯的這段敘述一直被引用,用來證明世界幾乎不受任何東西支配,真正支配一切的幾乎只有實力本身,以及實力被如何動用;它也被用來證明,這位傑出的雅典將軍、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本人正是這樣理解世界。幾代學習國際關係的學生,都被指定閱讀這部巨著中這些脫離語境的片段,並被告知這正是修昔底德留給後人的教訓。今天,一批評論者開始讚頌或哀嘆美國外交政策中所謂“修昔底德式轉向”。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1月發表的文章《川普如何贏得達沃斯》中明確援引“米洛斯對話”,借此宣揚川普作為修昔底德式現實主義者的勝利,並斷言在米洛斯,“現實主義者取得了一場壓倒性勝利”。 但這種對“米洛斯對話”及其作者的理解,從根本上顛倒了修昔底德的意思。修昔底德反覆提到強者擁有為所欲為的自由這一觀念,但他從未認可這種觀念。恰恰相反,仔細閱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會看到一種相當不同的看法。修昔底德留給我們的主要教訓之一,是強者的野心可能導致自身毀滅。修昔底德剛剛記錄下雅典使節那些致命話語以及隨後對米洛斯的毀滅,緊接著便用很長篇幅描述雅典在西西里發動的災難性遠征,而這場遠征最終導致雅典戰敗、斯巴達取勝。從這個角度看,“米洛斯對話”並不是國際關係中力量具有偉大德性的證明,而是覆亡前驕矜的一個例證。
美《外交事務》披露:“早在川普動手前,馬杜洛就已答應所有條件”
【導讀】當地時間1月3日凌晨2時許,美軍“三角洲”特種部隊突入委內瑞拉首都近郊的一處軍營住所,拖走熟睡中馬杜洛夫婦。約3小時後,川普在社交媒體公開宣佈,已成功抓獲馬杜洛夫婦並“空運出境”。“絕對決心行動”震驚世界,其影響不僅在於抓捕之迅速、手段之激烈,更在於以軍事行動逮捕一國總統的行為,面臨嚴重侵犯他國主權的爭議。本文指出,此次行動是川普政府內部權力拉鋸的結果,即以盧比歐為代表的“強硬派”,取代了特使格雷內爾的談判路線。作者認為,所謂“推動政權更迭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的說法難以成立。委內瑞拉雖擁有全球最大石油儲量,但馬杜洛在2025年夏季的談判中,幾乎已滿足美方全部經濟訴求,堪稱數十年來所謂“外國敵對勢力”向美國政府作出的最優厚讓步。對於委內瑞拉的未來,作者警告稱,即使美國初期行動得手,一個由外部勢力扶植的領導人也將面臨合法性危機和武裝抵抗,使美國陷入又一場難以脫身的長期衝突。本文認為,川普的行動存在三大矛盾:一是違背其“結束無休止戰爭”的政治承諾,二是與打擊毒品問題的目標嚴重脫節,僅8%輸入美國的可卡因從委內瑞拉過境,三是在美國通過談判幾乎已無償獲得委內瑞拉的石油主導權,軍事行動反而會破壞這一得手的巨大經濟利益,並將拉美盟友推向對立面。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2025年第60期  總第280期委內瑞拉政權更迭的誘惑若以史為鑑,美國推翻馬杜洛政權的行動不會有好結果。2025年9月初,美國以打擊加勒比海域販毒船隻為由,對委內瑞拉發起一系列空襲,如今其真實意圖逐漸浮出水面——推翻所謂“獨裁者”馬杜洛的政權。在短短兩個月內,川普政府向該地區部署了1萬名美軍士兵,在南美洲北部海岸集結了至少8艘美國海軍水面艦艇和1艘潛艇,並下令B-52和B-1轟炸機抵近委內瑞拉海岸線飛行。美國還派遣了號稱 “全球作戰能力最強、適應性最優、殺傷力最猛” 的福特號航母,執行美國防部長赫格塞思稱之為“南方之矛”的行動。這些舉措折射出本屆政府對委內瑞拉政策的重大轉變。據多家主串流媒體報導,在川普年初就職後的數月內,內部就對委政策陷入兩方拉鋸:一方以國務卿盧比歐為首,主張政權更迭;另一方以總統特使理查德・格雷內爾為代表,傾向於和平談判。在2025上半年,談判派佔據上風:格雷內爾與馬杜洛舉行會晤,雙方達成協議:委內瑞拉開放其廣闊的石油和礦產領域,供美國企業投資開發;作為交換,美國則要求委方推行經濟改革,並釋放政治犯。但到了2025年7月中旬,盧比歐掌握了主動權。他重新定義了此事的利害關係,聲稱推翻馬杜洛政權已不再僅僅是為了“促進民主”,而是“關乎美國本土安全”。他將馬杜洛描述為助長美國毒品危機和非法移民的 “毒梟恐怖主義頭目”,號稱他控制著犯罪團夥“阿拉瓜列車”(Tren de Aragua),並將委內瑞拉稱之為“被販毒組織操控的國家”。這一套說辭顯然說服了川普。同月川普下令五角大樓對 “阿拉瓜列車” 和 “太陽販毒集團” (Cartel de los Soles)等販毒集團動用軍事力量。美國政府稱,“太陽販毒集團” 由馬杜洛及其核心親信頭目操控,並順理成章地將馬杜洛的懸賞金額從2500萬美元翻倍至5000萬美元。10月15日,川普向記者承認,他已授權中央情報局在委內瑞拉開展秘密行動。當被問及下一步計畫時,川普表示:“我們目前確實在考慮陸地行動,因為海上的局勢已經完全在我們掌控之中。” 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官員私下已明確表示,最終目標是逼迫馬杜洛下台。”▍一鼓作氣?川普政府曾擁有多種秘密手段來推動委內瑞拉政權更迭。但由於他已高調披露相關計畫,實際已放棄了秘密行動的核心優勢:通過保留否認餘地來最大限度地降低行動的政治和軍事成本。公開行動意味著川普政府要承擔行動結果的全部責任,同時削弱了在局勢失控時對於當地的控制能力。在實際操作中,這種做法往往導致一系列 “半吊子” 舉措:既過於張揚,無法推諉責任;又力度不足,難以達到決定性效果。歷史證明,秘密政權的更迭失敗通常會使糟糕的局勢雪上加霜。干預國與目標國之間的關係會急劇惡化。正如我們的研究發現,兩國之間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會顯著上升。而在目標國內部,此類行動往往會引發暴力事件,甚至誘發內戰,同時大幅增加政權對平民展開大規模屠殺的風險。美國長期以來一直秘密干預他國內政,如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和安哥拉等國均無一倖免。而這種干預模式在拉美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冷戰期間,美國在拉美至少策劃了18次政權更迭。1954年,美國推翻了瓜地馬拉的民選政府,扶植軍事政權上台。這個軍事政權隨即大肆搜捕異見人士,並引發了長達 36 年的內戰,造成約20萬人死亡。1961年,美國支援了針對古巴的 “豬灣入侵” ,但行動以失敗告終;同年,美國在多明尼加煽動政變,不料卻間接導致特魯希略遇刺身亡。特魯希略之子隨後奪取政權,並非美國扶持的政變策劃者,美國政府不得不再次干預,迫使其流亡。隨後整個60年代,美國持續干預多明尼加、玻利維亞和圭亞那的選舉處理程序。此外,美國還支援了1964年巴西、1971年玻利維亞和1973年智利的政變,並在整個80年代為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裝“康特拉”提供資金支援。然而,這些行動無一成功建立起穩定的親美民主政體。相反,美國的干預往往扶植了獨裁政權,或引發了鎮壓和暴力的惡性循環。即便是像智利皮諾切特這樣堅定的“反共盟友”,最終也因政權的殘暴統治和侵犯人權行徑,與美國的關係逐漸惡化。更全面地看,正因美國在這些行動中扮演了幕後角色,因而在拉美激起了強烈、持久的反美情緒,這種情緒的蔓延又反過來影響了美國對拉美的外交政策制定。事實上,馬杜洛經常向其民眾援引這段歷史,將美國當前的施壓舉措,定義為美帝國主義野心的延續。▍成功的代價即使政權更迭行動初期取得成功,歷史也再次表明,長期結果往往令人失望。我們兩人及眾多學者的研究均已證實,在外國強加的政權更迭之後,推動民主的努力鮮有成功——美國近期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干預行動就充分印證了這一點。政權更迭往往反而會引發更多暴力——例如,它會大幅增加目標國家爆發內戰的機率。即便是通過決定性地面勝利實現的政權更迭,也可能因目標國軍隊潰散而非投降而走向失敗。這些潰散的武裝力量,可能會成為反對新政權的叛亂勢力基礎,伊拉克的局勢正是如此。委內瑞拉的局勢表明,這種風險絕非杞人憂天。正如拉美問題分析師胡安・大衛・羅哈斯所指出的,委內瑞拉境內盤踞著 “形形色色、裝備精良的武裝組織”,其中包括 “集體” (colectivos)的親政權民兵組織,以及 “民族解放軍”(ELN)、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殘餘勢力等跨國武裝團體。國際危機組織駐加拉加斯分析師菲爾・岡森在 10 月初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委內瑞拉 “全國上下到處都是各類武裝組織,這些組織沒有任何動機選擇投降,或是放棄當前的活動”。美國在行動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嚴重後果。無論誰接替馬杜洛上台(尤其是由美國扶植的領導人),都將面臨重重障礙。由外部勢力扶植上台的領導人比其他領導人更容易遭到暴力推翻。事實上,我們的研究發現,無論通過公開還是秘密手段,近半數由外部勢力強加的領導人,最終都被武力推翻。這些領導人往往被視為軟弱或不具合法性——要麼是因為缺乏廣泛的國內支援,要麼是因為被民眾看作外國政府的傀儡——因此很難鞏固自身權力。誠然,委內瑞拉擁有活躍的民主反對派力量,其領袖、新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麗亞·科琳娜·馬查多,更是獲得了多數民眾的支援。在2024年7月的總統選舉中,埃德蒙多·岡薩雷斯——在馬查多被禁止參選後成為反對派候選人——獲得的選票是馬杜洛的兩倍多,但這一結果隨即被政府鎮壓。支援政權更迭的人認為,馬查多和岡薩雷斯的既有力量加上美國扶持的力量,可以促進委內瑞拉向和平、民主過渡。但我們需注意的是,即便馬杜洛的支持者相較馬查多較少,他目前仍牢牢掌控著約三分之一民眾的支援。而這部分支持者,恰恰是委內瑞拉現有結構中的高地位、高特權群體。而推翻馬杜洛的行動將勢必導致該群體的激烈抵抗。早在2023年蘭德公司便警告,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行動“將陷入長期化困境,一旦介入,美國將很難從中抽身”。所有這些都指向一個更深刻的教訓:民主革命的成功,最根本的前提是源於本土力量的推動。如果以馬查多為代表的民主反對派確實擁有廣泛的民意支援、代表了多數民眾的意願,那麼他們實現權力更迭的最佳途徑,就是依靠國內力量將民意支援轉化為實際權力。若將反對派運動與外國軍事力量捆綁在一起,不僅會讓其正當性受到質疑,還可能激發民眾的民族主義反彈。此外,當前反對派如今主動尋求美國軍事援助的行為,本身就應引起美國決策者的警惕:如果反對派真的佔據了政治優勢,為何還需要外部力量來推翻馬杜洛?答案顯而易見——馬杜洛政權依然掌控著軍力。但如果反對派必須依靠外國支援才能奪取政權,那麼他們在掌權後,也必將難以維繫統治。歷史不乏警示。那些一心想要推翻政權的人,總是傾向於採信片面資訊,並對行動後的局面抱有不切實際的樂觀預期。例如19世紀60年代,拿破崙三世在評估其在墨西哥扶植傀儡政權的可能性時,輕信了流亡的墨西哥保守派人士的建議。這些人向他保證,墨西哥民眾會歡迎一位奧地利大公的統治。而當年小布什政府一樣輕信了伊拉克流亡者艾哈邁德・沙拉比的承諾,認為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後,伊拉克一切都會向好發展。但最終,這兩個外部干預勢力,都陷入了與強大叛亂武裝的持久戰。問題的根源在於:干預者往往只專注於如何推翻目標政權,卻對政權更迭後的局面缺乏周密規劃。正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說:“如果你不計畫,你就是在計畫失敗。” 川普政府若忽視長遠規劃,有可能重蹈伊拉克和利比亞的覆轍。▍美國優先?暫且不論川普推翻委內瑞拉政權的結果,其行動本身都違背川普聲稱捍衛的每一項外交原則。川普長期以來一直抨擊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的“無休止的戰爭”,並誓言要更廣泛地結束“無休止的戰爭時代”。他一再將自己塑造成和平締造者,聲稱在短短九個月內就結束了八場國際戰爭。今年5月,川普在利雅德發表演講時,盛讚地區自決原則。他說,“現代中東的誕生,是由該地區人民自主奮鬥實現的…… 那些所謂的‘國家建設者’,摧毀的國家遠比他們建設的要多;而那些干預主義者,總是熱衷於插手那些他們根本一無所知的複雜社會。”美國一手策劃的推翻馬杜洛行動,將與這一願景徹底相悖。此舉可能將美國捲入另一場曠日持久的衝突,不僅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疏遠拉美盟友,同時違背了美國民眾及川普支持者的意願。9月YouGov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62% 的美國成年公民“強烈或在一定程度上反對美國動用軍事力量入侵委內瑞拉”,53% 的受訪者“強烈或在一定程度上反對美國動用軍事力量推翻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而對於美國海軍在委內瑞拉周邊海域的部署,民眾態度則更為分化:36% 的受訪者表示 “強烈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援”,38%的受訪者表示 “強烈或在一定程度上反對”。10月初的另一項民調顯示,即便是在美國委內瑞拉僑民最多的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 戴德縣,反對美國動用武力推翻馬杜洛的居民也多於支持者,比例為42%比35%。此外,委內瑞拉的政權更迭也無助於川普宣稱的西半球核心目標:遏製毒品走私、瓦解販毒集團、減少非法移民。首先,委內瑞拉並非美國毒品的主要供應國。事實上,美國緝毒局2024年發佈的《國家毒品威脅評估報告》,完全沒有提及委內瑞拉;該報告估算僅有 8% 運往美國的可卡因,會途經委內瑞拉境內。而 “阿拉瓜列車” 黑幫構成的威脅,也被嚴重誇大。今年4月,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發佈的一份解密備忘錄指出, “阿拉瓜列車” 規模較小,“極不可能” 參與 “大規模人口販運或移民偷渡活動”。同樣,沒有任何確鑿證據表明,政權更迭能夠遏制或逆轉委內瑞拉的大規模移民潮。恰恰相反,進一步破壞委內瑞拉政權穩定,只會導致難民遷移人數增加。儘管如此,仍有部分人辯稱,考慮到委內瑞拉擁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儲量,推動政權更迭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但事實上,美國通過談判獲取這些資源的處理程序本已取得進展。據《紐約時報》10月報導,2025年夏天馬杜洛曾提出一項極具誠意的協議:“承諾向美國企業開放所有現有及未來的石油和黃金項目,給予美國企業優惠合同待遇,將委內瑞拉石油出口的流向從中國轉回美國,並大幅削減與中國、伊朗和俄羅斯企業簽訂的能源及礦產合同。” 可以說,這是數十年來所謂“外國敵對勢力”向美國政府開出的最優厚的讓步條件。然而,就在外交談判遠未窮盡之際,川普卻突然單方面退出。如果美國政府的目標是維護自身在該地區的利益,那麼明智的選擇是重返談判桌,而非賭上一切,去迎接政權更迭可能引發的混亂局面。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