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繼續堅持國際城市定位，堅持資金、人員、貨物、資料自由流動基礎上，首個五年規劃具體勾勒了香港將如何從“小政府、大市場”轉向“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結合”協同治理的路徑與目標

9月16日上午，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公佈《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該規劃針對未來五年香港發展提出了五個主要目標，以及涵蓋當地經濟、創新及建設發展的22項主要指標。

“通過五年規劃，香港的發展方向將更加清晰，資源配置更加有效，社會預期更加穩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資者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規劃在序言中提出，“建設一個更開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榮、更安全的香港，成為連接國家與世界的通道橋樑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滿機遇的國際都會。”

在宣讀被稱為香港“一五”的該規劃內容時，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規劃，是特區政府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舉措，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需要，也是凝聚社會共識、團結各界力量、推動香港由治及興、實現高品質發展的行動綱領。

他也明晰了香港“一五”規劃秉持七個理念，包括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堅持民生為本、堅持行政主導、堅持改革創新、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以及堅持規劃務實有為。

一個被當地市民普遍關注到的細節，是在宣讀相關文字時，李家超及多名特區政府官員均戴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師生設計的藍色襟章現身。該襟章寫有“一五”字樣，圖案則以雙正方相疊為意念，寓意為香港匯聚社會四面八方的資源及多元人才，以及在國際舞台上綻放光芒。

作為一份指導香港未來戰略方向及落實相關工作的藍圖，該規劃也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目標，包括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持續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加速建設北部都會區，顯著改善民生福祉等。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兩份檔案內容非常全面，致力深化香港在各個政策範疇和優勢產業的改革創新，切實提升特區的經濟及民生發展，加強統籌發展與安全和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充分體現了行政主導、立法協同的良性管治互動成果。”香港立法會G19在回應香港“一五”規劃及《施政報告》時對《財經》指出。G19為第8屆香港立法會17位獨立議員組成的非政黨合作平台，召集人為霍啟剛議員。

香港立法會議員嚴剛則在9月16日下午對《財經》表示，香港特區五年規劃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重要開端，也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加速器。五年規劃的前瞻性、科學性與務實性，意味著香港從“小政府、大市場”轉向注重頂層設計的“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結合”的協同治理模式，以系統性治理推動經濟社會中長期佈局，肩負起“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使命。

“五年規劃的關鍵在於如何將中長期發展願景，通過年度施政報告具體化為可執行的施政舉措，並建立有效的評估與問責機制。特區管治者需勠力同心，落實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讓每一項規劃目標都能轉化為市民看得見、摸得著的民生改善，讓全體市民感受並分享到持續發展的紅利。”嚴剛認為。

作為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及自由經濟體，此前中國香港的重點施政思路，主要體現在每年下半年公佈的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以及次年上半年由財政司司長負責的《財政預算案》這兩份檔案中。

在此基礎上，當地也會就土地、民生等相對聚焦的領域研究中長期的策略性發展政策。但與內地其他城市比較而言，香港被認為較少制定中長期的綜合性發展規劃。

近年來香港正試圖改善這一情況，並在一定程度上將每年的《施政報告》與國家的五年規劃進行發展策略方面的對接。此外，2022年香港也成立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由其持續對相關工作進行指導、監督與統籌。

2026年2月1日，李家超正式公開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以借此全面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

時間緊、任務重，被認為是香港製訂首個五年規劃的真實寫照。按照內地城市經驗來看，制定五年規劃的前期調研與反覆論證往往需時一至兩年。首次開展此項工作的香港，則在不足一年內實現了“從零到有”的規劃文字制定。

6月15日至8月14日，香港特區政府曾在當地舉行一系列的公眾諮詢。在為期三個月的諮詢過程中，香港特區政府曾舉辦超過100場諮詢會與巿民直接交流，也分別就規劃及《施政報告》分別收到超過1.7萬及1.1萬份意見。

前述諮詢涵蓋六大核心內容，具體包括空間規劃(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推進其他地區空間規劃與舊區更新)、經濟貿易（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及航空樞紐地位）、創科產業（推動創新科技、醫療創新及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民生社會（完善醫療、教育、房屋、福利與安老等民生福祉）、區域合作（深化大灣區建設，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其他發展（推動文體旅協同發展、綠色生活及城市安全治理）。

在正式公佈的規劃文字中，這些內容則主要以五大目標的形式得到體現，具體內容包括：

第一個主要目標為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鞏固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即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第二個主要目標為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智慧財產權貿易中心建設，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影響力顯著增強，並推動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

第三，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以北都作為高等教育和創新科技發展的主要增長引擎，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透過產業園區、大學，以及科研機構協同發展，形成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生態圈等。

第四，民生福祉顯著改善，包括持續改善社會民生，最佳化公共服務，提升醫療、教育、房屋、安老等民生領域的服務水平；加強勞工權益保障，完善就業支援措施，社會保障體系更精準到位等。

第五，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積極參與國家重大戰略，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進前海、南沙、河套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加強與內地城市在科技創新、產業協作、基礎建設互聯互通方面的合作等。

整體而言，近日在內地媒體發表題為《以長遠謀全域，以改革開新篇——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引領高品質發展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中，李家超解釋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如期出台的多層次意義，包括體現香港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的戰略思維，標誌著香港發展邁入更宏觀策略謀劃、精準施政、穩步推進的公共治理階段。

“這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檔案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充分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以及特區政府識變、應變、求變的思維變革。”李家超指出。

“香港要進行五年規劃的編制，這實際上意味著迎來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也就是可以超越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在籌劃發展時相對短期的思維，在更高維度上謀求更長期的發展佈局。以香港北部都會區的發展為例，這就不是一年兩年能夠短期見效的工作。”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經濟學實踐教授及國際合作副院長肖耿曾對《財經》解析稱。

微觀而言，前述一系列規劃內容的提出，被認為各有其具體針對性。以各界關注的金融及科技創新行業為例，此次規劃提到要最佳化證券市場效能、最佳化國際債券市場，香港還將以黃金為切入點，建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全面推動黃金交易相關清算系統、倉儲、供給和基礎建設的協同發展，充分發揮黃金戰略資產作用等。

該規劃也強調香港要推動人工智慧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產業，以人工智慧技術賦能千行百業。多維度完善人工智慧生態圈，持續全面推進“人工智慧+”行動。強化跨界融合，深化資料資源開發利用及與內地協同發展等。

匯豐亞洲及中東地區聯席行政總裁廖宜建則對《財經》表示，樂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將有關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置於首要位置。

“隨著中資企業出海進入3.0階段，中國在全球貿易和跨境投資中的比重將持續擴大。在此背景下，離岸人民幣作為支付、融資、投資及儲備貨幣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歡迎當局通過過不同措施持續提升離岸人民幣流動性，例如推出七天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投標機制等。作為連接內地與世界的‘超級連繫人’，香港將持續鞏固其作為全球首選離岸人民幣樞紐的地位，並成為推動人工智慧和前沿科技發展的全球高地。”廖宜建認為，“相信到2030年，香港將在人才多元化、數位化市場基建、資本市場廣度，以及處理多幣種交易結算能力等方面，成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

“當前中國香港穩居全球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但與紐約、倫敦存在綜合功能上的差距，同時直面新加坡全方位競爭。國家在‘十五五’規劃中明確要求鞏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服務金融強國建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香港進行相關規劃不是零散的行業政策組合，而是一套存量做強優勢、增量補齊短板、戰略升級賽道的‘組合拳’。”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發展與國資國企研究所執行所長余凌曲對《財經》解析稱。

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席春迎也對《財經》指出，香港過去幾十年，香港最成功的角色是“連接者”。但在全球產業鏈重構、數字貿易擴張和人工智慧加速應用的新環境下，僅僅完成連接已經不夠。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必須進一步升級。過去，香港金融體系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上市融資、資產管理、跨境結算和國際資本配置。未來，衡量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的標準，不僅是IPO數量、市場成交額和資產管理規模，還要看能否支援新產業從實驗室走向規模化生產，能否為科技企業提供覆蓋初創、成長、併購和上市後發展的全周期資本。”席春迎認為。

在公佈前述規劃的同時，香港特區政府亦公佈了新一份《施政報告》。兩份檔案全文合計超過10萬字。五年規劃公佈後如何落地執行，與年度性的施政報告將形成何種關係，受到的關注日益增多。

作為五年規劃公佈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今年香港《施政報告》主題為“以長遠謀全域 以改革開新篇 促發展創機遇 惠民生向未來”，即以五年規劃的長遠目光謀劃香港全域，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紅利惠及市民。

按照李家超的解釋，五年規劃不等於計畫經濟，而是一項旨在指明策略方向、發展方向以及優先範疇的規劃，同時亦是一份指導政府未來五年政策實施的藍圖。因此，特區政府每年推出政策時，都必須明確各項工作的優先順序，以確保五年後能夠達成既定目標。

“任何政府在設定指標時都會考慮類似的因素，有些事情政府必須做，指標對政府而言尤其具有約束力；有些事情政府很想做，但亦需要大家的參與，政府將發揮領導作用，協調資源並制定正確的政策。”李家超解析稱。

作為衡量標準，在這份採用代表開放、進步與穩重的深藍色作為封面色的首份五年規劃中，特區政府也提出了希望達到的多項指標，包括作為預期性指標的創新活動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力爭達3%、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價值佔GDP比重力爭達5.5%。

在目標確立方面，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主要設定了兩大類指標，其中一些指標具有約束力，另一些指標則具有前瞻性。具體而言，五年規劃中包含了前述一系列必須履行的“約束性指標”和引導市場方向的“預期性指標”，而《施政報告》則將制定多個“項目指標”。

具體而言，香港未來五年的22項主要指標涉及多項內容，包括民生指標、環境指標等內容。與內地其他城市相比，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未對實際GDP增長率設定具體數值目標，僅提出“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實際情況提出。”

作為未來發展主要新區域，香港“一五”規劃對北部都會區建設與發展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目標。圖為因進入加速建設期而貨車往來如織的北都洪水橋地區。攝/焦建

作為承載香港未來發展的主要空間，北部都會區“熟地”（已完成平整併具備基建配套、可隨時交付發展的土地）的五年產出量，則被設定為14項指標中的唯一“約束性”目標。

具體而言，相關地區的住宅在規劃期末的落成量將由約11000個單位，大幅增加至約7萬個單位。同期熟地供應亦由約120公頃增至約900公頃增長約7.5倍。此外規劃提出以約300公頃教育設施作為大學城核心，並串聯毗鄰重點產業用地、特色保育地區、康體文藝設施及周邊社區，整體發展規模擴展至超過1000公頃。

“如此大規模的教育及產業協同佈局，在香港過往城市發展規劃中相當罕見，充分展現政府打造北都知識型城市群及國際教育樞紐的長遠願景。”香港戴德梁行方面向《財經》提供的回應指出。

“相關資料反映北部都會區已由過去以規劃及土地整備為主的階段，逐步邁向全面開發、產業落地及人口進駐的新里程。隨著大量住宅、創科及產業用地陸續推出，香港未來的發展重點將由供應土地轉向營造城市。特區政府應同步推進鐵路及跨境基建網路、產業園區、商業配套、公共服務及社區設施建設，並加快引入具有代表性的龍頭企業及策略性產業，創造充足且優質的就業機會，實現真正的職住平衡。”戴德梁行副董事總經理及香港研究部主管鄧淑賢表示。

與之相關的，則是在分析這些內容的具體落實前景時，香港政商學界多位人士在近期接受《財經》採訪時也大多表示，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規劃，並不是以往發展模式的簡單延續，而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創新，核心看點在於香港能否建立一套“長期目標統領、年度政策落實、社會力量參與、市場機制檢驗”的新型發展治理體系。

在作為香港經濟高品質轉型新引擎的新興產業領域，香港立法會議員陳祖恆認為，香港可朝兩大方向著力推進：一方面，以生物醫藥、高端食品科技為例，“香港製造”的金字招牌象徵具備世界一流的品質管控、嚴格安全標準與誠信聲譽，可產生強大的品牌溢價，香港長遠可聚焦發展的高增值先進製造業；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應進一步善用自身高度國際化和專業服務的優勢，助力國家科企及其技術以香港作為橋樑“出海”邁向國際。

“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是一脈相承、環環相扣，為實現經濟高品質轉型、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謀劃出關鍵藍圖與里程碑，並期盼通過更多前瞻具體的政策措施，帶動傳統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為國家高品質發展和香港經濟發展注入力量。”陳祖恆也對《財經》表示。

依託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建設的深圳市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院（AIRS）產業研究員李立則對《財經》分析稱，香港“一五”規劃把國際創科中心、北部都會區和河套建設納入五年坐標，意味著深港創科合作有望從項目對接走向體系協同。

“香港在源頭創新、國際資本、專業服務和全球聯通方面優勢突出，深圳具備工程化、完整供應鏈與場景驗證能力。下一步可率先在人工智慧和具身智慧型手機器人領域打通研發驗證、成果轉化和國際市場拓展鏈條，把兩地優勢互補轉化為共同定義技術、孵化企業和參與全球競爭的能力。”李立表示。

席春迎進一步指出，香港近期提出的人工智慧金融治理、貿易投資便利化、數字產業合作、智能製造合作和科技人才合作，實際上已經顯示出一種新的政策方向，即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合作正在從過去以資金和產品互聯互通為主，轉向產業、技術、資料、規則和人才的深度協同。

“真正有意義的指標，應當包括香港是否形成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和產業企業，科研成果轉化率是否提高，傳統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盈利能力是否改善，北部都會區能否形成真實的產業收入和就業，上市公司是否能夠借助併購和創新實現持續成長，以及市民收入能否隨著生產率提高而同步增長。”席春迎稱，“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能否真正落地，很大程度上決定香港能否把國家支援、國際優勢和自身稟賦，真正轉化為新的產業能力、企業競爭力和市民可以持續分享的發展紅利。”    (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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