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今晚剛剛揭曉。獲獎的是史丹佛大學的羅伯特·霍爾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邁克爾·伍德福德，兩位來自美國頂尖大學的主流經濟學家。而且他們的研究內容也實在乏善可陳，是最規矩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類型，概括來說一是現實層面，研究的是如何讓現存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得更加平穩；一是理論層面，在既有主流經濟學框架內，作出重大技術性貢獻。

不管是歷史事實還是今天世介面對的種種問題都一再證明，我們根本不用太看重諾貝爾經濟學獎，對當下來說尤其如此。

嚴格來說，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不是諾貝爾獎。

眾所周知，1895年，瑞典發明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立下遺囑，決定用自己的遺產設立五個獎項，分別獎勵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以及和平事業方面的傑出貢獻。1901年，五個諾貝爾獎開始頒發。所以一開始的諾貝爾獎裡面根本沒有經濟學獎。今天所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直到1968年才設立，1969年第一次頒發，比真正的諾貝爾獎晚了將近70年。

它的錢也不是從諾貝爾遺產裡出的。真正的諾貝爾獎由諾貝爾遺產及其投資收益資助，經濟學獎則由瑞典中央銀行出錢。名稱也不一樣，它的全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科學獎”（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也就是說，這是“瑞典中央銀行”的獎，只是以“紀念”諾貝爾之名頒發。把這個冗長的名稱簡化成“諾貝爾經濟學獎”，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它和其他五個獎項有著相同的來歷。

那麼，為什麼一個與諾貝爾本人毫無關係、比其他獎項晚了半個多世紀的經濟學獎，最終卻能獲得與真正的諾貝爾獎幾乎完全相同的地位？

這就涉及到經濟學的流派之爭，以及其背後的政治鬥爭。

社會民主主義的瑞典與自由主義的央行

中國一直有不少人把北歐國家稱為高福利天堂。儘管有一些誇張的成分，但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北歐的福利確實很好。瑞典尤其以完善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和勞工福利著稱。這些制度的形成，與瑞典一個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密不可分——瑞典社會民主黨。

從1932年到1976年，瑞典社會民主黨幾乎連續執政44年。在它的長期統治下，瑞典逐漸建立起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公共醫療和教育，強化工會權利，並通過稅收和政府干預調節收入分配。

社會民主黨本身具有明確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傳統，而且公開宣稱自己的社會主義立場。例如，1960年的社會民主黨黨綱就明確提出，要將生產和分配的決定權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以社會主義的社會觀為指導，消除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不平等。

然而，社會民主黨的這些經濟政策，在瑞典國內一直遭到自由派、保守派以及部分經濟學家的反對。瑞典中央銀行就是當時政府經濟政策的重要衝突方之一。

瑞典央行成立於1668年，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中央銀行。它雖然屬於國家公共機構，卻直接隸屬於瑞典議會，擁有相對獨立的地位。

央行管理層與社會民主黨政府在經濟政策上存在長期分歧。政府重視充分就業，希望通過低利率和信貸管理促進投資、建設住房；央行行長等人則更擔心通貨膨脹和金融穩定問題，主張提高利率。

1957年，央行行長佩爾·奧斯布林克在沒有事先通知政府的情況下，擅自將利率從4%提高到5%，引發了嚴重的政治衝突。這件事後來被稱為“利率政變”。

然而，儘管社會民主黨政府十分憤怒，奧斯布林克卻保住了央行行長的職位。十多年後，正是這位曾經與政府發生激烈衝突的央行行長，推動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誕生。

1968年，瑞典央行迎來了成立300周年。奧斯布林克等人決定利用這個機會，設立一個國際經濟學獎，而且希望讓這個獎項也擁有全球權威的地位。

從零建立起一個全球權威的獎項，談何容易？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加入一個已經有崇高聲望的獎項序列。

為此，他們開始與諾貝爾基金會展開談判。

瑞典央行怎樣為經濟學買來了一個“諾貝爾獎”？

當時，諾貝爾獎已經有將近70年的歷史，成為世界上最有聲望的科學和文化獎項。

諾貝爾基金會負責管理諾貝爾遺產，維持頒獎活動。這個基金會成立於1900年，是一家獨立的私人基金會。諾貝爾去世以後，他的遺產按照遺囑轉入基金會管理。諾貝爾家族的後人雖然與基金會保持聯絡，也具有一定影響力，卻不能直接決定基金會的事務。具體獲獎者則由不同的專業機構評選。例如，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和平獎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負責。

奧斯布林克希望讓經濟學加入這套已經運行幾十年的體系。為此，他需要爭取諾貝爾基金會、瑞典皇家科學院以及諾貝爾家族的支援。

1967年，瑞典央行與諾貝爾基金會開始討論設獎問題，央行承諾出錢，由基金會增加一個獎項。基金會對此持有疑慮，因為這有違諾貝爾的遺囑。

到了1968年春天，距離央行300周年慶典越來越近，事情仍然沒有完全談妥。4月23日，諾貝爾基金會執行董事尼爾斯·斯托勒與諾貝爾家族的兩位成員見面，詢問他們對新設經濟學獎的態度，對方明確反對。他又打電話詢問了第三位家族成員，得到的仍然是反對。

諾貝爾家族擔心，一旦允許瑞典央行出錢設立經濟學獎，今後其他有錢的機構也可能要求以諾貝爾的名義設獎。

然而，對諾貝爾基金會而言，瑞典央行提出的條件頗有吸引力。

首先，全部獎金由央行承擔，而且獎金數額與真正的諾貝爾獎完全相同。其次，央行每年還會額外支付一筆行政費用，相當於當年獎金的65%，用於基金會和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評選、管理和頒獎活動。

也就是說，如果某一年的諾貝爾獎獎金是100萬瑞典克朗，央行就需要為經濟學獎提供100萬獎金，另外再拿出65萬作為行政經費。

這筆額外的行政經費相當可觀。諾貝爾基金會不需要動用原有獎項的遺產資金，就可以增加一個新的獎項，並獲得一項長期穩定的經費來源。

除此以外，雙方還有其他潛在的利益關係。

諾貝爾基金會需要管理和投資龐大的資產，而瑞典央行在當時的金融監管體系中擁有重要權限。基金會在資產投資方面受到的限制，也存在通過監管政策調整而放寬的空間。也就是說，一旦基金會同意增加經濟學獎，央行能夠在基金會的金融管理事務上提供便利。

4月26日，諾貝爾基金會董事會討論了瑞典央行的方案。儘管存在反對意見，董事會總體上接受了這項安排，但仍然希望獲得諾貝爾家族的同意。5月6日，瑞典皇家科學院也同意參與新獎項的評選。

此時距離央行300周年慶典只剩下九天。最後的關鍵人物是當時87歲的瑪莎·諾貝爾-奧列尼科夫（Martha Nobel-Oleinikoff），她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兄弟路德維希的女兒，也是諾貝爾家族的重要代表。

5月10日，諾貝爾基金會董事長烏爾夫·馮·歐拉和執行董事斯托勒專程拜訪瑪莎，希望她能夠同意設立經濟學獎。

從法理上來說，諾貝爾家族是無權干預基金會營運的。事情到了這一步，瑪莎也只能妥協，簽署了一份有條件的同意書。條件之一，就是經濟學獎必須明確標明自己的來源，不能直接稱為第六個諾貝爾獎。

於是，那個冗長而特殊的正式名稱出現了——“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科學獎”。

也就是說，它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自己300周年所設立的經濟學獎項，但是它打著紀念諾貝爾的名號，並且和其他諾貝爾獎同時頒發，以此給自己抬咖。

上圖是諾貝爾獎，下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上標明了“SVERIGES RIKSBANK TILL ALFRED NOBELS MINNE 1968”，即“瑞典央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1968年”。正常諾獎只有姓名和生卒年

5月14日，瑞典央行管理委員會正式批准設獎方案。第二天，奧斯布林克就在央行300周年慶典上公開宣佈了這個消息。諾貝爾家族中的反對者雖然不滿，但此時新獎項已經獲得了基金會、皇家科學院和家族代表的同意。

所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終於誕生了。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

瑞典央行的錢，究竟能不能這樣花？

瑞典央行雖然具有一定自主權，但畢竟是國家公共機構，其資產屬於公共資產。奧斯布林克等人決定出資設獎，意味著央行要永久承擔一筆財務義務。

為了保證未來長期頒獎，央行專門劃出一批證券資產，設立專項基金，以投資收益支付經濟學獎的獎金和相關費用。這些證券仍由央行持有和管理。這是一項長期、持續的公共資產安排。

問題在於，1968年5月宣佈設獎的時候，瑞典議會尚未正式批准這個永久的財務安排。這是先斬後奏，央行先作出了決定，再把有關事項報告給議會委員會。

隨後，瑞典議會的審計人員對此提出質疑。他們請行政法專家古斯塔夫·彼得倫進行法律審查。彼得倫認為，央行管理委員會有權經營和管理央行資產，卻不能自行決定把資產收益永久用於銀行業務以外的事業。這種安排應當經過議會批准。因此，他認為央行管理委員會超越了自身的法律權限。瑞典議會審計人員也認可這一法律意見。

但這時經濟學獎已經公開宣佈，相關機構也已經接受了安排，央行甚至承諾資助義務是永久而不可撤銷的。

最終，1969年4月，瑞典議會正式確認了央行的財務承諾。

也就是說，一項原本存在越權爭議的決定，經過事後批准，成為長期有效的制度安排。

1969年12月，第一屆經濟學獎正式頒發。獲獎者是兩位經濟計量學家，挪威的弗裡希和荷蘭的丁伯根。

此後，經濟學獎便按照與其他諾貝爾獎基本相同的程序，每年評選和頒發。有相同數額的獎金，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評選，與其他諾貝爾獎一同公佈，並在同一場頒獎典禮上領獎。公眾看到的是幾乎完全一樣的諾貝爾獎儀式，很少有人會特意查閱那個冗長的正式名稱。

那麼瑞典央行為什麼要費這麼大力氣，給經濟學爭取一個諾貝爾獎？

當時，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和央行管理層之間的爭論，集中在利率、通貨膨脹、就業、政府干預等經濟政策問題上。而經濟學家的理論和意見，在這些爭論中具有重要影響。

諾貝爾獎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已經成為科學成就最重要的象徵之一。經濟學一旦獲得與物理學、化學一樣的諾貝爾獎，獲獎的經濟學家及其理論，便可以借助這種巨大的科學聲望，獲得更高的權威。

參與推動設獎的經濟學家阿薩爾·林德貝克（Assar Lindbeck），從1969年起就進入了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並在1980年至1994年擔任委員會主席。林德貝克長期批評瑞典社會民主黨的經濟政策，後來更成為瑞典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倡導者。

與此同時，國際經濟學界也存在一批反對社會主義和國家經濟干預的學者。

1947年，哈耶克、佛里曼等人在瑞士成立了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它彙集了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思想的重要人物，主張限制政府干預，保護私人產權和市場競爭。

在戰後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佔據重要地位的年代，這些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主張還沒有獲得後來那樣巨大的影響力。

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朝聖山學社的成員接連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這一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經濟學獎授予了瑞典經濟學家貢納爾·繆爾達爾和奧地利經濟學家弗裡德里希·哈耶克。

繆爾達爾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哈耶克則是著名的社會主義批評者，也是朝聖山學社的創立者。哈耶克的獲獎引起爭議，因為他雖然在自由主義思想界擁有一定影響力，但在經濟學界已經沒有很高的學術聲望。

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也就是最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作者）後來回憶，1974年哈耶克獲獎時，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許多資深學者，甚至連這位新獲獎者的名字都不知道。

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極大地改變了哈耶克的地位。他重新獲得了廣泛的國際關注，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由市場思想家之一。

1976年，朝聖山學社的重要成員、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米爾頓·佛里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7年獲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貝蒂爾·俄林（Bertil Ohlin），則曾長期擔任瑞典自由人民黨領袖，是社會民主黨在國內的重要政治對手。

此後，1982年的喬治·斯蒂格勒、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1988年的莫里斯·阿萊、1991年的羅納德·科斯，以及1992年的加里·貝克爾，也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從1974年到1992年，短短18年間，竟然有七位朝聖山學社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且，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還曾擔任朝聖山學社主席，包括哈耶克、佛里曼、斯蒂格勒、布坎南和貝克爾。一個曾經在戰後經濟學界處於相對邊緣地位的自由市場思想網路，接連產生了七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些獎項極大地提高了相關經濟學家和整個朝聖山學社的國際地位。

與此同時，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漸陷入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困境，凱恩斯主義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到了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政府和美國的里根政府開始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和放鬆管制等政策。哈耶克、佛里曼等人的經濟思想，也隨之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政治影響力。

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人在1974年的諾貝爾獎晚宴上，竟然公開表示，如果當初有人徵求他的意見，他會堅決反對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他認為，諾貝爾獎會賦予經濟學家一種他們本來不應該擁有的巨大權威。尤其是這種權威，並不僅僅影響專業同行，還會影響政府官員、新聞記者和普通公眾。

而當朝聖山學社的成員接連登上領獎台時，另一些在經濟思想史上擁有極高地位的學者，卻始終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瓊·羅賓遜。

沒有得到諾貝爾獎的瓊·羅賓遜

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還沒有公佈，經濟學界就已經有了一個呼聲極高的獲獎人選：英國劍橋大學的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

當時，美國經濟學界普遍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頒發給她。《商業周刊》甚至在獎項公佈之前，就提前發表了一篇介紹她的長篇報導，稱她出現在幾乎所有人的獲獎預測名單上。

她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經濟思想史上最偉大的女性經濟學家。1933年，她出版了《不完全競爭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理論作出了重大突破。她提出和發展的不完全競爭理論、買方壟斷模型等，直到今天仍然是經濟學教科書中的重要內容。

她還是凱恩斯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在經濟增長、資本理論和收入分配等領域都有重要的原創性貢獻。特別是在著名的劍橋資本爭論中，她代表英國劍橋學派，向美國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本理論發起了猛烈批評。

羅賓遜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當時唯一躋身偉大經濟學家行列的女性。1987年出版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在羅賓遜的傳記詞條開頭就寫道，“她是偉大經濟學家中唯一的女性”。

直到今天，她仍然被公認為經濟思想史上最偉大的女性經濟學家。儘管後來陸續有幾位女性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論及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她依然無人能及。

而1975年，還有一個特殊的背景。

這一年是聯合國確定的“國際婦女年”。經過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女權運動和爭取社會平等的浪潮，女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聯合國將1975年確定為國際婦女年，也正是為了推動男女平等和婦女權利。

當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開始頒發，歷屆得主還沒有一位女性。羅賓遜的學術成就早已足以獲得這個獎項，她本來就是經濟學界最受期待的獲獎者之一。如今又恰逢國際婦女年，許多人自然認為，這一次該輪到她了。

然而，1975年的獲獎名單公佈以後，羅賓遜的名字並不在其中。此後，她也始終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直到1983年去世。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鮮明的左翼政治立場，尤其是她對社會主義中國的高度讚揚和支援。羅賓遜是經濟學界最著名的社會主義同情者之一。她長期批評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對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抱有濃厚興趣。

在西方經濟學家中，她與新中國的關係尤其密切。

1953年，新中國成立僅僅四年，羅賓遜便首次訪問中國。

此後，她又在1957年、1963年、1964年、1967年、1972年、1975年和1978年七次訪華。前後25年，一共八次。她走訪了中國的農村、工廠、學校和其他機構，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給予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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