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的深圳，濕熱仍未散去。會展中心人潮湧動，張婧握著一疊跨國電商宣傳冊站在人群中，耳邊傳來「海外倉」「供應鏈」這些陌生詞彙。她有些恍惚──兩個月前，她還在講台上教日語，兩個月後她已經不是老師了。高考鈴聲響起時，她還在辦公室將學生的照片做成影片。影片最後，她用日文的「劇終」為這段時光收尾。一個月後，她的教師生涯因為日語考生的生源不足而結束。在另一個城市，莉至的社交媒體帳號不斷收到新留言：“學姐，日語畢業還能做什麼？”“學校撤銷日語專業，會不會一畢業就失業？”“求指條明路好多……”9月4日，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宣佈，自2026年起停招外國文學（韓語類）研究方向學生。七月，河北大學表示擬停招英語和日語口譯碩士。莉至平靜地翻看這些留言，彷彿看到幾年前同樣迷惘的自己。她和張婧一樣，都被推到了教育轉型與產業變遷的交叉口。她們曾經篤信，“語言是打開世界大門的鑰匙”，但現實打破了這份確信：技術迭代的腳步遠比想像中的快。當AI全面進入翻譯場景，不僅是溝通的形態被重構，市場對語言人才的需求邏輯也被改變。光學語言不夠在過去七年裡，90後張婧接連經歷現實的三次「重擊」：剛畢業在家鄉找不到工作；輾轉武漢、深圳漂泊求職；後來，連工作也沒了。說起與日語的結緣，實屬偶然。起初，張婧想報考重慶某大學的漢語文學專業，卻因調劑陰差陽錯進入外國語學院的日語專業。2015年入學時，張婧所在的日語專業規模較小，全年級僅有兩個班，共40名學生。但課程體系完整，從五十音圖入門，逐步接受聽、說、讀、寫全面訓練，並學習日本文化、商務日語等拓展課程。 “其他系同學聽到我是學日語的，都很驚訝於我們學校還有這個專業？”本科畢業後，張婧進入一家k12教培機構(小初高全年齡段全科輔導)擔任課程顧問。但這份工作與她的理想相差甚遠，僅半個月試用期後就選擇了離職。在找工作期間，她發現本地日企較少，機會多集中於沿海地區。恰在此時，她瞭解到湖北需要許多高中日語教師，於是毅然決定往外走。在1977年恢復高考時，日語就被納入高考外語語種之一。隨著社會對英語的普遍重視，日語逐漸被邊緣化。直至人們開始意識到高考日語的難度相對較低。2018年，教育部在「關於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第0013號（教育類006號）提案答覆的函」提到，充分照顧小語種的實際情況，高考命題時小語種試卷的難度比英語容易5至10個百分點，這一政策已執行多年。《南方周末》引用教育部教育考試院的資料顯示，2016年全國有940萬人參加高考，但日文考生不到一萬人。到2020年，已激增至12.35萬人，考生規模四年增長超12倍。考生規模的急劇擴張，帶動了對日語教師的巨大需求。而張婧選擇湖北，既因毗鄰老家的地緣之便，也看中其深厚的對日合作基礎。資料顯示，2017年日本成為湖北第三大貿易夥伴及重要的外資來源。同年，雙方進出口總額達34億美元，吸引了包括本田、日產和伊藤忠在內的493個日資項目落戶，武漢至東京開通直航。這些數字意味著，日語人才在這裡有更多樣化的發展機會。來到武漢後，她當了三年外派日語教師，之後又南下深圳，進入一所公辦學校擔任臨聘日語教師。 “我以為踏進了'穩定期'，卻沒想到，風向已經變了。”第一個訊號是高考日語難度大幅提升。據張婧回憶，2024年高考日語迎來新題型的首次考試，聽力部分增加考題，原本的單選題改成了完形填空題，作文增加了一篇應用型小作文。這意味著，對學生的綜合素質要求更高，需要基礎更牢固， 短期教學提分的難度變大。隨之而來的是，選擇日語作為高考外語科目的人數逐年下降。 2018年張婧只教30多個學生，後來一度超過120人，之後又回落到40人左右。用她的話來說，是經歷了整個產業從擴張到收縮的整個過程。今年七月底，暑假剛過半，張婧就收到通知稱因生源不足，班級無法開設，合約到期後不再續約。七年教師身份的光環，一夕黯淡。她打開招聘網站，卻不知道該輸入什麼關鍵字，腦海裡只有一個問題反覆浮現：“除了教書，我還能做什麼？”不願放棄多年積累，又想抓住新風口，張婧選擇嘗試跨境電商主播。面試時，企業老闆給她一份AI寫的試播稿，翻譯精準卻生硬，缺乏口語的連貫性和思考習慣。經她修改後，文稿自然流暢得多。她突然清醒：AI已經承擔了大量翻譯任務。 “光會語言不夠，要想靠它謀生，還必須具備更多附加技能。”例如要做跨國直播，除了外語，還得瞭解海關政策，懂外貿流程、稅務規定、匯率變動等相關知識，「而語言，不過是人與人的溝通方式」。技能比學歷重要2017年，莉至考上北京一所外語院校讀日語，那時沒有AI，她滿懷憧憬：學好語言，考研，做外交或翻譯。她曾單純地相信，只要進入頂尖語言院校讀研，就能離夢想更近一步。那段時間，她每天苦練聽力、口語，不斷拓寬表達，試圖讓說外語成為張口即來的習慣。大三下學期，她成功獲得推免資格，進入日語口譯方向——這是一個讓她既欣喜又畏懼的領域。欣喜是因為離目標更進一步，而畏懼不僅來自於口譯本身對語言精準度、應變能力和抗壓能力的高要求，更源於她開始察覺：外部的世界，在她埋頭苦學之時發生劇變。莉至考上大學那一年，「人工智慧」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9年，人工智慧第三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並提出拓展「智慧+」策略，發展智慧經濟，為製造業轉型升級賦能。 2020年，人工智慧被納入新基建範疇，人工智慧迅速成為最受關注的領域之一。在高校層面上，也在推動外語人才培養模式持續升級：從過去強調“單一語言技能”，到後來提倡“語言+專業”的複合模式。然而，莉至的大學時光恰逢外在環境變化，也因此，純語言就業難、競爭壓力大已成為同學之間的共識。 「外語學院的學生大多來自文科背景，很多同學已輔修了會計、金融，轉向看似更熱門也容易上手的財經領域，但我沒有，我還要專攻口譯……可光靠口譯，我能做什麼？”於是，莉至開始重新規劃職涯方向，列出了教師、網路營運等多個選項。推免結束後，莉至開始實習，職位是日文教師，但發現教學不僅靠專業，也要懂學生心理。 「課堂沉悶、學生目光呆滯，反應平淡的時候，老師再努力也感到無力。」短暫嘗試後，她選擇了離開。隨後她把目光投向了別的行業。經過幾輪筆試和面試，她幸運地收到兩份錄用通知：一份是商務翻譯崗，一份是海外營運崗位。想到翻譯可能被AI取代，她選擇了後者。儘管與日語無直接關聯，但她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找到了某種確定性：“有工作，就已經很好了。”後來的工作經驗讓她意識到：許多自學日語的人，也活躍在相關職位；「語言只是工具，能用就行。在求職市場上，垂直經驗和技能遠比學歷更受青睞。」莉至說。工作兩年後，她看到母校發佈2025 年碩士招生調整公告，取消包括日文筆譯、口譯在內的七個專業。她百感交集：「學完了，專業卻沒了。」 但也慶幸自己轉行得早。被重構的外語事實上，在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共建「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後，小語種曾一度站上風口，全國高校紛紛增設相關專業。然而，快速擴張帶來佈局重複、品質參差等問題。疊加人工智慧對溝通方式的重構，傳統外語專業與社會需求脫節，專業調整已成必然。根據2018-2022年教育部公佈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顯示，五年間共有101所本科院校撤銷了外語類專業，其中被撤數量最多的是日語（26所），其次是英語（20所）。隨著大學宣佈撤銷語言類專業，社群平台上不斷產生討論。「日語自學一年也能考出N2，何必非要選這個專業？」「光學語言真的不夠，必須搭配其他技能才實用」......這些聲音既反映了公眾對傳統語言專業價值的懷疑，也凸顯了AI發展帶來的普遍焦慮。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時代周報記者，AI的出現確實正在全球重建翻譯職業的面貌。“除了極少數高規格場合仍需人工翻譯，大多數普通場景下的工作將被AI替代，這是一個必然趨勢。”高校的專業調整，正是對現實的響應，“這不代表翻譯會消失，但需求規模將大幅收縮。”更直觀的資料是，根據新華網消息，截至2024年底，國內主營「機器翻譯」或「人工智慧翻譯」的企業數量增至1545家，年增706家；使用AI翻譯的項目佔比達31.8%。但這不代表外語專業會消失，而是被重新定義。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張端鴻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打了個比方：“就像計算器沒有讓數學消失一樣，AI也不會取代對語言作為文化、思想和學術載體的學習。”他認為，外語教育不等於翻譯訓練，它更承載著跨文化理解、思考轉換和價值觀見解。同時，就業路徑也在轉向，不再是只懂外語就能吃香，而是「外語+」複合模式：例如「外語+人工智慧」可從事自然語言處理與跨語言資料標註；「外語+教育」服務國際交流；「外語+國際傳播」關乎國家話語建設。中國翻譯協會發佈的《2025中國翻譯產業發展報告》顯示，中國翻譯從業人員規模為680.8萬人，翻譯服務的外延正在由語言服務向內容服務擴展，國際傳播、國際市場行銷等內容逐漸被納入翻譯企業的業務領域。為因應變化，外語院校也在尋求改變。 2025年，北京外國語大學開設語種涵蓋183個與中國建交國的官方用語。其中，小語種招生將重點放在複合型專業設定上，包括“語種+語種”“語種+專業方向”兩種形式；上海外國語大學建立“人工智慧+”課程體系，推出通識課、微專業和輔修專業，開發多語種大規模語料庫和資料庫；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聯合阿里雲譯本“AI帆深度教學”平台，將AI「專業撤銷、調整，不等於否定外語學習的價值。正相反，外語作為一個基礎工具，應當被更多人掌握，而不應僅限於專業學習者。」儲朝暉強調。（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張婧、莉至為化名） （鈦媒體A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