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了一天的工作，他本打算在便利店買兩瓶啤酒，但因為店員找不開零錢，就順手買了一張隨機選號的彩票。

結果第二天一看，彩票中了頭獎！

這就是韓劇《中頭獎還是要上班》為打工人打造的一個完美想像。

劇中，男主孔恩泰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卻意外中了彩票一等獎，共19億韓元，扣稅後實領13億韓元（約合640萬元人民幣）。

孔恩泰最先想到的是：開著豪車超跑到公司，身穿高檔西裝，一身霸氣地走到領導的辦公室，從懷裡掏出辭職信狠狠地甩到對方臉上。離開前，還不忘將花盆怒砸在公司招牌上，大聲怒吼心中的憤懣。

孔恩泰幻想自己闖進辦公室，把辭職信狠狠拍在領導臉上

“牛馬累死前的終極幻想”“我已經想好怎麼花彩票了”“每個打工人的夢想，接好運”……上過班的人或許都曾幻想過中彩票，將一筆從天而降的巨額財富作為逃離當下生活的一把鑰匙。

《中頭獎還是要上班》的確呈現了一種美夢成真的爽文，但是整個故事卻沒有執著於此，令人意外的是，孔恩泰依舊努力上班工作，他並沒有把這筆“頭獎”用作享受或者用於投資，而是讓錢靜靜躺在銀行卡里。但天上掉餡餅，給他平靜的生活砸下了巨大的變數。

他開始反思過去的人生，並追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同時，劇集也向每個觀眾拋出了問題：上班最重要的是什麼？對你而言，工作的意義是什麼？

從孔恩泰身上，許多人或許會看到某種自己的影子。他出生在一個既不富裕也不貧窮的家庭，“只要努力，就能往上爬；但只要犯錯，就可能跌落谷底”。於是，他拚命讀書，考上好大學，進入大公司工作。

職場生活一如既往。孔恩泰依然待在同一個框架裡，繼續投入同樣的時間、竭盡全力。整整三年，他都是最先上班、最後下班，在升職為代理之後，又花了三年當上了組長。

工作多年，最後換來的就是一間全租單間公寓、輕微脂肪肝，還有快要突出的腰椎間盤。

維持一種普通的正常生活，已然要傾盡全力。

努力，是孔恩泰的生存哲學：“努力工作讓我感到安心，這樣讓我覺得自己活得很好。”但停下忙碌時，他也忍不住會懷疑：“大家都是這樣生活的嗎？如果我再努力一點，生活會變得好一點嗎？我是為了什麼才拚命生活的？又是從何時起不再拚命生活的？”

孔恩泰的困惑，反映著當今韓國年輕一代的心聲。他們大多數都認為，無論自己怎麼努力都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地位，永遠無法改變自己所處的階層。

韓國作者金敬哲在《坐困窮途：“無限競爭社會”的苦惱》一書中剖析了“社會階層壁壘”現象。他指出，如今，韓國的社會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貧富差距，在收入、居住、教育、文化和健康等多方面領域的差距都在不斷地擴大，形成了“多重差距社會”。而且，這種差距還加重了階層固化，形成了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實現階層上升的社會結構。

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在2019年一項研究報告中指出，八成韓國人認為，人生想要成功的話，生在富裕家庭非常重要；還有超六成韓國人認為，“在韓國，只有通過腐敗才能上升到更高階層”。可見，韓國民眾對於僅靠自身努力改變人生已經不抱希望。

在劇中，孔恩泰的家庭無法提供任何助力。他有一位當保安的哥哥，人到中年還屢屢委託母親向弟弟借錢。孔恩泰無奈訴苦道：“你以為當上班族就能存到錢嗎？我手頭也沒多少錢，生活在首爾，你知道開銷有多大嗎？我們是家人吧，若不能互相幫忙，至少不要互相拖累。”

這裡的劇情，就像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所說，窮孩子的教育紅利是一種幻想，他們努力拚搏，只是為了站上一道不斷下行的自動扶梯。機會平等已如幻想，孔恩泰能倚靠的也只有個人的努力，只有努力工作才能避免階層進一步滑落。

男主的處境決定了他在職場中的處事態度。同事不想接下引進“闖韓”失敗的品牌工作，於是他以組長年輕、品牌合適等理由將這個燙手山芋拋給孔恩泰——只有他會毫無怨言地接下。

與此同時，領導還以工作量太大為由，要他將手上的品牌分給其他組，其目的就是為了給另一個組長升職鋪墊業績。他沒有拒絕的資本，但他的妥協也激發了下屬的不滿，甚至當面指責：“難道就因為組長沒什麼影響力，組員就可以被忽視嗎？”

兩難的孔恩泰被深深困在職場權力鬥爭和瑣碎雜活中。但他就算再生氣也不會發洩，因為發洩之後還得收拾殘局——直到有了這一張彩票。

在冷靜之後，孔恩泰認為，即便自己有13億韓元，但也不足以驅使他辭職，或徹底改變人生。他沒考慮好該怎麼用這筆錢，所以打算繼續上班。但這一筆不菲的財產，已經給了他蛻變的勇氣。

以前從不敢發火的他，第一次因為組員提早下班去吃飯而怒斥，憤怒地當眾揭露出下屬的狂妄、缺乏尊重；從前只會委曲求全的他，也敢於在上司面前為小組、為自己爭取應得的待遇；他甚至有了更大的野心，想要“徹底顛覆公司”……

中大獎的故事，好似另外一種“重生”文學：這一世，當你不再是唯唯諾諾的打工人，當你真正有了一條退路，你會活出另一種什麼樣的人生？

電視劇呈現的是一種職場中的浪漫想像：充滿人情味的團隊、試圖關照下屬的組長和爽文式的團隊成長路徑。但在螢屏之外，韓國打工人無法迴避的是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更加內卷的社會風氣以及看不到未來的迷茫。

《中頭獎還是要上班》有著喜劇幽默詼諧的特點，但也呈現了韓國當代職場的真實面貌，譬如寫實的辦公室政治、嚴苛的前後輩階級文化、酒桌應酬風氣等。而最值得探究的是其中對韓國勞動力市場的刻畫。

組員李知慧是剛進小組四個月的新人，一直在做團隊裡的支援工作。她從不拒絕任何交代，姿態擺得很低，這不只是因為她年紀輕、剛進公司，更重要的是她的身份是合同工。如果想要留下，她只能在一年時間內證明自己的價值。

也正如此，即便剛加入的同事只是要一份簡單的資料，李知慧卻努力熬夜做出了一份堪稱完美的團隊手冊。當得到組長的誇獎和同事的驚嘆，她忍不住當場落淚。

一年的實習期，像懸在頭頂的劍，不斷地放大著她的焦慮和不安。當組長安慰時，她自勉道：“並非只有我處於這種境地。”

在足夠內卷的韓國職場，像李知慧這樣的合同工、實習生並非罕見，他們要面臨著更嚴峻的考驗。韓國在經歷千禧年金融危機後，實施瞭解雇制度和勞務派遣制度等啟動勞動市場的政策。此後，幾大財閥企業廢除了終身僱傭等規定，企業僱用臨時工成為社會常態，勞務派遣之風愈演愈烈。2019年一項資料顯示，韓國就業總人數中有20%以上（其中大企業職員約佔40%）是非正式員工。

在就業率堪憂的社會形勢下，首先為之買單的就是剛出社會的年輕人。在韓國，有許多流行詞都精準而殘酷地描述了年輕人面臨的絕望處境。

比如出現在許多韓國影視作品中的“湯匙階級論”，它以出生階層作為評判人的唯一標準，父母的經濟實力、社會地位決定了子女所在的階層。

比如“含著金湯匙出生”指的是富裕階層的子女，“銀湯匙”意指中產階層，“銅湯匙”則是平民階層，而最諷刺的“土湯匙”則指代底層平民。

這種湯匙階級論不僅是年輕群體的流行語，也成為了韓國社會的某種共識，可見社會階層固化之嚴重。

回到職場中，競爭激烈的不只是正式員工，還有以李知慧為代表的實習生。他們被形容為“土實習生”“紙巾實習生”，前者將最底層的“土湯匙”與實習生融合，後者則是形容那些像紙巾一樣使用一次就隨意丟棄的實習生。

此外，年輕人還自嘲為“宜家世代”——他們擁有多種技能卻依然找不到穩定工作，就像宜家一樣設計出色、價格便宜卻只被人短期選擇。無論是非正規職員、實習生或者合同工，這些被隔閡在正式員工之外的身份，都可能遭遇短期、低薪甚至無薪僱用的情況。

除了年輕人，處境堪憂的還有中年上班族。這部分人群面臨著“上有老，下有小”的照顧壓力。但在韓國，中年人的失業率同樣在明顯上升，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無論如何，他們只能在裁員的風暴中生存下去。

《中頭獎還是要上班》中，擔任組長的鄭善赫在被男主激勵之後，勇敢選擇創業。他闡述了中年管理層的艱難處境：“如果我想有所作為，感覺會擋住別人升職的路；但如果我什麼都不做，又感覺會拖累年輕的新進員工。”而這更本質的原因是，他覺得公司並無計畫培養人才，什麼都不做的下場只能是坐等辭退。

在這些故事裡，創作者試圖走出現代社會原子化、個體化的困境，嘗試從人與人之間找尋答案，譬如愛、溫情、力量，以此喚醒個體的活力，找回自己。要知道，工作不是你的唯一定義。

漢娜·阿倫特曾拋出一個問題：工作社會沒有了工作可做，會發生什麼呢？

在《人的境況》一書中，她寫道：“勞動社會的最後階段——職業者社會，要求它的成員成為一種純粹的自動化機能，似乎個人生命已經真正融入了物種整體的生命過程，此時唯一需要個人作出的積極決定就是隨波逐流，也即，放棄他的個性，忘記他個人仍然感覺著的生活的痛苦與艱辛，默認一種昏昏沉沉的、‘讓人麻醉的’功能化行為類型。”

當勞動佔據了無限崇高的地位，無論人們做什麼，一切都是為了“謀生”。工作成了人的全部意義。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在《工作社會的終結》一書中剖析道，在現代社會，工作被神聖化，成為人們融入社會的不可或缺的方式。人們只有通過工作才能實現自我發展。

但同時，貝克也看到了工作社會正走向終結，以勞動為基礎的社會正走向衰落，工作社會正加速轉變為風險社會。充分就業和終身工作的黃金時代將隨著智能技術的發展而終結，不穩定就業將是一種全球趨勢。“失業、裁員、零工、外包、超長加班將陪伴每個打工人。所有勞動者都將深陷不穩定性”。

失業的不安全感侵襲著社會中的所有位置，每個人都可能是潛在的失業者、未充分就業者、缺乏工作保障的兼職者或臨時工。在這種大趨勢下，“一個人如果沒有工作，就沒有進入社會的通行證。如果找不到工作，如何才能過上有意義的生活？”

而對於漢娜·阿倫特提出的那個著名問題，貝克認為，即便是激進的未來設想，也只能給出一個自相矛盾的答案：工作——不是有償工作，而是為了獲得滿足感的工作（家務勞動、親職勞動、志願服務等）。可與此同時，每一種試圖跨越工作社會走向彼岸的構想，又都承認，想要真正徹底超越工作社會是不可能的。

在貝克看來，充分、穩定就業的時代已經回不去了，今後人們需要認識到，有償工作不是人們被社會化、得到社會承認的唯一途徑。也就是說，人類有多種多樣的活動，比如各種各樣的家務勞動、造福社區的志願活動、普通人參與的政治活動等。

但現在的情況是，在以工作為中心的當今社會，只有工作是真正有價值的活動，其他活動都被降格了。貝克提醒我們，工作之外的活動也可以造福社會，而這些活動也應該得到社會的承認，和有償工作處於同等的地位，並且在全社會得到公正的分配和相應的報酬。

再回到個人身上，我們又該如何從當下的工作中找尋價值？

近年來的韓國影視已經關注到了該國打工人的現實困境和精神難題，於是刻畫了一批看似生無可戀的職場人形象。

在《我的解放日記》中，三姐弟每天往返首爾，漫長的通勤幾乎令人無法喘息，內向i人在職場裡更是處境艱難；

《未知的首爾》中，雙胞胎妹妹在與姐姐意外交換生活後，才懂得大城市的上班族並非只有光鮮、靚麗，職場霸凌、性騷擾等黑暗在隱秘的角落裡滋生；

《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以世俗意義上的失敗者作為主角，直接將個體的無價值感拿出來探討……

這些人物身上的無力感總會在不同程度擊中現代人的內心，連日漸乾涸的身軀也感受到某種共鳴。

韓國導演李滄東今年拿下威尼斯銀獅獎的電影《可能的愛情》也圍繞著勞工話題，探討人們在失去生計之後的迷失。

關於這個問題，他也給出了一個答案：“當主宰我們生活的各種力量日益強大時，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我認為，在這樣的時代，最終支撐和維繫我們生活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愛。”他相信，無論勞動、資本或其他任何強大的力量如何試圖定義我們的生活，人類永遠不會失去追求自由的意志。

而在《中頭獎還是要上班》裡，孔恩泰將組員做的檔案保存送給她當禮物。他真誠地鼓勵這個為未來焦慮、迷茫但毫不鬆懈的年輕人：“不要把信念寄託於公司，或寄託於我。寄託於你身為這份檔案製作者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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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人中獎19億，決定不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