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the Closing of Harvard’s Writing Center Matters

學生、教職員工及校友都在追問：在人工智慧時代，這所學校究竟有多重視“人的學習”？

作者：泰勒·奧斯汀·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

大學裁撤一名行政人員，卻招致學生、教職員工和校友如潮水般的批評，這絕非尋常之事。但簡·羅森茨魏格（Jane Rosenzweig）絕非普通的行政人員，她所掌管的也並非無足輕重的行政“封地”。上個月，哈佛大學宣佈解散其寫作中心並解僱主任羅森茨魏格，此舉引發了從強烈抗議到憤怒聲討的連鎖反應。學生報紙的連篇報導、社交媒體上的批評帖子以及憤怒的郵件紛至沓來。在一封抗議該決定的公開信中，現任及前任寫作中心輔導員共有100多人簽名。

外界如此強烈的反響，部分印證了羅森茨魏格本人在校園內備受愛戴。在如潮的評論中，許多前寫作中心員工稱她是自己遇到過“最好的老闆”。這種反彈同樣源於羅森茨魏格所代表的意義：無論是在中心指導本科生修改和打磨課程論文，還是在 Substack 上撰寫文章，她一直是人工智慧時代人類寫作的堅定捍衛者。2024年，她寫道：“我們的學生不是要在毫無阻礙的流水線上被加工的產品，而閱讀、寫作和思考這些艱苦工作，也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羅森茨魏格曾於1994年至1997年在《大西洋月刊》擔任編輯。在後ChatGPT時代的哈佛，她已成為“認真對待寫作與博雅教育”這一理念的縮影。2024屆畢業生、前寫作中心輔導員布蘭登·金多拉（Brandon Kingdollar）在公開信下留言稱，她的解僱“向當今學生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號：培養他們獨立寫作和思考的能力，已不再是學校的優先事項。”他補充道，哈佛的管理層似乎在暗示，學生“將這些重要技能外包給人工智慧代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位要求匿名以便暢所欲言的哈佛教員告訴我，他擔心寫作中心的撤銷會被視為校園內更廣泛的“AI狂熱”趨勢的一部分——而學生們對此感受尤為深切。他說：“學生們有一種印象，即掌握權威人士口中‘用好AI’的能力，對他們的大學生活以及未來的職業成功至關重要。”

哈佛本科部不僅舉辦了人工智慧培訓，還為學生提供了包括Google Gemini、OpenAI ChatGPT Edu 和 Anthropic Claude 在內的優質聊天機器人存取權。大學還維護著一個面向教職員工的網頁，標題為“使用生成式AI教學”（Teach With Generative AI）——這個措辭奇特、帶有命令口吻的標題——列出了“利用大語言模型功能”的資源，並誇耀哈佛在“將新技術引入課堂、實體與虛擬環境”方面的記錄。在特定的教育場景下，學生和教職員工或許有充分的理由使用AI產品。但即便AI在學生中已廣泛使用，學校通常仍將監管這些“資源”的責任留給個別教員。《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今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學生平均使用AI完成34.5%的作業，超過十分之一的學生使用AI完成70%至100%的作業。

哈佛本科教育院長阿曼達·克萊鮑（Amanda Claybaugh）告訴我：“我們必須教給學生關於AI的必要知識，同時也要確保AI不會干擾其他一切。”她還表示，對關閉寫作中心的擔憂“很大程度上是個術語問題”。她進一步解釋：“‘合併寫作中心’聽起來很嚇人，但直到你明白‘寫作中心’僅僅是哈佛寫作項目的一個下屬單位，而該項目將繼續負責我們的一年級寫作課程。”她說，學校仍僱傭著許多寫作教學法專家，哈佛寫作項目將確保學生在AI時代獲得“最好、最前沿的寫作指導”。

哈佛社區的一些人認為，寫作中心的消亡僅僅是對財務困境做出的令人遺憾但必要的妥協。據報導，學校面臨3.65億美元的預算缺口，並正在進行一系列調整以應對危機。一位因該決定極具爭議而要求匿名的人文學科終身教授告訴我，學校不得不進行“幾輪極其痛苦的削減”。這位教授認為，撤銷寫作中心也有助於解決有據可查的“行政機構臃腫”問題。近年來，哈佛行政人員的擴張速度是教職員工的數倍。他說：“抽象地看，每個人都認為應該勒緊褲腰帶。但每當有具體的人被解僱時，大家又會群情激憤。”

儘管如此，某些行政人員該被裁撤、某些學術中心該被關閉，並不意味著裁掉這位行政人員、關閉這個中心就是明智之舉。當一所機構開始用電子表格的冷酷邏輯和官僚主義的精簡手段，來對待寫作這種大學教育中最基礎的核心要素時，它實際上已經做出了巨大的讓步。這種讓步最終可能會為未來的管理者打開大門，讓他們以節省成本和追求效率為由，主張將寫作教學交由機器人來完成。法國歷史學教授瑪麗·D·劉易斯（Mary D. Lewis）在一封發給高級行政人員的郵件中寫道：“哈佛有時必須做出艱難的預算決定。但寫作中心並不是一個昂貴的部門，未來我們為彌補這一破壞所付出的代價，很可能會更高。”

這種潛在的破壞，部分影響將侷限於哈佛內部。在面對技術變革時，教員在捍衛傳統學習方式上得到的支援可能會減少；學生在面對原創寫作的挑戰時，可能會更傾向於求助ChatGPT，而非自己動筆。但關閉寫作中心的影響，絕不僅限於劍橋市的校園。去年，我作為駐校作家前往蒙大拿州立大學（MSU）交流了一周。在那裡，我與師生們探討了新聞學和創意非虛構寫作。此行最精彩的部分，是與該校寫作中心輔導員的一場問答交流。離開時，我帶走了一件深藍色的MSU寫作中心T恤，以及對那些師生深深的敬意——在資源有限、辦公室咖啡淡如清水的條件下，他們正竭盡全力說服大家：去寫作中心，而不是去用AI機器人。

我在蒙大拿州立大學交流時接觸到的輔導員們表示，他們努力將寫作塑造成一種富有創造力的協作活動，是學者與社區之間的互動，而不是個人與螢幕之間的孤立行為。他們與學生一對一地頭腦風暴、大聲朗讀論文、點評他們的個人文風。當我聽到哈佛寫作中心的消息時，我腦海中浮現的不是那裡的學生和教員，而是遠在蒙大拿的那些人。

大學官僚體系往往具有強烈的“模仿傾向”。學術排名較低的學校，經常會效仿頂尖同行的舉措和優先事項。哈佛是美國高等教育生態系統中的“頂級掠食者”，在定義“什麼是優質教育的核心”方面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哈佛的決策，往往會為其他機構提供“許可框架”——畢竟，如果國內最負盛名的學府之一都能在沒有寫作中心的情況下保持“精英”地位，那麼公立大學、區域性文理學院或社區學院為什麼還需要呢？蒙大拿州立大學又為什麼需要呢？行政人員、董事會和州立法機構幾乎肯定會提出這些疑問。哈佛的做法，讓他們更容易得出結論：原創寫作——乃至原創思考——是不值得為之付出成本的。

本文作者：泰勒·奧斯汀·哈珀是《大西洋月刊》的專職撰稿人。 (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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