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商界領袖警告，法國當前政治動盪可能產生嚴重經濟後果。

英國《金融時報》9月1日報導，法國商界領袖抱怨當前法國政治缺乏確定性，也沒有達成如何修復公共財政的政治共識。

法國總理貝魯8月25日對政府2026年預算草案作解釋說明時說，為擺脫政府面臨的困境，他要求國民議會9月8日對其領導的政府進行信任投票。

1月14日，法國總理貝魯在巴黎的國民議會發表演講。新華社發（奧雷利安·莫里薩爾攝）

《金融時報》預測，這次投票結果前景不妙。反對黨已宣佈將否決政府財政赤字計畫。

左翼社會黨領袖奧利維耶·富爾8月29日宣稱該黨已做好執政準備：“我們受夠了‘要麼支援貝魯、要麼世界末日'的威脅論調。”

法國企業運動組織負責人帕特里克·馬丁警告，法國面臨真實的“衰退風險”，國家已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他在商業會議上告訴媒體記者：“訂單正在枯竭，關稅壓力加劇，如今再次疊加法國式政治風險……這無疑給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威脅。”

法國政治動盪擾動金融市場。法國基準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周突破3.5%，接近歐元區債務危機後最高水平。家樂福超市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邦帕爾說：“現在只有消費在支撐法國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對消費者最為不利……不確定性越強，產生重大衝擊的風險就越高。”

安盛集團法國區負責人紀堯姆·博裡說：“過去18個月政府持續動盪，企業家需要清晰的政策導向才能作出必要的投資決策。”

1月14日，法國總理貝魯（中）在巴黎的國民議會發表演講。新華社發（奧雷利安·莫里薩爾攝）

貝魯去年12月接任總理。此前，巴尼耶政府因不信任動議下台。針對貝魯發起的信任投票，法國工業聯合會主席亞歷山大·索博直言，貝魯的冒險舉措讓本已“噩夢般”的預算談判雪上加霜，“之前一團糟，現在更糟”。

能源巨頭昂吉集團首席執行官凱瑟琳·麥格雷戈說：“（企業需要）穩定與連貫的政策。有時我驚訝地發現，我們的官員竟如此不理解這種競爭優勢的價值。”

《金融時報》預測，此次動盪可能導致法國總統馬克宏自2022年連任以來第五次更換總理，而背景則是法國經濟疲軟和來自美國的關稅壓力上升。

資料顯示，法國2024年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GDP)5.8%。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末，法國公共債務與GDP之比已達114%。與此同時，法國10年期國債與德國同期國債的利差已接近201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新華國際頭條)

6月5日至9日，歐洲議會進行了最新換屆選舉，結果顯示代表極右翼勢力的保守主義與改革者黨團（ECR）和認同與民主黨團（ID）在議會中的力量有較大幅度上升，其議席佔全體議席近20％，成為歐洲議會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此外，在這次選舉中，一些國家主流政黨的選民支援率已低於極右翼政黨，如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等。可以說，儘管極右翼勢力尚未全面佔據歐盟和歐洲國家政治舞台，但歐洲政治“極右化”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趨勢。

6月10日，法國南特，戴著面具的抗議者站在警察面前。當日，法國多地爆發示威活動，抗議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圖/視覺中國

歐洲極右翼勢力的興起和向權力中心靠攏的趨勢，反映出歐洲最近約20年來，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發生了重要變化，而主流政黨與歐盟無力應對這些變化。這種情況下，歐洲形成了極右化趨勢。

一是經濟方面的原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09年歐債危機後，歐盟經濟增長持續疲軟，成員國失業率上升明顯，福利國家模式面臨挑戰。最近幾年發生的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進一步導致歐洲經濟增長普遍乏力。在上述背景下，受歐盟財政和各方面制約的一些南歐國家出現對歐盟“侵犯”本國主權及其能力有限的質疑。此外，由於本國精英和主流政黨無法解決經濟弊端的問題，民眾還對其執政理念和執政能力產生質疑，這些都有利於催生出一些民粹主義政黨。

二是移民方面的原因。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洲本土勞工人數持續下降，外來移民源源不斷，其中包括中東、北非地區的移民。經歷了2015年最嚴峻的移民危機後，歐洲本土居民和外來移民間的社會衝突達到一個新的高潮。這些移民帶來的文化衝擊、社會治安的持續惡化、本土居民就業機會的減少等，使一些具有高度排外主義色彩的極右翼政黨日益獲得本土居民的認同。

三是文化方面的原因。這點和移民群體有關，也與全球化有關。外來移民，尤其是中東北非移民給歐洲地區帶來的文化衝突非常強烈，尤其是宗教方面的矛盾日益增多，這讓強調基督教文化認同或主張世俗化的本土居民對外來移民產生強烈不滿的情緒，形成了極右翼政黨反移民主張的社會土壤。全球化帶來的外來文化衝擊也刺激一些本土居民強調並極力維護歐洲文化及其價值觀。

四是歐盟及其成員國主流政黨能力不足的原因。面對長期勞工短缺、經濟增長乏力、外來移民洶湧而至、歐洲本土文化和傳統價值觀遭到嚴重挑戰等方方面面問題時，作為負責處理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歐盟及其成員國政府、主流政黨的能力卻顯得捉襟見肘，都提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就為極右翼政黨通過直面問題，呼籲變革而吸引選民提供了難得機會。

當然，歐洲各國極右翼政黨並非鐵板一塊，不同國家極右翼政黨的核心主張可能有所差異。也因此，在看待極右翼政黨時，要根據他們的不同訴求來分析其意識形態重點。大體而言，極右翼存在以下幾方面意識形態，包括：反移民的民粹主義或排外主義意識形態，反對歐盟或主張限制歐盟能力、強調本國主權優先的主權主義或疑歐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基督教傳統文化價值觀和反伊斯蘭教、重視身份差異和身份認同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在經貿領域強調維護本國利益，注重貿易保護的重商主義意識形態等。因此，歐洲極右翼勢力有其共性，比如反移民、疑歐、反精英、強調身份認同等，但每一極右翼政黨的主體訴求或意識形態重點並不同。在某些方面，不同政黨間還存在理念衝突。因此，從一定意義而言，歐洲極右翼是一個大拼盤。

從短期來看，“極右化”會衝擊歐盟和歐洲國家的權力結構和政治生態；長期來看，這可能對整個歐洲內外政策造成影響，主要是制度層面、政治層面和政策層面的影響。

在制度層面的影響，最為突出的是會影響歐洲議會的力量分配。極右翼政黨力量在歐洲議會的不斷增強，會一定程度上改變歐洲議會的政黨力量分佈和議程設定，從而對歐洲議會議案的內容和歐盟政策的推行造成一定影響。

目前，歐洲議會中極右翼力量佔據近五分之一的議席。如果其中的兩大極右翼黨團聯合起來，就能在歐洲議會發揮重要影響，至少無法被佔主導地位的人民黨團（EPP）和社民黨團（SD）所忽視，或通過技術性手段將其排除在專題討論之外。

更重要的是，目前人民黨團和社民黨團及作為中右翼的復興黨團（Renew）在選後若無法結成同盟，可能無法佔據多數議席。即使他們聯合起來形成同盟，考慮到黨團內各議員來自不同國家，在議會投票中可能並不完全忠於本黨團共識而是優先考慮本國利益，從而會造成議會中多數優勢流失。在此情形下，極右翼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左右投票結果的關鍵議席，從而在歐洲議會發揮超常影響力。

另外，目前歐盟委員會主席的選舉與歐洲議會的黨團力量格局密切相關。儘管人民黨團是第一大黨團，慣例上具有推舉歐盟委員會主席的資格，但為獲得多數議員的贊同，人民黨團還需要和其他黨派力量協商合作，以使其他黨團的議員認同其推舉的候選人。因此，整體上作為第三大黨團的極右翼，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人民黨團爭取的對象。若人民黨團和極右翼聯盟，這也會最終改變歐洲議會的力量分配格局，並影響歐盟其他機構。

政治層面的影響，可以從歐盟和成員國兩個層面來看。在歐盟層面，人民黨團如果未能讓本黨團推舉的歐盟委員會主席獲得歐洲議會和成員國領導人們的認同，可能會與極右翼政黨在議會內構成聯盟。這會引發歐洲不同政黨間關係的複雜化，甚至引發矛盾。比如，社民黨團不樂見人民黨團和極右翼政黨的聯合，但人民黨團失去社民黨團支援就會難以取得在議會中的更多優勢。因此，隨著極右翼政黨在歐洲議會中的力量上升，有關歐盟委員會主席的推選會引發成員國不同政黨領袖間的爭議，並會強化有關其他歐盟領導人推選過程中更為複雜的內部政治博弈，如理事會主席、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和專員的競選等。

在成員國層面，即時的影響包括一些國家政治生態的急劇變化，包括最近發生的法國和比利時所宣佈的即將舉行大選的事件。因此，歐洲議會選舉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歐洲成員國下次大選的預演，反映了民眾對執政當局和不同政黨的態度。在此次選舉中極右翼政黨有所得勢的成員國，會經歷不同程度的政局動盪。

最後一點，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歐洲議會及整個歐洲“極右化”趨勢的強化，將會給歐盟和歐洲各國的內外政策帶來長遠且深刻的影響，會改變目前歐洲的內外政策內涵。

基於極右翼政黨的主要訴求，歐盟及其成員國在以下幾個領域的政策轉向最有可能發生。一是能源政策的變化。主張歐洲能源轉型、注重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環保的綠黨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慘敗，可能會導致歐洲在綠色發展方面的動力不足，考慮到當前歐洲能源危機的現狀，更有可能使歐洲的綠色追求有所失色。二是更為嚴格的移民政策可能會出台。歐盟和成員國層面都可能致力於對外來移民實施更嚴格的控制。三是歐洲一體化處理程序會受到較大程度的遏制，歐盟的改革可能會涉及對成員國主權限制的放鬆而不是加強，這會使得旨在推進主權讓渡的歐盟改革更加艱難。四是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可能會更濃。多數極右翼政黨主張維護本國經貿利益，這種重商主義意識形態會催生歐盟可能採取更嚴厲的對外保護主義經貿措施。五是執政風格會有所改變。極右翼力量反對精英主義和官僚主義，因此，在極右翼政黨的壓力和刺激下，各國執政當局可能不得不調整精英主義的執政模式，會引發執政策略和風格上的轉變。 (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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